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阿克塞拉　著

王林园　译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斯蒂芬·茨威格备受推崇，书迷甚至在他萨尔茨堡的居所周围守株待兔，害得他不敢出门。茨威格的出版商称他是世界上翻译量最广的作家。如今，除了德法两国读者仍然阅读他的作品，英语读者普遍对他知之甚少。倒是最近几十年间，几家出版社在着力推介茨威格的英译版。在我看来，他最值得重印的作品当数他唯一的长篇小说《心灵的焦灼》(Ungeduld des Herzens，1939)。

茨威格十分崇拜同样出身维也纳的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论述，加上两次世界大战中的遭遇，无疑令茨威格深信人在根本上是非理性的。他作品的核心主题是痴迷。《心灵的焦灼》就是一例。利用内疚对人进行感情要挟，以此贯穿始终，据我所知这是首创。如今，这类情节已经司空见惯：用过度的爱，并以感激、怜悯与责任为理由束缚对方；对方也许确实认可这些感情——也算是一种爱吧——但心里巴不得夺门而出。不过，即使是在离经叛道的三十年代，普遍也没有将感激、怜悯与责任视为情感绑架的手段。弗洛伊德对这几种高尚的心理动机进行了冷酷的分析，令茨威格大为叹服。茨威格曾写道：“他令世间更加真诚。”《心灵的焦灼》对此展开了透彻的分析。

故事发生在1913年，地点是匈牙利边境的一个驻防小镇。派驻在镇子的安东·霍夫米勒是奥匈帝国骑兵队的少尉，二十五岁的他大半生在军校度过，因此涉世未深。一天晚上，他想办法来到大实业家拉尤斯·冯·凯柯斯法瓦先生的城堡中做客。当晚的经历令他如痴如醉。大厅里挂着哥白林挂毯；晚宴丰盛可口；坐在他身边的是主人的侄女伊萝娜，手臂宛如“剥了皮的水蜜桃”；他尽情地跳了一晚上。准备告辞的时候，他突然记起主人的千金，十七八岁的艾蒂丝，他应该请她跳支舞的。他在一间偏厅找到了那个年轻姑娘：病恹恹的，生着灰眼珠。他弯腰鞠躬，接着说：“小姐，有荣幸请您跳支舞吗？”对方的反应叫他大吃一惊：

她前倾的上身蓦地向后一退，仿佛要躲开别人挥来的重重一拳……只有一双眼睛如死鱼般直盯着我，我这辈子还未曾见过那副惊恐神情。下一刻，她严重**的身体猛然抽搐……忽然间，整个情绪爆发开来：一阵抽泣……哭泣不但没停，反而更加激烈，像血崩，又像急性呕吐，一阵一阵地抽搐发作。

霍夫米勒连忙退回客厅，伊萝娜质问他：“你是疯了吗？没看见她那双可怜残废的腿？”没，他没看见，因为艾蒂丝坐在桌子前。他落荒而逃，“心被羞愧烫得炙热”。

不经意间，艾蒂丝第一次出击了。(我们会发现，但凡事情不顺心，她就容易发病。)不过，本故事的主题二联性精神病(folie à deux)要扎下根，就需要霍夫米勒去迎合。当天晚上，他为造成了伤害感到不安：“我好似鞭打了一个无辜的孩子。”同时，他也生出了另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对推动故事发展至关重要)：军官的荣誉感。交际失态和出丑有辱连队以及他本人的声誉：“只要我们中间有人干了什么蠢事，十年、二十年还会在同袍聚会上被拿出来咀嚼回味一番。”第二天上午，他花光了当月剩下的军饷，订了一大捧玫瑰送给艾蒂丝，也因此收到了对方邀请他去喝茶的字条。他不必知会什么时候上门，艾蒂丝这样加了一句：“因为我——遗憾的是——总是窝在家里。”她已经打出了同情牌。第二天下午，霍夫米勒应约上门，艾蒂丝故伎重施，说起五年前因病致残，她从前是多么喜欢跳舞，还梦想成为帕芙萝娃。可惜啊!

隔天早上，心思单纯的霍夫米勒率骑兵队前往操练场。他酷爱骑马，开始催马快跑：“前进!前进!前进!驾!驾!驾!啊，就这样奔驰，一直驰骋到世界尽头吧!”他正兴致高昂，猛然想到了艾蒂丝，一时为自己身体的健全和享乐感到羞愧。他命令队伍放慢速度；大家不情愿地照做了。霍夫米勒说，这是“同情的奇特毒素开始散发的第一个征兆”。

值得玩味的是，这并不是一个感性的故事，因为他所同情的对象并不可爱。艾蒂丝自恋专横，是痛苦中的翘楚。前一天喝茶的时候，她不得不提前离开(按摩师来了)。她早就习惯了坐轮椅，这次却非要自己走：

她紧咬嘴唇，将全身重量倚到拐杖上面——拐杖嗒嗒笃笃地响——她很吃力地走着，摇摇晃晃，一会儿冲向前，一会儿歪歪扭扭，怪模怪样。仆人在后面伸出双臂紧盯着她，万一她失去平衡或腿软可以及时扶住。嗒嗒，笃笃，一步又一步……她不准人帮忙，也不肯坐轮椅，是为了告诉我——就是我，要告诉我们所有人：她是个残废。出于绝望的报复心态，她要我们痛苦，拿她受的苦难折磨我们。

随着故事的发展，嗒嗒笃笃的响声更像出自爱伦·坡，艾蒂丝古怪的性格也越发凸显。在某种程度上，相比艾蒂丝本人，霍夫米勒更加同情她的父亲。这位鳏夫可怜爱女，将全部的爱倾注在她身上。不过，即使是在这古怪的一幕中，茨威格也清楚地表现出伤病者确实惹人同情。我们忍不住同情她，不断满足对方的要求——没多久，霍夫米勒每天都要上门拜访——我们怎么会感到勉强呢？

无论如何，这是霍夫米勒的理由。日复一日，从喝茶到用饭，他不断应承艾蒂丝的种种要求。艾蒂丝对他日久生情；艾蒂丝的医生嘱咐霍夫米勒不能坦白，至少得拖到艾蒂丝去瑞士接受治疗之后。就这样，霍夫米勒在欺骗中越陷越深。茨威格尖锐地剖析了同情的动机。霍夫米勒渐渐意识到，他的情感施与换来了重视，令他享受其中。他每次上门，那里都备好了他最喜欢的香烟；他随口说想读哪本小说，书隔天就摆在茶几上(书边已经裁好了)。他还精明地发觉，艾蒂丝的虚弱反衬出他自己的力量，最重要的是，他在凯柯斯法瓦一家中的地位越发重要，他区区一个穷当兵的，要是没有过来喝茶，这个富丽堂皇的城堡就要乱成一团，还要派司机到处打探，看是什么事耽误了他去陪艾蒂丝。不过，除了享受权力，霍夫米勒还发觉，同情之感也令他受益。这种感情令他感到了高尚，一种新的境界。在部队里，他只需要遵守命令，做个好好先生。如今，他产生了道德使命，成了一个有灵魂的人。

这一段对怜悯的剖析是本书的精髓，不过随便一个心理学家都分析得出来。茨威格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描述了霍夫米勒和艾蒂丝相处时那种真切、微妙、叫人寒毛直竖的矛盾心理：艾蒂丝一会儿利用霍夫米勒的同情心，一会儿向他索取爱；霍夫米勒则在关心和退缩之间难以抉择。后来，艾蒂丝认定他不够在意自己，又发病了。霍夫米勒为了缓解她的病情，伸手按在她的胳膊上：

她身体陡然止住抽搐，停滞僵硬，动也不动。仿佛整个身体正在等待，正在侧耳倾听，想了解这陌生的碰触所隐含的意义，是表示……爱意，或者纯粹是同情？这种屏息等待，整个身体纹丝不动侧耳倾听的等待，着实十分可怕。我没有勇气挪开这只蓦然平息汹涌哭潮的手，但也没有力气强迫自己的手指展现柔情蜜意，那是艾蒂丝的身体和灼热肌肤迫切期待的柔情。我就这样让手像异物似的放着，我感觉她体内的血液似乎全涌来此处，在我的手底下温热又颤颤跳动。

艾蒂丝把霍夫米勒的手移到胸口，轻轻抚摸：

在这样密切的触摸中，毫无任何贪欲，只有一种沉静的、惊叹的喜悦，终于能够短暂拥有我一小部分身体……我昏昏沉沉，如梦似幻，享受不停地从肌肤传到神经的酥软感，只能束手无策，无力抵抗。然而潜意识又感觉羞愧难当，受人如此极端爱恋，自己除了怯弱害怕，心绪扰乱，以及一阵尴尬的战栗外，竟没有其他感受。

霍夫米勒尴尬地站在一旁，任由艾蒂丝抚摸那只被擒获的手，无路可退。精于爱之心理的大师(司汤达、福楼拜、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从来止步于此。这一幕既融合了他们的道德认识，又包含了一种神经质的、皮肤之下的兴奋，让人联想到茨威格的朋友、同为弗洛伊德门徒的施尼茨勒。本书中最不同寻常的，莫过于这种持续的病态张力：紧张的大笑，轻叩的手指；刀叉突然撇到盘子上，快乐转眼就化为愤怒和痛苦。读者和霍夫米勒一样，被套住了脖子，越拽越深。

没过几天，艾蒂丝再次按住霍夫米勒的手，为他套上了订婚戒指。这之后，两人的关系迅速走向宿命的悲剧结局。茨威格故事中的这种宿命感曾为人所诟病。不止一个作家——例如斯蒂芬·斯彭德和萨尔曼·拉什迪[2]——批评他的故事情节老套，人物心理固化。可以说，他的虚构作品好比一个个病例，是对神经症的教科书式分析。霍夫米勒的犹豫不决和以愧疚为武器的艾蒂丝就是最好的例子。但在我看来，艾蒂丝的性格塑造是大胆的一笔——她索取爱，但让人无法产生爱意——由此直探心理意义的谷底。“比起生活幸福者，”霍夫米勒这样说，世上的弃儿“心里的贪婪更加激切、更为危险。他们的爱狂热、阴沉、黑暗。”

1881年，茨威格出生在维也纳。几个月之间，现代主义大家相继出生(乔伊斯、斯特拉文斯基[3]、卡夫卡、维吉尼亚·伍尔夫、毕加索)，但茨威格和他们抱持不同的观点。沉默、放逐、算计，这些是强加于他的折磨，而他一直怀念逝去的岁月。在回忆录《昨日的世界》(Die Welt von Gestern，1942)中，他将一战前的维也纳称为“太平的黄金时代”。从穆齐尔、施尼茨勒和约瑟夫·罗特[4]笔下，我们得知弗朗茨·约瑟夫[5]统治下的的维也纳金玉其外，私下神经兮兮。但茨威格的经历和他们不同。他的父亲是拥有百万家产的实业家，作为二儿子，他不必继承家业。十几岁时，他就加入了以才华横溢的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6]为首的唯美主义团体。茨威格的心里只有艺术，并且他的艺术观极其理想主义。和里尔克[7]聊过天后，他写道：“之后的几小时甚至几天都不可能有任何庸俗的念头。”拜访罗丹画室令他窥到了“一切艺术与伟业的永恒奥秘……那种忘形，艺术家忘记一切的专注。”相对应地，茨威格对政治抱着模糊而高尚的想法。他维系着所谓的“奥地利理想”——那个融合了多民族、多种族的奥匈帝国是人类友谊的象征符号——不把自己视为某个国家的公民，而是欧洲人：“我们神圣的家园，我们西方文明的摇篮、帕特农神殿。”对这个集体的身份认同令他抱着满腔的人文主义和乐观思想。他在《昨日的世界》写道，1914年，“世界像水果一样呈现在我面前，美好动人，饱含希望”。

犹太人的身份并没有打击他的信心。三十年代，一个意外等待着欧洲大批教育良好、融入世俗的犹太人。茨威格回忆说，他年轻时从来没有“因为犹太人的身份遭到一丁点儿麻烦和歧视”，他的摩拉维亚家人“既没有感觉低人一等，也没有……东方犹太人那种自然而然的急躁”。[8]当时，大批东欧犹太人为了躲避俄国大屠杀而涌入西欧；显然，茨威格愿意跟穷困潦倒、饱受冷眼的东欧犹太人撇开关系。《心灵的焦灼》中，冯·凯柯斯法瓦先生就是这种背景，从茨威格对其早年经历的描写中，如今的不少读者会读出反犹思想。事实上，茨威格年轻时并不把自己视为犹太人，至少大体上不是；那个世界属于他的父亲、祖父。到了四十年代，在他写下《昨日的世界》时，他的身份认同必然发生了变化，转而以犹太人的身份发声。“世人所称道的19世纪维也纳文化，十分之九都是由维也纳犹太人推动、滋养甚至创造的。”他列举了一串名字。一贯谦逊的他没有提自己。事实上，他年仅19岁就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并为西奥多·赫茨尔[9]主编的卓有声誉的《新自由报》写专栏。

他挚爱艺术，但因为对自己的才能缺乏信心，早年一直为其他的艺术家作嫁衣，从事翻译和撰写传记的工作。茨威格在世时，不仅以传记和小品文著称(魏尔伦、维尔哈伦、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罗曼·罗兰、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司汤达、托尔斯泰、伊拉斯谟、玛丽·安托瓦妮特、苏格兰女王玛丽、麦哲伦[10]等等)，其中篇小说集也广受欢迎，他所描述的两性和疯癫打破了贵族社会优雅的漆画屏风。除此之外，他还创作了几本剧本和游记，外加一部歌剧脚本。他是文学界的多面手，不仅是一位作家，更是一副“声音”——在一些人看来，他代表了欧洲的声音。

茨威格常常收到女性书迷的来信，也由此结识了年轻的作家弗里德里克·冯·温特尼茨[11]，他的结发妻子。弗里德里克为他离开了丈夫，20世纪10—30年代，她和茨威格共同生活了二十余年，这也是茨威格创作的高峰时期。1933年，弗里德里克替茨威格物色了一个新秘书：夏洛特·阿尔特曼[12]，一个内向谦卑的德国犹太姑娘。绿蒂比茨威格小二十七岁，她同家人刚刚逃出德国。绿蒂对他一见钟情。至于他的感情，传记作家也捉摸不透。这期间，他情绪低落。他年轻时的信心被一战打得粉碎，加之纳粹逐渐将欧洲卷入第二场战争，他昔日的乐观已经转变为彻头彻尾的悲观。1933年，希特勒青年团烧了他的书；1935年，理查德·施特劳斯[13]的歌剧《沉默的女人》演出仅两场就遭禁，因为脚本是茨威格写的。

困扰他的不仅仅是政治。萨尔兹堡家中的忙乱嘈杂也令他心生厌倦。他是个工作狂。虽然弗里德里克努力不打扰他，不过她要照顾第一段婚姻中的两个女儿，并且喜欢交际。在1946年的《茨威格传》中，她将茨威格的背叛归咎于“更年期”。情况或许如她所说，不过他似乎只是想摆脱一切纷扰，享受安静和工作，这两样恰好是绿蒂所能满足的。几年的彷徨之后——他和霍夫米勒一样，天性优柔寡断——1938年，茨威格劝服弗里德里克离婚，并保证说不打算再婚，只想重获“学生的自由”。第二年，他就和绿蒂结婚了。

这时候，他已经逃到了伦敦；也就是在三十年代末这段煎熬的岁月中，他创作了《心灵的焦灼》。有人认为艾蒂丝的原型是绿蒂：脆弱——无论在政治身份上还是体质上(她患有严重的哮喘)——并且离不开茨威格。不过，在人物塑造上，也一定含有茨威格对抛弃弗里德里克的内疚。除此之外还有茨威格的母亲，一个任性自我的女人。据弗里德里克描述，童年时期的茨威格和母亲冲突不断，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无法愈合的伤疤”。种种来源不一而足。弗洛伊德的病例无疑也提供了素材。他的病人多身体瘫痪，并常常对医生产生爱恋。(小说中反复出现“歇斯底里”和“潜意识”两个词。)最后，无须赘言，这本悲观的小说创作于二战前夕。三四十年代，茨威格因为没有公开谴责纳粹而招致许多同僚的不满。他的大名定然会使反纳粹的理由更有分量。茨威格虽然崇尚人文主义，但他厌恶政治。(他从不投票，家里不许听广播，晚上去咖啡馆看报纸，免得新闻打扰他白天的创作。)对于欧洲的厄运，他的回应是间接的、象征性的：《心灵的焦灼》等作品。

为了冲淡小说的悲剧主题，他在小说的前言中写道，世上有两种同情：

一种是胆怯善感，说白了其实只是心灵焦灼，面对他人的不幸，急于从难堪的情绪波动中尽快脱身……另一种才是货真价实的同情，不是感情用事，反而富有创造性。这种同情清楚自己的目标，坚决果决，耐性十足，能共同经历一切苦难，直到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甚至力竭也不罢休。

我们后面会发现，这一段话出自艾蒂丝的医生康铎之口。茨威格或许是想借此称赞弗洛伊德。霍夫米勒的同情是虚伪的，而康铎医生——以及弗洛伊德医生——那种才是货真价实的。不知道茨威格是否确实这样想。康铎出于所谓善意的同情，娶了他没能治好的盲人。我们后来见到了他的妻子：她对康铎寸步不离，用焦虑和忧郁笼罩着他。和大多数大胆的作家一样，茨威格给自己提出了他解答不了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在字里行间分辨真真假假。在《心灵的焦灼》中，显得真实的是那些展现同情如何徒劳无益的情节。这是个可怕的教训，本书的激进和现代性也由此而来。

尽管茨威格的主题是现代的，但我们不能将他归为现代主义作家。他在二三十年代名噪一时，但他在回忆录中没有提到艾略特、维吉尼亚·伍尔夫、卡夫卡、毕加索、斯特拉文斯基。他同乔伊斯相识，但看样子并没有读过《尤利西斯》。他曾观看勋伯格[14]的首演，但没有表示欣赏。似乎在他看来，现代艺术止于里尔克和理查德·施特劳斯。在实验主义盛行的年代，他却并非实验主义者，这一点使他和其他风格上的传统现代派(例如约瑟夫·罗斯)未能得到后世足够的重视。此外，茨威格确有不足之处。我在上文提到过，他的情节和人物只是为主题服务的。其次，他偏爱老旧的叙事手法：陌生人在深夜讲的故事；**时的雷电交加。他的一些作品也有矫饰之嫌。这一点实在令人不忍非难。他品位高雅，感情热烈，崇尚理想主义，对19世纪的艺术推崇备至。凡此种种，也难怪他会在章节甚至是段落末尾唱一曲“咏叹调”(借用他一位编辑的话)。不过，《昨日的世界》中类似的澎湃并没有出现在《心灵的焦灼》中。至于让人一看便知的情节和人物走向，以及毫无新意的叙事手法，都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本书胜在微妙饱满的心理描写。

1941年，为保安全(以及茨威格的收入)，茨威格和绿蒂移居巴西。茨威格也认为，多民族融合的巴西会是一个幸福的、超越国家的净土，这也是他理想的奥匈社会。起初，看来他适应得还不错。他和绿蒂定居在离里约不远的山城彼得罗波利斯。他动笔撰写《蒙田传》[15]。他养了一条小狗；他写信给弗里德里克说，小狗拿了选美比赛亚军。他每天出去遛狗，凝视醉人的美景。可惜这些美景并不属于他，他的欧洲惨遭刽子手的**。1942年2月22日晚，他留下一张字条，向巴西人和他的朋友致谢：“愿他们熬过长夜还能见到黎明!我太过性急，要先他们而去了。”他和绿蒂服下巴比妥类药物。第二天被发现时，夫妻二人手握着手躺在**，已经离开了。

Salman Rushdie(1947—)，文学家，生于印度，14岁移居英国读书。其作品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

Arthur Schnitzler(1862—1931)，奥地利作家，以刻画人物心理的剧

作著称；中篇小说《古斯特少尉》是欧洲第一部采用内心独白手法写成的杰作。

Joseph Roth(1894—1939)，奥地利记者、小说家，代表作《拉德斯基进行曲》从特罗塔家族的命运描述了奥匈帝国的兴衰。

《埃米尔·维尔哈伦》，1910年。Emile Verhaeren(1855-1916)，比利时法语诗人、艺术评论家，象征派的创始人之一，六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三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1920年。

《罗曼·罗兰传》，1921年。

《与魔鬼搏斗--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1925年。H lderlin(1770-1843)，德国诗人、哲学家，德国浪漫主义的先驱，创作《自由颂歌》《人类颂歌》等诗作。Heinrich von Kleist(1777-1811)，德国浪漫主义的重要代表，以《破瓮记》等剧作著称。

《三作家--卡萨诺瓦、司汤达、托尔斯泰》，1928年。

《鹿特丹的伊拉斯谟》，1934年。Erasmus(1466-1536)，荷兰学者，人文主义的杰出代表。

《断头王后》，1932年。Marie Antoinette(1755-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法国大革命中被推上断头台。

《玛丽·斯图亚特》，1935年。Mary Queen of Scots(1542-1587)，苏格兰女王、法兰西王后，企图争夺英格兰王位，后被伊丽莎白女王下令处死。

《麦哲伦航海记》，19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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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最初刊载于NYRB Classics2006年版Bware of Pity，作者为罗格斯大学比较文学博士，资深书评人。

[2]Stephen Spender(1909—1995)，英国诗人、小说家、散文家，作品关注社会公平及阶级斗争。

[3]Igor Stravinsky(1882—1995)，美籍俄裔作曲家，现代主义音乐的重要人物，代表作有《火鸟》《春之祭》等。

[4]Robert Musil(1880—1942)，奥地利作家，其未完成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被誉为最具影响力的现代主义小说之一。

[5]Franz Joseph I of Austria(1830—1916)，奥地利帝国皇帝、匈牙利王国国王，1914年，因侄子斐迪南大公遇刺，向塞尔维亚王国宣战，最终导致一战爆发。

[6]Hugo von Hofmannsthal(1874—1929)，奥地利作家，有“神童”的美誉，以抒情诗歌及剧本著称，并为理查德·施特劳斯的《玫瑰骑士》等多部歌剧创作脚本。

[7]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奥地利诗人，作品《杜伊诺哀歌》《致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等享誉世界。

[8]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写道：“我父亲的祖籍是摩拉维亚。犹太人世族住在那儿的小乡村，同农民以及小市民都相处融洽。”摩拉维亚，捷克斯洛伐克东部莫拉瓦河流域一带的旧称。

[9]Theodor Herzl(1860—1904)，奥匈帝国记者，现代政治上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先后担任维也纳《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驻巴黎记者和文学编辑。

[10]《保罗·魏尔伦》，1904年。Paul Verlaine(1844-1896)，法国象征派诗人。

[11]Friderike von Winternitz(1882-1971)。

[12]Charlotte“Lotte”Altmann(1908-1942)，昵称为绿蒂。

[13]Richard Strauss(1864-1949)，德国作曲家、指挥家，创作了《莎乐美》《玫瑰骑士》等经典歌剧及《死与净化》等交响诗。

[14]Arnold Sch nberg(1874-1951)，美籍奥地利作曲家，现代表现主义音乐大师，代表作有《月之升华》《摩西与亚伦》等。

[15]《蒙田传》，1941年。Montaigne(1533-1592)，法国人文主义思想家、作家，著有《随笔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