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军东征依赖的是**、宗教狂热和对冒险的渴望。乌尔班二世以强有力的方式强调和宣扬了基督徒的责任和被救赎的前景，众多参与者显然都深受鼓动。十字军启动势头之迅速与猛烈，很容易被解读为一场自发的大规模运动。但实际上十字军运动也经过了精心设计：为了激起西方的回应，乌尔班二世采用的叙事手法是经过仔细权衡的，意在吸引他最需要的那类十字军战士(既指军事战力方面，也指社会影响力方面)，他也尽可能安排为一波波前往圣地的战士们提供持续的鼓励和引导。因此，想要理解十字军东征这股基督徒力量的集中释放，我们必须去探究其背后铤而走险的设计和安排。乌尔班二世的措辞字斟句酌，专门针对他的西方听众，但他的演讲所具有的吸引力又脱胎于一个更大的谋划，正是身在君士坦丁堡的阿莱克修斯一手打造了这个计划。乌尔班二世走的是一条艰难的路：激发大众的热情，募集起一支战力可观、纪律可控的军队，来满足拜占庭非常具体的军事目标。这场西方大动员是一个充满了异常精巧的政治和后勤准备的故事——其中的权衡计量是如此复杂，以致最终根本无法控制。
乌尔班二世于1095年抵达法兰西南部，他接下来的几个月都花在了为这场远征奠定基础的工作上。教皇在各地游走，会见有影响力的大人物，不断着力宣扬他的目标：击退突厥人，一举解放东方的基督徒和圣城耶路撒冷。但所有这些会谈都很少涉及远征的结构设计、具体目标抑或组织方式——更不用说“解放”东方具体而言可分解成什么步骤了。1
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因为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会议之前、之中和之后的呼吁都非常模糊，才使得人们的回应这么有力。加入前往耶路撒冷的武装朝圣被表述为关乎信仰的行为，而不是在规划一场军事运动。云集而来的骑士们是被为上帝服务的热情所驱动，或者在很多情况下，是被赎清自己罪责的愿望所驱使。但是，把后勤安排等丢在一边也有很强的政治原因：这些理应由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来处理。既然是阿莱克修斯要求得到军事力量的帮助，抗击突厥人，那他当然就应该负责对远征做出规划，并筹划各种具体事宜。
意识到自己在意大利的地位提升后，乌尔班二世大受鼓舞，开始精神满满地着手确认和招募有影响力的大人物，以期他们的加入能带动更多人参与。1095年夏天，他四处旅行，亲自去与这些人物一个个会面。他去见了影响力颇大、关系网广泛的勒皮主教蒙泰的阿代马尔。后者很快表示要抓住这个机会前往耶路撒冷。乌尔班二世还会见了勃艮第的尤德(Eudes of Burgundy)和势力强大的里昂大主教于格。他马不停蹄地在法兰西南部穿梭，先后造访了瓦朗斯(Valence)、勒皮、圣吉尔和尼姆，之后又开始北上。2
乌尔班二世随后与图卢兹伯爵雷蒙进行了接触。雷蒙在法国南部和普罗旺斯控制着广大的领土。他出身于一个与教廷联系密切的家族，同时与耶路撒冷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雷蒙的兄长威廉曾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并于11世纪90年代早期在那里去世。威廉这么做可能是觉得自己已经没法回家，又或者早就打定主意要在圣城度过自己最后的时日。3而雷蒙的虔诚也毫不逊色，他招募了一批神父，每日为他举行弥撒，行祝祷仪式，并坚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在勒皮教堂中的圣母玛利亚像前长明一根蜡烛。41080年，布里克森会议选举出敌教皇而让教会陷入分裂危机之时，格列高利七世最先求助的人就包括雷蒙。5
乌尔班二世知道，雷蒙的参与非常关键。这将表明，这场运动得到了一位重要赞助者的支持，这能够推动其他大人物投身其中。阿莱克修斯与佛兰德斯伯爵罗贝尔联系，也是出于相同的考虑，希望他的帮助能够给其他人做个榜样。因此，图卢兹伯爵的积极回应对乌尔班二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激励。同时，从另一方面来说，乌尔班二世如果能把自己树立成信仰守护者的形象，并建立起以自己为中心的联盟，那么他在整个教会的领袖地位就会更加稳固。
1095年10月中旬，教皇乌尔班二世来到强大的克吕尼修道院。他曾在这里担任过副院长。他在这里逗留了一个星期，为修道院大教堂正在新建的主祭坛祝圣。6此时，消息已经传开，人们对耶路撒冷远征的兴奋情绪正在发酵。7就在这时，教皇宣布，他将在克莱蒙会议上向信众宣布一个重要消息。他鼓励前来参加会议的康布雷主教和兰斯大主教将“本教区所有最有名望的人和最有权势的王公”都带来。8
克莱蒙会议在1095年11月召开，为会议画上句点的是乌尔班二世的那场把小亚细亚描绘成修罗场的演说。虽然教皇报道的场景骇人听闻，但却又要命地精确。这一点，他的听众们也可以通过由其他渠道得到的东方消息来印证。教皇说得很对，希腊人的帝国正在变得四分五裂，突厥人已经征服了要花整整两个月时间才能穿越的广大地域。乌尔班二世敦请他的听众们行动起来：“终止你们之间的所有世仇，平息所有的争吵，结束所有的战争，让所有不谐导致的冲突走到和解。出发踏上前往圣墓的道路，从一个邪恶的种族手中拯救那片土地。”9所有愿意如此行动的人们，都受命在衣服上戴上一枚十字架，可用丝绸、黄金或更加简单的材料制成，以表示他们是上帝的战士，在行使他的意愿。10
教皇话音刚落，“一位至为高贵之人，走向(乌尔班)，微笑着跪下，请求他的准允和祝福可以让自己踏上这段光辉的路途”。11这个人就是勒皮主教，他的重要性可见于教皇在不久后写给佛兰德斯教徒们的信中。他写道，他“已任命了代表自己领导这次辛劳旅途的人，那正是我们最亲爱的子嗣——勒皮主教阿代马尔”。12乌尔班二世演讲后的第二天，图卢兹伯爵派来的使节抵达，称雷蒙愿意参加这次远征。13这位权贵的支持早在演讲之前就已经精心设计好了，意在给启动仪式推波助澜。
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的演讲也确实在欧洲掀起了波浪。前往耶路撒冷的武装朝圣即将开启的消息迅速传开。一批精力充沛的教士被派往各地宣道，激起了人们强烈的兴趣。比如阿尔贝赛勒的罗贝尔(Robert of Arbrissel)[1]被派往卢瓦河谷，那里的贵族早就对此事关注多时，跃跃欲试；还有第戎的圣贝尼涅修道院院长雅伦托(Jarento)，也被派去招募合适的人选。他先去了诺曼底，之后转往英格兰。15法国的利穆赞(Limousin)[2]等地区积极响应，十字军启动的消息被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和极快的速度加以传扬。16
各地的教士都在传播教皇发布的音讯，并接受了严格的指令：只许精确传达，不要妄加渲染。但是吸引大众支持的主要动力还是来自乌尔班二世本人。17在克莱蒙首次发出号召后的几个月里，教皇一直待在法兰西，从一个市镇去往另一个市镇。1095至1096年间他一直都在奔波，到处说服、劝诱和敦促信众加入十字军。圣诞节前后他在利摩日(Limoges)[3]传道，1096年春又先后到了昂热(Angers)[4]和勒芒(Le Mans)[5]，之后南下前往波尔多(Bordeaux)、图卢兹和蒙彼利埃(Montpellier)，7月，又在尼姆(N?me)的另一场会议上讲话。随着教皇从一座城镇辗转到另一座城镇，从一座重要教堂来到另一座教堂，地方上的编年史家们已经对教皇来访的意图再无疑问了。正如一位史家所写的，乌尔班二世来到勒芒是为了“宣扬前往耶路撒冷的征途，他来到这些地方都是为了这个目的”。18对马尔西尼(Marcigny)[6]一座教堂的建造许可也被追溯到那一年，“当教皇乌尔班来到阿基坦，动员基督徒的军队前往遏制东方猖獗的异教徒”，19整个世界都被搅动起来，被敦促着出征耶路撒冷。20
不能亲自前往的地方，乌尔班二世就送去了信件。比如，他没有去佛兰德斯，这无疑是因为阿莱克修斯与这个地区在11世纪90年代就一直保持着较好的联系。不过，他还是送了一封信给佛兰德斯的王公、教士和人民，解释他正在努力确保东方遭迫害的基督徒们能够得到帮助。正如他们已经清楚了解的那样，东方的野蛮人正在造成巨大的破坏。“悲痛于灾害之巨，感动于虔诚的关怀，”乌尔班二世写道，“我们遍访高卢各地，全力敦促这片土地上的王公及其臣民前往解放东方的教会。我们郑重地在奥弗涅会议上将这项事业的重要性告知他们，预备消除他们的罪责。”21
参与远征就能得到赎罪的奖赏，这个想法的提出旨在更进一步扩大十字军运动的吸引力。之前格列高利七世以及阿莱克修斯一世也曾号召人们武装救援拜占庭，但那时他们谈论的都是基督徒彼此之间的义务，以及在危急关头应该表现出的团结。但教皇乌尔班二世显然技高一筹，他所提出的理由更加有力：参加远征的人不仅是在尽义务，更是在为自己赢得救赎。
乌尔班二世也经常强调远征能够赢得的精神奖励。在写给自己在博洛尼亚的支持者们的信中，教皇指出，他非常高兴地得知，有很多人想要参加前往耶路撒冷的远征。“你们还应知晓，”他继续写道，“若你们中有谁踏上了征途，不为对尘世诸物的欲望，而是为自己灵魂之救赎与教会之解放，你们将赎清自己的所有罪责，成为一场彻底而完美的告解。”22加入前往耶路撒冷的远征对那些确实有具体罪责待赎清的人也是有好处的。据一位编年史家所言，乌尔班二世曾建议那些“无法找到合适方式来赎清对自己人民犯下的无数罪孽的法兰西王公”宣誓并踏上东征路途，这会是最恰当的悔悟之举，还能带来丰厚的精神回报。23
“如果有谁因对上帝和对自己兄弟们之爱而在征途中丧生，”乌尔班二世在一封写给贝萨卢(Besalú)、安普利亚斯(Empurias)、鲁西永(Roussillon)和塞尔达尼亚(Cerdana)[7]等几位伯爵的信中说道，“他大可不必怀疑，他必定能见到自己的罪责得到赦免，因我主的仁慈大爱，他将归入永生。”24但要让十字军战士们完全接受这种殉道与救赎的观念，还需要时间。似乎一直到这场运动已经开展一段时间后，这个观念才确立下来。这可能是因为十字军在途中确实经历了深重的苦难，尤其是1098年在安条克。这就加强了一种信念：为捍卫信仰而付出终极代价者，将获得精神奖赏。25然而，虽然这种推动力非常重要，但在概述某人决定参加远征的文献中，它却极少被提及。来自普罗旺斯的两兄弟——西格的居伊与戈弗雷只是说，他们准备前往东方，“去扫**邪恶和疯狂的异教徒，因为他们导致不计其数的基督徒遭受压迫，在野蛮的暴力下被囚或被屠戮”。26
乌尔班二世将基督徒受难、精神奖赏和耶路撒冷这三个因素混合在一起，这种叙事方法非常有吸引力。而他还有另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这位教皇在法兰西各地巡游时，曾为多座教堂的圣坛祝圣，如旺多姆的圣三一教堂，以及马尔穆捷和穆瓦萨克的修道院教堂。其中大部分教堂都获赠了真十字架的碎片。27没有比这个圣物在情感上更能与耶路撒冷的解放紧密相连的了，这也是参与远征者要高举十字架(因此叫作“十字军”)，并在衣服上以此为标志的原因。28
更为深层的意义是，众所周知，真十字架的碎片保存在君士坦丁堡，从公元4世纪以来——当时君士坦丁大帝将珍贵的碎片赠予了罗马的赛索利安宫(Sessorian Palace)——就一直被用作帝国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工具。真十字架是拜占庭外交政策中最高等的馈赠。29因此，虽然乌尔班二世所分发的碎片有可能是教廷宝库中本来就有的，但更可能的是，这些与君士坦丁堡紧密相关的碎片是由阿莱克修斯一世提供的。
重要圣物的大量分发更加激发了法兰西各地狂热情绪的蔓延。与此同时，教皇还在不知疲倦地“敦促我们的人民前往耶路撒冷，猎杀占据了这座城市的异教徒，还有那些占领了基督教徒在君士坦丁堡所有土地的异教徒也不容宽恕”。30还有其他一些资源也被用于获取支持，比如11世纪初一份记录了圣墓教堂被毁的文献，其意图不仅是要让人们对耶路撒冷的局势感到愤怒，更是要故意将基督徒所受的苦难与穆斯林联系起来。31至于这场远征的真实目的(即向拜占庭提供军事援助)教皇却一般不会明说。比起讲述远征的细节，耶路撒冷的名字和它的吸引力更能让听众们心情激动。
骑士们纷纷开始为远征做必要的准备，蒙梅勒的阿沙尔(Achard of Montmerle)就是其中之一。他与克吕尼修道院达成一项协议，用自己的土地做抵押，换取了“总共2000(金币)加4头骡子”。考虑到自己前往耶路撒冷的漫长旅途肯定还需要钱，阿沙尔称，如果他死了或不打算回来了，“永久的正当财产继承权”就将转给克吕尼修道院及其“杰出的信徒”。双方的协议中写道，之所以要募得这笔钱，“是因为我希望能全副武装地参加这场为上帝而前往耶路撒冷的伟大远征”。32
其他许多人也在1095年和1096年间采取了类似的措施，用自己的土地和财产做抵押来获得贷款。各种文献都清楚表明，耶路撒冷就是最大的吸引力，在这段时期，几乎每个签署过类似协议的人都会说他们的愿望是要前往基督曾在尘世中行走过的那个地方。33通过踏上征途来换取救赎的说辞显然也很有说服力，勃艮第两兄弟的例子能说明这一点，他们“将与其他人一道踏上前往耶路撒冷的征途，以赎清自己的罪责”。34
有些人希望在出发之前就进行告解。一位来自勃艮第地区图尔尼(Tournus)的骑士于格·布洛沙尔(Hugh Brochard)希望自己做下的诸多错事能够得到宽恕，特别是他曾经侵占过圣菲利贝尔教堂的土地，现在他承认这是有罪的。35他的告解其实是基于一种担忧：自己作为一个曾经冒犯过教会的罪人，现在想要参与捍卫它的远征，还想要在披风上镶嵌或在额头上佩戴十字架，这实在不太妥当。36
不过，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也把力气花在了阻止某些不合格的骑士进行东征的努力上。梅岑科(Mézenc)的三名骑士庞斯、彼得和贝尔纳曾一直迫害奥弗涅地区勒沙福乐修道院管理下的教区居民。起初，他们三个妄想加入远征的请求遭到了拒绝，于是他们公开悔悟自己从前的过错，但这并没能说服当地的僧侣们接纳他们。修道院把这桩事情提交给芒德和勒皮两位主教来裁断，到底这三人应不应该获准参加东征。主教们聆听了对这三人的指控，“震惊于他们的残忍，但最终还是赦免了他们，理由是他们踏上去耶路撒冷的征途就已经是一种悔悟了”。37 没有人会因为他们的离开而感到伤心。但教会试图控制远征参加者的资格正是其权威和野心逐步增长的证据。
教权巩固的另一项证据是它为东征的人们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无论是否以武装形式进行，朝圣这件事都非常昂贵。长途旅行在食品、运输、装备和武器上的花费都相当不菲，而当需要做准备的是一大群人时，耗费就更是成倍增长。如同我们在蒙梅勒的阿沙尔的例子中所看到的，教会显然是可求助的对象，因为修道院、主教区和下级教区通常都拥有大量捐赠，它们有能力提供所需的流动资金和物品。作为一个非常殷实的地主，教会就是现成的借钱对象，也是很明确的买主。以布永的戈弗雷为例，他后来在1099年耶路撒冷被攻克后成为新建王国的首任国王，当他开始为旅途募集资金的时候，就选择了向教会求助。他把莫塞(Mosay)、斯勒奈(Srenay)和蒙特福孔达尔贡(Montfaucon-enArgonne)的城堡，和自己对凡尔登国的继承权通通卖给了凡尔登主教里希耶(Richier)。其他一些地产和财物则卖给了尼维尔修道院(convent of Nivelles)。列日主教给了戈弗雷一笔1500马克的贷款。通过把土地等不动产变卖为流动资金，戈弗雷成功地筹集到了一大笔钱。38“征服者”威廉之子、诺曼底公爵罗伯特从自己的弟弟——英格兰国王威廉·鲁福斯(William Rufus)那里借到了一笔一万马克的巨款，“这就意味着罗伯特无须变卖公爵领地或从第三方那里借款就能筹得十字军东征所必需的现金”。39
尽管花费不菲、路途危险，需要做的准备也复杂琐碎，但民众对教皇乌尔班二世发出的号召依然报以了空前热烈的响应。法兰西各地的人们都准备踏上东征的路途，他们纷纷聚集到了诺曼底的罗伯特及其妹夫布卢瓦的史蒂芬[8]还有图卢兹的雷蒙的麾下。布永的戈弗雷和他弟弟鲍德温，以及佛兰德斯伯爵罗贝尔二世(他在1093年接替父亲继位)也都召集起了相当数量的人马。
还有其他一些重要人物也决心参加这场远征。其中就有法兰西国王菲利普一世的兄弟韦芒杜瓦的于格。他参加远征显然受到了1096年初那场月食现象的触动。当时月亮变成了血红色，于格认为这表示他应该参加远征。40但菲利普一世本人的加入却并不受欢迎，因为他曾以自己的妻子太胖为理由抛弃了她。后来他和蒙福特的贝特拉达(Bertrada of Montfort)搞在了一起，但这个女人除了长得好看以外，风评真是一无是处。411095年，克莱蒙大公会议以通奸罪对菲利普一世处以绝罚。随着人们对远征的热情日益高涨，菲利普一世的臣民们也呼吁他参加远征赎罪，以撤销绝罚。国王召集贵族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他该怎么做。1096年夏，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只有放弃贝特拉达，才能重新赢得乌尔班二世的青睐。这很清楚地表明，乌尔班二世争取西欧权威领袖的努力成功了。42尽管菲利普一世最终没有参加十字军东征，但他的兄弟于格自愿参与，成为法国王室在远征军中的代表——这进一步鼓舞了教皇的计划。
罗贝尔·吉斯卡尔之子博希蒙德是另一名主要的应募者。据匿名作者所著的《法兰克人事迹》称，在1096年围攻阿马尔菲的时候，博希蒙德才第一次听说东征的事情。他注意到过路前往意大利南部港口的人们都高喊着“上帝所愿!上帝所愿”。这位作者称：“博希蒙德受圣灵鼓舞，下令将自己最为贵重的斗篷撕碎，做成十字架。追随他一同围攻(阿马尔菲)的骑士们大多马上响应了他。”43博希蒙德和他的手下组成了一支让人印象深刻的队伍：“他们的护胸甲、头盔、盾牌或长枪在灿烂的阳光下闪闪放光，谁能直视这样一支耀眼的队伍呢？”44
可是博希蒙德的举动并不像这份文献所述的那样完全出于自发，更没有书中描写的那么绚丽。博希蒙德给他留在巴里的心腹威廉·弗莱蒙古(William Flammengus)发了一个指令，让他在1096年春出售一批土地。这说明和其他人一样，博希蒙德已经在着手准备盘活资金参加远征了。45他迅速放弃围攻阿马尔菲，集结部下，出发东进。这同样说明，这个诺曼人之前已经做过准备，绝不是仓促做出的远征决定。
博希蒙德是个强势的人物，相貌堂堂，意志坚强，不论是对战术还是对自己的发型，他都自有主张。他不像其他西欧人那样把头发蓄到肩膀，而是坚持只留到耳际。46他是个卓越的指挥官，但他在1082—1083年对拜占庭的进攻却显示出自私和慵懒——他的部下们正在拉里萨进攻帝国军队之时，他却和朋友坐在河岸边逍遥地吃葡萄。47但从教皇的角度来看，重要的是至少有一名来自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领袖参加了远征。其他领袖很难招募到，西西里的罗杰很精明，他知道前往东方与穆斯林作战可能会让自己的领地出现麻烦，毕竟那里也住着相当数量的穆斯林。481085年，罗杰·博尔萨(Roger Borsa)继承了阿普利亚公爵领，所以他显然没有兴趣参加东征。而相反的是，他同父异母的哥哥博希蒙德曾在他们父亲去世的时候争权失利，所以此时的他当然要跳出来抓住这次前往东方冒险的机会。
乌尔班二世的计划从很多方面来看实施得都堪称极佳：早就锁定好愿意参加远征的关键人物，这样的话他们的参与就能成为推动其他人参加的催化剂。因此教皇激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骑士运动。教廷投入了大量精力散播号召人们武装东征的消息，并做了必要的安排，推动热烈的反应转化为实际行动。但他的计划当中有些部分依然很含糊。比如，远征领导权的问题一直让人困惑，有好几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十字军大部队的总指挥。至少在最开始的时候，乌尔班二世是想让勒皮主教作为自己的代表来领导这次远征的，49但其他人也觉得自己扮演的是这个角色。比如，图卢兹的雷蒙就自称是前往耶路撒冷的基督教骑士们的领袖。50韦芒杜瓦的于格对自己在军中的地位也自视甚高，随身携带了一面教皇的旗帜，表明自己是乌尔班二世在远征军中的代表。51还有些人把布卢瓦的史蒂芬视为“全军议事会的首脑和领导人”，52他自己肯定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会在写给妻子(“征服者”威廉之女)的信中说，同行的王公们推选他为全军的统帅。53
而实际上，随着这场艰难征途的展开，领导权也不断在发生变化。乌尔班二世不明确指定东征的领导人是有原因的，这些欧洲最有权势的人都自认为是教皇代表，所以教皇只有这么做才能避免伤害他们的自尊。他们彼此竞争，而谁都不好被看轻。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教皇不明说领导权还有另一个原因：这样，西欧人到了拜占庭境内后就要听从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的指挥。出于技巧和策略上的考虑，乌尔班二世可能会很谨慎地避免明说这件事，但真相还在于，拜占庭的皇帝也在操控着事情的进展。
同样，虽然十字军的终极目标是很清楚的——捍卫东方的基督教会，击退突厥异教徒，最终抵达耶路撒冷，但详细的军事目标却很不清晰。人们不怎么谈论如何征服或占领圣城，更别说将来怎么保住它了。关于他们到耶路撒冷之后具体要怎么做，也完全没有明确的计划。至于在与突厥人作战的过程中，到底要瞄准哪几座城镇、哪几个地区和省份，这些细节全都没有规划。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又有赖于君士坦丁堡，真正制定战略目标的其实是阿莱克修斯一世：尼西亚、塔尔索斯、安条克以及其他一些被突厥人夺走的重要城镇才是拜占庭进攻的首要目标。而至少在十字军刚抵达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他们是接受这些目标的。另外，对于主要考虑政治问题的教皇来说，军事计划是次要的，相对没那么重要。
对十字军的人员招募过程，阿莱克修斯皇帝的筹划也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阿莱克修斯需要的是军事帮助，而不仅是空洞的好意。他需要吸引具有战斗经验的人来抗击突厥人，因此，教皇乌尔班二世也相应地反复强调了这一点。正如当时的一位教士所说：“我所处的位置让我能够亲耳听到教皇乌尔班大人的言语，听到他即刻开始敦促俗世的人们前往耶路撒冷(武装)朝圣，但与此同时，又禁止僧侣前往。”54对于禁止“不适合战斗者”参加远征，另一位编年史家称：“因为这样的朝圣举动与其说是帮助，不如说更像是在拉后腿，没有任何实际用处，反而徒增负担。”55
一份文献称，在“基督徒普遍和狂热的响应潮”中，教皇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才能阻止那些造成阻碍者参与。561096年秋他在写信给托斯卡纳的瓦隆布罗萨修道院时，就很明确地谈到了这一点：“我们听说，你们有些人想要与前往耶路撒冷的骑士们一道出发，怀揣着解放基督教的良善好意。这是一种极好的牺牲，但准备如此行事的人却错了。因为我们是在鼓舞骑士们踏上征途，只有他们或许才能遏制住萨拉森人的蛮行，让基督徒们重获往日的自由。”57而他在之前写给博洛尼亚居民的信中所说的也基本相同。58
高级教士们强化了这样的信息，但也实在遭遇了不少困难。图卢兹主教花费了不少力气，才让一位富有的女士阿尔泰亚的艾美利亚(Emerias of Alteias)打消了亲自参加远征的念头。之前她可是决心坚定，甚至已经“在右肩佩上了十字架”，还发誓要抵达耶路撒冷。主教大费周章地劝说她，或许成立一所济贫院可能会更受欢迎，她才很不情愿地同意不亲自前去。59
对阿莱克修斯来说，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才是最重要的，而这支军队的规模也相当关键。君士坦丁堡方面必须提前作好后勤准备，这样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接待大批人马。中央还必须作好必要的计划，指明在西方人抵达拜占庭境内后如何迎接、引导并为他们提供补给。这可能也是教皇为什么在最开始就坚持让所有想要参加远征者必须许下特定誓言的原因之一。在皮亚琴察，听取了拜占庭使节们的倾诉后，“我们的教皇大人号召众人起而担责，发誓以上帝所愿前往那里，为皇帝提供最忠诚的帮助，竭尽所能抗击异教徒”。60克莱蒙会议上乌尔班二世又重申了这一点，强调必须正式公开宣誓自己是以这样的意愿来参加的。61另一方面，人们也受到威胁说，如果退缩反悔，后果将极其严重。他们被警告道，他们是在背弃上帝，“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马太福音 10:38》)。
没有任何正式的记录表明，到底有多少人准备高举十字架前往东征。而且我们也不清楚当时的条件下是否有可能做这样一份记录。不过，有一点却是显而易见的：确实有相当多的人热情地投身其间。十字军运动能形成这样的规模，很重要的一点要归功于乌尔班二世在招募法兰西骑士时起到的核心作用。很多次，教皇都亲自聆听了即将东征者的宣誓。63而且每次他都会亲自与重要人物会面，并在利摩日、安茹、勒芒、图尔、尼姆等地方为十字军东征宣道。他当时就能感觉到，尽管具体数量很难确定，但确实有庞大的人群都呐喊着要参与东征。
野心勃勃且对前景乐观的教皇，还有远在君士坦丁堡四面受敌的皇帝，都希望能有数量可观的人响应他们武装东征的号召，但他们谁也没有估计到最终会形成这样的宏大规模。教皇一直密切关注着西班牙11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局势变化，他也用类似的方式鼓励可能前往西班牙作战的十字军战士们，但骑士们却并没有因此而纷纷前往伊比利亚半岛。64与此相反，让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得以开始，同时也让欧洲为之狂热的原因，一方面是耶路撒冷，另一方面则是人们一直密切关注着东方局势，其中，以小亚细亚的极速崩溃最能刺激人们的神经。
虽然只是粗略的估计，但准备参与远征者的人数确实以某种方式传回到阿莱克修斯那里，因为皇帝据此开始做起了准备。十字军战士们分成多个规模较大的团队穿越拜占庭领土时，都得到了皇帝提供的补给，这可以充分说明一个事实：皇帝已经事先做了周密的安排，在进入帝国的边境地带以及通往君士坦丁堡的主要路线沿线都做了必要的准备。
这些准备工作之所以成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关于远征的明确时间表在一开始就被确定了下来。教皇将出发日期定在了8月15日——夏季最为重要的神圣节日，圣母升天节。这一方面是想要对即将展开的旅程做一些时间规划，另一方面也是意在给拜占庭方面足够的协调时间。如果在夏天，也就是在乌尔班二世于克莱蒙发表演说9个月后出发的话，那么，阿莱克修斯就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储备西方人到达后所需的粮草。
这件事在基伯托斯(Kibotos)[9]表现得最为紧迫。这个地点事先就被阿莱克修斯确立为集合点，西方各路骑士们将在此整编为一队，准备攻打尼西亚。届时预计将有成千上万人来临，因此阿莱克修斯在这里做了大量的后勤准备：食物储备、日常供应、商户引入都是按照会有大批人马涌入的标准预备的。65甚至他还迅速建造起一所拉丁修道院，以满足西方来客的精神需求，同时也能表明阿莱克修斯对罗马天主教礼仪所持的开放态度。66
东征的其他方面也需要仔细谋划。对于怎样更好地监管这一大批来到东方的西方人，君士坦丁堡也预先做了准备。“皇帝召来了罗马军队的一些将领，派他们前往迪拉基翁和阿夫隆纳周边区域，指示他们妥善地接待从海路前来的人，并为这些人供应充足的补给。他们将密切监视并尾随这些人，万一来者沿路抢劫或偏离路线洗劫周边地区，他们就会小规模地与之交火加以制止。这些官员都带有懂拉丁语的翻译，其职责是防患于未然，将事故平息于萌芽之中”。67
为保证十字军能在帝国领土上顺利行进，拜占庭方面还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布永的戈弗雷到达帝国边境后，获得了一份特别许可证，可以从一些不对当地居民开放的市场上获取补给。68这就意味着十字军在沿路是很容易获得食物的，避免了这样一支规模庞大的武装力量因为给养不足而变得躁动惹事。同时，这也能让中央可以预先确定食品价格，把一定会出现的价格飙升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防止当地的商人利用供不应求的态势大肆抬高价格。
阿莱克修斯还下令，等西方人一来到拜占庭境内，就慷慨地赠予他们大量金钱。这个举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给那些初次与帝国有接触的人留下好印象。但正如一位评论家敏锐指出的，这还是一种非常聪明的经济学行为：皇帝分发出去的所有钱财都被花在了购买皇室代理人提供的商品上，最后这些钱又回到了帝国国库。69
封闭的专营市场加帝国赠礼，这种模式在拜占庭西部各个省份中执行，也在前往君士坦丁堡的两条主要干道沿线不断复制。1096年秋，布永的戈弗雷来到巴尔干半岛的城镇奈索斯(Naissos)[10]，他很高兴地收到了谷物、大麦、葡萄酒和橄榄油，以及皇帝送给他作为私人赠礼的大批野味。他的人马再次得到特许证，能够到市场上购买补给，而且能出售自己的任何东西。戈弗雷一行人在这里待了好几天，“物资丰富，人欢马畅”。70博希蒙德在穿越了伊庇鲁斯、马其顿和色雷斯的贫瘠区域后，军中储存的葡萄酒和谷物竟然还增加了，这再次说明，阿莱克修斯预备的后勤体系是多么有效。71
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事项就是十字军们的行进路线。十字军的主要领导者们是分多路、多支队伍来到君士坦丁堡的。有些人，如布永的戈弗雷，横穿德意志和欧洲中部，从陆路前往拜占庭帝国，其间一路穿越了巴尔干半岛，最后来到帝国的首都。而其他人则沿意大利一路南下，在阿普利亚登船，渡海来到伊庇鲁斯，然后沿着连接新罗马和旧罗马的艾格纳提亚大道(Via Egnatia)行进。佛兰德斯的罗贝尔、韦芒杜瓦的于格、布卢瓦的史蒂芬和诺曼底的罗伯特都选择了这条路线，来自意大利南部的博希蒙德和他的诺曼人小分队也是如此。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这些权贵人物选择这条路线与阿莱克修斯有关，但各支人马行进的间隔似乎都有条不紊，简直称得上完美，那就不太可能是巧合。他们的分批抵达，减轻了对拜占庭的资源和后勤造成的压力，因此有理由假定他们是特意做过协调安排的。
有一个事例突出表明皇帝参与了东征初期阶段的规划，甚至在十字军抵达帝国边境之前，皇帝就已经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已经看到，图卢兹的雷蒙是教皇最先接洽的权贵之一。他的财富、地位和之前曾给予教廷的支持都使他成为教皇的强大盟友。这位伯爵挑选了一条艰难的路线，穿越了斯拉沃尼亚(Slavonia)[11]。“一块被废弃的土地，山峦重叠，难于通行，有三个星期，我们既没看到一头野兽，也没看到一只飞鸟。”他的一名随从这样记录道。这片领土危机四伏，雷蒙一行经常受到攻击，不时有人被杀。浓雾、密林和陡峭的山地都让这支队伍在南下的路途上难以自保。而伯爵的回应是对当地人施以报复，他弄瞎了一些人，砍掉了一些人的脚，黔了一些人的脸作为严厉警告。72这段旅途实在太艰难了，以致雷蒙的随军牧师只能宣称上帝是在借助十字军的苦难和力量来敦促“野蛮的异教徒们”背弃罪恶，与末日告别。73
事实上，图卢兹伯爵选择这条路线是有理由的，他是为了乌尔班二世而要去征服康斯坦丁·博丹(Constantine Bodin)，原因是这位塞尔维亚统治者在十字军东征前夕对拜占庭实施了侵扰，还和敌教皇有接触，这些都激怒了乌尔班二世。雷蒙这样重要的人物居然会途经泽塔(Zeta)这样偏远的沿海地区，这就表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曾经历过多么精细的预先谋划。雷蒙沿达尔马提亚海岸南下的事实就再清楚不过了，明显是阿莱克修斯皇帝和教皇携手谋划的结果。按照设计，十字军人马到来后的第一步是进攻尼西亚，驱逐小亚细亚西部的突厥人，之后阿莱克修斯再对其他地区示警，借机有所突破。而图卢兹伯爵这样与教皇关系密切的人，因为值得信赖而被选中走一条不寻常又艰难的路，从而给博丹施压，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因此，毫不奇怪，博丹对图卢兹伯爵一行表现出了敌意，将他作为皇帝的代表和塞尔维亚独立的威胁加以攻击。74但是，此后数十年里，帝国的西北边境再无军情。这显示出，阿莱克修斯能从对耶路撒冷的远征中获益良多。
1096年下半年，有大批人马正在路上行进，去东征路上的第一站君士坦丁堡。有人估计，可能有多达8万人参加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75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出现过这样大规模的、有组织的、长距离的人员流动。这给来自西欧各地的参加者们带来了种种问题。“由于如此多人从西方各国前来，”沙特尔的富歇写道，“每一天，在行军的路上，这支队伍都在一点点壮大，从为数不多的小群体演变为一队队的骑士。你可以看到来自各个地方的数不清的人，操着各种语言。”76随后他又罗列了远征队伍中人员的多样性：“谁曾经在一支军队中听到过这么多种语言糅杂在一起呢？这里有法兰克人、弗拉芒人、弗里斯兰人、高卢人、阿罗布鲁日人[12]、洛林人、阿勒曼尼人、巴伐利亚人、诺曼人、英格兰人、苏格兰人、阿基坦人、意大利人、达契亚人、阿普利亚人、伊比利亚人、不列吞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如果有不列吞人或条顿人要问我问题，我还真是听不明白也回答不了。”77
这场远征号称是基督教大团结的展示，是教会分裂、地区认同、世俗与神学争端都被忽略的特别时刻。但它首先是罗马与君士坦丁堡达成合作的时刻，是彰显乐观主义伟大事业的时刻。1098年的巴里大会议及次年的罗马会议试图解决几十年来东西方教会间关系破裂的问题，这让教会联合显得已经触手可及。如果事情进展顺利的话，在西方人的帮助下，拜占庭人将最终能在小亚细亚与突厥人一较高下。而参加远征的人们热切地渴望抵达圣城。随着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一种乐观的情绪在四下蔓延。
但是，虽然十字军东征能够带来巨大的好处，阿莱克修斯和乌尔班二世也承担了极大的风险。一旦启用了十字军，他们也就创生了一场自己都未必能控制得住的运动。在对十字军初始阶段的描述中，安娜·科穆宁娜就提出了关于这种矛盾的警示。她写道，众多报告称，不计其数的来自西方的队伍正在来拜占庭的路上，这让皇帝深感不安78。“他们热情满满，**万丈，拥塞了每一条交通要道，伴随这些战士而来的还有大批平民，数量比海滩上的沙子或天空的星星还要多。他们身披棕榈叶，肩佩十字架。如同从四面八方汇入大河的支流一样，正全速向我们涌来”。79这可不是拜占庭皇帝曾期待的纪律严明、战力高效的部队。可是，到底是哪里出错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