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上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的思维发展，经常接受的知识和主张决定了人的言论内容；但是长期形成的习惯则决定了人的行为方式。

性格上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的思维发展，经常接受的知识和主张决定了人的言论内容；但是长期形成的习惯则决定了人的行为方式。所以，马基雅维利认为，性格的力量不能轻易相信，言辞的豪迈也不能轻易相信，除非它们已经被习惯证明。[1]

一位史学家曾经说过一则事例：如果想要使刺杀君王的阴谋取得成功，主谋千万不能只凭行刺者的残暴性格或犀利言辞就轻易地信赖他，而是应该挑选一名早已沾满鲜血的杀手。

然而，马基雅维利没有想到会有位克莱芒，没有想到会有位拉瓦亚克，没有想到会有位若雷吉，也不会想到会有位热拉尔。[2]但是尽管如此，他的话大体上还是正确的，性格的力量确实没有习惯的力量强大，只是我们对于誓言的力量不应低估。现今的宗教活动此起彼伏，导致从来没有见过血迹的人，杀起人来丝毫不逊于职业的屠夫。在行刺暗杀方面，誓言的力量已经与习惯的力量等量齐观。不过在其他方面，还能经常看到习惯的支配地位；所以你会发现，尽管有宣誓、许诺、保证等，人们还是会一如既往地按照旧有的习惯行事，好像他们是习惯的傀儡，任凭习惯驱使。

此外，习俗惯例的力量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它的影响范围之大、程度之深，使得见识过它的每一个人感到不可思议。印度的天衣教[3]信徒居然能够平静地躺卧在干柴之上，然后点火自焚[4]，不仅他们如此，连其妻子也大部分都追寻着丈夫的轨迹一起葬身火海。古代的斯巴达有一种奇怪的习惯，男孩总是在狄安娜的祭坛上接受鞭笞，甚至一声不吭地接受残酷的暴打[5]。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我记得有一位爱尔兰叛逆者被判死刑，他曾经给总督上书，要求执行死刑的时候不要用绞索吊死他而是用藤条，因为按照爱尔兰的惯例，叛逆者处以绞刑的话一般都使用藤条。为了赎罪，俄罗斯的东正教徒会在盛满凉水的大盆里坐上一夜，直到整个身体被冻住。习俗对人的精神和肉体的强大作用，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从中可以看出，既然习惯的作用这么重大，能够主宰人的生活，那么我们必须努力培养良好的习惯。

毫无疑问，在青少年时期形成的习惯是最为良好的。我们把这种早期形成的习惯称之为教育。就我们所知道的而言，青少年的舌头更为灵活，四肢也较为柔软，因此他们很容易模仿各种声音的腔调，极易学会各式各样的运动项目，而成年人在这些方面却稍逊一筹。尽管有些聪明智慧的人，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始终可以保持灵活机动的状态，随时随地学习能够促使他们更加完美的东西，但是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非常罕见。如果说个人习惯力量的单纯独立，已经使其彰显出不小的力量，那么相互结合而成的集体力量则非比寻常，因为在集体中竞争的鞭策、荣誉的指引、榜样的教导和同伴的鼓励促使习惯的力量不断增强。毋庸置疑，想要增加人类习性中的优点和长处，要把重点放在社会各团体[6]的严明规章和纯正风气上，因为政府和国家不去改良形成美德的种子，而只是一味地鼓励已经形成的美德；但是现在这种培育美德种子的有效手段，正被用于各种非道德目标的实现，真是让人感到可悲可叹。

[1] 这种说法参见《论李维》第3章第6节，马基雅维利在这一节中谈论了刺杀君王的许多难处。

[2] 克莱芒（Jaques Clement，1564—1589）在1589年刺杀法王亨利三世；拉瓦亚克（Francois Ravaillac，1579—1610）在1610年刺杀法王亨利四世；若雷吉（Jaureguy）在1582年行刺奥伦治亲王威廉没有成功；热拉尔（Baltazar Gerard，1558—1584）在1584年在若雷吉之后刺杀威廉成功；上文所说的这些刺客都不是职业杀手，这几起有名的谋杀全都发生在马基雅维利（1469—1527）去世很多年以后。

[3] 天衣教（Gymnosophist）是印度耆那教（Gina）的一个派别，除耆那教正统的苦行主义和“三正五戒”外，该教派还主张**、不穿衣服，靠乞讨为生。

[4] 这是培根的误解，因为反对祭祀是耆那教的特征之一。

[5] 这种鞭笞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锻炼意志。古代斯巴达男子从7岁起，就要接受这种严酷的训练，18岁接受军训，20岁成为一名军人，30岁结婚以后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军营，直到65岁才得以退伍。

[6] 这里的社会团体（societies）是指各种教会教派以及在其控制之下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