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天真是件奇妙的事情，经常无意间会聊起某个人，而这个人又正好在你的记忆中消失了很久。那一瞬间的打捞很让人振奋，就像街角的咖啡店，就像在街角的咖啡店里遇见了初恋，就像在街角的咖啡店里初恋向你投来的和你一样的目光。

总之，聊天是个好东西，哪怕我并不是那么喜欢聊天。但因为一些聊天，让我想起被记忆埋葬的某个人，或者某件事，还是挺让人欣喜的。这种欣喜能让我整个下午都神采奕奕，甚至和我聊天的人都会从我的目光中看到希望，看到期待，看到一个个鲜活的人和故事。就像某个春天，某个人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那般神奇。

我就是在一次聊天中说起郭昊的。当时郭昊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朋友的副刊上。朋友说，有个叫郭昊的文章写得真不错，我说是啊是啊，他当年可是部队里有名的笔杆子。我们像聊起一个共同的朋友一样，随意、自然、亲切，氛围友好。

郭昊是我的战友，严格地说是一个从未谋面的战友。我们是通过当年的一个军队的文学网站认识的，那个文学网站有点类似于那时的榕树下。那时候，颇有点文学爱好的战友都喜欢在上面舞文弄墨，我们就是在那里相识，并拥有了战友层面之外的一种友谊。

当然也有可能我们并不是在那里认识的，因为记忆会像梦一样，让人产生误解，比如我无数次对人说起自己在军队做过领唱的事情。每当我说起这件事，并仰起下巴洋洋自得的时候，总能收获一片嘘声，人们纷纷说，啧啧，你说话那么小声，连KTV大门都不知道在哪的人，你领唱？除非我们相信公鸡会下蛋。

我没法证明公鸡会下蛋，但我能说话能辩解，这是公鸡做不到的。我说我真的做过领唱，站在一溜队伍的前面，引吭高歌那首著名的《小白杨》。那会儿为了让自己的嗓门变大、变粗、变得嘹亮，我每天都大把大把地嚼金嗓子喉片，我们军人服务社的所有喉片全让我给买回来了，以致后来看到喉片就想吐。那段时间，我俨然像个靠嗓子吃饭的人了，像模像样地吃着喉片，像模像样地练着歌。对，我像只公鸡一样，每天扯着嗓子，高亢地唱着那首《小白杨》，直到有一天站在舞台的中央。

虽然我一遍遍地讲述事情的经过，回忆着当年的盛况，但并没有人太当回事，唯一能让他们相信的可能，就是此时此刻我站在他们面前重温那首《小白杨》。显然我没法再扯起嗓子唱那首《小白杨》，只好像小绵羊一样说那也可能是一场梦，因为连我自己都恍惚，那到底是不是真的。

所以，记忆是会骗人的。

所以，当我和朋友聊到郭昊的时候，朋友非常惊讶地说，你怎么会认识他？我轻描淡写地说我和他是战友啊。朋友说你不是在北方当兵吗，怎么会有南京的战友。

我很想说天下战友是一家嘛。但我没有说，因为我自己也想知道我是怎么认识郭昊的。郭昊这个名字太普通了，就像每个人的中学时代都有一个叫梅的女同学，我们的学生时代也都有一个叫郭昊的男同学。他们都是有故事的同学，但这些故事因为太过久远，就再也想不起来了。

但我非常努力、十分认真、异常刻苦地回忆起自己是怎么认识郭昊的，以至于朋友说你今天怎么这么闲啊。既然都说到这个分儿上了，我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去思考、去挖掘、去追索，直到在记忆的深海里找到郭昊这个关键词，并具体化、人像化、动态化。

终于，我一拍脑袋，我说我想起来了。朋友说你还真是交友甚广。我说我们真是战友，虽然不在一个地方，但我们有网络呀，千里网络一线牵，万里也能结姻缘。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我们是战友，也是网友。

朋友说，你们那会儿不是交笔友吗，怎么还网上认识的？我说交笔友是20世纪的事情，准确地说我们是在一个军队的文学网站结识，又在一个军转群里熟识的。那时候我在闹转业，郭昊也是，但不同之处在于，我是闹着要出来，他是闹着不要出来。

朋友说，你们部队的事情还真复杂，你说你俩相同的背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我说可不吗？我是真的待腻了，每天过着三点一线退休老人般的生活，但我只有二十几岁的年纪啊，我就一心想着出来闯**社会，看看花花世界。我每天都去首长办公室闹，我觉得我就是秋菊、李雪莲，我就是要讨个说法。

后来我发现郭昊才是秋菊，才是李雪莲。因为他喜欢部队，热爱部队，他把部队当成了家，他觉得是部队成就了他，他的笔下都是壮志凌云、铁马冰河、万里长城永不倒。

但是有一年，他在一次演习中摔断了腿。他说人倒霉的时候喝水都会塞牙，他说那么多人，偏偏他摔断了腿。他也知道演习都有伤亡概率，但这微乎其微的概率怎么偏偏让他撞上了？

朋友说，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连对话你都记得？

我说这不是被你勾起了回忆吗？就慢慢想起来了。那时候他报了工伤，想在部队把伤腿慢慢治好。但部队不能留他，他不能理解，他那么热爱部队，他是打算献身国防一辈子的，但现在部队不要他了，要半路丢弃他了。他怎么也想不通，不是掉血掉肉不掉队吗？不是团结就是力量吗？不是一二三四像首歌吗？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

他就像秋菊和李雪莲一样，也要去讨个说法，他跑了很多地方，从股长到处长再到科长，从他们部队到上级部队，他花了不少钱，也找了很多关系，但没有用。军令如山，在任何时刻都是行之有效的。他妥协了，服从了，他说他是军人啊，面对一纸军令，他只能服从，他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写好最后一篇报道文章。

那年的冬天，我在北京猫在没有暖气的被窝里写小说，郭昊在南京同样没有暖气的房间里写报道。那是他做部队报道员的最后一个冬天了，那个冬天异常寒冷，他异常珍惜，珍惜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他说，连每天军号响几次响几声都记下来了，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关注过军号。一直以来，军号就像闹钟一样，是一个烦人的存在，让人躁狂，令人生厌。但在那个冬天，却一下子变得温柔起来，变得像一首动听的音乐，怎么听也听不够。

那年，我们都发表了很多文章，我们互相鼓励着，像两只在汪洋里漂泊的船，我们互相鼓舞着，将各自的帆扬得高高的，却从不去想靠岸的事情。

那年春节一过，我们都要面临离开部队的现实。我说我打算“北漂”，做一个真正的文学青年，郭昊说他要参加公务员考试。他的腿伤一直没有好，而且好像会留下后遗症，他没办法再去折腾了。

郭昊真的转业了，他被通知考试，也被通知很可能去郊区的某个街道任职。

他不是在人社局吗？不在街道。朋友打断我。

我说我知道，当初计划安排是去街道，但后来他觉得自己没办法处理那些鸡零狗碎、鸡毛蒜皮的事情，就托了关系去了人社局。

朋友说，你知道得也太多了吧。一个素未谋面的人怎么会告诉你这么多？

我说，我也奇怪为什么我对一个从来没见过面的人了解这么多。但人生就是这样，你在一生中会遇见很多人，有些人天天都能遇见，却几乎不会说什么话，但有些人你从来没见过，却像说了一辈子的话。

朋友说，原来郭昊有这么多故事呢。我说他只是军人的一个缩影，类似的故事多着呢。这些故事伴着军号的响起而发生，再伴着最后一声军号的尾音而暂停。这些故事日出而生，日落而灭，似曾相识，却又不尽相同。

然后，我们就聊了许多往事，我惊讶于自己的脑容量，竟然可以把那些已经忘得一干二净的人和事再次打捞起来，并像熟稔的朋友和亲人一样，记得他们的每一个表情、每一句对话、每一个细节。

有那么一刻，我会想，他们是不是也会在某个聊天中想起我，想起我的愚钝、我的天真、我的寡淡、我的慢热、我的不入世、我的不随波逐流。

想到这些，我不禁面红耳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