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江——从汉口到宜昌——中国的暴乱和叛乱——圣诞夜——老月和扬基旗
有三层甲板的“江和号”就停泊在汉口码头。船吃水5英尺8英寸，船长则喝威士忌。这是艘双推进的新船，长275英尺，非常适合在扬子江上游航行。外宾舱位里没有电铃，即便船长要召唤侍者，也只能敲打那些一英寸厚的隔板。那天是虎年冬月十九日，也称光绪二十八年。当我们缓慢离开码头、驶入汹涌的河道时，天色已经很晚了。夏季，汉口的水流流速是每小时6节，而现在只有2节。我穿越“中央王国”长途之旅的下一段就这样开始了。沿江两岸的景致到目前为止一直十分单调，但扬子江本身非常壮美。它是大清国西部联结人口最为稠密的东部地区，直至东海的唯一通道，也是穿越这个古老国家的唯一交通干线。在中国的旅行者可以说别无选择，只能遵循普劳图斯（Plautus）[1]的忠告——
Viam qui nescit，qua deveniat ad mare
Eum oportet amnem quaerere comitem sibi.
谁若不识前往海边的道路，
只须沿着一条河顺流而下。
华北地区有很多路上颠簸行驶着的一些稀奇古怪、没有减震器的双轮骡车，发出刺耳的声音；而在广阔的扬子江流域，就连能走那种骡车的路也没有一条，有的只是狭窄的羊肠小道。扬子江没有遭受过任何污染；我想中国的其他河流大致也是如此，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各种各样的垃圾都可做农田的肥料。任何东西，只要能使土壤提升肥力，天朝的农民就会细心储存。所以，如果没有沉淀物，我会毫不犹豫地饮用“荆江”的江水。这是人们对位于沙市上游那一段扬子江的称呼。第二天夜里，我们到了湖南岳州（岳母之州）[2]的码头，并在其对面那死寂般的缓流中抛锚。这是一个薄雾笼罩和沉闷的夜晚。
前次沿江而下旅行时，“江和号”也曾在同一个地方停泊，那时这儿正发生一场不同寻常的暴乱。根据船长的讲述，故事是这样发生的。一个厨师带着他的助手，拎着一篮柑橘上岸，打算换些鲜蛋来。一群粗野的家伙向他冲来，踢翻他的篮子，抢走他的柑橘，还把他赶进了河里。他是个身手敏捷的中国人，纵身跳上一条舢板，迅速赶往“江和号”。但他那不幸的助手则落在了那群攻击者的手中。他一边沿着船侧往上爬，一边让船上的水手取来武器。他们都是广东人，平常也都十分平和和行为端正，可是厨师的遭遇激怒了他们。于是他们带着绞盘杆、绞车杠、拨火棍和其他火器，跳上几条舢板，前去报仇。途中，他们拟订了攻击计划，勾勒了战斗要点。打架的欲望急不可待，他们在岳州码头登陆，径直朝衙门方向奔去。厨师的助手已经被人扭送到那里，正在接受审讯。这群愤怒的广东人一边往前冲，一边左右挥舞着从船上带来的铁家伙。他们撞开大门，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公堂上。审案的知县见状惊恐不已，向囚犯喊了声“无罪释放”，便拔腿逃逸了。至此，这次突袭的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结果也非常成功。可是那强悍的朝廷命官没跑多远，就吹了两声号角，召手下的军队前来营救。一场混战随即发生。士兵把救助者赶回了岸边，后者有的划舢板，有的游泳，返回了轮船。两名船上的水手失踪，另有好几个被刺刀刺伤了头部，只得卧床疗伤。自从普林尼[3]时代以来，和平就是中华帝国的常态，偶然也有些地方性的小暴乱；而在两次和平时期之间，则会发生一些范围广泛的叛乱和革命。要知道中国人在革命到来时究竟能做出些什么，不妨看看那次可怕的太平天国运动。那场运动的战斗口号是“铲除妖孽！”在那次大变动中，约一千万人直接或间接地丢了生命。倘若它成功，那么今天搭乘“江和号”沿江而上的传教士，有可能正在走向地球上的另一个国家。因为清王朝可能已被那些亲基督教的叛乱者推翻。那样的话，也许会诞生一个拥有四万万人口的基督教国家！
湖南最富有的寺庙会馆的华丽内门，门前有冥钱炉和汉白玉狮子雕像。
就在15到20年前，来扬子江上游地区的游客屈指可数，即便是现在，大家也都知道，除了传教士之外，游客依然不是很多。但有一点人们不会忘记，那就是，领事所掌握的和公众所知道的有关这个地区的信息，大多来自那些传教士。在西部的各个行省，传教士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松潘的卡卢姆正在西藏边境一带工作，他讲了一个自己的故事。寒冬的一天黄昏，地面覆盖着厚厚的积雪，一个外貌粗犷的信使急匆匆跑来，说松潘以北40里的漳腊有个病人，问他是否可以立刻与他前去看看。他同意了，随即起身出发。在经过一个镇子，走过西藏边境上的最后一个要塞后，他们看见在前面偏僻的河岸边有一个磨坊和一间孤零零的茅屋。在向导的要求下，传教士走进了茅屋，在一个房间里发现有个男子正躺在角落处的羊皮**。原来他是一个受了伤的藏人。他以沙哑的声音有礼貌地欢迎传教士的到来。然后，他伸手从背后取出一个大包裹，看上去像是一包羊毛。他急切地说：“给你。他们告诉我说，如果我能让它热着，你就能把它再接上的。”传教士接过包裹，走到窗台边，打开一看，发现那是一只男人的手，从腕关节处砍下来的。“这只手已经死了，再也接不上了。”这位传教医师说。那个幻想破灭的人似乎心都碎了，用极其凄惨的声音一再重复：“他们告诉我说，如果我能让它热着，你就能把它再接上的。”当问到他是怎样失去自己的手时，他回答说：“我带着些银两正在走路，一群强盗突然拦路抢劫。我拼命自卫，杀了他们三个人。”他称自己是猎人，靠枪生活；他说得没错，因为他无疑也是个强盗。卡卢姆发现，他曾企图抢走一个头人的女儿，所以与女方的亲戚大打出手，并因此弄丢了自己的手。这位仁慈医生的精心照料赢得了那位强悍藏人的心。后来，当这位没了一只手的藏人康复以后，经常带些野鸡和其他猎物送给他的恩人，以表自己的感激之情。此间的一位老头领曾经这样说过：“这儿的人都会拦路打劫，直到40岁才罢休，然后，他们便会去转着经轮，试图以此来赎回过去的罪孽。”
我仔细观察过甲板上那些传教士，没有发现他们有谁在破戒饮酒，也没听到有谁在诅咒发誓。恰好相反，我跟这群传教士相处甚欢，并且观察到他们的举止很优雅。我曾不止一次地看到，在甲板上成群的中国人围着一位传教士，后者正认真地讲述拿撒勒的耶稣等绝妙故事，而中国人也都听得很认真。
“江和号”上不仅有传教士，也有商人和官吏。就像其他事物一样，中国的官僚制度也是趣味盎然。清朝的命官人人能言善辩、吃喝讲究和衣着华贵。一般而言，那些官员都精明能干、绝非蠢才。我曾听说过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县官如何摆平天主教徒的事。有个当地居民找到神父，自我举荐，要求入教。经过专门教导成了教会成员之后，他与一个同行发生了经济纠纷，被告上了县衙。神父迅速来到堂上，为他的信徒辩护。他一口咬定，坚信皈依者乃心地善良之人，之所以成为被告，纯属迫害。所以，出于害怕教会，这个案子被当堂驳回。但县官不愿就此而服输，于是将原告叫到一旁，告诉他说：“你也去入教，然后把那家伙给我带来，告他同样的罪，我保你获胜。”事情果真如此。
据说有一次，慈禧太后亲自出面，要在两个大臣之间做出裁决，可她又不想让谁难堪，因为两人中，一个有鼓鼓的钱袋，一个有强大的军队。事由是如何分割一笔贵重财产，而她的裁决完全可以与所罗门媲美——那两人恰好是兄弟，她裁定由弟弟将财产一分为二，而由兄长先做选择。
在离四川省会约40里的地方，有个人杀了自己的妻子和外甥，并割下两人的头颅，到县衙告状，声称这两人通奸。为了验证真假，县官下令，让人搬来一个大木桶，放入清水，再将两颗血淋淋的头颅放进水里。“如果头颅面对面，则证明二人有罪，”他说，“如果背对背，则二人就是清白的。”两颗头颅背对背，该人被当场拿下，身系铁镣，投入阴森的大牢，等待应有的报应。对天朝官僚体制的谴责，最中肯的，虽然是无意识的，可能要算一个传教士了，他批评中国人的特征时，说了这么一段话：“尽管清朝官僚体制腐败透顶，但许多官吏个人还是正派和令人敬重的。”
离开岳州之后，我们的下一个停靠码头是沙市。据说，扬子江流域第十次暴乱就发生在此地。游客的注意力全都被吸引到一道堤坝上了，它高达25英尺，保护着身后那低于冬季现行水位的广大地区。堤坝中的一段共分三层，层层叠加，每层高度在10英尺左右。四年前暴乱发生时，这里所有的领事馆和轮船公司都尽数被毁。但奇怪的是，传教士没有受到丝毫滋扰。在沙市，聚集在江边石阶上等船的人们都穿着蓝色的长袍；这种蓝色奇观，在我的中国之行中还没有见过。
沙市有一个很有趣的皈依者。石先生是个泥瓦匠，家住金县，在当地小有名气，也受过一点教育。一天，他正走在县衙所在的大街上，突然看到一个清道夫在捡拾纸屑，从泥泞的街道上“拯救”那些备受尊崇的字纸。他拿着一本书跑来对石先生说：“劳您驾，好心的先生，请您帮我看看这个，我不识字。”石先生瞟了一眼封面，知道那是一本基督教徒的小册子。“啊，这可是好书，讲的是《旧约》《新约》和《圣经》。给我吧。”他把书带回家里仔细阅读，并决心要对这种新的教义有更多的认识，于是他四处打听，终于知道沙市就有洋人在传播这种新的教义。他动身到了五英里外的沙市，找到了在那里的瑞典宣教士，向他们讨要《旧约》《新约》和《圣经》。他们试图向他解释，说《旧约》和《新约》就是《圣经》，但在一段时间里，他却认为那些人有点自私，企图独自享受最好的东西。不过他很快被说服了，并再次皈依了基督教。去年春天，他接受了洗礼，现在是个书商和福音传道者，尽管他年纪已经很大。
宜昌的苏格兰传教士们
“江和号”上的传教士们
这里有位御史，已逾古稀之年，拥有进士头衔，可还是皈依了基督教。他粗通新学，所以成功地为他众多信奉儒教的朋友答疑解惑。
沙市县有八万人口，据说是个很差的地方，甚至还有人说，这里是中国最糟糕的地区之一；但对这般言论，我却总是表示怀疑。据我的耳濡目染，沙市的缺点跟人口相近的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相比，并没有什么更加突出之处。或许是近来有所改善的缘故吧。
正午刚过，我们的船便驶离了沙市。路途中一切相安无事，可黄昏时分发生了一场小小的骚乱。有个当地游客去找厨师讨要开水，那时船上并无开水，可他不肯就此罢休，非要不可。餐室的一位侍者怒不可遏，向那个冒犯者猛扑过去，一把拽住他的发辫，扭打起来。一个宣教士好不容易才把两个打架者分开。二副穿着背上开着大口的睡衣及时赶到，这场**才算罢休。
第二天清晨天气非常好，只可惜这良好的开端没能持续多久。河面浓雾弥漫，我们只得再次抛锚。不过，我们又上行了一段，而且沿岸的景致也常变常新。平原地区的单调让位给了丘陵地带的景色，美丽如画。在看过了无尽的平地后，我们都倍感兴奋。距宜昌下游40英里时，群山首先映入眼帘，那么壮美，那么动人。我满心欢喜，终于走完了下游那些乏味的平原和冲积盆地。正午时分，我们经过白洋镇，那里到处是石灰石采石场和石灰窑。眼前是一幅美丽的画卷：一座富丽堂皇的道观，坐落在一个迷人的山腰；远处是高耸入云的山峦；一个高高的小山顶上，孤傲地矗立着一方浅色的宝塔，其南侧的斜坡上，还有许多宝塔。在半小时的时间内，我就看到了好几座宝塔，比在扬子江上任何其他地方看到的都要多。在负鼠岬，有两只白山羊正在觅食，为了寻找暗礁，我们派出了汽艇。这艘小巧玲珑的汽艇，一边来回穿梭，一边抛下些大头系着石块的长竹竿，用来标出安全航道。一旦发现深水，汽艇则会打出一面黑旗。两个小时后，我们进入了虎牙峡。其两岸各有一座寺庙，以制约那些出没于这优美风景地段的精灵。
四川省官员张纯登（Chang Chuin Teng）
浓雾消散后，我们开足马力，直奔宜昌，到达时正好是下午5点。港口停泊着无数的当地船只。高高的江岸上，一栋栋洋房鳞次栉比。一艘中国兵船即刻开了过来，一位官员走上甲板，受命前来迎接我。遗憾的是，我已先期上岸，安排下一步的航程去了，所以错过了与他的相会。但我遇到了一个士兵，他告诉了我这位官员的来访，并说那艘炮船和一艘红色保甲船会于第二天清晨6点钟到轮船边来等我。这可是千载难逢的良机，而我也抓住了机会。一个美国游客将成为乘坐中国兵船旅行的第一人！我真诚地感谢这样的礼遇，并很高兴感受这新奇的事物。那天正好赶上圣诞节的前夕。在苏格兰宣教士丁慰宁[4]的私宅，我还见到了另外几个外国人。其中有斯图克医生，他是个精通外科医学的传教士，做了大量工作，赢得了中外人士的广泛信任，包括华人和洋人；我还结识了两位来自新西兰的女士。在这里，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中国内地会的饶兴道邀我与海思波[5]和埃文斯共进晚餐，他们俩也正要前往西部。墙壁上挂着镶嵌着宜人翠绿的祝匾，在染成大红色的洁白棉布上，写着“新年快乐”几个大字。
宜昌附近的人力耕田
用水牛耕田
圣诞节那天，六七个文武官员都送来了名帖，希望我能安排一个小时，与他们见面，但由于我很快就要继续沿河而上，我也就没能答应他们的来访。上午11点，我到那里的中国长老会教堂参加弥撒仪式。教堂里人山人海，还有好多人站在门外。参加者多达400余人，绝大多数都是基督徒。这个苏格兰传教使团在宜昌获得了巨大成功，比利时的罗马天主教神父们也在该城的制高点拥有一组高大而坚固的楼群。如果从南面进城，这些楼群最为引人注目。对岸那金字塔似的大山，十分壮丽，同样使人印象深刻。据说那里住着些邪恶的精灵，为了以往的恩恩怨怨，会越过大河，伤害这座城市，破坏这里的商业活动。为了镇住那些邪恶的妖怪，抵消它们的不良影响，富商联合达官贵人，捐赠了大笔款项，在东山上修建了一座三层寺庙。这座寺庙面对金字塔似的大山。当魔鬼蹦出时，就会将它们截住，扔回到水里去。
宜昌的意思是“宜于生财、昌盛繁荣”。常住人口有3万，流动人口约有2000人。以往所有的商业活动都集中在北门，但自从开埠以来，这个中心便移到了南门。但是生意似乎并不很好，许多当地钱庄都面临关门的窘境。那天上午就有一个钱庄老板，前来造访，询问可有什么业务需要办理。我的一个朋友问他，他的钱庄是否可靠，他答道：“把心放肚子里吧。”
宜昌罗马天主教传教使团住所
宜昌的孔庙
在散步的时候，我经过了一块与大清国海关毗邻的土地，那儿正临时被用作中国人的墓地。海关当局一直想收购这块地皮，可始终没有成功，因为地皮的主人并不愿出售。为了免遭强迫出卖，人们想出了一条妙计，足可媲美精明的约翰。附近有座庙宇，里面存放着一些棺木，是没有来得及运往先人墓地的。在中国，买卖墓地是违法行为，所以老谋深算的地皮主人便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把那些棺材搬到了这块让人垂涎的地里，使之变成墓地。他们七手八脚，着手开挖墓穴，并埋进了从庙宇借来的棺材——多数是空的，因为没有那么多尸体。现有的几具尸体都已经不那么新鲜了。
刚吃过午饭，兑换货币的钱商又突然出现在眼前，身上带着银两，说是途中的“零花”。在我的剩余旅途中，只能使用银锭和“现钱”。共有十八块银锭，每块十两。我取了八块，我的秘书和翻译也各取了五块。我们还有大约一万个铜钱，都是一吊一吊又笨又烦的东西。除了时间多于金钱的人，谁也不会为这种玩意儿去劳神费心的。
恰在这时，宜昌的道台送来了拜帖，还有圣诞节的问候，因为他知道“那天是洋人的重要节日”。他还派了一位官员伴我前行。这位官员要求见我，商议有关安排，我跟他约定下午一点见面，他便准时到来，分秒不差。
他带来了不少东西，有牛肉、羊肉、猪肉，有土豆、卷心菜，以及其他蔬菜，还有大量木炭，就算加倍消耗，也不可能在途中烧完。我们走下宜昌码头的陡峭石阶，登上那朱红色的救生船。他奉命全程伴我同行。这时已是下午3点半，我们立刻起航。离开码头时，穿过了很多平底大帆船，船尾有高大的船舱。我们升起竹帆，借着和风，很快就掠过了海关的浮桥码头。那里聚集着许多装载着皮革等应税货物的船只。然后我们继续前行，又经过了长排的其他船只——形状不尽相同、新旧也不尽一样，其式样，仍然停留在现代造船者祖先的时代。当然，也有少许现代化的当地船只。不过船主们为了“保面子”，都说是西方国家采纳了中国已经遗忘了的样式，现在模仿洋人，毕竟只能算是中国式样的复古。Fas est ab hoste doceri。[6]停泊在港湾里的英国炮艇，为了圣诞节，已经做了精心装点；但它的德国表亲，那艘停泊在对面的军舰，却没有做任何装饰。我注意到一个崭新的大型日本仓库（中国人称货栈）正在兴建之中。其实，这个建筑如果属于其他任何外国人，而不是日本人的话，我或许不会注意。它表明，在世界的这个地方，日本乃是完全清醒的。许多样子怪异的船舵，都涂了油，放在沙滩上，以便风干。这些舵值得多看看。我们沿途经过了扬子江上游的住家船。有些船上有三个房间，有些则更多，其中的一只还配有豪华的装备。到重庆的旅费千差万别，从一百二十两到几百两白银不等。我非常幸运，成了搭乘中国兵船的第一个外国旅客。
宜昌的土坟
宜昌的知府衙门
红色保甲船靠近兵船时，大约是下午4点。这时，响起了三声礼炮，以示欢迎。陪同官员身着上等丝绸，已经等在船上；舰长也已将一切准备妥当，只待护送我前往上游。他们给予我真诚的欢迎。
那位官员名叫陈强，奉命前来护送我，以确保旅途安全。他戴着用丝绸做成的美丽护耳，周边缀着精制的软毛。他带着很多行李，所以派了几个士兵去再找一艘红色保甲船。其实，我们无须如此，因为已经将这些行李做了妥善安顿，并成功地为两艘船减轻了重量。此时，要“起航”已经太晚了。我们的兵船和红色保甲船，早在清晨7点，就已经停靠在轮船的一侧了，可我们就是迟迟下不了船。那些慢条斯理的洋人和错综复杂的钱庄货币兑换手续，还有必不可少的那一块块银锭耽误了时间。向那些为了我的舒适而安排一切的中国官员致敬！至此他们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快捷、客气和耐心！
扬子江上游的红色保甲船
一切已经就绪，但已是黄昏时刻，我们都盼着能在明天凌晨出发。我感到非常舒适和幸福，从容而得意地四处搜寻，准备找出我的美国国旗，那是我始终随身携带的东西。我寻遍了所有的便携包，却没有找到。我感到胸中有个什么东西在膨胀，心里越发担忧起来。我又检查了那些大包行囊，焦急而又绝望地寻找那个自由和勇敢的象征。但是它踪影皆无！我坐下来仔细回想了一番。对了，它已经与其他行李一道，走海路去了仰光。真是茶壶煮鱼一团糟！没有那星条旗，我就不能走，也不愿走。无论如何，我必须搞到一面美国国旗来。我叫来一个士兵，并交给他一张便条，派他去见这里的一个美国人讨要一面旗子。他很快又回来拿灯笼，因为在这黑夜中，他无法分辨美国人的房屋。事实是，他去我的朋友家需要经过一片坟地，而且他并非塔姆·奥香特，不愿拿珍贵的性命去跟那些鬼怪、幽灵和妖精周旋。不过他还是回来了，并带回了话，说港口就有面旗子，长约8英寸、宽约5英寸，只怕是难以得到。尽管这个结果令人沮丧，但我决不肯就此罢休。我带着英文翻译和这位中国士兵，又去了一家名叫“老月”的布店。老月微胖，抽的烟杆足有一码长。我们坚定而又不失礼貌地推开了店门，发现八个汉子正在数着盘里肮脏的铜钱，都是现钱，放在几个托盘里，估计是一天的销售收入。虽然我心急如焚，可也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分类办法。大币统统都堆在一处，以便在制成“合法货币”时，能放在“串”的中央；而那些小币则穿在两端，使之逐渐变细，最终凑成一千钱。这一千钱的价值，对美国人来说，颇有点抵押品的味道。穿好后的钱吊，中间大两端小，看上去非常对称。
起初，老月连布匹都拒绝再卖。早过营业时间了，这时太晚了。一阵劝说后，终于卖给我3尺红布、3尺白布、一块蓝布、一卷棉线。老月的布要现钱532文铜钱，棉线要付100文。这些材料将用来做一面美利坚合众国的国旗，并将在跨越中国之行中扮演其注定的重要角色！我递给店主一块鹰洋，按宜昌的市价，值现钱820文。出于玩笑，我顺手拿起他已经穿好的1000钱，取了200文。他笑了笑，点头表示认可。这样，我购买这些东西，似乎只用了620文。在中国要弄清钱的真正价值实属不易。
宜昌的一棵神树，树上标牌上写着“有求必应”等字样。
我原本打算自己当裁缝做旗子，哪怕行期推迟也在所不惜。可老月却变得好奇起来，问我是总领事吗？我多大岁数了？有人说我十多岁，有人猜我二十几岁，大家都笑了，全然是天朝子民们的那种笑容。于是我问老月，能否为我找个愿意当晚干活儿的裁缝，在我的指导下做一面旗子。那时已经8点了，老月对我做了个肯定的手势，便消失在漆黑的狭窄街巷里。很快他就带回来一个常言所说“十里挑一”的裁缝。可他听说了要做的事（也可能是因为我）以后给吓住了，不愿接手这桩活计。老月再次出面说服他，这回就顺当多了，那位叫“全信”的裁缝终于留了下来，还另外叫了3个帮手。这个四人组合辛辛苦苦干了两个多小时。时间已经太晚，没法将所有的星都缝在旗帜的一角上去，我告诉他13颗就够了，他超额缝了1颗。鉴于这样会破坏了初衷，还可能引出误会，使人以为有某种偏心，所以我命令他必须取下一颗。正当我在寒冷的房间等待时，巡夜人敲着梆子从门外经过。他这样做是为了警告那些盗贼和杀人犯，让他们逃之夭夭，并让全城都知道，他还醒着，正在值勤。巡夜人每晚要巡更5次，每次都相隔一定时间，首次巡夜敲一下，二次巡夜敲两下，依此类推。不知是谁摇着铃铛从外面走过，那叮当声听上去就像雪橇的铃铛声一样，那是在遥远的家乡宾夕法尼亚州圣诞夜所听到的声音。啊，家乡！跟这儿是多么不同啊！对家乡的思念是如此强烈，直叫人黯然神伤。突然间，用汉语唱的圣诞颂歌那熟悉的曲调飘进了我的耳朵。一问才知道，那是住在附近的一个自食其力的店主正做家庭礼拜。感谢上帝，即便在这些肮脏破烂的中国城市里，世界之光也已开始照耀了。
宜昌方尖塔前的一位尼姑
宜昌附近的一尊凶神恶煞的石像
旗子做完了，工钱相当于25美分。辞别了工匠，我们动身返回兵船。途中遇到了那个巡夜人，正在敲打三更。已经是晚上11点了！城门已经关上，但是，一听到那位士兵说他正在护送美国的客人，门砰然打开，我们这才出得城来。
[1] 普劳图斯（Titus Maccius Plautus，前254—前184年），古罗马最受欢迎的喜剧大师，其喜剧以希腊的神话传说做基础，出色地反映了罗马的社会生活，对西欧文学影响很大。莎士比亚、莫里哀、莱辛、普希金、果戈理等，都曾从他的喜剧中寻求创作源泉。
[2] 属作者的误解。
[3] 普林尼即老普林尼（Pliny“the Elder”，Gaius Plinius Secundus，23—79），古罗马学者，名著《博物志》的作者。
[4] 丁慰宁（William Deans），1880年前后来华的英国传教士，隶属苏格兰福音会。
[5] 海思波（Marshall Broomhall，1866—1937），1890年来华的中国内地会英籍传教士，著有《圣经在中国》（The Bible in China）、《中华帝国：概论和教会概况》（The Chinese Empire: A General and Missionary Survey）和《中国内地会五十年史》（The Jubilee Story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等大量有关中国的书籍。
[6] 拉丁谚语，出自奥维德，意为：“学习无禁忌，亦可由敌教。”
礼多人不怪
Much courtesy forestalls off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