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达维斯小姐的画像》(《小艾琳》)(Portrait of Irène Cahen d'Anvers)

1880年

《红磨坊街的露天舞会》(Dance at Le Moulin de la Galette

1876年

《浴女》(The Bathers)

1918—1919年

保罗·高更

Paul Gauguin

1848—1903年

到了19世纪中后期，一些画家厌倦了巴黎这座活色生香的城市，想要去别处寻找一些真正打动人心的主题。高更就是其中的代表。他逃离了法国，逃离了欧洲这个西方文明中心，一个人跑到南太平洋的小岛上，过起当地土著的生活。他的出逃究竟为他的艺术带来了怎样的闪光点呢？

高更的画里没有歌舞升平的城市风景，也没有优雅动人的绅士淑女，有的只是五颜六色的热带丛林和厚嘴唇、塌鼻子、深色皮肤、半**的热带岛屿原住民。这些画仿佛脱离了西方美术史，将我们卷入另一个时空。

高更出生在巴黎，他的母亲出身于南美洲国家秘鲁的贵族，有印第安血统。高更3岁时随家人移居秘鲁，这里的风土人情和巴黎很不一样，人们的肤色、长相、风俗习惯也不同于欧洲人，年幼的他常跟着印第安土著保姆到森林去，自由自在地看着各种各样的树、果子和鸟类。“我有很惊人的视觉记忆，我记得这段时光。”高更曾回忆说。到了7岁，他们又举家搬迁回了欧洲，生活回到了正轨。高更在23岁时做起了股票经纪人，过着一个正常的城市中产阶级应该有的生活。

然而，表面的平静之下，他的心境已经发生了变化。高更是一个艺术爱好者，通过买画结识了艺术圈的人后，便开始跟着他们学习绘画。结果一发不可收拾，色彩和线条把高更带回了那个五彩斑斓的童年、远离尘嚣的大自然里，让他暂时逃离了现实生活，忘记了工作的压力。

《爪哇安娜》(Annah the Javanese)

1893年

与此同时，许多欧洲国家在美洲殖民，继而无形中也受到了殖民地文化的影响。当地人不讲透视法，不在乎光影，仅仅是用天真烂漫的方式把事物勾勒出来，这些异域风格的艺术颠覆了西方艺术家从文艺复兴以来几百年的绘画习惯和感知，他们意识到，这种返璞归真的做法让艺术有了新的生命力。

在高更心中，原始味道的艺术就像是他的“家园”。他毅然抛下不菲的工薪和稳定的生活，去了地球的另外一边——当时法国在南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塔希提岛。在这里，高更找到了一直追求的东西——一种没有经过规则和文明束缚的生命力。

在最初的几年里，高更画了很多岛上的女孩子，其中一部分是**。她们既不展示人体的极致美，也没有巴洛克、洛可可风格的雍容华贵，高更笔下的**不拘谨也不做作，呈现出的就是一个人最真实、原始的状态。高更用一幅名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的作品，将他穷尽一生都在苦苦追寻的疑问都画进里面。这幅画很大，高1.5米，宽3.6米，这种横向的长卷画在西洋绘画史中非常少见，当你从右往左缓步游走时，就会发现它似乎暗示了人一生的长度。

高更用这幅画总结了一辈子的思考和挣扎，画中的塔希提人充满了原始意味，仿佛在说人类从远古走来，一直都摆脱不掉这些命运和问题。他曾经在给朋友寄去的一封信里，讲了让我很感动的话：“越过帕特农神庙的石马，回到他童年的木马。”

他把生命力放到了人最原初的那个状态里。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

1897—1898年

画面的最左边坐着一个行将就木的白发老妇人，她双手捧着脸，似乎在痛苦地回忆什么。而画面的另一端则躺着一个婴儿，他们遥相呼应，暗示着我们生与死之间似乎并不遥远

摘苹果的壮年男子：在西方，“摘苹果”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亚当、夏娃因摘食禁果，有了贪欲和智慧，而被逐出了乐园

人们侧方身后有一尊神像。没有人望向它，可是它却在看着每一个人。神和人之间隐约有某种内在的关联与呼应

意公子说

在文明不断前进、人人都向往大城市时，高更却一直向后退，提醒人们去思考那个被遗忘已久的问题，去反省那个被规则和文化的幻象捆绑住的自己，去了解自己内心深处想要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也许只有真正的回溯，才能成为认清自己和继续前行的动力。

高更的逃离，却给人们拉出了一个崭新的空间，得以用抽离的眼光来反观自己。他走得很艰难，在他之后，表现主义、野兽派都受到他的影响，开始在绘画上挖掘人内心的冲动和生命力，让艺术呈现出全新的样式。毛姆把高更的故事写成了一本值得反复品读的小说——《月亮和六便士》。人人都在看着地上的六便士时，总要有人先抬起头，看到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