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他的缝纫组给别人“打工”的时间不算短。后来有两件事促使高德康从为别人“打工”的小裁缝变成了走入市场的大老板。一件事是他一次带着自己厂生产的针织绦纶服装到开封市场销售，因产品质量过硬，一下全销了出去。尝到甜头的高德康从那起就有了一个信念：应该早日打出自己的产品，尽快结束为人“打工”的局面。1989年，高德康的“缝纫组”此时也早已在三年前改成了“白茹服装厂”，这一年他们与上海天工服装厂联营并实际由高德康他们唱主角的“秀士登”羽绒服投入市场后风靡华东，被评为“上海市名牌产品”，双方工厂都获得了巨大经济效益。但高德康从自身企业发展出发，开始了更审慎的思考：自己的企业如一直采取与别人联营，打市场、拿品牌的是别人，而且从经济角度自己也是拿“小头”，横竖自己都是“冤大头”。不行，这种为别人做“嫁衣”的历史再不能继续下去了！

1990年，高德康打出了第一个完完全全属于他自己的品牌“波司登”，精明的“小裁缝”一开始就到工商部门将这一牌名注册。他当时想的就像今天做到那样：让真正土生土长的常熟“波司登”，成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国际一流质量与工艺的名牌产品，去豪迈地占领世界市场！

“小裁缝”高德康清楚，有过“秀士登”的成功，并不就代表“波司登”也能有名牌效应，质量无疑是一个品牌成与败的关键。而质量并不是一句空话，它涵括了一个企业的人员整体素质、原料进货把关与先进技术设备等诸多内容。为此，我们的．界小裁缝，认出手就来了个大手笔——筹3000万元引进了一批用计算机控制的世界最先进的设备来取代双脚踩踏的老式缝纫机，当然常熟“小裁缝”特有的手上功夫是不能丢的，而且只能加强。第二步是确定企业战略，把“波司登”作为未来国际名牌从里到外地全方位包装。高德康清楚，他当年与上海人合作打出“秀士登”名牌就是因为质量与工艺取胜于别人，而现在他的“波司登”要超越“秀士登”，并且目标又是放在世界级水平之上，不在生产流程中一丝不苟地苛求是无论如何也不行的。为此，我们的“小裁缝”向全体员工提出这样的苛刻要求：“产品不达国家纺织部颁布的标准不出厂，产品工艺不达国际一流水平的不进市场，产品不达最佳设计不送向消费者”。后来，高德康的这些要求在自己的厂里都得到了实现，因而他的“波司登”也很快在国内国际市场上获得了“服装界的东方黑马”雅称——

1993年，“小裁缝”的“康博集团”被国家统计局信息中心授予“全国缝纫业十强企业”称号；

1994年11月，“波司登”羽绒服、羽绒被在“首届中国羽绒名牌产品推荐活动”中确被认为“中国羽绒名牌”榜首；

1995年6月，“波司登”羽绒服被确认为“江苏省免检产品”；

同年8月，“波司登”羽绒服又被国家授予“中国公认名牌产口”．口口，

同年9月，“波司登”羽绒服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名牌服装服饰博览会获“名牌金奖”。

同年10月，“波司登”羽绒服被确认为“中国羽绒制品专业委员会监制产品”、“国家服装质量监督中心跟踪产品”；

还是这年的11月，“波司登”服装被确认为“全国服装市场认可名牌商品”；

1996年2月，“波司登”羽绒服装获江苏省产品采用国际标准验收合格证书；

同年5月，“波司登”作为唯一的羽绒服特许产品进入亚特兰大奥运会。

你读到这里是否与我一样深深地领教了常熟“小裁缝”的真正厉害之处了？是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某一先进性，常常最有力的就是它的民族技术先进性。我说常熟不败讲的就是它在服装行业中那种具有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优势，是任何一个别的地区、别的国家都恐怕难以战胜的，而且这种状况可能会持续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这是因为：常熟之所以今天在服装业上有不败的独特优势，也是经历了持续几十年甚至是几个世纪的历史。

常熟小裁缝掀起的“波司登”浪潮，我想我和许多北京的男士女士们者会有深刻印象：那冬日里无论你走到哪里，“波司登”会带着御寒的丝丝暖意迎面而来；即使是炎热的夏季，“波司登”那秀丽逼人的广告宣传也会随时传入你的耳边……

常熟“小裁缝”就是这么厉害！其实，这种厉害仅仅只是常熟市场经济特征的表象，真正厉害的地方既非一传十、十传百的季根仙，也非制造一杆子捅出去就让全世界人都为之震惊的“秋艳”现象和“波司登”咫风的那些小裁缝。真正厉害的是由女性为主体的“季根仙”们与男性为主体的“小裁缝”们联手结成的产销组合力量！

位于苏南腹地的常熟，是个宜稻宜棉农作区。由于自然条件形成的这一水一旱的特殊性，使得这儿的农民们在历史上就有了除产粮之外的另一条生计之路，那就是女人们的针线儿活和男人们从事土布贸易与出外搞副业的专长。在旧时，这儿的女人们如果不会绣花织布就可能连婆家都找不到，而那些只会蹲在家里吃死饭的男人就会被人骂为“猪头纷”。这种女人一双手（在家绣花织布）、男人一双腿（出外跑生意）的独特的农家生存格局，数百年来一直在这一带非常习惯，成为自然其道而经久不衰地被沿袭下来。后来常熟出了一出《沙家洪》戏和里面的“阿庆嫂”，故当地把这种男人与女人之间自然形成的分工，拟作了“阿庆在外跑单帮”、“阿庆嫂在家开茶馆”的形象化比喻。

凡了解一些苏南乡镇企业发展史的人都知道，在早期的苏南农村办企业时，进厂的绝大多数是一些男性农民，他们既做工又跑销售，既可能在自家的厂里当老板，又可能在别人厂里当学徒当工人。常熟人自称这种现象是“阿庆在外跑单帮”。后来这种“阿庆在外跑单帮”成了当地乡镇企业形式的代名词。若干年过后，常熟一带的家庭企业和手工加工业也蓬勃发展起来，大批过去的绣花“季根仙”，一边种地做活一边当起“阿庆嫂”式的老板娘来了。至此，常熟式的农村市场经济模式完成了它的最初框架结构和人员的合理分工过程，而这个过程就为后来的成熟与辉煌的商市奠定了不可估量的坚实基础。这就是“阿庆”撑天下的具有资金、人才、技术和市场经验等实力与集团规模优势的乡镇企业加上就地取材、劳力廉价、心灵手巧、随机应变的“阿庆嫂”所拥有的私营企业，两种力量合而为一，她所产生的市场效益之威力你可能想像都想像不出来。

顾黎峰，有在北京卖常熟服装五年历史的小老板，他讲述自己的经营之道时这样说：我在北京销的服装全是常熟货，而且价格始终最为便宜。一条女式健美裤在市场上卖二三十块，而小贩到我这儿只用十五元就可以批到，我就能赚三四块一条，最多一天就可销几千条。后来这种货浙江人也搞，他们跟我比价，把批发价压到十四元甚至十三元，目的是想挤掉我。我说那么好吧，看我常熟人优势大还是你浙江人优势大，我就把批发价降到每条十二元，这下他们没辙了，因为如果他们也卖十二块一条，他们就会每条赔一块钱，而我不，我的货从自己家直接发出，是我“那口子”亲手加工出来的，中间没有任何环节，即使每条批发价是十二块，我还能每条赚一二块，你浙江人或其他什么人就不行。都说浙江人本事大，可在这服装上你就大不过我常熟人。

吴小固，渔民出身，现今是常熟服装城内的“中级老板”，腰缠数百万。他告诉我：他自己并没有厂，他背靠的是乡办的几个厂。常熟服装城内现在所有的货已不单是常熟本地独家的了，更多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特别是广东、福建、浙江等省的货源。但他从来不怕外地商人来到他的家门口与他抢市场。他说他真心认为外地商人来的越多他越高兴，因为外地商人把各种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货带进常熟市场来，对他这个常熟本地商人来说，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我开始不理解这一点，对此他这样解释道：如果外地商人带着好的款式好的衣服来，他可以学到别人长处，用可能是一天或可能是两至三天时间在本地生产出一模一样款式的好衣服来，而由于他是在本地生产的产品，省去了运输省去了中间环节其成本一定是便宜于外地商人的，结果是市场上出现的一种好产品最终最赚钱的还是他常熟本地人；如果外地商人带来的是一种不怎么好的货种，那么跟他常熟本地货一比不就失败了。别人失败了，赚钱的当然就是非他本地佬莫属了；市场如战场，有时一种好的货源可能就是五天七天时间狂潮，当外地商人还没来得及与哪个厂方协商妥当，．而他早已发动乡里村里办的企业成山成海地把货打到市场……

上面这两个小老板的经营现象，只是成千成万常熟经商者中的缩影。我们认同这两个小老板那在商海中“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姿态与架式，就是因为这些小老板们不但自己在商战中有一套套本领，而且他们的身后还有千个万个家庭式的企业以及无数手艺高超的“小裁缝”……

没有人斗得过常熟人的服装市场。过去温州人搞服装市场搞得比常熟人还早，但温州人既没有常熟人独特的棉花高产区和历史上的土布交易经验，而更重要的是没有常熟近百年形成的“季根仙”式的绣花女群与又能织又能商的“小裁缝”大军，以及“阿庆”和“阿庆嫂”式的合理组合与分工，所以温州人搞服装搞不过常熟人，最后温州人干脆跑到“沙家洪”的“阿庆嫂”家来了。石狮人搞服装搞得曾经红红火火，但它更没有常熟人所具备的一切条件，所以它更搞不过常熟人。还有近靠常熟的上海人、苏州人、无锡人，这些“老大哥”们当看到“小弟弟”的常熟人在服装业上大发其财时，可谓是急红了眼，他们试图凭借比常熟人更有利的地理交通优势和财大气粗等条件，与“小弟弟”比个高低，然而几年下来，‘这些”老大哥”们不得不败在了“小弟弟”手下。纵观这些“惨败”在常熟人手下的城市，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只有那些具有独特自身优势并加以正确运用和组合的真正实力者才能胜利。

值得十分注意的是，常熟服装市场的兴旺绝非我们在“中国服装城”内看到的那人流如潮的几幕，也不仅仅是在城内注册的那30000多个老板们之间的那些战斗。

我在何市镇的几个村采访，碰到几个把房子盖得像庄园式的服装老板，他们告诉我，他们从来不去市上交易，他们的客户都是直接从四面八方来到他家取货的。其中一位姓蔡的老板说，他同村搞服装的几十户人家中只有一两户没走开路子的人家才去市上交易。那天我离开庄基村的一个服装老板家时已近夜间十来点钟，而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听到他的门外车声大作，出门一看，好家伙！村头一下来了十几辆大大小小的货车。一间，方知都是上海、安徽等地的客户来此收服装的。整个交易持续了约一个来小时，我看到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有人从自家屋里往车上搬一袋袋已打包好的成品服装。那位先前采访过的老乡告诉我，在旺季时他村上几乎天天晚上是这番景象。而他们村上一排排别墅式的农民洋房就是靠这样的交易在短短几年中拔地而起的。

回到常熟市府，我对当地的官员说，你们在向上级上报“中国服装城”的年成交时“隐瞒”了太多（材料上说是100多个亿）。那官员笑笑，说这当然只能是个大概。至于你何先生在乡下看到的“民间交易”，我们就无法作出精确统计了。他进而解释道，常熟的纺织业商贸市场，其突出特点都是“前店后厂”形式。即前面是交易市场，后面是生产加工车间。有的老板看起来店面上没多少生意，可他店后面的交易正忙得不可开交。而更多的服装老板并没有市场店铺，他的工厂既为生产车间，又为交易场所，所有商品的产销之间是建立在同一阶段进行的。常常有时一批服装刚从工人手中下来，就直接成了批发商们装入麻袋的商品被运走。这种不见“市场”的市场在常熟到底有多少，到底交易到什么程度，恐泊连参与交易的那些厂商老板和购货客商自己都弄不清。

也是。关于这一点，在我的一再要求下，有位官员仍然这样回答：初测大约“民间交易”是“中国服装城”交易额的几倍或十几倍吧。

我想也只能是这样的“大概”。因为常熟服装市场所带给这片热土上的农村市场经济革命，远远绝非是几个简单的成交额数目，也绝非是我们所看到的那彻夜喧闹的市潮，而是一场前无先例的伟大壮举。正是这场革命，使常熟这个历史名城与常熟这块英雄的土地发生了不可逆转的一系列巨变。

服装业及那个中国农民第一集市的“中国服装城”，仅仅是常熟改革开放后实行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窗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