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两位比较另类的建筑师造访了我在纽约的小型公寓。其中一位是来自大阪的中筋修。虽然他和安藤忠雄都是大阪人，但两人截然不同。如果说安藤的建筑是磨得无比锋利的日本刀，那么中筋的建筑就是一团乱麻似的大阪杂样煎饼。材料杂七杂八，形态多种多样，他自己和别人都认为他是一个蹩脚的设计师。

中筋一直在建造一种被称为合作住宅的集体住宅。所谓合作住宅，就是几个朋友聚到一起，共同搭建自己的住房。中筋首先号召朋友跟他一起购买便宜的土地，然后把各自喜欢的设计方案组合起来，在这块土地上建造杂乱无章的共同住宅。这与安藤的“日本刀”在所有方面都是截然相反的。

中筋的口头禅是：“等着工作从天上掉下来是不行的，工作是要自己创造的。”如果说兵农分离之后，远离土地的《叶隐》式武士的冠军是安藤忠雄的话，中筋就是兵农分离之前的野武士。野武士与土地紧密集合在一起，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能生存下去，非常顽强。当我知道日本的建筑界也有这种异于常人的野武士之后，我很是高兴。

另一个怪人是从高知来到纽约的小谷匡宏。小谷的设计也与日本刀截然相反，显得杂乱无章。不过他喝酒非常厉害，这是高知人的特点，我们一起去了很多家纽约的酒吧。在我回到日本之后，就是他们两个人把我带入了一个新世界。

1986年，我决定回东京开设我自己的事务所。我去找中筋商量此事，他说：“招募一群伙伴，以合作的方式一起盖一栋楼，然后把其中一层作为你的事务所不就行了嘛。”然后我们决定就这么办。我对众多小型印刷厂在神田川沿岸一字排开的江户川桥一带很熟悉，所以找到了一处便宜的土地，接着，很快就凑齐了一群伙伴。我觉得沿河有一排小型工厂的地方对自己正合适，因为这是与武士道截然相反的杂乱场所。那时正是泡沫经济即将破灭的前夜，个体经营者都很有活力。大家都乐观地相信：我们这样做不仅拥有了自己的事务所，而且不久之后买下的土地应该还会升值，然而，大楼竣工后不久，泡沫就破灭了，土地价格暴跌，升值就不用想了。我们这帮人之前打肿脸充胖子，从银行贷了款，结果突然就陷入了危机。有人破产，也有人自杀，中筋自己的公司也无力偿还贷款。中筋本人也患癌症去世了，可能是饮酒过度所致。幸运的是，我的事务所活了下来。此后，我花了18年时间，替大家把数亿日元的贷款还清了。我的想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报答中筋的恩情，因为是他教会了我顽强的野武士之道。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悲哀的结局呢？我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大家都不愿意住在千篇一律的、被别人安排好的公寓里。据说公寓价格的相当一部分其实是广告和样板房的费用。被迫购买大企业建造的现成商品，然后用一辈子去还贷，最后剩下的只是一件乏味的商品。如果想让子女继承这件商品，就要缴纳高额的遗产继承税，所以能否继承也没有把握。正因为想要摆脱这种一味被大企业和国家压榨的人生，所以大家才会被采取“伙伴们一起盖房子”这一形式的合作住宅所吸引。

与马克思一起写出《资本论》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在其著作《论住宅问题》中曾预言道，如果采取给予劳动者住房这一政策，劳动者将会陷入比以前的农奴更为悲惨的状况中。因为虽然拥有了住房，但住房并不能生钱，他们将会被拥有住房这一幸福幻想所束缚，为了偿还住房贷款而被强制劳动，直到死去。在恩格斯那个时代，世界上还没有住房贷款这一事物，也没有商品房政策。但是，恩格斯却准确预言了未来日本劳动者的悲剧。

日本现在的悲惨程度可以说比恩格斯的预言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的遗产继承税系统超出了恩格斯的想象。就算房贷还清了，但是如果不能缴纳遗产继承税，房子就会被国家没收。

在这个地震多发的国家，还有可能发生更恶劣的情况。如果在还房贷的过程中发生了地震或者海啸，那么等待你的将是双重贷款的地狱。这就是商品房政策的真面目。战后日本武士道体系的本质就是通过全力发动“商品房”这一引擎来带动整个国家。武士道在持续束缚并压榨劳动者时，其残酷程度远远超出了恩格斯的预计。

中筋作为大阪商人，对武士道体系提出了异议，并且发明了合作住宅这一新体系，也就是一群伙伴一起自由地建造他们自己的住房。换言之，中筋开始走了一条与江户武士完全相反的道路。

但是，就连中筋也没能摆脱住房私有这一体系。他所描绘的蓝图是：聚集到一起的伙伴们各自按照自己的想法设计住宅，然后将其私有化。他虽然否定了大企业建造的现成住房，却没有否定住房私有这一20世纪最大的“胡萝卜”和引擎。甚至可以说，合作住宅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召集同伴时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根“胡萝卜”，也就是私有的欲望。这同时也是合作住宅的局限性和失败的主要原因。

当我目睹小公司破产，人们不断死去的场景之后，深刻体会到私有这一引擎是多么脆弱，会让人变得多么不幸。私有无法带来幸福，只会带来沉重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