蝙蝠、蜜蜂和黑猩猩

在电影中，吸血蝠晚上出没享用无辜少女的鲜血。但在现实生活中，它们却黏在牛和马的身上。有时，个别蝙蝠不走运，夜晚饿着肚子回到公共栖息地，而比较幸运的蝙蝠会友善地吐出一些它们收获的血液，喂饱饥肠辘辘的同伴。它们何必要这么麻烦呢？

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这些友好的吸血鬼的行为令人费解。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核心是适者生存：如果某些生物能够比其他生物繁殖更多，其基因也将更多地遗传到下一代，那么这些基因将遍及整个物群。所以今天我们能看到的生物——包括蝙蝠——源自世世代代的基因筛选与重组，这是一个有利于增加优秀繁殖基因的过程。

成为献血者并不会直接增加蝙蝠个体繁殖的机会：相反，献血会耗尽时间和资源，它使接受者能够继续存活，并与捐赠者争夺食物和配偶，从而降低捐赠者的繁殖机会。看起来似乎那些具有献血遗传倾向的蝙蝠总体上比那些没有这种倾向的繁殖率要低，因此，这种做法将会被淘汰。但事实却相反。为何会这样？

直至20世纪60年代，生物学家依然热衷于群体选择理论(group selection)。这一思想认为，单个动物可以为其所在群体的利益做出牺牲，即使群体中的个别成员因此受损，进化也会确保该群体的生存。群体选择理论似乎可以很好地解释蝙蝠的友善：总体而言，如果饥饿的个体得到同伴的帮助，蝙蝠群体就会变得繁盛。但是，随着生物学家开始关注基因水平的选择，而不是群体，甚至是个体动物的选择，群体选择的概念就变得不那么受欢迎了。[这一概念是由乔治·C. 威廉姆斯(George C. Williams)提出的，并由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The Sel?sh Gene)一书中推广。]

基因选择(gene selection)这一概念有很多优点，但也有一个巨大的缺点：它似乎无法解释吸血蝠和某些社会性昆虫(如工蜂)明显的利他行为。工蜂一生都在让蜂后繁殖，从来没有自己的后代，所以很难理解为什么蜂后不会变多，而不孕的工蜂不会变少。工蜂的基因怎么在蜂群中持续存在呢？

对蜜蜂来说，答案在于家庭关系。工蜂是蜂后的女儿，它们照顾的幼子是它们的兄弟姐妹。我们人类和许多其他动物通常都与后代共享相同数量的基因，就像我们与我们的兄弟姐妹一样。但这一生物学上的奇特现象意味着，工蜂与其兄弟姐妹的亲缘关系比其与任何后代的亲缘关系都要亲，这也就是说，它们与兄弟姐妹分享的基因比与任何后代分享的基因都多。因此，对工蜂来说，照顾这些兄弟姐妹是合情合理的：这是确保其基因传承给下一代的最佳途径。

这种解释被称为“亲属选择”(kin selection)，它解释了那些似乎为了帮助家人而牺牲自己利益的生物的行为。但这无法解释吸血蝠的行为，因为即使受血者的亲属关系非常遥远，它们也会献血。那么最大的问题是，为什么自私自利的基因没有在蝙蝠种群中快速传递。假设有一只蝙蝠不给其他蝙蝠献血，那它便可以从别人的捐赠中受益，虽不顾及他人，却也不用担心这种行为得不到回报。

科学家夜复一夜地研究吸血蝠，发现了其献血并不是单向行为：蝙蝠在某个晚上献血，而在另一个捕食不成的晚上成为接收献血的一方。此外，蝙蝠似乎能寻觅到谁帮助过它们，它们帮助过谁，以及它们的帮助是否得到了回报的踪迹。当其奉献得不到回报时，蝙蝠会拒绝下一次的帮助，尽管它仍然愿意对其他蝙蝠提供帮助。这种行为模式被称为“互惠利他主义”(reciprocal altruism)：这是一种谨慎的利他机制，以惩罚那些试图占群体便宜者。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和威廉·D. 汉密尔顿(William D. Hamilton)运行的一项模拟程序探索了这种行为的后果。幸运的是，研究人员不必训练出乐助的蝙蝠和不乐助的蝙蝠，然后把它们放在一起，看看哪些蝙蝠能生更多的孩子。有所不同的是，他们设定了一种情景，这种情景由两组计算机反复“决定”是否需要相互帮助构成。不同计算机被赋予了不同的策略：例如，一部分计算机的策略是一直施予帮助，而另一部分计算机是从不实施帮助。其间，“一报还一报”者则会在第一次遇到另一台计算机时提供帮助，并在下一轮中，采取与上一轮所遇到的另一台计算机相一致的做法。如果两位“一报还一报”者相遇，它们彼此会从互相帮助开始，然后在随后的每一轮中继续合作；如果一个“一报还一报”者遇到了一个坚持不懈的助人者，或者两个坚持不懈的助人者相遇，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一个“一报还一报”者遇到了一个自私自利者，那么在第一轮中，虽然会有单向的帮助，但在随后的几轮中，两者都不会再互相帮助；如果一个坚持不懈的助人者遇到一个自私自利者，只会出现无尽的、单方面的，而非互惠性的帮助。

在模拟程序中，每台计算机都会得到一个显示上升或下降的分数：帮助另一台计算机会消耗积分，但得到回报的分数比付出的分数更高。“一报还一报”者最终得到的平均分值比坚持不懈的助人者或自私自利者更高。为什么会这样呢？任何“一报还一报”者和(或)坚持不懈的助人者之间的相遇都会通过互助达到双赢。但是，一个坚持不懈的助人者很容易被任何自私自利者反复利用，而“一报还一报”者只会帮助这个自私自利者一次。因此，“一报还一报”者总体上比坚持不懈的助人者做得更好。而且，“一报还一报”者也比自私自利者做得更好，后者虽然不会受到剥削，但也从不参与有益的互助。

如果积分情况代表着子孙后代，那么“一报还一报”者最终会比其他人产生更多的后代，即使是在不同个体采取不同策略的混合群体中也是如此。那些试图“占便宜”者——自私自利者——终将失败。这解释了吸血蝠的行为，它们的献血行为看起来像是“一报还一报”的策略：在对方需要时献血，如果一只饥饿的蝙蝠之前没有过施助就不会得到帮助。而“一报还一报”的蝙蝠又会比坚持不懈的助人者或自私自利者产生更多的后代，因此这种行为便会在种群中扩散。

“一报还一报”的蝙蝠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需要相应的外部条件。首先，资源必须有所限制，且相对于贡献者来说，它对接受者更有价值：献血只是献血者的一项小小牺牲，但它会改变接受者的生死。(这一点在计算机模拟中得到了体现：帮助成本低于被帮助的回报。)其次，个体之间必须反复互动。再次，它们要能够识别彼此：如果吸血蝠不能区分彼此，它们就无法追踪受到过帮助的蝙蝠是否报答了对方。最后，个体必须能依照过往相处的记载调整它们与某个个体之间的互动：如果蝙蝠在求助者靠近时，忍不住做出献血反应性动作，它们就没有能力惩罚那些自私自利者。

黑猩猩似乎完全符合这些条件。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和他的合作者花了数年的时间观察圈养的黑猩猩，首先是在荷兰阿纳姆动物园，然后是在美国的耶克斯研究中心。他们记录了该群体内高度发达的互惠利他主义系统，它们交换食物和梳理毛发的方式取决于先前的遭遇。(在一个有小孩的人类家庭的生活中有时倒像是单向性的食物供给和梳理服务。)

但是，正如研究人员所指出的，圈养的黑猩猩有大量的食物供应，并且有大量的时间用于休闲和梳理毛发。食物交换主要与人为设定的情景有关。因此，我们不能从它们在人工构造的情景中的行为直接推断出其野外行为，因为在野外情境中，对施助者而言，“利他主义”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人类社会，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下，生活拮据者不可能像生活宽裕者那样慷慨大方。

社会困境

和蝙蝠、黑猩猩一样，我们人类也经常面临需要为是否互助做决定的局面。有时做个决定很容易，因为帮助他人或许恰巧也符合自身利益，而无须顾及他人的行为如何。如果我出于自己的喜好建造了一个风景怡人的前庭花园，那么其他人在经过我的门前时也会驻足欣赏。我从花园中获得的快乐与他人的所作所为无关：他们的快乐是偶然的。如果我的邻居也建造了美丽的花园，那么我也会因此受益，但这也没有影响到我欣赏自己的花园。

好吧，这很美妙，我们应该去建造花园。但是许多社会情景比这更加复杂。假设我们一群人在一个小湖中钓鱼。如果大家都适度钓鱼，鱼的数量会较为稳定，我们就能一直钓下去。如果我们都很贪婪，那么鱼很快就会消耗殆尽。看来我们应该选择适度的方式。但请稍等，如果其他人都适度地钓鱼，你反倒可以从中渔利，而不用担心无鱼可钓。如果其他人都那么贪得无厌，那么无论你自己想干什么，鱼塘都会很快枯竭，进而你也不妨接受贪婪，获得短期收益。综上，看来无论其他人怎么做，你还是贪得无厌比较好。

类似这样的情况就是“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s)。当我们考虑到所有人时，最好的整体性选择是大家一起适度捕鱼。如果局外人来关心我们的整个社会福祉，他们会认为我们大家应该适度捕鱼。但其实是，不管别人怎么做，我们每个人都只顾自己在捕鱼中的个人利益。这一基本的社会性挑战也是许多环境问题的核心。我为什么要把中央暖气关小来对抗气候变化？如果其他人都不调低他们的暖气，我不妨也这样享受舒适的气温，直到大家一起等待世界末日的降临。如果其他人都调低了他们的供暖，那么在大家拯救地球的时候，我却可以坐着享清福。

局外人如何鼓励我们所有人适度捕捞，或调低暖气，把社会的整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呢？我们作为局内人又如何来达到这一目标呢？我们有时的确想要解决社会困境——让一些自然资源得到很好的管理，有时我们也确实做到了为了整体利益做出个人牺牲。但是我们怎么进行管理呢？人们克服狭隘的私利并与他人合作的条件与环境是什么？

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在2009年获得了诺贝尔奖，她的研究问题是“如何在没有中央监管或私人产权的情况下成功管理公共财产”。在颁奖仪式上她说，有一个五个字母组成的词，她想一遍又一遍地加以重复：信任(T-r-u-s-t)。对奥斯特罗姆来说，能够促进这种信任发展的条件包括长时段的情境、各自维系声誉的机会以及有关各团体之间沟通的可能性。

作弊检测

以蝙蝠和黑猩猩为例，进化论可能会对此有所帮助。我们是否已经进化到使用“一报还一报”的策略来对待彼此的程度？因为这样的策略可以带来大量繁殖。人类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这一点是(或应该是)没有争议的。但这一事实是否能很好地解释个体、社会行为或当前的思维模式，仍存在很大争议。许多人对这样的解释持怀疑态度，因为这一人类进化思想在过去没有什么好名声，它经常为社会倒退张目。

我们需要谨慎地接纳这一进化思想，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这个思想是关于人类行为和社会互动各方面最好或唯一的解释，也不应该假设如果我们已经“进化到”做某事了，那么这事就有道义上的正当性。

进化心理学家认为，我们至少可以解释我们思维和行为的某些方面，这些思维与行为是几千年前自然选择的结果。我们的想法是，当我们的祖先处于狩猎采集时期，也就是从260万年前到公元前1万年的更新世时期(Pleistocene period)，某些类型的行为或思维模式是有利的。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有益于这种有利行为或思维的基因在人群中广泛传播，并且很可能仍然在传播，至今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对我们来说，不幸的是，这种思维和行为在更新世时期运作良好，但在21世纪可能就不那么管用了。)因此，如果我们能够以某种方式证实什么样的思维和行为在当时是有利的，那可能会帮助我们识别和解释目前的模式。

这种方法的一个经典例子是科斯米德斯(Cosmides)和托比(Tooby)在互惠利他主义背景下讨论的“作弊检测”模块。回想一下，如果“一报还一报”是对待其他生物的一种成功、稳定的策略，那就需要满足一些条件。要使这一策略奏效，使用者需要能够相互识别，追踪交易，并根据交易历史调整自己的行为：它们需要能够惩罚作弊者。科斯米德斯和托比认为，我们似乎确实有跟踪作弊者的特殊技能。证据源自我们所掌握的抽象法则能力与社会规则能力的相互对比。

在测试中，大多数人不太擅长用“如果……那么……”这一方式来思考。假设你面对的是放在桌子上的四张双面牌(如下所示)。

牌的可视面为：

·E

·G

·3

·8

每张牌的一面是字母，另一面是数字，你的任务是检查牌的两面是否符合以下规则：如果一张牌的一面有元音，那么另一面一定是奇数。你需要翻哪些卡才能检验此规则？花点时间考虑一下。

大多数人要么只翻“E”卡，要么把“E”卡和“3”卡一起翻。但是正确的答案是翻“E”卡和“8”卡。为什么？“E”是一个元音，所以你需要检查它的另一面是否有奇数。“8”不是奇数，因此你需要检查它的另一面是否有元音：如果有元音，那么规则将被破坏。第三张牌的另一面是什么并不重要，因为规则并没有说只有元音的另一面才能有奇数。

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在那次测试中答对了。但如果我们改变细节，测试似乎会变得容易得多。这里还有一些卡片。

牌的可视面为：

·啤酒

·果汁

·24岁

·17岁

这些卡片描述的是酒吧里的四个人；每张卡片的一面是酒水，另一面是年龄。规则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喝啤酒，他必须年满18岁。你需要翻哪几张牌才能再次检查游戏是否遵循了这条规则？这一次比较容易：你需要检查“啤酒”卡，以确保卡的另一面不是18岁以下；你还需要检查一下“17岁”卡，以确保卡的另一面没有“啤酒”。我们不太会检查“24岁”卡或“果汁”卡，因为规则并没有规定18岁以上的人必须喝啤酒。

四分之三的人在第二次测试中都能得到正确答案。为什么会有差别呢？抽象地说，这两个测试都有相同的模式：四张卡片，每张两面，形式都是“如果……，那么……”。从逻辑上讲，这两项任务没有区别，但我们在第二项任务上比第一项任务做得更好。这样的变化表明，当涉及社会规范时，我们更善于应用规则，特别是当人们必须满足一个条件(例如，18岁以上)才能获得好处(喝啤酒的自由)时。

有趣的是，研究人员对老板和员工进行了关于以下规则的测试：如果有人在周末工作，那么这个人在一周的工作日内可以休息一天。员工很善于观察到撒谎的老板：看看有没有人虽然在周末工作，但在工作日却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休息。另一方面，老板则很少注意到这一点。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检查是否有人在一周的工作日内休息而不在周末工作，尽管这并没有在规章制度中被明令禁止(例如，一名员工可能有权在一周内休息一天，以获得良好的表现)。我们都很擅长识别作弊者，但什么算作弊取决于你的角度。

由“一报还一报”说开去

所以我们有检测作弊者的诀窍。如果知道事实，也知道规则，我们就都有像基层官员那样把这些放在一起来找出异常的才华。这是成功实施“一报还一报”策略的先决条件之一，因为我们面临着重复的社会困境，如果我们要牺牲自己的短期利益来换取长期的集体性成功，就需要发现和惩罚作弊者，以确保其他人对集体成功的贡献。

但“一报还一报”还有其他几个条件：有限的资源、反复的互动、识别他人的能力、根据他人的行为调整自己行为的能力。(似乎正是由于这些条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才将信任与地方共同体连接起来。)在现代社会中，我们的许多集体项目都涉及我们从未谋面的人——例如，抗击气候变化，保护渔业资源，或者维护道路安全秩序。通过警察、法律系统和政府，国家机构需要为“一报还一报”的策略创造相应的外部条件，因为我们作为个体，无法识别和惩罚那些在利害攸关的事件中不合作的人。(这不仅仅是一个实践问题，在法律体系中有许多理由可以逃避掉一般公民正义。)事实上，这些问题中的许多方面都超越了国界，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作弊检测模块对我们的帮助也就只能到此为止了。

最后，通过检测作弊者实现的互惠利他主义与信任、不信任和可信度有什么关系？“一报还一报”者，无论是蝙蝠、黑猩猩还是人类，都是从帮助某人开始，期待得到回报；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不会再有更多的帮助了。我们可以把这描述为一种信任行为。信任行为基于如果被骗，信任就会终止，因为受惠者被证明是不值得信任的。

或者，我们可以用计算好的风险率来描述这一点：施助者在预测同伴未来的行为上进行了一次小小的赌博。如果他做对了，就会增加他下一次押赌注的信心。如果他押错了，下一次他就不会再下血本来赌。

经过计算的冒险和信任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尽管信任通常会涉及冒险。我们先搁置一下这个话题，讨论一下受益者的义务。如果有人无缘无故地帮你一个忙，而你并没有要求他这样做，你应该心存感激。但只要你能处之泰然，值得信任的你也无须做出回报——说一声“非常感谢，但我并不能为你做些什么”没有任何不诚实之处。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有时也会出于某种理由不想接受他人的恩惠，这会让人感到尴尬。做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并不需要你与每个想要与你合作的人合作，以确保每个给你机会的人都能收获回报。值得信任要求你履行你的承诺，但并不总要求你满足他人的期待或希望。

此外，如果有人纯粹工于心计地帮了你，逼着你给他回报，这说明你不被信任。即使你乐于回报，也会让人觉得这并不是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而是与人方便也与己方便。信任和值得信任可能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但有效的互动并不总是信任的例证。

从信任和值得信任的角度来考虑这些互动可能是一种有用的简化方式，但我们应该谨记，“信任”承载着非常广泛的含义。从“吐血蝠”到我们，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建立信任和不信任，这种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包含了道德类别，以及怨恨、傲慢和愤怒等极易被触动的情感，而且我们还需对彼此做出明确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