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军东征开始之前的那十年，人们见证了基督徒大团结：基督教历史被一再强调，东西方之间的那种命运共享的情感被大大强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跨欧洲的人口流动和观念传播的结果，但这也是拜占庭官方刻意宣传培育的结果。

当然，东方和西方之间一直不乏交流互动，但11世纪，在拜占庭帝国急切地想吸引西方骑士前来君士坦丁堡的情况下，这种交流更多由官方推动并日益变得制度化起来。拜占庭帝国甚至在伦敦设立了一个招募署，用来激发追名逐利的人东进的愿望。派驻那里的拜占庭官员向想要东进的人们保证，他们在君士坦丁堡会得到很好的照顾。1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一直雇用了一批各种语言的翻译，随时准备迎候前来为皇帝服务的人们。2

有时候情况看起来似乎是西方在努力制止想要冒险的年轻人离家远行。安瑟伦(Anselm)是诺曼底极具影响力的贝克修道院的院长，之后又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11世纪末，他写给一位名叫威廉的年轻诺曼骑士的信件表明，拜占庭帝国提供了诱人的奖赏召唤人们前往东方，这在当时是尽人皆知的事情。安瑟伦建议，不要被充满**的承诺打动，而要遵循上帝为你构想的真正命运，即成为一名僧侣。威廉或许遵循了安瑟伦的建议，但也可能并没有：同一封信还揭示出，他的兄弟已经前往君士坦丁堡，而威廉很可能步其后尘。3

骑士们源源不断前来，受到拜占庭上下的欢迎，甚至在阿莱克修斯登基之前就已是如此。与主要由步兵武装的拜占庭帝国军队不同，西方军队的战术已经进化到更强调骑兵的阶段。西方在武器装备上的进步意味着重装骑兵在战场上将更令人生畏，而他们在战术策略上的进步又加强了这种优势：骑兵们如果列队直线挺进或防守，就能发挥其最大战力，4他们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这在对阵佩切涅格人和突厥人这样的快速移动型敌人时威力很大，功效显著。因为快速移动战术的目的是冲散敌人，然后将从主力中散落出来的零散力量各个击破。

但君士坦丁堡内也不是所有人都很欢迎这些来自西方的野心家们。“法兰克人之子”埃尔维(Hervé Frangopoulos)于11世纪50年代在小亚细亚非常成功地抗击了突厥人的游袭，得到皇帝慷慨的封地赏赐和极高的头衔。但帝国内对他的憎恶情绪日益发酵，最终，他被大石绕颈，沉尸地中海海底。5罗伯特·克里斯平(Robert Crispin)是另一位在拜占庭获得非凡成就的西方人，同样也招致帝国贵族们的妒恨：他最终没有战死在与突厥人对抗的沙场上，而是死于君士坦丁堡敌对者的毒药。至少当时欧洲的流言是这么说的。6

随着小亚细亚的局势在11世纪末期日益恶化，阿莱克修斯越发渴求来自帝国外的帮助。与他同时代的欧洲各地的人们都开始注意到，11世纪90年代君士坦丁堡越来越多地发出了焦急的呼救声。奥拉的埃克哈德(Ekkehard of Aura) 记录道，阿莱克修斯派发出来的使节和信件“甚至连我们都能看到”，信中呼吁人们相助，应对“卡帕多契亚和横贯罗马尼亚及叙利亚”的严重纷扰。7据另一位知晓实情的编年史家所言：“最终，君士坦丁堡的一位皇帝，名为阿莱克修斯的，因异教徒的频繁侵扰和他的王国领土大半沦陷而颤抖，他派出使节来到法兰西，带着鼓动王公们的信件，希望他们能前往相助……危机重重的希腊。”8

佛兰德斯伯爵罗贝尔也收到了这样的信件。拜占庭皇帝几乎每天不间断地送出东方的消息，称不计其数的基督徒遭到杀害，孩子与老人、贵族与农民、神父与僧侣们都在突厥人手上惨遭**的深重苦难。很多人被迫行割礼，而贵族女士和她们的女儿们遭到无情的**。阿莱克修斯说，希腊基督徒们最为神圣的帝国，正在遭受着异教徒从四面八方发动的围攻。9

这些有关突厥人耸人听闻的暴行和基督徒受难的新闻在西方激起了人们的熊熊怒火。11世纪90年代初，当尼科米底亚遭受攻击之时，阿莱克修斯的呼救变得更为急迫。皇帝“派出使节带着信件前往四方，信中满是哀悼与悲泣，流着泪祈求所有基督徒们”相助，对抗那些拆毁洗礼池、把教堂夷为平地的野蛮人。正如我们之前已经看到的，佛兰德斯的罗贝尔因此募集了一支西方援军，这支军队也帮助收复了远至“圣乔治之臂”，即上溯至尼科米底亚湾一带的城镇和领土。10

由“圣人”组成的使节团带来的关于拜占庭帝国崩溃的消息，传遍了欧洲。11据一位编年史家所言，东方的基督徒，“也就是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正面临着“突厥人造成的普遍而严重的迫害，遍及卡帕多契亚、罗马尼亚(拜占庭)和叙利亚”。12其他的记述更为具体：突厥人已经“侵入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和圣墓，占领了亚美尼亚、叙利亚和希腊远至被称为‘圣乔治之臂’的那片海域”，一位当时的人这样写道。13 西方人还知道，有地士绅们遭受了惨重的地产损失。14

有关拜占庭身处困境的实时且精确的消息传播得如此广泛，以致1095年冬当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站在众人面前开讲时，他几乎都不必再就这个主题多说什么。“你们须速往驰援你们居住在东方的兄弟，”一份此次宣讲的记录稿这样记录道，“他们一直在向你们请求这份帮助。因为正如你们大多数人已经知晓的，突厥人——波斯人的一支——正在袭击他们，且已经进犯到被称为‘圣乔治之臂’的那片地中海海域周边的罗马领土。他们侵占了越来越多基督徒的土地，七次交锋，七次取胜，屠杀或俘虏了大批民众，摧毁了教堂，**着上帝的王国。”15东方衰颓消息的广泛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阿莱克修斯11世纪90年代发出的一批批信件，以及做出的种种为自己的帝国争取支持的努力。

但消息也不仅通过官方渠道传到西方。有些关于小亚细亚的消息是旅行者和朝圣者们带回来的，他们在11世纪末前往君士坦丁堡或耶路撒冷。比如佛兰德斯的罗贝尔，就在1089年从圣地返乡的途中，目睹了拜占庭帝国的状况。还有阿普利亚的威廉(William of Apulia)，他于11世纪末在意大利南部写下了自己的记录，他也听说突厥人在袭击教堂，迫害基督徒，但他却认为，这场危机的原因在于拜占庭皇帝与突厥人走得太近，企图利用他们来巩固自己的地位。16想到阿莱克修斯确实和苏莱曼以及他更重视的马利克沙结盟过，那么这类观点也不属于空穴来风。不过，既然会出现皇帝应该对这种严峻形势负责的论断，那就说明，从东方传来的消息是无法完全由拜占庭帝国朝廷来操控。

可是，虽然前往君士坦丁堡和圣地的访客们带回了自己的经历和看法，但他们的说法大都比较一致，这也表明总体而言，由帝国中心组织的信息传播是非常有效的。它们的内容、语气和传递的信息几乎完全一致：东方的教堂遭毁；基督徒们，尤其是神职人员，遭严重迫害；小亚细亚全面崩溃，突厥人**竟已深入到“圣乔治之臂”；拜占庭急需军事援助。对消息的叙述如此一致，正是因为大多数细节都是由皇帝示意散播出去的。

这些报道中大都包含一个最重要的信息：耶路撒冷自身的状况在恶化。到11世纪末时，巴勒斯坦和圣城的情况似乎正变得越来越危急。尽管突厥人起初对这个地区的非穆斯林社群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宽容，但11世纪70年代，开罗法蒂玛王朝夺取了耶路撒冷，这让逊尼派突厥人与什叶派法蒂玛王朝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1089年，法蒂玛王朝对沿海地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征伐，斩获颇丰。1091年，一名突厥主要军事领导人战死沙场，让紧张情绪更甚，而这些压力都被转嫁到了当地居民身上。17有确切消息称，安条克有强迫希腊和亚美尼亚基督徒改宗的情况，耶路撒冷的基督徒要承担的税赋也大大增加，各种迫害伴随而来。18犹太人同样成了迫害对象。1077年，耶路撒冷的一座重要犹太会堂被烧毁，这是当时留下记录的迫害案例之一。19

尽管最近有些研究开始质疑11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这个地区非穆斯林居民生存的艰难程度，但阿拉伯文献也记载了耶路撒冷、安条克和圣地在十字军东征即将开始前那段时间里的紧张态势。20一位12世纪来自阿勒颇的阿拉伯评论者指出：“叙利亚各港口的人们都在阻止法兰克和拜占庭的朝圣者经由本地前往耶路撒冷。幸存下来的人把这个消息带回了家乡，于是朝圣者们打算武装突进。”21另一位作者认为，安条克新任总督亚吉-西延对基督徒的虐待肯定会引发反抗。22

因此，西方的朝圣者要到访圣城变得越来越困难。耶路撒冷在10世纪和11世纪时迎来了大幅增加的朝圣人流。这是因为物质财富增加、学术探索精神以及更加开放的流动环境交织在一起，让人们觉得中世纪早期的世界似乎变小了，这推动着人们外出朝圣。23但到了11世纪末，随着小亚细亚和黎凡特的暴力活动频繁发生，朝圣人流开始大幅萎缩。关于各处圣所发生的令人惊骇的逸事在四处流传，有人声称，朝圣者们遭到了折磨和暴力袭击，还不得不向压迫他们的突厥人支付赎金。24颇具个人魅力的传道者“隐修者”彼得就曾当着一大群听众的面，讲述他在一次前往耶路撒冷的旅行中经历过的悲惨虐待，把听众都吓坏了。25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就此放弃了。富瓦的罗杰(Roger of Foix)在1095年春天坚持做好各种准备，出发去了圣城，并于一年后返乡，赎回了自己在法兰西南部的土地。26另一位来自诺曼底的骑士也在不久之后完成了朝圣之旅，还捐赠了大笔财物给瑞米耶日修道院，以庆祝自己平安归来。27但他们都属于少数派。正如一位编年史家所说，11世纪90年代的环境是如此严峻，以致极少有人敢出发踏上这段旅程。28

阿莱克修斯利用了西欧对耶路撒冷日益增长的关注。11世纪末，君士坦丁堡住着许多西方人，其中有些还在帝国中身居高位。通过这些人，皇帝非常清楚地了解到圣城对他们的重要性和在情感上的吸引力。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1083年，在诺曼人对拜占庭的第一次进攻终于被化解后，他召来耶路撒冷牧首尤塞米奥斯(Euthymios)，来见证自己与“那个糟糕的法兰克人”博希蒙德签订和平协议。牧首的出席意在表明，入侵帝国这件事会引起基督教世界中重要人物的关注。29

另一个例子来自对当时的斯拉夫文本的改写。1091年初，阿莱克修斯皇帝和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拉丁和希腊教会的联盟缔结不久之后(18个月前刚在君士坦丁堡实现)派出了使节，来到克罗地亚国王兹沃尼米尔[1]的宫廷里。使节们向宫廷上下的人描述了耶路撒冷和各处圣所如何落入异教徒之手，如何被毁坏和消灭。“我们要求和恳请您，我们的兄弟兹沃尼米尔，基督徒们最为虔诚的国王，”使节们这样请求道，“出于对基督和神圣教会的爱，帮助我们。”30

对于阿莱克修斯在11世纪90年代早期写给佛兰德斯的罗贝尔的信，其真假仍有争议，但信中似乎同样刻意提到耶路撒冷来激起西方人的回应。皇帝警告说，如果基督徒们的王国落入突厥人之手，主的墓地将永远丧失。31将拜占庭帝国都城的命运与圣城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的说法，开始在12世纪早期欧洲的编年史中出现。“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传来了令人忧心的消息，”僧侣兰斯的罗贝尔写道，“波斯人，一个异族和被上帝抛弃的人群……侵入了基督徒的土地，用烧杀抢掠的方式削减了这里的人口，还绑架了部分基督徒，将他们带离他们的故土。”32这种表达方式可以追溯到君士坦丁堡的皇帝那里。

阿莱克修斯对耶路撒冷的推崇是非常精明的一招，意在激发欧洲基督徒骑士们的愤怒。当时这个阶层正开始日益重视忠诚与服务的观念。教会颁布了星期日、节庆日和圣日不能争斗的禁令，这有助于向西方骑士们灌输一种超越单纯的争斗和军事征服的基督教伦理道德。33尽管理论和实践之间总是存在显著差异——比如沙特尔的伊沃(Ivo of Chartres)[2]就曾提出，任何人如若在星期三日落后与星期一日出前参与了暴力活动，就必须遭受绝罚，这样的提议显然太不现实了——但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教会介入世俗生活的尝试之深广，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而且也显然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34

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方传来的苦难音讯就特别能引起反响。11世纪末西方对耶路撒冷的兴趣本来就已近似迷狂，而基督徒与圣地受难的消息就刚好与当时对末世将临的忧惧切合了起来。洪水、饥荒、彗星现身和月食出现，所有这些现象似乎都指向同一个结论：世界末日近在眼前。35于是，教皇发出的守护教会的呼声就为西方的骑士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生存目的(raison d’être)。前往救助东方虔信者的人就能获得精神上的奖赏，这样的承诺是非常具有**力的。阿莱克修斯的求救，在欧洲点燃了一根引线。

阿莱克修斯将君士坦丁堡与耶路撒冷绑定在一起，将自己塑造成既是自己帝国利益的捍卫者，又是圣城利益的捍卫者，这一切都对当时意大利南部的人们产生了影响。一本据说由卢普斯·普罗托斯帕萨利乌斯(Lupus Protospatharius)[3]所著的编年史记述道，西欧骑士们在11世纪90年代中期出发东进的原因是“帮助阿莱克修斯皇帝抗击异教徒，以此或许就能到达耶路撒冷的圣墓”。36蒙斯的吉尔贝(Gilbert of Mons)[4]也提到，君士坦丁堡派出的使节会不断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圣城所遭的灾祸上。37后世的一位作者则以确定无疑的语气说，阿莱克修斯利用了耶路撒冷面临的问题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他意识到必须号召意大利人成为自己的盟友，而且要以相当的巧思才能做到这一点。”13世纪的特奥多尔·斯库塔里奥特斯(Theodore Skutariotes)如是写道。阿莱克修斯皇帝意识到，他可以利用耶路撒冷在西欧的受欢迎程度达到自己的目的，“那就是他们有成千上万的人会渡过爱奥尼亚海，迅速抵达君士坦丁堡的原因”。38

简而言之，阿莱克修斯知道如何在感情上激发西方的基督徒们。他也抓住了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神圣遗物的迷恋：不管多么陈腐或不切实际的东西，只要跟基督的生平有些许联系，比如他的乳牙或他还是婴儿时吃过的面包，都具有了精神上的重要性。39于是皇帝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的那段时期，不断积极地刺激起这种对圣物的渴望。有关图尔的皮伯主教生平的一份文献，本来也没什么价值，但是其中却提到，这位主教在1086年朝圣归来后把圣十字架的局部带回了德意志。他当然不是碰巧发现了它——是皇帝亲自把此物赠予了他。于是，他将阿莱克修斯描述为“希腊人最为荣耀的皇帝，他们显然最钟爱他”，也就丝毫不让人觉得奇怪了。40

阿莱克修斯圣物外交的受益者还包括德意志的亨利四世。11世纪80年代初，为了赢得后者的帮助，阿莱克修斯送给他一批宗教珍宝，包括“一个镶嵌着珍珠的纯金胸佩十字架，和一个装着多位圣人遗骨的嵌金遗骨匣，其中每位圣人的遗骨都分别用小标签标明”。41据两位德意志作者所言，其他的赠品还有一些花瓶和罐子。这些很有可能都是阿莱克修斯不久前从拜占庭帝国各处教堂征收的。42

“可敬者”彼得(Peter the Venerable)[5]曾写道，阿莱克修斯皇帝充实了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大量礼拜堂和教堂。此处他所指的只可能是阿莱克修斯着人分派到各个边远地区的那些圣骨和圣物。尽管克吕尼修道院的这位伟大的院长并没有明确说明他本人从阿莱克修斯那里得到了什么馈赠，以及是何时获得的，但他热情洋溢的赞赏就已经说明，阿莱克修斯必定送来了真正具有价值的物件，因此他“从名号与行迹上都堪称伟大”。43

因此，毫不意外的是，阿莱克修斯写给佛兰德斯的罗贝尔的信中要特意提到君士坦丁堡圣物众多，其中还包括与基督生平相关的最为神圣和重要的物件，比如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被绑住鞭打的柱子、行刑的鞭子、捆绑基督的血绳、荆棘王冠、被钉上十字架时穿的长袍、真十字架的大部分和钉住他的钉子、从墓地收集的亚麻衣服，以及盛有喂饱了5000人的五片面包和两条鱼剩余部分的十二只篮子，此外还有属于各位使徒、圣人和先知的遗物及遗骨。44诺让的吉贝尔(Guibert of Nogent)[6]读过这封信并记录下了信的大概内容。他特别注意到这么一条：“施洗约翰的头颅，包括头发和胡须，就在君士坦丁堡。”这让他很吃惊，因为在他印象当中，约翰的头颅应该保存在昂热的教堂宝库中。“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他语带嘲讽地写道，“不可能同时存在两位施洗约翰，一个人也不可能有两个头颅，这实在太荒唐了。”45他承诺自己会进一步调查此事。

11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阿莱克修斯求助的呼声日益急迫，他在利用真十字架各残片的方式上也做出了不少创举。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在位时，把真十字架带到了帝都君士坦丁堡，从此它就成为与这座都城联系最紧密的一件圣物。1095年—1096年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兰西中部为一大批圣坛和教堂举行了祝圣礼，可能说明阿莱克修斯将真十字架的残片作为笼络西方的工具，以此激励西方人发动军事远征。46

前往君士坦丁堡的有影响力的西方访客要经过仔细筛选后，才有机会瞻仰收藏在城中的真十字架残片。一名来自肯特的僧侣在11世纪90年代初到访，偶然遇见了在阿莱克修斯的卫队里任职的一位同乡好友，于是获准进入皇帝的私人礼拜堂。通常情况下，这种机会是被严格控制的。这名僧侣最后得以进入，而且还获赠圣安德烈的遗物(他将其带回了罗切斯特大教堂)，说明皇帝正在利用外交渠道来赢得西方人的好感。47

阿莱克修斯很精明地抓住了西方人关心的东西，这种能力也体现在他与欧洲的重要人物沟通时使用的语言上。比如，11世纪80年代初他与亨利四世通信，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基督教的团结和宗教义务。这位拜占庭皇帝写道，亨利和自己应该携起手来对抗诺曼人的领袖罗贝尔·吉斯卡尔，“那样的话，上帝和基督教的这个敌人所犯下的邪恶——谋杀和犯罪将会得到惩罚……您与我同为基督徒，我们是朋友，又有亲缘关系，因此更加亲密。只要彼此支持，我们就将让我们的敌人望而生畏，并在主的帮助下所向披靡”。48

他与意大利卡西诺山上伟大的本笃会修道院之间的沟通也同样经过了精心设计。阿莱克修斯在一封回信中，感谢院长的来信所表达的温暖祝愿，还祈愿全能的上帝能护佑拜占庭，并说“仰赖他的庇佑与恩赐，我的帝国荣耀繁盛。然而，我不仅能力平平，而且罪孽深重，于是我每天祈祷，主的庇佑与恩赐能持久，并努力克服我的缺陷。但您是如此充满善意与美德，面对罪人如我，仍认定我为好人一名”。49阿莱克修斯迫切地想要表达自己谦卑的态度，并贬低自己的虔诚与奉献：这都是刻意为之的，毕竟这位院长是以顺从和自律为严格准则统领修道院的，皇帝只有用这样的态度才能让他印象深刻。

因此，很明显，阿莱克修斯深知怎样打动西方人。这当然有赖于他与一批西方近臣的交往经验，如11世纪80年代时为帝国服役的彼得·阿里法斯，以及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夕来自马尔穆捷(Marmoutier)[7]的皇帝心腹僧侣格瓦贝尔(Goibert)。阿莱克修斯皇帝刻意利用了耶路撒冷的吸引力来赢得西方人对拜占庭的军事支持，还竭尽所能让人们认为解救帝国的困境是身为基督徒的责任。

阿莱克修斯以这种方式呼救，灵感应该是来自他之前成功的求救经验。例如，11世纪90年代初阿布勒-卡西姆攻克尼科米底亚后，阿莱克修斯发出的那批求助信件就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西方的骑士们前来相助，共同“在上帝的帮助下”击退了突厥人。50可是随着拜占庭的形势日益恶化，阿莱克修斯皇帝需要更多更强有力的支持，所以他精心选择了求助对象：那些过去曾积极回应过他的人。其中最有可能的就是佛兰德斯的罗贝尔。阿莱克修斯1089年曾经亲自与罗贝尔伯爵见过面，而伯爵不久后派往君士坦丁堡的500名骑士也帮了他的大忙。因此，皇帝在11世纪90年代持续游说佛兰德斯对他进行驰援(甚至在1093年罗贝尔伯爵过世之后也还在继续)。教皇乌尔班二世1095年写信给这个地区“所有信众”时道，他们已经无须再听有关东方问题的介绍了，“我们相信，诸位兄弟长期以来已然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一股野蛮人的狂潮正在如灾祸一般进攻着上帝的教会和东方的土地，把那里变为不毛之地”。51教皇这么说是有道理的——佛兰德斯的人们，包括罗贝尔伯爵的继承人佛兰德斯的罗贝尔二世及其妻子克莱门提亚(Clementia)，都对东方的形势相当了解。1097年，罗贝尔二世发布了一份文书，以悲痛的语气谈道，波斯人已占领了耶路撒冷的教堂，正从四面八方摧毁着基督教。52

阿莱克修斯皇帝还期望借助自己与罗贝尔一世伯爵的关系招来其他贵族相助。53他发往佛兰德斯的信有意扩展了自己求助的范围，不仅是向伯爵，也向“域内所有的王公和所有热爱基督教的信仰者，无论俗众还是教士”。54正如诺让的吉贝尔以嘲讽的语气谈到的，皇帝“没有太加限制，因为他认为罗贝尔非常富有，能募集起一支庞大的军队……他认识到，如果一个有如此权势的人要踏上这样一场征途，那他将吸引众多我们的民众跟随，他们会支持他，哪怕仅出于累积新经验的目的”。55

但阿莱克修斯最为关注的人还是教皇乌尔班二世。他与教皇之间也有私人交情可以仰赖，而且教廷曾经施以援手，也能鼓舞他继续游说。大约1090年底，阿莱克修斯派出一个使团前往觐见乌尔班二世，请求帮助抗击佩切涅格人和突厥人。“教皇大人在坎帕尼亚，所有天主教徒都以应有的尊贵之礼求见，也就是说，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也是如此。”一位当时的历史学者写道。56尽管当时乌尔班二世自己的地位也非常弱势——这也是他为什么会在坎帕尼亚而不是在罗马的原因，但他还是答应派遣一支军队前往东方。57阿莱克修斯知道自己送给教皇的音讯将会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因此阿莱克修斯向乌尔班二世保证，他会竭尽所能为前来相助的人们(无论是从海路还是陆路)提供所需。58当时教皇自己的地位也很微妙，无法更多地帮到阿莱克修斯。可是，随着11世纪90年代中期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局势开始发生变化，乌尔班二世也开始利用西方的形势变化和东方所受到的威胁(这是阿莱克修斯不断告诉他的)作为其语言和政治上的资本。59

何况还有更加有力的先例。事实上，在传达给教皇的求助音讯中，阿莱克修斯特意仿效了自己的一位前任与之前的一位教皇达成的类似协议。1073年夏天，拜占庭在意大利南部的势力崩溃，又在小亚细亚面临突厥人越来越强的威胁，当时的拜占庭皇帝迈克尔七世(Michael VII)便派遣一个小型使团带着一份书面提议前往罗马，欲与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结成同盟。格列高利七世教皇也对诺曼人的崛起感到忧虑，于是做出了积极回应，对皇帝的来信表示感谢，称信中“充满了您友爱之愉悦，以及您对罗马教会表现出的虔敬之情”。60格列高利七世认识到，迈克尔七世的提议不仅提供了修补与东正教会之间的裂痕的机会，而且还能够强化自己在意大利的地位，于是欣然接受。

格列高利七世被派兵前往君士坦丁堡这个念头所吸引，因为他能够借此将自己树立为所有基督徒的守护者，这样的话，也能吸引来支持力量用以对付罗贝尔·吉斯卡尔和诺曼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格列高利七世教皇送信给欧洲的各位重要人物，把这个音讯散播了出去。比如，1074年2月，他写信给勃艮第伯爵威廉，请他派人前往君士坦丁堡“相助那里遭受着萨拉森人频繁劫掠之苦的基督徒们，他们正翘首企盼我们伸出援手”——不过首先他们必须先帮助教皇的领地免受诺曼人的攻击。61

3月，格列高利七世又发出一封信件，致“所有愿捍卫基督信仰之人”，信中包含了非常严厉的警告。“异教徒正放肆地威胁着基督的帝国，”格列高利写道，“见之动容的残酷之举已漫至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之外，四野已芜，野蛮暴行已攫住万物，斩杀成千上万基督徒一如屠牛。”仅为遭难的众人哀悼是不够的，这位教皇宣称：“我们请求您，以圣彼得之名敦促您，前往驰援您的兄弟。”62

这一年，格列高利七世持续游说人们开展一场军事远征，前往增援拜占庭抗击突厥人。他又在1074年送出去的一批信件中指出，“我致力于动员各处的基督徒们，鼓舞他们为此目的而行动，他们应该努力……为自己的兄弟们献身”，捍卫那些“成日被屠牛般宰杀的”基督徒们。63他说，这场受难的幕后主使正是魔鬼本人，意欲“捍卫基督信仰，为天国之王效力”者，应现在就表明自己是上帝之子，准备向君士坦丁堡进发。64

然而事实证明，格列高利七世的计划最终落空——但并不是因为人们不感兴趣。教皇送出的铿锵有力的音讯让西方诸多权贵为之一震。例如，阿基坦公爵兼普瓦图伯爵威廉就表示，自己准备为圣彼得效力，踏上征途抗击基督的敌人。65其他一些人，如托斯卡纳女伯爵贝特丽丝，以及布永的戈弗雷也都准备应召效力。66但问题是，就在与格列高利七世商谈的同时，拜占庭人也在试探接触罗贝尔·吉斯卡尔，并于1074年中与这位诺曼领袖达成了协议。67这样一来，教皇在意大利就孤立无援，东西方教会之间的联盟前景也大打折扣，而这恰恰是格列高利七世的倡议对西方骑士们具有吸引力的根基所在。他被迫以很尴尬的方式给自己找了台阶下。他写道：普瓦图的威廉已经不需要再关注之前提议的东方远征了，“因为据传言，在海那边的地域，凭着上帝的怜悯，基督徒们已经将异教徒的野蛮暴行清除了，我们仍须等待神圣的旨意，它将告诉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68但事实上，1074年的小亚细亚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军事战役，也没有什么证据能够支持教皇宣称的局势已大幅好转。格列高利七世只是想要以尽可能温和委婉的外交辞令给自己找条退路。

而到了1095年，当阿莱克修斯派遣使节前往觐见教皇乌尔班二世，再次提出与其前任相同的合作方式时，局势中两个关键的因素已经发生了改变。第一，君士坦丁堡自身的局势已经恶化到了人们意料之外的程度。迈克尔七世给格列高利七世的提议只是试探性的，部分出于拜占庭想要在意大利政治上保有一席之地的需要，但阿莱克修斯向教皇乌尔班二世的呼救却完全是出于绝望。使团于1095年3月在皮亚琴察的小镇上见到了正在主持一场宗教会议的乌尔班二世，他们明确无误地传达了这样的消息。“君士坦丁堡皇帝派遣的使节来到会场，请求尊贵的教皇以及所有虔诚的基督徒前去抗击异教徒，保卫在那里几乎已经被异教徒铲除殆尽的神圣教会。这些异教徒的征服范围几乎已经到了君士坦丁堡城下。”69与20年前不同的是，这一次突厥人在小亚细亚的**，以及拜占庭帝国将要做出的应对都是确有其事。而事实上，局势可能要比阿莱克修斯的使节们所说的更为危急：他们似乎没有提及1094年第欧根尼谋逆事件后，阿莱克修斯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如今，拜占庭真是大难临头了。

第二点不同是，格列高利七世能通过标榜自己为基督徒的守护者而获益良多，而乌尔班二世在11世纪90年代中期这么做的话更是收获不少。乌尔班二世面对着若干强敌和一名敌对教皇，因此比起前任有更强大的动机来促进教会联合并将自己树立为结束分裂的功臣。当时的时机也非常完美。正当拜占庭出现分裂、阿莱克修斯前来求助之时，亨利四世的妻子和儿子这么高级别的人也开始倒向乌尔班二世，意大利的政治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大大鼓舞了乌尔班二世，他积极行动起来，也给阿莱克修斯皇帝扔去了一根急需的救命绳索。

教皇很快就确定了开场仪式。他本来就打算要出巡法兰西，以享受自己地位大大改善带来的利益。于是，在皮亚琴察，他对皇帝使节们提出的请求做出了迅速而明确的回应，有人记录道：“我们尊敬的教皇号召众人前来为此服务，他们许下誓愿将要按照上帝的意愿(前往耶路撒冷)，向皇帝提供最忠诚的帮助，竭尽所能抗击异教徒。”70乌尔班二世没有选择发出一封泛泛而谈的信件，不谈论远征的原则，不提供细节、组织或目的，相反，乌尔班二世决定亲自组织并启动一场远征，去改变东地中海的形势。他的目标清晰明确，正如一名编年史家所说：“当听说罗马帝国的腹地已被突厥人占领，基督徒们正遭受着猛烈的毁灭性入侵，乌尔班二世秉持着虔诚的同情心以及对上帝的爱，翻越阿尔卑斯山脉，进入高卢，决定在克莱蒙召集一场大公会议。”71

那将是教皇伟大的计划公之于众的时刻。此时，要动员起一支队伍前往帮助拜占庭，就要全部依赖教皇打动各位权贵的魅力和他在法兰西各地宣道动员的能力了。

[1]　兹沃尼米尔(？—1089)1075年至去世为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国王。中世纪传说中称他是被刺身亡，但具体死因和他的继承问题在克罗地亚历史上都充满争议。一般认为他是最后一位来自克罗地亚本土的国王，他死后该国经历了一段内乱和权力真空期。——译者注

[2]　沙特尔的伊沃(约1040—1115)，沙特尔主教，叙任权之争时期重要的教会法学家。著有多部教会法著作，且与当时许多重要的教俗人物有通信，成为研究叙任权之争及当时社会状况非常有价值的资料。——译者注

[3]　卢普斯·普罗托斯帕萨利乌斯(Lupus Protospatharius)(1030—1102)，其所著编年史记录了意大利南部地区(相当于西西里王国的治域)从公元805年至1102年的历史，其中参考和应用了一些已经失传的古代巴里年鉴资料，而且采用了一种每年从9月开始计算的独特纪年法。——译者注

[4]　蒙斯的吉尔贝(Gilbert of Mons)(约1150—1225)，服务于海因瑙地区的神职人员，编年史家，其所著的《海因瑙纪年》(Chr on ico n Hanoniense)记录了影响其保护人海因瑙伯爵鲍德温五世的各种事件，时间跨度为1050年至1095年前后，实际涉及了12世纪下半叶法兰西及德意志的诸多重要人物、事件，其中就包括十字军东征。——译者注

[5]　“可敬者”彼得(Peter the Venerable)(约1092—1156)，又称为蒙特布瓦谢的彼得。本笃会克吕尼修道院院长，曾被封圣，但没有得到正式认可。——译者注

[6]　诺让的吉贝尔(Guibert of Nogent)(约1055—1124)，本笃会修士，历史学家，神学家。他在当时名气并不大，但因著有大量自传性质的回忆录，近年来引起不少研究中世纪生活的学者的关注。——译者注

[7]　法国东部下莱茵省的一个市镇。——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