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战争之后，纽约经历了短暂的繁荣期。但因为债务膨胀、资金缺乏以及贸易日益萎缩，这种繁荣景象慢慢减退，到1785年，纽约的经济已经停滞不前了。商品价格的下滑对负债的农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他们被迫用日渐缩水的收入来偿还他们的贷款。作为纽约银行的董事，汉密尔顿担心有些债务人会因为贫困而拖延偿还义务，使债权人遭受损失。后来，他这样形容每况愈下的商业环境：“当货币交易的信心被摧毁时，工业的兴起自然就无从谈起了。”[1]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汉密尔顿陷入了一种可怕的幻想，他担心穷人会通过起义来夺取富人的财产。有产阶级会被那些债务人和失业者挟为人质。认识到一场危机迫在眉睫，汉密尔顿告诉利文斯顿家族中的一名成员说：“那些关心财产安全的人或者是关心政府繁荣的人”必须“想方设法使那些原则不坚定的人处在立法机构的管辖之下”。[2]尽管汉密尔顿必将加入即将到来的喧闹的新民主政府，但目前他仍不准备竞选州立法委员。当他偶然看到他的名字出现在1785年4月《纽约信报》公布的州立法机构候选人名单中时，他急忙要求发行人把他的名字划掉，他说“在目前的时刻”暂不考虑竞选这个职位。[3]汉密尔顿不想提前做出决定，很有可能是希望在一个更合适的时刻登场。

在汉密尔顿看来，对纽约州来说，主要威胁现在可以归结于一个人：州长乔治·克林顿。作为独立战争时期的州长，克林顿是在战时脱颖而出的，他受欢迎的程度无人能及，所以连任了两届州长。克林顿是一个身材矮小、肩宽背厚、大腹便便的人。他粗浓的眉毛、蓬乱的头发、肥胖的面颊，让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强壮的鱼贩或是搬运工。

关于他的所有事情都表明他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对于汉密尔顿的大部分职业生涯而言，乔治·克林顿都是纽约一个不变的存在，是他政途中隐约显现的一座难以越过的大山。虽说在相貌上显得笨拙粗野，但在政治上克林顿却是个老谋深算的家伙，他牢牢掌握着手中的权力。克林顿最终连任七届州长，成为两届副总统，因为他代表着后来成为美国政坛的一支主要力量：地方平民主义者的领袖，既不过度审慎，也不过度放纵，被民众视为“自己人”，受到广泛的爱戴。正如为他编写传记的作家约翰·卡明斯基（John Kaminski）所说：“乔治·克林顿的朋友认为他与民众打成一片，而他的政敌则认为他是一个蛊惑民心的政客。”[4]

作为苏格兰-爱尔兰移民的后裔，乔治·克林顿早年在阿尔斯特县做律师，也是纽约立法机构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他还曾在大陆会议工作过一段时间。战争时期，克林顿作为陆军准将保卫哈得孙高地。在当地自耕农心目中，他是一位战无不胜的将军，能保护他们抵抗那些统治纽约的贵族：利文斯顿家族、斯凯勒家族、伦塞勒家族，以及哈得孙河地区的其他贵族。带着老练的政治家的敏锐眼光，西奥多·罗斯福后来评述说，克林顿知道如何利用“农村自有土地者冷淡、怀疑的情绪”和他们“目光短浅”的嫉妒心。[5]然而，尽管有着共和党人坦诚的气息，但克林顿并非是一个真正品格高尚的人。他自己有八个奴隶，并且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聚敛财富。他生活很节俭，但那是因为他人尽皆知的吝啬，而不是因为他真的缺钱。在他任职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身兼数职的人总喜欢炫耀他那自命不凡的头衔——“乔治·克林顿阁下，绅士、州长和民兵总指挥、纽约州海军舰队总司令”。[6]

汉密尔顿与克林顿的关系并非以冲突作为开端。尽管克林顿年长汉密尔顿16岁，二人在独立战争期间始终保持着友好的书信往来，并一致认为支持国会很有必要。汉密尔顿很赞成华盛顿选择克林顿指挥在哈得孙流域作战的美军。但是随着汉密尔顿和艾丽萨·斯凯勒结婚后，汉密尔顿追随自己的岳父，成为克林顿的死敌。到1782年的时候，尽管汉密尔顿仍然称赞克林顿是一个“正直的人”，但他逐渐认识到克林顿是在卑劣地迎合大众，“尤其是在新一届选举临近之时”。[7]随后10年，汉密尔顿对克林顿的批评变得越发刻薄。他发现这个州长粗暴无礼、脾气败坏，他所谓坦率的举止其实是对自己的算计和城府的掩护。克林顿“做事谨小慎微、狼顾狐疑”并且很少“没有预先策划和设计”就盲目行动。[8]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乔治·克林顿之间的恩恩怨怨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并非仅仅由于克林顿的执政理念。汉密尔顿担忧美国的民主政治会被一些蛊惑民心的政客所破坏，这些政客会装腔作势地说一些平民主义者的陈词滥调来隐藏他们的专制主义。乔治·克林顿、托马斯·杰斐逊和亚伦·伯尔的行为都逐渐显现出令汉密尔顿担忧的特征。克林顿也不赞成设立银行，认为银行只不过是让投机者敛财的工具，把钱从辛苦劳作的农民手中转移到了投机者手中。更让汉密尔顿坐立不安的是，克林顿在战后采取站在了严惩亲英分子的立场上。一位亲英分子历史的编撰者这样评价克林顿：“他用最残酷无情的方式审讯、侮辱、囚禁和惩罚亲英分子。在他的命令下，亲英分子身上被涂满焦油、粘上羽毛，装在车上游街示众，被施以鞭刑。他还在向他们收取极高的罚金后将他们驱逐出境。简而言之，一切残酷的手段——包括死亡——这个‘暴君’都用到了。”[9]

汉密尔顿或许可以容忍克林顿的所有缺点，但有一项例外：克林顿支持纽约州自治，反对国会统一管理。克林顿对汉密尔顿的爱国热情十分了解。他曾略带讥讽地评论汉密尔顿是“一个杰出人物，一个了不起的律师，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有雄心壮志”，但是他“想要迫不及待地实施他的毁灭性计划，企图联各州合并在一起”。[10]可以说，汉密尔顿对各州政治活动的冷嘲热讽与他对乔治·克林顿的失望密切相关。在纽约州州长的敦促下，纽约州对从西印度群岛进口货物强行增加了一项关税，由此激怒了城里的商人和货主。许多进口货物都销往邻近的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如今却被纽约州额外征收了高额的税款。不仅如此，纽约州还对来自新泽西州的农产品和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木材设置了一项“进口”税。克林顿沉湎于贪得无厌的金融掠夺，不愿与其他州分享利润。最终，当邦联国会建议向进口商品征收5％的邦联关税时，汉密尔顿双手赞成，而克林顿却坚决反对。

州际关系在贸易上的紧张状态是如此严重，以至于1786年被任命为国会主席的纳撒尼尔·戈勒姆（Nathaniel Gorham）担心，纽约州和邻近州的冲突最终会演变成内战。同样的，其他拥有海港的州与通过他们的港口进口货物的邻近州之间也爆发了激烈的贸易纠纷。这些州都在攫取原本属于中央政府的权力：贸易政策的制定权。这种情形让汉密尔顿相信，除非建立一个对海关税收拥有垄断权的新联邦政府，否则国家必将分崩离析。由于各个州在税收上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他们必然不可能为了公共利益做出自我牺牲。

1786年4月，随着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汉密尔顿认为采取行动的时刻到了，同意纽约立法机构选为任期一年的议员。后来，他告诉自己的一个苏格兰亲戚说：“邦联政府的软弱导致公共事务混乱不堪，局势召唤我再次参与公务生活，尽管我很无奈，但我不得不参与其中。”[11]事实上，从他展示出的改革热情中，我们看不出他有丝毫勉强。他被明确的目标所驱使，立志制定一项重大的长远计划。汉密尔顿告诉特鲁普，他之所以愿意参选州议员，是因为他计划“参加下一届州立法委员会”，他打算在政府结构的问题上，让州立法委员会“屈从于他所构思的改变”。[12]实际上，汉密尔顿参选州议员只是导致制宪会议召开的一系列事件中的第一步。

通向召开制宪会议的道路是曲折而又漫长的，这条路的开端始于1785年的芒特弗农。当时，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委员们解决了关于波多马可河航行的争端，他们希望这个解决的方案成为解决其他州际争端的一个范本，并且在1786年初呼吁在安纳波利斯召开一个大会，目的是“制定一些对促进共同利益有必要的贸易规则”。[13]詹姆斯·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一样，对于让各州恼火的贸易和边界争端感到沮丧。1786年3月，麦迪逊写信给杰斐逊，随后写信给在巴黎的美国公使，讲述了“目前我们商业上的无政府状态”和拥有主要港口的州正在榨取邻近州的利益。[14]害怕各州立法机构制定只顾自己的自私法律，麦迪逊提醒杰斐逊说，这些州“如此频繁、如此明目张胆的行为，让最坚定的共和主义者都感到忧虑”。[15]

1786年5月，纽约州的立法机构任命了六名委员到安纳波利斯参加会议，但是最终，只有汉密尔顿和他的朋友，纽约州的首席律师埃格伯特·本森参加了会议。这次表面上不太重要的任命，实际上对汉密尔顿而言具有深远意义。如果他错过了安纳波利斯会议，他或许会与制宪会议失之交臂，或许也无法成为《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了。罗伯特·特鲁普后来宣称，汉密尔顿明白安纳波利斯会议将成为做更大事件的前奏，“除非把这次会议看作通往制宪大会的铺路石，否则他对商业贸易类会议毫无兴趣”。[16]不知是由于运气、事先策划，还是一种让不可能成为可能的本领，汉密尔顿神奇地出现在美国早期历史的每个重要转折点。

9月1日，汉密尔顿自己掏腰包起程前往安纳波利斯。经过了漂泊的青年时期和战时的颠沛流离，汉密尔顿对旅行几乎不再有兴趣，现在他把自己看作一个正在行军的士兵。由于在旅程中身体欠佳，汉密尔顿延误了一个星期才到达安纳波利斯。艾丽萨最近又生下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小亚历山大，所以汉密尔顿十分想念他的孩子们。他一到马里兰就匆忙给艾丽萨写了一封满怀深情的短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刻骨的思念：

我很高兴孩子顺利出生了，然而我却不能回家，不能在你和我亲爱的小家伙们身边。我觉得没有什么能弥补我所错过的天伦之乐，我的心绪无法安宁……实际上，我对家的依恋，使我不适合在外出差或者度假，一想到我会在这里将逗留十天八天，甚至两个星期，就让我充满了焦虑，我的贝特西同样急切地盼我回去，她必能体会我的心情……请像我温柔思念你那样记挂我，我们一定会幸福快乐的。[17]

很明显，自从求爱时期以来，亚历山大和艾丽萨之间的爱情就从未冷却，婚姻让这个不羁浪子成为一个恋家的男人。

对于选择相对隐蔽僻静的安纳波利斯作为会议的召开地点，麦迪逊解释说，会议的组织者是有意避开重要的商业城市和国会所在的区域，目的就是防止代表们受挟于外部党派。委员们被安排住在乔治·曼恩的城市旅店——城市旅店是一个有100多张床铺的大型旅馆——在州议会大厦陈旧的公共会议室里召开工作会议。前来参加会议的人数非常少——只有来自5个州的12位代表露面。不过代表稀少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可以摆脱那些反对建立中央集权政府的人。这个国家主义者团体的密切团结使得谈话的内容无所不包，从商业争端到对支离破碎的《邦联条例》的批判，都在他们的讨论范围之内。

麦迪逊比汉密尔顿早几天抵达安纳波利斯。他为参加这次会议所做的全面、专业的准备，几乎无人能及。筹备会议之初，杰斐逊就给他寄送了大量政治和历史方面的论著，此时在麦迪逊的头脑里一定塞满了关于共和政体和邦联政府的种种先例。自从在邦联国会共事以来，汉密尔顿可能一直未见过这位朋友。在这段时间内，麦迪逊研究法律，并一直在弗吉尼亚州的立法机构里任职。麦迪逊身材瘦小、谢顶、眼睛深陷、眉毛浓重，好学上进，富有书卷气。汉密尔顿一定很高兴与这位故人叙旧。尽管我们不太知道安纳波利斯会议的细节，但看起来很确定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已经开始共同进行哲学思考，开始酝酿两年后《联邦党人文集》的问世。在这一刻，他们持有相同的观点——鄙视那些鼠目寸光的州权主义者。

安纳波利斯的与会者很快达成共识，各州之间在商业上的争端是政治结构上的潜在缺陷的外在表现。他们达成了一个激动人心的结论：催促各州派出代表，在5月参加在费城举行的会议以对《邦联条例》进行修订。汉密尔顿撰写了结论**澎湃的开篇，由于言辞过于辛辣，弗吉尼亚州州长埃德蒙·伦道夫（Edmund Randolph）要求汉密尔顿把它撕毁。汉密尔顿当然勃然大怒，义正词严地回绝了他。此时麦迪逊把汉密尔顿拉到一边，力劝他做出战术上的退避。“你最好是顺从这个人的意思，”麦迪逊告诫汉密尔顿，“否则的话，全弗吉尼亚州的人都会反对你的。”[18]汉密尔顿冷静下来后，终于答应做出让步。

最终的定稿版本解释说，委员们冒险超出他们最初的授权是因为“调整贸易的权力涵盖广泛而全面”，以至于决定这个问题需要政治体系中的其他部分同时做出相应的调整。通过更加细密的研究，他们发现现行体制的弊端比原来想象的要“更大、更多”。[19]安纳波利斯决议指出，政治系统是一个精细构建的体制，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必定关系微妙。这明显是汉密尔顿发出的声音，反映出他倾向于从系统层面解决问题，重视事物之间的微妙影响。

当麦迪逊和汉密尔顿返回各自所在的州，要求州议会对安纳波利斯会议所做出的决定进行考虑的时候，他们得到的反应是截然相反的。麦迪逊所在的弗吉尼亚州给予了热情的称赞并且选择乔治·华盛顿作为制宪会议代表团的领袖。相比之下，汉密尔顿所在的纽约州的州长乔治·克林顿扮演了扫兴者的角色。对于这种决定，他表示“强烈反对”。他否认改革的必要性，并且断言“现在的《邦联条例》能实现美利坚合众国的目标”。[20]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虽然乔治·克林顿所领导的立法机构里许多议员开始赞同安纳波利斯决议，但他本人却一直对改革加以阻挠。

早在1776年，约翰·亚当斯就准确预言，战后“最复杂、最重要、最危险、最棘手的事情”就是建立一个中央政府。[21]汉密尔顿现在全身心投入其中，安纳波利斯会议之后，他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了战略上的准备。为了向汉密尔顿表示敬意，纪念他为增进国家团结所做出的努力，凯瑟琳·德林克·鲍恩（Catherine Drinker Bowen）在自己关于制宪会议的经典著述中写道：“在那些早早就开始为改革而奉献的人中，有3个人贡献尤为突出——华盛顿、麦迪逊和汉密尔顿。在这三个人当中，有证据显示，汉密尔顿是促成1787年制宪会议的最强大力量。”[22]当然，麦迪逊的支持者可能会对此表示不同意见。

经济问题贯穿于《邦联条例》引发的所有矛盾中，美国实质上已经破产了，邦联政府和州政府发现自己无力偿还独立战争留下的巨债。在欧洲的证券交易机构中，投资者纷纷表示出对美国信用能力的怀疑态度：他们以远低于票面价值的价格抛售美国的债券。“美国命悬一线。”古维内尔·莫里斯如是说。[23]

许多美国人和他们的政府一样负债累累。在安纳波利斯会议召开之时，马萨诸塞州西部农村发生骚乱，几千名负债的农民抗议剧增的税收和他们的土地赎回权被取消。他们拿着棍棒和干草叉，关闭了法院，使用武力阻止对他们土地的查封。正如汉密尔顿担心的那样，经过了8年的战争，用暴力来抗议权威已经成为习惯。因这次骚乱的首领名叫丹尼尔·谢斯（Daniel Shays），所以这次起义被称为“谢斯起义（Shays Rebellion）”。丹尼尔·谢斯，曾经的民兵队长，一夕之间成了平民英雄。

美国独立战争似乎卷土重来，只不过这一次是内战。起事者穿着昔日大陆军的制服，还按照1776年的做法，在帽子上别上了铁杉树枝条的花纹。1787年2月，马萨诸塞州通过了减轻债务的立法，尽管这时州民兵已经平息了骚乱，但人们依然能感受到这起事件的余波。许多债权人和有产者都对州政府日渐扩大的权力感到不安，并对疲软的邦联政府感到失望。邦联政府已经廉价出售了自己的最后一艘战舰，整个邦联政府的军队也被缩减到仅仅700人。

此前，在罗得岛州就曾爆发过农民起义，激进分子鼓吹废除债务以及财富均分。正当人们好奇这些起义者能走多远的时候，马萨诸塞州就传来了谢斯起义的消息。这些起义暴露的问题，正是汉密尔顿善于解决的经济问题。

“我的天啊。”华盛顿这样评价叛乱，他对一些起义者把美国的土地当作“所有人的共同财产”感到惊骇。[24]詹姆斯·麦迪逊向他的父亲表达了类似的对叛乱者的恐惧：“虽然他们自称目标仅仅在改革宪法和阻止行政暴行。但是，我强烈怀疑他们还想取消公共债务和私人债务，并对财产进行重新分配。”[25]麦迪逊认为软弱的共和政体是暴乱的真正原因，而杰斐逊对此事的反应却是沉着泰然。“我认为偶尔发生一些小混乱是一件好事情，”他从巴黎写信告诉麦迪逊，“对于政界也同样必要，就像在自然界一定会有暴风雨一样。”[26]杰斐逊安慰威廉·史密斯上校的话，后来成为经常被引用的名言：“自由之树必须时常用爱国者和暴君的血来浇灌。”[27]汉密尔顿时常担心混乱循环往复，最终导致恶果，但暗自得意的杰斐逊却认为周期性的暴行是能够自我纠正的。

通常口若悬河的汉密尔顿对谢斯起义却罕有地保持了沉默。他之所以缄口不言是因为同情农民所遭遇的不幸，可是却轻视他们的行事方法。汉密尔顿希望邦联政府能够接管各州战时留下的债务。相反，马萨诸塞州议会解决自己的债务的办法就是给农民施加更繁重的税负。在《联邦党人文集》的第六卷，汉密尔顿写道：“这次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税务压力的产物”[28]“如果谢斯不是被债务逼上了绝路，那么马萨诸塞州是否会陷入内乱，是值得怀疑的”[29]。农村的骚乱和起义，证明了他一贯坚持的观点的正确性，即邦联政府必须拥有税务分配权，公平地分担各州的税负负担。

许多美国人怀疑脆弱的邦联能否承受住富人与穷人之间、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日积月累的矛盾。1787年2月，为了遏制国家财政日益恶化的势头，汉密尔顿在纽约州立法会上表明了自己英勇无畏的立场，支持国会提议的5%的进口税。汉密尔顿不指望仅通过一次进攻就击垮克林顿和他的追随者们，因为他们维护州权的口号深得人心。立法委员塞缪尔·琼斯在评论汉密尔顿的这次行动时说：“在开会期间他告诉我，民众都期盼着他，他不应该让他们失望。否则就不会在州立法会议上重提此事了。”[30]汉密尔顿发表了一个长达1小时20分钟的马拉松式演讲，向人们展示了邦联统治之下美国的严酷面貌。他指出，国会依赖于13个州自愿上缴税款，但一些吝啬的州缴纳的只是他们规定税额的一小部分，甚至直接抵赖。由于邦联国库空虚，没有剩余的钱支付债务或建立美国的海外信誉。就算国内的债权人会表现出耐心，但是国外的债权人则不会如此。“邦联政府应该有权强制执行他们的要求，”汉密尔顿警告说，“迟早他们会这样做。”[31]汉密尔顿认为邦联权力处于无序和错位的状态：“如果这些州不能团结在一个统一的邦联政府之下，他们相互之间绝对会发生战争，他们之间的分歧会使他们遭到外国势力和阴谋的伤害。”[32]

汉密尔顿精辟的阐述遭到了克林顿和他的追随者无情地轻视，他们用无礼的方式做出回应，要求对这个问题进行投票表决而无需费力去反驳汉密尔顿的演讲。正如汉密尔顿预期的那样，邦联国会的税收计划彻底落空了，他一贯流利的口才也由于身体上的筋疲力尽而不得不屈服。尽管他很快就因支持者的欢呼而支撑了下来，恢复了元气并且到剧院去看了一场戏。“在参议院那次著名的支持进口税的演讲之后，汉密尔顿去剧院看戏，”玛格丽特·利文斯顿（Margaret Livingston）告诉她的儿子，州首席法官罗伯特·R.利文斯顿，“当他进门的时候，有人称赞他是一个伟大的人，还有人说他比克林顿更适合当州长。”[33]

在立法机构任职期间，汉密尔顿对两项措施进行过投票表决，反映了他关于自己孩童时代的一种矛盾的感情。最奇怪的是，他赞同一项禁止因通奸离婚者再婚的议案。西印度群岛也曾有一项类似的苛刻法令，便是致使汉密尔顿的父母无法将他立为合法的婚生子的原因。如果说这次投票显示了汉密尔顿对母亲潜藏的怨恨，那么另一次投票则流露出对她的爱意。当时，立法院正在讨论一项阻止未婚生子的母亲杀害刚出生的子女的议案。这个议案的目的是禁止那些非婚生子女的母亲在孩子出生时将其杀死。一个有争议的条款规定，如果孩子死亡，未婚的母亲必须有证人证明孩子出生时就是死胎或者是由于自然原因而死的。这意味着未婚的母亲不得不公开承认她生下了一个私生子。汉密尔顿对此不敢苟同，有一篇刊登在报纸上的文章反映了汉密尔顿的恻隐之情：

汉密尔顿先生评论说，这个条款既不明智也不公正，他希望从议案中删除这一条款。为了证明观点的合理性，他充满情感地描述了一位不幸女人的尴尬遭遇……通过隐瞒她的失贞事实，她的不幸可能会到此为止。她就可以改过自新再一次被这个道德社会所接纳。这个条款是在强迫她向全世界公告她的羞耻，因此她很有可能甘愿承受隐瞒所带来的惩罚，也不愿意公开她的过失。[34]

当塞缪尔·琼斯支持这个措施的时候，汉密尔顿用“滔天的辩词”对他进行了反驳，并且说服立法机构站在了自己这一边。[35]汉密尔顿为了这个措施如此费力地争辩，意味着加勒比海残留的骇人记忆仍然在他的脑海中不安地徘徊。

汉密尔顿在关税措施上遭到痛击后不久，他提出了一个议案，建议立法机构，派五名代表参加在费城举行的制宪会议。大部分人都希望制宪会议仅是单纯地对《邦联条例》进行修改，而不是彻底改革它的基本结构，但汉密尔顿设想了某些更加大胆的事情，希望这次大会能产生一种更稳固、更长期的团结。两天后，克林顿和他的追随者让汉密尔顿陷入了困境，他们把代表名额缩减到了三人。由于汉密尔顿是纽约州主张参加这个会议的主要因素，克林顿和他的追随者当然不能不把他算在代表名额之内；此外，他们派了两个极度反对邦联权力的人和他一起参加会议，这样可以减弱他的影响力。奥尔巴尼市的市长小约翰·兰辛（John Lansing, Jr.）是一位富足的地主，罗伯特·耶茨（Robert Yates）是纽约州最高法院一个自命不凡的法官。这两个人都坚决反对赋予邦联政府独立的征税权。此外，他们俩还是一对牢固的搭档，这两个人是通过婚姻产生联系的，而且年纪较轻的兰辛在少年时期还曾在耶茨的律师事务所工作过。汉密尔顿非但没能带来一个精诚合作的代表团，反而被降级为一个来自持反对意见的州的少数派代表。

汉密尔顿在1787年5月18日抵达了费城，在第四大街印第安女王旅馆与其他代表会合。麦迪逊于几天前到达费城，他向华盛顿吐露自己的担忧：“兰辛-耶茨联盟对汉密尔顿来说是一个致命的‘绊脚石’。”[36]和其他代表一样，麦迪逊有一种强烈的戏剧感，他相信即使看不见任何曙光，但即将在会议上被制定的文件将是会“永远决定共和政体政府的命运的”。[37]由于法定出席人数不足，会议又拖了一周才正式开会。在屋外潺潺的雨声中，华盛顿被全体代表一致推选为会议主席。汉密尔顿曾经努力劝说华盛顿走出芒特弗农，参加制宪会议。独立战争结束之后，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一样对软弱的中央政府感到不安，他担心“来自地方或各州的政治势力，会过多干预那个更自由和全面的政府计划，但这个计划从理性和长远来看，是一定要实现的”。[38] 尽管华盛顿在会议上沉默寡言，但大家知道他倾向于建立更有效的中央政府。

华盛顿任命汉密尔顿、乔治·威思（George Wythe）和查尔斯·平克尼（Charles Pinckney）组成一个小型的委员会，为大会草拟规则和程序。为了防止自己被兰辛和耶茨掣肘，汉密尔顿提议进行个人记名投票。但是，委员会原本采用的是一州一票制度，如此一来，汉密尔顿的投票可能湮没在两位纽约州同事的不同意见中。为了鼓励坦率直言，委员会倾向于采用保密形式，准备进行无记名投票，委员会还决定“在这座议会大厦里，大家所说的话会被记录，也不会被发表，而且未经允许也不能传播”。[39]议会大厦的门口设有岗哨，新闻记者和好奇的观众被挡在门外，代表们在进入大厦之后要起誓对外界守口如瓶，不会透露半点口风。代表不能走出大厦，只能去二楼休息，以确保会议的机密性。在这个闷热的费城的夏天，面对着成群的让人备受折磨的苍蝇，大厦二楼的窗户紧闭，百叶窗关闭了，以保证绝对不受到干扰。麦迪逊当时所做的笔记直到几十年后才公之于众。

为什么这个为了寻求民主的会议会采用如此不民主的规则？许多代表认为他们是文明、独立的公民，关注的是大众的福祉，而不是那些所谓的派别中的成员。“如果会议期间我们考虑的问题被公开，那么派别之间的争吵将会阻止我们达成任何令人满意的结果，”汉密尔顿说道，“采取会后公布的方法，我们才能获得更丰硕的成果。”[40]在这次非公开的会议上，代表们不受抑制地辩论，最终形成了历史上最光辉的文件之一。与此同时，会议的保密性也成为流言蜚语的源泉，给汉密尔顿后来的政坛生活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会议的召开地点是红砖砌成的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大厦铁灰色的东厅，《独立宣言》就是在那里签署的。对于这些公正的共和党人而言，它具有特别的严肃性。代表们坐在当时流行的一种名为温莎椅的细骨靠椅中，以华盛顿的那把木椅为中心，围成一个扇形，在铺着绿呢子布的桌子上记着笔记。绿色的窗帘遮住了高高的窗户的上半部。整个房间的布置都凸显出这个会议的保密性。与圆形剧场里讲演的演讲者不同，这些代表在一个空间大小适当的场所开会，发言人能与每位代表进行眼神交流，用一种正常的声音进行交谈。

坐在前排中央的是詹姆斯·麦迪逊，他坐在这个关键位置上做着会议记录。“这是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能听到所有人的发言……我从未缺席任何一场会议，也从未随意离开座位。我不可能错过任何一次单独发言，除了一次简短的插话。”[41]一位评论家说道，这个俯身记录的矮小的弗吉尼亚人有“一副沉着的表情，一双敏锐的蓝眼睛，看起来像是一个思想家”。[42]

来自乔治亚州的威廉·皮尔斯（William Pierce）对汉密尔顿的描述最为详尽。这位青年才俊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33岁左右，个头较小，身材瘦削。他的举止略有些僵硬，有时候还表露出令人不快的自负。”与那些伟大的演说家相比，汉密尔顿的声音不够洪亮，但他能言善辩，对问题的分析一针见血。“在发言前，他必定准备好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他做事情绝不会浅尝辄止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他一定会穷根究底，直到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皮尔斯指出，汉密尔顿语气多变，时而沉重，时而诙谐。他的“讲话方式并不总是一成不变，他有时像政治家博林布鲁克子爵（Viscount Bolingbroke）那样富有说教意义，有时又像小说家劳伦斯·斯特恩一样轻快流畅”。[43]

这场被本杰明·富兰克林狂热地描述为“他一生中见过的最威严最崇高的会议”有哪些贤明的人参加？[44]除去抵制这场会议的罗得岛州委派代表之外，12个州的55名代表，基本覆盖了当时美国的全部国土。他们都是白人，男性，大部分是富有的有产者。许多人是律师，因此对先例非常敏感。普林斯顿的毕业生（9人）远远超过了耶鲁的毕业生（4人）和哈佛的毕业生（3人）。他们的平均年龄是42岁，这意味着当时32岁的汉密尔顿和36岁的麦迪逊都是与会者中的“年轻人”。汉密尔顿虽然不是在美国出生的代表，但他并不孤独，因为有另外12个人都来自国外，或曾在国外求学。许多代表都和汉密尔顿一样认为当务之急是处理公共债务。代表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拥有公共债券，它们的价值将戏剧性地受到在这里将要做出的决定的影响。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汉密尔顿很少出席，但这也是当时的典型的情况。许多代表在自己家乡与费城之间往来奔波，55名代表中只有大约30人在会议召开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场。

这次会议让汉密尔顿有幸遇见另一位美国开国元老：当时81岁高龄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共同参加制宪会议，是这二人人生轨迹中的唯一交点。这位双下巴的费城老人当时头发几乎全掉光了，只有两侧还有一些稀疏的头发。他正在遭受痛风和肾结石的折磨。富兰克林常在自家院子里的一棵桑树旁与汉密尔顿和其他代表谈话，有时他喜爱的外孙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Benjamin Franklin Bache）也会在旁边。据说体弱多病的富兰克林第一次来参加会议时，他是坐着由四名从沃纳特监狱召集的犯人抬着的轿子到达会场的。然而，这位老人为与会代表做出了表率，在长达四个月的会期中，他没有缺席任何一场会议，有时他还会请身边的人大声转达他的想法。汉密尔顿抵达费城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富兰克林表达敬意。这个德高望重的人反对给行政部门的政府官员加薪，希望这样一种措施能造就心系人民的公众领导，而不是尸位素餐的官僚。其他人认为，此项措施会抑制有识之士担任公职的愿望，而导致那些闲散的有钱人担任公职。但汉密尔顿对这个不切实际的主张表示支持，很可能是出于对这个老人的尊重。麦迪逊评论说，一些人对这个建议“心怀尊敬，并不是因为它让人信服或具有可行性，而是针对这个建议的提出者”。[45]

理论上，这次会议的宗旨是对《邦联条例》进行修订。但是，仅看到这一短视目标的代表刚一发言，就被他人予以纠正。5月30日，埃德蒙·伦道夫提交了一份由麦迪逊起草的计划，目的是对条例做全面彻底的改动，以期产生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个“弗吉尼亚方案”与过去做了一个彻底的了断，并描绘了未来美国政府的基本蓝图。它设想了两院制的立法机构，两院均采用比例代表制（作为人口最多的一个州，弗吉尼亚将在这种方式中获益），额外的权力集中在行政部门，实行领导负责制（也就是一个主席），任期7年，而不是激进分子所喜爱的委员会。为了强调三权分立，它还设想了一个全国性的司法系统，由最高法院统领。毫无疑问，该计划的意图是，各州在享有一定自治权的同时，服从于邦联政府。

伦道夫陈述完毕后，汉密尔顿向代表们指出了核心问题，那就是这个新政府是要继续作为一个邦联存在还是组成一个真正的国家。他们实际讨论的问题是“美国是否可以有一个政府”或每一个州是否需要“独立存在，只靠邦联制联接”。[46]汉密尔顿明白一个有着最终支配权的全国性政府的重要性。汉密尔顿的发言受到积极回应，这说明代表们已经做好准备要进行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多数与会者同意“建立由最高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组成的国家政府”。[47]罗伯特·耶茨投票反对汉密尔顿的发言，这一举动也暴露了纽约代表团内部不可挽回的裂痕。如果当时约翰·兰辛也在场的话，他肯定也会投出同样的反对票。

对许多代表来说，联邦权力的分立是一回事，削减州权则是另一回事。对一些人口较少的州来说，两院制立法和两院都是按照人口比例来选举令他们十分不安。6 月15日，新泽西州的代表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erson）向大会提出了相反的建议——不是推翻旧体制，建立新政府，而是希望对《邦联条例》加以“修正”并保留基本的州主权；不是采取两院制国会，新泽西代表提议国会仅设一个议院，且各州均只有一票表决权。他们还希望保留令国家财政举步维艰的自愿“征款”体制；成立一个执行委员会以取代总统一职，若大多数州长同意，即可废除该委员会。很明显，许多大的州都倾向于赞成弗吉尼亚方案，而较少的州则赞同新泽西方案。

虽然小约翰·兰辛所代表的纽约州人口数量在全国排在前五，但他还是对新泽西方案表达了强烈的赞美，因为它“维持各个州的主权”。他责骂弗吉尼亚方案说：“各州永远都不会为了一个全国性政府而牺牲它们的基本权力。”[48]兰辛对麦迪逊的方案是如此反对，以至于他说如果纽约州提前获悉会议打算建立一个新中央政府的话，是绝不会派代表到费城来的。兰辛的发言证实了汉密尔顿在代表团处于少数派地位，这削弱了他在会议上的影响力。

对那些熟悉汉密尔顿的人来说，在会议最初的3周里他被动消极的态度是令人感到困惑的。他表现得像个毫不关心会议议程的局外人。当会议的代表们因为分别支持弗吉尼亚方案和新泽西方案而分裂成两个阵营时，汉密尔顿与双方都保持着明显的距离。罗伯特·耶茨在6月15日的记录中写道：“汉密尔顿上校不肯说他同意哪方的观点。”[49]麦迪逊则记录道，汉密尔顿说自己不喜欢出风头，一方面是因为他不愿冒犯那些“能力、年龄与资历均高于自己的人，他不愿向他们提出任何异议”；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代表团意见不一。[50]

不难预料，一旦口若悬河的汉密尔顿打破沉默的时候，一定会震惊其他人。面对大州和小州之间的僵局，他提出一个更激进的计划。6月18日星期一的清晨，汉密尔顿，这个32岁的旷世奇才在会议上第一个从座位上站起来，在这个闷热、密闭的房间里侃侃而谈。他一口气说了长达6个小时（中间都没有停下来吃午饭），展现出精辟的见解和过人的胆略，但事后回想，其中也不乏轻率之处。他向立法机构承认说，他将会勾画一个并非反映与会成员意见的方案。“我的立场不讨人喜欢，”他承认道，“但是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有所保留是应受责备的。”[5l]人们对“民主”的热情令人厌烦，他们所说的民主无非是直接代表制，甚至是暴民统治，而不是通过受过教育的代表过滤公众舆论。“弗吉尼亚方案是什么？”他问道，“是否就是让一个民主的参议院和一个民主的行政部门来制约一个民主的众议院？这样的方案与《邦联条例》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就像普通猪肉和加了作料的猪肉。”[52]在所有的美国开国元勋中，汉密尔顿可能是最不信任群众智慧的一个，他希望选出的精英领导者给予民众指引。这正是汉密尔顿政治观点中最矛盾的地方：他对美国的乐观看法与实际上对人性的悲观看法共存。他对美国人的信心从没有和他对美国本身的信心很好地匹配在一起。

以自我为中心、超前的想象和非凡的才智是汉密尔顿的典型特点，他无法满足于仅仅是对他人的方案修修补补。他的头脑里已经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新政府规划，而不只是分散的几个方面。大会的讨论过程被严格保密，由此才能确保代表们不必担心受到报复，尽情展开辩论，提出争议性观点。实际上，在共和国早期的那些谣言中，他的演讲占据着恶魔般的地位，为那些认为汉密尔顿在政治上变节的政敌提供了令他们满意但却使汉密尔顿身败名裂的证据。

尽管我们没有任何关于这次发言的书面文稿，但汉密尔顿、麦迪逊、耶茨、兰辛和鲁弗斯·金（Rufus King）所留下来的笔记内容大体一致。自从1780年9月给詹姆斯·杜安写信以来，几年间汉密尔顿一直天马行空地思考着一种全新的具有君主政体的连续性和共和政体的自由性的混合政府体制，这个体制既能提防无政府状态也能提防暴政专治。在会议上，汉密尔顿建议通过选举产生总统和参议院，他们虽是选举产生的，但若“行为检点”便可任职终身。汉密尔顿建议的行政首脑有异于世袭君主，因为他是由选举产生的，如果行为不端，可被撤职。在汉密尔顿慷慨陈词的时候，麦迪逊潦草地写道：“该建议可能会遭到反对，这样的一个首脑将会是一个选举出来的君主，会产生一种以君主政府为特征的混乱。汉密尔顿解释说，‘君主’是一个模糊的词语。它既不表明权力的程度也不表明权力的持续时间。”[53]在汉密尔顿的私人笔记中，他评述这种君主：“他应当是世袭的，并且具有如此多的权力，冒风险来获得更多权力并不是他的兴趣所在。”[54]汉密尔顿在他的演讲中修正了这一说法，然而，却从没有公开提倡设立世袭君主政体，正如麦迪逊提及“选举的君主”时所证明的那样。而且在汉密尔顿的大量著作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他支持世袭制君主。即使是在这里，在他最极端的陈述中，他仅是提倡设立一位最终受制于立法机关的行政长官。无论他的言辞被怎样曲解，都不足以证明他是在倡导建立一个真正的君主政体，即国王拥有永恒的、自主的世袭权力，凌驾于所有政府部门的权力之上。

尽管汉密尔顿倡议的参议院由选举产生并任职终身，但相比之下，他设计的众议院则极其民主——由全体有选举权的男性公民每三年通过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因此，参议院代表贵族，众议院则代表平民。汉密尔顿担心，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差距被拉开之后，参议院和众议院可能会设法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彼此：“把权力都给予多数人，他们就会压迫少数人；把权力都给予少数人，他们就会压迫多数人。”[55]这个体制需要一个公正的仲裁者，不受阶层冲突和地区利益的影响。在这里汉密尔顿搅了浑水，他用了一个可怕的字眼——“君主”：“这一制衡力量就是一个君主……政府应当有一个能抵制民众偏见的人。”[56]汉密尔顿对贵族和平民都感到担心，他希望既能遏制滥用权力的多数人也能遏制滥用权力的少数人。“煽动民众的人并不永远是不可取之人，”他在演讲中回应了麦迪逊的一个观点，“贵族常常就是煽动民众的人。”[57]为了避免进一步地滥用职权，汉密尔顿推荐成立一个最高法院，由12名法官组成，只要法官的行为妥当便可终身任职。用这种方式，每个部门都能与民众的狂热保持一段有益的距离，只留下一个明显的例外——众议院。汉密尔顿总结说：“想要确立的主要原则是：必须有一个永久的章志。”[58]

让某些听众感到激愤的是汉密尔顿对于“以前祖国”的评价。麦迪逊记录道：“他不假思索地宣布……英国的政体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模式，如果美国的政府缺少英国的模式，会变得面目全非。”[59]对未来的那些阴谋家而言，汉密尔顿只要肯承认这一点，他们就能确定汉密尔顿是一个危险的叛国者，时刻准备着出卖美国使它重新回到不列颠的束缚中去。实际上，会议的代表对英国政治体制的赞赏是十分普遍的。南卡罗来纳州的皮尔斯·巴特勒（Pierce Butler）曾评论说，代表们“经常会不加考虑地欣赏英国议会的优点，无论有道理或没道理的都会模仿英国”。[60]但是汉密尔顿的恶意批评者却把他的这种观点解释成对英国体制的一种卑躬屈膝的崇拜，并意图将它引入到美国来。

汉密尔顿演讲完毕，会场礼貌性地响起掌声，没有人想要争论什么。也许代表们是希望早点离开这个闷热的房间，回到自己的住所。古维内尔·莫里斯称赞汉密尔顿的发言是“他听过的最出色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演讲”。[61]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威廉·塞缪尔·约翰逊说汉密尔顿的发言“受到了每一个人的称赞，但……没有一个人支持他”。[62]数年后，约翰·昆西·亚当斯称赞这个方案是具有“伟大才华”的方案，甚至从理论上而言，这个方案比最终被采纳的方案还要好，可是却被错误地放在了当时美国这个环境之中。[63]

汉密尔顿是如何搞砸这次演讲的呢？汉密尔顿与大多数代表的不同之处并不在于他对暴民统治的恐惧，而在于这种恐惧的心理彻底击碎了他的希望。他忙于将反复无常的公民置于相互制衡的机制中，却无暇考虑公民的潜力。汉密尔顿像是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的人。他从不支持贵族和世袭的头衔，或其他贵族政治的繁文缛节。他也没有说过君主政体的一句好话。尽管如此，他仍然不确定共和国政府能否经受住民众的**，他想给民众灌输一种尊重法律、服从权威的意识，这种意识来自君主本位体制，却能保障自由。他经常把政治目光投向过去，希望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替缺乏教育的平民做决定。这与他那先进的经济思想是矛盾的。在经济问题上，汉密尔顿却认为应当有一套流动的精英领导模式，不排斥像他这样有才干的局外人。

由于根深蒂固的坦诚正直，汉密尔顿必定认为应该提供迥异于“弗吉尼亚方案”和“新泽西方案”的新计划，因为这两项方案势必失败。他必定认为，如果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他的演讲就能被擦去灰尘，它的优点迟早会更好地得到赏识。直到那时，他还依赖于会议的保密性一吐为快。

汉密尔顿并不是唯一一个提出轻率意见的代表。北卡罗来纳州的休·威廉森（Hugh Williamson）一度声称：“我可以确定的是，这个国家迟早会有一个国王。”[64]有四个州的代表甚至投票赞成汉密尔顿提出的“选出一个总统，只要行为妥当便任职终身”的建议，尤其是包括詹姆斯·麦迪逊、乔治·马森、埃蒙德·伦道夫的弗吉尼亚代表团。当后来遭到杰斐逊的支持者的辱骂时，汉密尔顿开心地提醒他们，杰斐逊的盟友麦迪逊也赞成设立这样的总统职位。如果说他是一个君主主义者的话，那么麦迪逊也是。而且麦迪逊还支持授权邦联政府可以对州的法律行使否决权，“就像大不列颠国王以前拥有的权力那样”。[65]本杰明·富兰克林希望成立一个一院制的立法机构和执行委员会来代替总统，他反对总统对立法的否决权，认为那样会导致行政腐败“直到以君主统治收场”；[66]约翰·迪金森希望州的立法机构有权弹劾总统；埃尔布里奇·格里（Elbridge Gerry）希望成立一个3人组成的“总统组”，每一个人代表美国的一个不同部门。尽管不作为任何一个州的代表，约翰·亚当斯倾向于认为世袭统治是不可避免的，是可以预见到的，“我们的船最终一定会停靠在那个岸上”。[67]

对大多数代表而言，汉密尔顿的演讲只是让激战正酣的各路人马休战一日。第二天早上，甚至没有人花费时间对汉密尔顿进行反驳。麦迪逊担心汉密尔顿的演讲会在关键时刻疏远那些小州。实际上，麦迪逊的“弗吉尼亚方案”可能由于汉密尔顿的演讲而获益，因为相比之下现在它看起来似乎更温和适度一些（一些学者争论说这也正是汉密尔顿演讲的真正意图所在）。当麦迪逊站起身来发言的时候，他把汉密尔顿的演讲搁置脑后，只字不提，转而对新泽西方案进行了无情的驳斥。

尽管汉密尔顿的计划破灭了，但是它的影响力在代表们散去后依然存在了很长时间。直到汉密尔顿去世时，他的对手们还在挖掘这次演讲，就好像它包含了那个真正的、神秘的汉密尔顿一样，就好像他在最虚弱的一刻突然表露出了真实的自己。事实上，在为新宪法而战的过程中，没有人比汉密尔顿更加努力，也没有人比他更富有成效，他从来都没有动摇过支持新宪法的决心。6月18日的演讲被证明是他职业生涯中所犯的3个明显错误之一。每一次，面对有争议的主题他的发言都是大胆、详实、直率的，好像在某种压制之下努力想要表达他心底的想法；每一次，他都是惊人的固执、鲁莽，始终坚信他是对的。只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这个唠叨的、桀骜不驯的、信口开河的人为代表他政敌的那些阴谋家提供了素材。

经过了那次有争议的演讲之后，当大州和小州在一个紧张的僵局上摆出攻击的架势时，汉密尔顿保持了沉默。似乎有分歧的会议可能开不下去了。当富兰克林在 6月28日建议每次开会前大家都应该进行祈祷，向上天祈求帮助时，汉密尔顿表示异议，因为这会促使公众想象“会议陷入僵持和争议”。[68]据说，汉密尔顿还开玩笑地反驳富兰克林说会议不需要“外人的帮助”。[69]因为在会议进入议程的阶段里，上帝没有显灵。还有一个或许是虚构的故事，有人问汉密尔顿为什么新的宪法中省略了“上帝”一词，汉密尔顿回答说“我们忘记了”。然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从不会忘记任何重要的事情。

6月29日，汉密尔顿又有了讲话的欲望，表达了对陷入僵局的会议的严重忧虑：“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我们还在这里对于这个问题保持平静和自由的商议。期望奇迹会再次发生是一个愚蠢和疯狂的想法。”[70]汉密尔顿抓住了这个机会第一次阐述他在外交政策上的主要观点，指出国家应当从自身利益出发同时制定内政和外交政策，驳斥关于美国应当先安内后攘外的谬论：“如果我们的政府不够稳定和强大，无法令我们在海外得到尊严，那么它也不会在国内给我们带来和平与幸福。”[71]他还戳破关于大西洋能保护美国未来不受战争侵扰的幻想。汉密尔顿向当时感情用事的政治孤立主义泼了一盆现实主义的冷水。

在表达完这些想法之后，第二天汉密尔顿就整理行囊返回了纽约照顾他的私人生意。这次会议“严重而又深刻地刺痛了他”，他写信给华盛顿时这样说道。当他经由新泽西州返回的时候，他得出了一个进一步证实了他的信念的结论，即只有强硬的、勇敢无畏的措施才能阻止这个国家的混乱。“我担心我们会错过把美国从分裂、混乱和贫穷中拯救出来的绝好机会。”他告诉华盛顿说。[72]

内部敌对的纽约代表团不久就解散了。到了7月6日，罗伯特·耶茨和约翰·兰辛也离开了费城，以此表达对会议的憎恶。参加会议的成员们以前也是来来走走的，但这两位纽约州代表是首批一去不复返的人。华盛顿感到十分苦恼，他写信给汉密尔顿说：“我近乎绝望地看着一项如此有益的议题被搁置一旁……我后悔参加这次会议。”他痛骂那些“气量小的政客们……处在地方观念的影响之下”，他们打着保护民众的幌子，自私地阻碍“一个强大的、积极的政府”。华盛顿似乎并没有因汉密尔顿6月18日的演讲而感到有所不安。“我很难过你走了，”他告诉汉密尔顿，“我希望你能回来。”[73]

7月16日，当代表们对一个重大的协议表示同意时，费城浓厚的阴云终于散开了，这就是所谓的《康涅狄格妥协协议》（Connecticut Compromise），是由康涅狄格州的罗杰·谢尔曼（Roger Sherman）等人提出的。会议上的主要冲突可能不在于联邦权力和州权力的对比问题，而是联邦议员的席位如何在各州之间进行分配的问题。代表们解决了这个令人烦恼的难题，他们决定所有的州在参议院中享有同等的代表席位（对小州而言是一种安抚），与此同时，众议院的代表席位则按照各州的人口比例加以分配（对大州而言是一种安抚）。这个方法打破了僵局，尽管参议院的组成将为人口较少的州带来持久的政治优势。

耶茨和兰辛把汉密尔顿推向了深渊，那年夏天，汉密尔顿就在纽约和费城之间来来回回地游走。“耶茨和兰辛从未在任何一件事情上与汉密尔顿投出一样的票，对此汉密尔顿十分苦恼。”乔治·马森告诉托马斯·杰斐逊说。“当开庭时间到来时，耶茨法官和兰辛律师均返回纽约处理他们的业务，汉密尔顿这才回来。”[74]即使是耶茨和兰辛走了，汉密尔顿依然不能够投票，因为每个州至少要有两名代表出席才有投票权，因此他成了一个无权投票的与会人员。不过他再也不用费力来安抚自己本州的代表的怒气了。汉密尔顿对耶茨和兰辛表现得非常谦卑，告诉他们，“出于礼节与民意”，他乐意陪同二位回到费城。[75]从实际情况看来，耶茨和兰辛两人谁都没有采纳汉密尔顿的这个提议。

耶茨和小兰辛离会后，便违反了会议的保密令。他们向克林顿州长简要说明了费城的议题。“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应该对这个会议中的任何体制都提出反对……所有体制的核心都是将美国各州政府合并为一个政府。”[76]感觉到了对自己权力的威胁，克林顿发表了公开声明，据汉密尔顿回忆说，克林顿在声明中称，任何新宪法都可能“导致天下大乱”。汉密尔顿对这种违反大会保密性的行为感到愤怒，汉密尔顿说克林顿不给费城会议一个公平的机会，并且“企图激起谣言，粉碎会议提出的任何计划”。[77]

当纽约开始传播种种关于费城发生的事件的谣言时，汉密尔顿真想挑起一场斗争。当一个传闻说代表们正在共谋把约克公爵，乔治三世的第二个儿子从英国带到美国来做美国君主的时候，汉密尔顿追查到这个荒谬的说法的源头是寄给“城里的詹姆斯·雷诺兹（James Reynolds）”的一封信——他第一次提到这个人，这个人的妻子便是后来迷惑他的女人。[78]7月21日，汉密尔顿在纽约的《每日广告报》（Daily Advertiser）中将枪口对准了克林顿州长。在一篇未署名的文章中，他指控克林顿毒害选民的思想，反对费城正在进行的工作，并提出质疑：“这样的行为出现在一个身居高位的人身上，表明他更在乎他自己的权力而不是公众利益。我们有强烈的理由怀疑他会反对任何削弱他权力的计划，无视这个计划是否会促进公众的利益。”[79]正如在他一生中经常见到的那样，汉密尔顿对纽约最有权势的人的攻击——这正是他赢得纽约州对新宪法投出支持票的第一枪——看起来就等同于勇敢无畏和鲁莽。

在攻击克林顿的时候，汉密尔顿一针见血。随后，克林顿的支持者们展开了猛烈的还击，到处散播对汉密尔顿的诽谤。就在汉密尔顿谴责克林顿倚势弄权的时候，他的对手们也诋毁了他个人的名誉。他们知道华盛顿是汉密尔顿的强大后盾，因此企图混淆视听，玷污二人的关系。在一篇署名“检查员”的文章中，克林顿的一名忠实党羽写道：“我还知道一个自命不凡的律师把他自己置身在一个伟大的好心人身后，把自己当作一个非凡的天才，在这样一个保护伞的保护之下，他立刻变得出名并且受到尊敬了……然而最后大家会发现他是一个浅薄自负的花花公子，理所当然地被他的保护者抛弃。”[80]

汉密尔顿非常气愤。这个出生时不光彩的人对他政治名誉的任何微小的损害都极度敏感。作为一个外来的美国人，他认为自己不能听任这样的诽谤盛行而不予理会，所以他向华盛顿求助，请求他纠正这种对事实的扭曲。“我必须承认，这种说法伤害了我的感情，如果大家相信他的话，我就需要对此加以反驳。”他告诉将军说。[81]由于对汉密尔顿和克林顿都很友好，因此华盛顿不愿偏袒任何一人，他只是安慰汉密尔顿说，一切针对他的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绝不相信汉密尔顿会试图在自己的“大家庭”中骗取一官半职，至于最终导致汉密尔顿离去的纷争，“你的放弃完全是你自己的选择”。[82]多少年来，汉密尔顿费尽精力来反驳那些像令人窒息的藤蔓一样围绕在他身边的谣言。然而不论他如何努力地想要砍断这些虚构的谬论，它们仍像烧不尽的野草一般疯长。或许，对一个惊才绝艳、真挚坦率、无比自信的人来说，这些传言是不可避免的。

在返回费城之前，汉密尔顿阻止了英国商人约翰·奥尔德（John Auldjo）和少校威廉·皮尔斯之间的一场决斗，前者是汉密尔顿的朋友，后者正好是这次制宪会议的佐治亚州代表。汉密尔顿给皮尔斯的助手写信，恳请皮尔斯原谅奥德约在生意纠纷中的无礼，并说“极端行为只应该在和解被证实行不通时才付诸实施”。[83]这是常有的事，决斗可能产生的后果让双方冷静下来，最终他们达成协议而不必诉诸流血来解决。

8月6日，费城会议再次召开，开始了对宪法进行完善的艰巨任务。汉密尔顿于8月13日返回费城，投入了一个让他充满热情的讨论：移民政策。他反对将国会议员资格限定在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身上，也反对居住期达到一定年限的移民才有资格竞选议员。他告诉立法机构“鼓励外来移民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中等财富的欧洲人会喜欢到美国来，在这里他们可以和一等公民处于同等地位。我提议对此进行修改，仅要求公民身份和居住情况”。[84]这一立场再一次与汉密尔顿对平民的疾苦漠不关心的形象相矛盾。然而，他的提议还是被否决了：竞选众议员必须达到7年的居住期，参议员需要9年，总统需要14年。有人曾猜测，宪法中的一项条款，是汉密尔顿在讨论移民政策时悄悄添加的，从而使自己有资格竞选总统。宪法定稿规定，总统必须年满35岁，并且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或在宪法实施之时是美国公民”。然而，这个条款是在汉密尔顿离开费城期间被提出的，看起来他没办法对这个条款施加任何影响。

正如麦迪逊承认的那样，奴隶制困扰着制宪会议，他指出：“各州被划分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不是根据他们的范围大小，根本上是按照他们拥有或没有奴隶来划分的……冲突不是存在于大州和小州之间，而是存在于北部各州和南部各州之间。”[85]对许多南方人而言，在奴隶制问题上没有任何让步的余地，他们支持弗吉尼亚方案以此来保护他们的黑奴制度。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科茨沃思·平克尼认为，“如果没有奴隶的话，南卡罗来纳州和乔治亚州就无法存在。”[86]这个问题变得过于敏感，以至于宪法不得不避免使用“奴隶”一词，而是用委婉的说法“提供服务和劳役的人”来代替。

蓄奴的各州想知道，他们的这些“人类财产”，按照国会规定的分配比例该如何计算。北部各州最终同意，在统计各州人口时，五个奴隶等同于三个白人，这就是声名狼藉的“联邦比率（Federal Ratio）”，并且一直沿用了80年。这个公式对南部各州极为有利，人为扩大了他们在众议院的席位和投票数，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最初的五位总统中有四位来自弗吉尼亚州。这种总体上的不公平在最终杰斐逊的共和党人战胜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的斗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作为交换，南部各州同意，1808年后停止奴隶的进口，这给人一种幻想的希望，奴隶制某一天会自然而然地消亡。汉密尔顿郁闷地总结说，如果没有了联邦比率，“就不可能形成联邦政府”。[87]确实，费城会议所确立的整个上层建筑都是停靠在那个不稳定、不民主的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