在常熟市区的南门边上，有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庄，它的名字叫“元和村”。这只是常熟数百个小村庄中的其中一个，然而就是这个元和村，它在八十年代的我国农业建设方向间题上，曾经影响了整整一个历史进程。它就是后来被中央命名的“元和模式”。别看元和村不大，但在当时很长一段时间内，元和成了新时期中国农村发展的一种全新的模式而冲击着十亿农民的心，同时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那段时间里，连元和村的人自己都给弄糊涂了，怎么天天有人山人海的参观者到自己的田间地头来？不说上自党的总书记、中央各部委头头脑脑，下至来自天南海北的农民兄弟们户就单胡乔木、费孝通、薛暮桥这样的大理论家，都至少能排成一里路长。什么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专家、什么日中农交农政农经访华团、什么西德农学博士团、什么意大利佃农考察团皮西埃利奥一行，还有非洲英语国家工会代表团，以及数也数不清的各国新闻记者团……总之，元和村那时的名气，超过了常熟有个“沙家洪”那样的名声。

读者不禁要问：“元和模式”倒底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还得从八十年代初期的元和村党支部书记姚得平说起。1997年3月的一天，我在常熟市委同志的安排下，与市文联的老袁同志一起来到元和村的村委办公室。原先约定的姚得平不知怎地走了，后来办公室主任与他电话里通话后，他还是不愿与我们见面。这使我们大失所望。之后我们才弄明白，姚得平书记这两年心头不那么顺，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总体上给人的印象是元和村已经渐失往日那闪闪灼人的光彩，在与那些后来居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崛起的兄弟村相比较中，显得有些后进了——其实姚得平用不着那么自谦与自悲，任何一种事物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要永久不衰是不客观的，何况是人，何况是靠天吃饭的农村。不过我想姚得平不见我们仍有另夕源因，不排除这位干了三十多年村党支书的老同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新问题时，需要冷静地思考些什么。而我相信一旦这种思考成熟后，这位曾经使亿万农民兄弟和全世界都曾关注过的中国农村干部，又可能闯出一个惊天动地的“模式”来。

姚得平是一条汉子，关于这一点我想历史已经作出过结论。

1982年秋，也就是在姚得平当村支书的第七个年头时，正当姚得平通过几年努力，带领众乡亲将集体经济一步步壮大，赶超城里人生活时，整个苏州地区的农业联产承包制，农田包产到户已大势所趋。元和村怎么办？当了那么多年干部的姚得平似乎感到一下没了主见。分吧，这样咱们就用不着一天到晚听上面的训斥了。支部会上，有人干脆地说。

有人马上站起来，说就是不能分。

支持分田的人立即反击道，中央号召分田到户，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方向间题，谁顶风不分田，就得从党性上认识，找找根本间题了。

反对分田的又站出来回击，说党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我们村主张分田的群众所占比例不大，原因十分清楚：全村已有六、‘七十的劳动力到乡镇企业的工厂了，再分田到户到人，工厂还办不办，田还能种得好吗？再说，咱村上辛辛苦苦一二十年搞起来的农’业机械化已基本形成，农田基本建设也很好，如果都分田到户，农机怎么办？农田基本建设怎么办？

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怎么可以左一个怎么办右一个不行呢？’这不是一般的问题，是原则和方向间题……

啊哟哟，吵死了。先听听姚书记是怎么想的么！

对，听听姚书记是怎么想的。’

——所有的目光一下盯住了姚得平。

终于，大伙见姚得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但他没有说话，而是用目光扫了会场一眼。此时此刻，整个会场静得连大伙儿的心跳声、喘气声都听得一清二楚……姚得平知道，全村的父老乡亲们都在听他的枚关他们生计命运的决定。

“分肯定是要分的。”姚得平的第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但接着马上又说道：“但都是分田也要看怎么个分法。我们元和村的情况与国家一些贫困地区不一样，一是我们的合作经济已有一定实力，工业产值已占村总产值的80％，农业发展有了坚实基础。二是农机水利、收管种都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三是大部分劳力已转向工副业生产。面对我们元和村的实际，我的意见是：建议实行“专业承包，分组联产”形式，把全村的粮田由4个工区下辖的11个小组承包。组与组之间打破大锅饭，实行定产量、定收入、定奖赔制度管理。你们大伙看，这样好不好？”

“太好了！这样一方面顾及了我们元和村实际，一方面也贯彻了党的号召么。“

“行，我看这方法好！我赞成！”

“我也赞成！”

“那就这么定了——我们元和村就搞专业联产承包！”姚得平大嗓门一张，高声宣布道。

结果元和村实行这种“联产承包制”后的第一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了386万元，比没有实行联产承包前增长了46％，社员收入比上一年增长了40％，务农劳力人均产粮9266斤，也比以前增长了23％0

元和村第一次尝到了联产承包、规模经营农业的甜头。

之后，在1984年秋季那个大丰收喜庆中，元和村又在联产承包制基础上，下出了举世瞩目的一着棋：村支书姚得平与本村四名手脚勤快的女共产党员种田能手签订了承包“合作农场”协议。当时的那份在中国农村发展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农场承包协议”书，大致有以下四项内容：

一、按照历年生产水平，核定全年向村上缴平价粮、油的数量，粮食超产部分实行村、场五五分成；

二、按照每个劳力负担25亩地的标准，平时由农场自我调节，大忙时由村办企业负责提供劳力，随叫随到。

三、为稳定职工的种粮积极性，村对农场职工实行“工资保底”办法，保证农场职工每月工资不低于村办企业职工同等水平。（当时为75元）。

四、强化农机服务工作，成立农机服务队专门为农场提供从耕种、管理到收获的一条龙有偿服务。

别小看这几条并不复杂的协议内容，它可在中国这个农业大国里几千年来第一次出现了国有集体经济条件下个人承包性质的“农民农场制度”，它使农民与土地的生产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当时四名参加签字的女场长，最大的40多岁，最小的30来岁。当姚得平让她们握笔时，据说推来推去推了好半天，才一个个庄严地在那份协议书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元和人办起了农民农场的消息，不胫而走，传到了市里，传到了省里，也传到了中南海。一时间，众说纷纭，什么样的话都有。姚得平没有动摇，元和村的人没有动摇，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他们坚信自己走的路符合邓小平同志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原则，且办农场的第一年下来，元和人的心就更踏实了。这一年，唐桂芬等四名女场长聘了18个妇女，共承包了全村550亩地，人均耕地25亩，每个劳力平均生产粮食和油料达14300公斤，平均产值4681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7.5倍和10.6倍。等于一个妇女劳力养活了50个人。如此惊人的奇迹，不仅让中国的百姓和官员们感到震惊，就连负责联合国粮食署的专家们都感到中国农民做出了不可思议的事。

一时间，关于常熟有个元和村办起了农民农场，一个妇女劳力能养活50张嘴，一年之内实现全村小康水平等等像天方夜谭式的新闻，从常熟城郊的一个小村传遍大江南北。读者们应当注意，那可是许多城市高级知识分子也只能拿百十来元工资、许多地区的农村连乡镇企业是什么都弄不太清楚的八十年代初时，“农民农场”、“小康水平”这些仿佛像共产主义一样遥远的新鲜事，竟在穷了几千年的中国现实社会中能找到，其影响力、其冲击力可想而知。然而尽管如此，元和村的这种前人从未有过的做法，是不是十亿中国农民今后要走的道路，在这一点上，干部和群众的疑虑依旧重重，甚至连已经进入小康水平的姚得平及元和人，都心里拿不准倒底自己走的这条路对不对？此时的姚得平和那四位女农场主及全体元和人的心头，既有丰收和小康的喜悦，又有众说纷纭造成的种种压力

正在此时，突然有一天元和村被告知有一位“大人物”要亲自到他们村来实地考察一下，看倒底元和村走的路符不符合中国农民今后发展的方向。

这年金秋的一天，常熟城南小村——元和村突然热闹起来，也突然紧张起来，特别是唐桂芬、钱二媛、戈凤金三位村妇和她们的支书姚得平格外紧张，因为这一天她（他）们被告知要见一位“大官”，而且还说要她（他）们讲讲当“农场老板”的事体。现在听起来这件事好像没什么，可十年前正当全国各地农村大搞“分田到户”、“承包责任田”的热潮时，情况着实有些非同小可。你想，农村搞“分田到户”是邓小平倡导的，那时全国几乎所有的农村都把原来集体的田地分给了各家各户。而就在这个时候常熟的一个小村竟不但没有把生产队的地分到农户手里，还让几个身为共产党员的农妇当起了“农场场主”，实行了比原来生产队形式更为规范的集体管理农田的方法。对元和村的这种做法，远近早有各种纷纷扬扬的说法，如今上面又有“大官”来究间，事情不能说是小的了——这涉及到农村建设的“方向问题”。

常熟人胆子够大，大到惊动了中国当局最高层。

唉，事到如今庄稼人怕啥？革职罢官不还是种地么。唐桂芬她们照旧太阳一出就驾着收割机上农场干活，季节可不等人。干农活的人向来不记时间，只有收获那金色的稻谷才是她们最惦记的。不知不觉中，在她们收割的田野上来了一批警察，后来是很多轿车，再后来便是大大小小的干部了……

“几位女场长过来，看谁来看你们了！”跟唐桂芬她们打招呼的也是位女的，不过唐桂芬猜测一定也是位“大官”。一间果真是，她就是省长顾秀莲。

顾秀莲省长笑咪咪地将三姐妹拉到一位被人围在中央的干部面前，说你们看是谁来看你们了？

嗯，眼前的这位很面熟呀！对，像是电视里经常看到的……这不是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嘛！天，这还了得！大概是我们几个闯大漏子了。女场长们的手脚都有些不听使唤了。

“好嘛，你们是庄稼地里的女老板。不简单不简单哟！”总书记伸出手一边跟唐桂芬她们握手，一边口里直夸：“做得好，你们办农场的方法好。几个人种几百亩地，养活几百口人，搞机械化农业，扩大集体经济，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也符合小平思想。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核心，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嘛。”

“哗——”是掌声还是眼眶里飞出的泪水的流淌声？总之，几位女农场长此时此刻真正体味到了什么是党的信任与鼓励。

这天傍晚收工后，支书姚得平兴冲冲地找到唐桂芬她们，异乎寻常地得意道：“怎么样，这回有总书记给撑腰，列位‘女老板’可就不用怕人说三道四了吧？”“支书你呢？”三位女农场主笑嘻嘻地反问了一声。姚得平胸脯一拍，说：“我？哈，我心黑就更踏实了。咱元和村这回是铁水进沙盘——成了模式。”

“元和模式”真如这位支书说的那样，从此名扬海内外。、这是因为它造就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农村涌现的第一代带着真正泥土气味的农民老板。

“老板”两个字在如今已不是什么新鲜字眼，可在十军前尤其是在翰寸，被人称之为‘·老板”，实际上是对你的一种批判式的讥讽。因为在那时，“老板”等于地主、资本家式的剥削者，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概念中是不可能允许这个阶层存在的。更何况，当时农村的土地刚分到农民手中，竟马上出了农场主这样的“地主”，使人立刻会联想起黄世仁那等恶霸来。你说别人叫你一声“老板”，你浑身出不出洋？

而在村支书姚得平看来，更为严重的是他的这一套做法在当时太容易被人视为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其实即便姚得平他自己也并不一定对自己村里搞的这一套能从政治上说个让人信服的道道来。但只有一点他是清楚的，那就是元和村搞农民农场而不搞把集体的地集体的生产资料分光摊尽的结果是：用规模型的少而有效的劳力，完成了全村农业耕地的高效种植，并比各家各户个体式的劳作更加省工而丰收；将省出的大量劳力去从事经济效益高的曳镇企业，使集体经济和农民收入都成倍增长……

啥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壮大，农民日子好过，乡下人的生活赶上城里人，这就是社会主义。姚得平这位祖辈挨着常熟城边的农村成长起来的村支书，其头脑里全部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这个荞他所在的元和村地处常熟城西南边，元和村西靠清流通澈明净的尚‘湖，北依风光秀丽的虞山，独特的城乡结合部，使这个村的大批劳；力有机会从事工副业，客观条件造成许多人不再也不愿从事低收大的农耕农作。同时由于村办企业又在不断发展，不可能也不合算使得大量有生劳力再回到农田里去。姚得平正是根据这种情况，才作出了让三位妇女承包全村土地，创办家庭农场的决定。他对此做法的理由是：依托村里已有的工业化，来推动村里的农业机械化，从而使农田耕作与管理专业化。

元和村在实施三个妇女办家庭农场承包全村所有耕地后，仅用了一二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农业机械化和耕作管理专业化。于此同时，由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不仅使村里从此不再需要以工补农，相反那些村办乡办企业的职工因没了责任田和口粮田的负担后，农忙季节再用不着回家种地而可以一心一意扑在工副业上。这样全村的工副业又出现一个腾飞，它反过来又帮助农场迅速提高了机械化与专业化程度。如此相互促进，元和村在1986年集体经济和农民收入及实际生活水平，均达到了“小康”。

“家家万元户，户户住别墅。电灯加电话，老少不愁用……”这首顺口溜，它真实而又形象地描述出了被社会学家费孝通誉为“中国现代化农村发展之方向”的元和村在当时的真实面貌。

常熟元和村四位妇女办家庭农场的意义，在八十年代它所起的作用，特别是对苏南地区来说，它完全不比五十年代毛泽东树立的“王国藩合作社”的意义小。自从元和村的经验被作为“模式”传播后，至少在苏南地区，迅速出现了十个百个“元和村”式的农工协调、文明现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而今天的元和村，它本身由于常熟城市的发展，使得本来就土地不多的元和村农民们，现在基本无多少土地可耕，当年的女农场主大多数当上了不种地的城市居民或企业老板，但“元和村”昔日开创的联产承包制和规模经营的农业生产新模式，至少仍为全国各地广大农村所学，并已经被写入我党沿着邓小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史册中，仅仅这一点，我想作为元和村的领头人的姚得平完全可以高高地昂起头来，因为你无愧是一位时代的农村改革先行者。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依然是。

历史总是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

几乎在元和村被世人所注目的同时，在常熟东北角的另一个以发展小集镇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乡间小镇，正在迅速崛起，它就是后来被中央领导誉为“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建设农村新集镇”的典型——常熟市碧溪镇。

1984年，中共中央的农村工作会议刚刚结束，人民日报2月25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发表了一则题为（碧溪乡发展农副工建成新型集镇）的消息，并且加了编者按语。那编者按这样说：

随着农村商品生产的蓬勃发展，．将有越来越多的人脱离土地，经营、认事林收渔等生产，并将有一部分人转入小集镇从事小工业和服务业。这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性进步，可为农业生产向深度广度进军，为改变人口和工业布局创造有利条件，并使集镇逐渐建设成为农村区域性的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建设成为农副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的集散地。常熟市碧溪乡从事社队工业生产的农民做到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生动地反映了新兴集镇的特点。碧溪镇已成为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富裕文明的集镇。

2月26日，新华社又播发了同样加“编者按”的长篇通讯（碧溪之路），那文章开头，有记者对当时的碧溪镇的一段至今读来仍叫人激动的文字——

新春伊始，正是农家闭门欢聚、休闲生息的时光。然而，在江苏省常熟市碧溪乡，却是另一番景象。清晨，通往碧澳镇的几条宽阔的马路上，自行车的铃声响成一片；数以千计的雨伞高高低低，挤挤撞撞，扰如起伏的波涛，从四面八方，向碧澳镇滚滚而来。人们浩浩****地涌进镇土的布厂、羊毛衫厂、塑料厂、针织服装厂。路上的积雪和薄冰转眼间被潮水般的人流冲刷了，消融了。然而，不到半个钟．喧闹的马路上重又归于宁静，各工厂门口的车栩里黑压压地挤满了自行车……

新华社记者笔下的这幅画面，在今天看来已经没有多少新鲜生动之处了。但在1984年那个时代，这种情景除了像深圳这样少数的开放城市可以看到外，在内地的城乡是罕见的，尤其是在一个乡级小镇，能有如此繁荣壮观的“农民从工大军”，这不能不视为是一种奇迹。与元和村不同的是，碧溪镇离常熟市区几十里，没有元和村那样可以依赖的城市从业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农村剩余劳力、改变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是广大农村必然早晚要暴露出来的重大问题。

出路在何处？

现今任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的闻永昌，是当时碧溪镇党委书记，他回忆起当年的历史转折时说，当时他们的党委采取了一面学习“元和模式”，把土地承包给有能力种好地的种田能手，一面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到1983年，全乡19000多个劳力中就有11000多个劳力已经脱离土地进厂工作。大批农业劳动力进入发展乡镇工业行列后，大大促进了乡镇企业的规模发展。与此同时，从事农业的人员少而精后，也一改过去那种“大呼隆”的生产方式，使种地人也能致富。如此农促工、工促农，很快使碧溪乡的经济跃上了历史性的快跑道。短短几年，全乡农民人均收入超千元（那时的一千元其可比价值很高），比别人提前了近十来年进入了小康水平。由于农民大批涌进小镇上班和进厂工作，昔日冷落的小集镇一下变得人多起来，人多了交易活动就多了起来，交易多了就形成商业的繁荣，商业的繁荣必然带来小镇的发展。于是乡政府抓住机遇，用发展工业生产得来的资金，大量投入对旧集镇的改造。从那个时候起，他们每年拿出几百万元用来修筑公路、兴建桥梁、改造街道、美化环境等等一系列工程建设，使小镇一下扩大了好几倍。在镇大了、厂多了、人稠了后的同时，他们又利用社队工业利润，在镇上办起了文化中心，兴建了高水准的医院、学校和一个比常熟市内还要大的购物商场……

小集镇发展后的碧溪，此时又利用现代化集镇的商业集贸优势和本乡著名的“针织之乡”优势，调动各方积极性，没花镇政府一分钱，就地建起了一个总投资为3500万元的后来闻名全国的“碧溪羊毛衫市场”（两三年后，他们又投资一亿多元进行二期工程，使这个羊毛衫专业市场成为国内之最，年成交额达20多亿，为乡级市场之首）。

刁镇有了一个大市场，就使当地整个特色经济——“针织之乡”的工副业来了个质的飞跃。此时的碧溪镇集体工业和农民家庭工业一起，都得到了大发展。同时由于市场的辐射作用，其第三产业也大踏步前进，百姓手中的钱滚滚而来。电视村之后是电话村，电话村之后是自来水村，自来水村之后是摩托车村…... 1994年，小镇借国家一类口岸常熟港的开发，一下子为动迁的800多户农民建起了面积相同、造型美观的高水准别墅800多幢，成为全苏南（不知是不是全国）最多最大的农民现代化别墅区。就在同一时间，镇政府又投资2000万元巨资，兴建了一个教育中心及一批现代化设施。至此，碧溪小镇完全形成了“工商贸教科文”一体的农民现代化新型集镇。而当地农民的生活自然不用说了，他们口袋里有钱，在家有娱乐享受，出门可以过与城市人一样繁华而舒畅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