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小山鼎浦曾谈到镜花与漱石本是面貌大相径庭的作家，但二者都具有“梦幻派”的特质。他在《神秘派、梦幻派与空灵派》一文中指出：“谈起梦幻派的特质，最为恰当的回答便是世间所谓的‘浪漫’一词。他们重视空想，重视情意，他们以超现实的联想唤起读者的兴致，让其翱翔于梦幻之地，深深地触及人生的真实，并在不经意间传达出沉痛的讯息——这便是梦幻派之本领，泉镜花与夏目漱石同为拥有这种不可思议的诗魂与文才之人。”他敬仰漱石的学殖，更希望读者去敬重他的诗魂，并高度评价了漱石的初期作品，敏锐地指出漱石与镜花各自的特色：
尽管文章（《漾虚集》里的作品）有长短巧拙之差异，但贯穿着同样的色彩，光辉炫目。他的情调不像镜花那般浓艳、那般富丽，而是带着简素之色、蕴含闲寂之韵，这应是其自身俳趣的流露。他独特的幽默或许也源于其长期以来俳句趣味的修养。总之，尽管镜花与他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或追求空想，或追溯直觉，在现实之中看到奇异，在梦幻之间看到真实。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确堪称同类作家。镜花与漱石，虽然其才有高下之差，但都具有优秀的诗魂……我们深切希望这些梦幻派的佼佼者不要做无益的滥作，愿他们建造雕心镂魂的纪念堂……
这是漱石初登文坛约一年半后获得的评价。与《我是猫》摹写现实、批评现世的笔法不同，《漾虚集》等作品在现实与幻想中往复，与此后的《梦十夜》《永日小品》等短篇共同构成漱石文学的“低音部”（评论家江藤淳）。漱石将《我是猫》与《漾虚集》的创作戏称为“写信”与“写诗”，后者更耗费劳力（1905年12月3日致好友高滨虚子的书信）。可见，以上称赞漱石与镜花文学是“雕心镂魂的纪念堂”等评价，所言不虚。
从年龄来看，漱石的参照对象本不应该是泉镜花，而应该是其老师尾崎红叶。漱石比尾崎红叶年长约一岁，但红叶却比漱石早两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此后，红叶从国文系退学，1885年与幸田露伴共同创立“砚友社”，开启了文坛的“红露时代”，成为拟古典派文学的大家。1897年发表代表作《金色夜叉》，更是风靡一时。漱石之妻夏目镜子在《追忆漱石》里谈到，漱石读过《金色夜叉》后不服气地说道：“你看着吧！这种小说，连我也能写！”
1903年，漱石从英国留学归国后不久，年仅35岁的“砚友社”盟主尾崎红叶因胃癌去世。1904年12月，漱石应高滨虚子之邀，开始创作写生文，1905年从1月到11月连续发表包括《我是猫》（第一回）、《伦敦塔》、《卡莱尔博物馆》、《幻影之盾》、《琴之空音》、《一夜》、《薤露行》等七篇小说。漱石这样文思泉涌、不知疲倦的创作中也有些试图超越尾崎红叶的意志吧。
尾崎红叶最器重的弟子就是泉镜花。红叶的父亲为著名象牙雕刻师，镜花的父亲也是雕金与象牙的工匠，母亲则出身于能乐世家。二人对文学创作的态度也如雕刻工匠一般，到了“雕心镂魂”的程度。相似的家世背景与艺术气质，让师徒二人虽相差五岁，却情同父子。这一关系后来也投影于泉镜花的创作中，让其在女性与父权之间挣扎摇摆。
泉镜花比漱石小六岁，从文坛资历来看，他却比漱石早近十年。二人之间也存在有趣的交流。例如，1905年漱石在《我是猫》里借用了泉镜花的《银诗笺》，对其作品颇为赞赏。泉镜花在1917年追悼漱石的文章里，也谈到1909年二人初次见面的情形。当时，漱石已是《朝日新闻》的专职作家，收入颇丰；泉镜花虽为流行作家，收入却不稳定。1909年，漱石在写完《后来的事》以后，便准备去中国与朝鲜旅行。为补空当，他将《朝日新闻》的小说连载暂时拜托给泉镜花，这便有了此后的《白鹭》（1909年10月—12月）。就在8月漱石即将起程前，泉镜花突然拜访漱石，请求预支稿费。他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漱石）看上去十分忙碌，但我们聊得却很从容。因为他是江户儿，也不会絮叨；我说一半话，他便明白了，真是干脆利落……在亲切之中自然流露出高雅的品格，虽让人感到不必客气，却又不失礼。我与他对坐着，就仿佛忘记暑热一般，真是清爽洁净之人……我平时就非常喜欢夏目先生的、那个夏目金之助的字，字的形、字的姿态、音与音的声响。夏目先生、金之助先生。虽然有些失礼，还想叫您一声：阿金！真是难免让我这旁人恋慕啊！
二人见面或许仅此一次，但初次见面便能够做到“我说一半话，他便明白了”，而且这话题还是关于借钱的事。无论是坦率求人的镜花，还是爽快答应的漱石，都堪称“清爽洁净”，由此可见他们互相欣赏、意气相投的愉快往来。
这与泉镜花和谷崎润一郎的交往形成有趣的对照。讲究洁净的泉镜花与不拘小节的谷崎润一郎气质相差甚远，却更为亲近。前者对文字与食物都有洁癖，后者却是酷爱享乐的美食家。传说泉镜花有“言灵”信仰：他创作前要在稿纸上洒清水，还把“豆腐”的“腐”字写作“府”等。小林秀雄也指出：“对文字力量的彻底信仰，成为泉镜花的最大特色。文章是这位作家唯一的神。”另外，因为他在30岁前后患过痢疾，对食物也有洁癖。一次，他与谷崎润一郎同吃火锅，由于等待食物熟透才肯吃，结果鸡肉被对方抢先吃掉，让他不得不在火锅里划分“领地”。这样的趣闻侧面反映了二人交情甚佳，也反映了二者对待文学与生命的不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