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所有的事情变成了故事——这是最琐碎、最无关紧要的文学形式——两种结果：要么是垃圾，要么享誉整个欧洲。

——德鲁日宁

对于不懂俄语的西方读者来说，俄国文学是指19世纪和今天的俄国小说。这个观点太过狭隘，对俄国诗歌和其他表现形式的文学视而不见。但这种狭隘又似乎有理可寻。小说具有广泛的感染力，比其他跨越国境的作品更容易让人接受。俄国小说很强大。它不仅仅是故事，正如上文引用的评论，其发出的声音冲出国境，响彻欧洲。因此，正是俄国小说的丰富性，使我们有理由忽视俄国文学的其他部分——尽管我们对其他文学形式了解得也很多。此外，在伟大的小说家时代之前，俄国人借鉴了很多西欧文学的内容，在他们创造出新事物反向提供给西欧借鉴之前，文学影响自东向西。他们的灵感来自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却忽略了他们本土的歌曲和故事来源。

虽然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小说，但俄国现代文学的创始人是两位诗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他们也写散文。他们两人都生活在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时期，深受拜伦和欧洲半数年轻作家的影响。

普希金几乎拥有所有的文学天赋：他是一个抒情诗人，一个戏剧诗人，也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但他本质上是一个充满爆发力和美感的戏剧家。俄国作曲家们为了自己的创作主题曾多次拜访他。以他的故事和诗歌为基础的、最著名的歌剧是《叶甫盖尼·奥涅金》《鲍里斯·戈东诺夫》《水仙女》《黑桃皇后》。他对随后的俄国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正面的影响，因为他发展出或者说生而带有简约风格。

莱蒙托夫和普希金一样，具有拜伦式的风格，但他还具有一点雪莱的气质。他是一个有远见的人，对俄国神秘的灵魂和精神特质感兴趣，这种兴趣在随后的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很盛行，相较于其他国家的小说，更具有俄国本土特色。莱蒙托夫的主要小说是《当代英雄》，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包括英语在内的多种语言。故事发生于高加索地区，揭示了俄国贵族知识分子不满现实，渴望有所作为，又无能为力的生活。

第一个抛开浪漫主义传统并为了寻找写作主题而生活的小说大师是果戈理。他的《死魂灵》比标题所暗示的要活泼得多，描绘了农奴制度下俄国停滞落后的社会生活，充满了对普通人幽默的同情和对虚伪讽刺的蔑视。据说这部作品的很多幽默在翻译过程中丢失了，这有可能是真的。但在英译本中，大量人性光芒四射，让我们意识到了这本书的伟大。除了具有讽刺意味的观察能力，果戈理还有一种更令人兴奋的戏剧性天赋。小说《塔拉斯·布尔巴》讲述了哥萨克人和波兰人之间斗争的故事。果戈理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之一，而后来的俄国小说家都承认他的地位，尽管他们后来者居上。俄国学者、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认为，俄国后来的小说家们的作品中体现更多的是普希金的痕迹，而不是果戈理的风格。尽管如此，果戈理的作品曾经并且现在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读者依然在阅读他的作品。从他对俄国文学所做的贡献方面来说，他将小说从浪漫主义拉回到了现实中。

屠格涅夫实现了第一次大飞跃。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是统领俄国小说的三位巨匠。屠格涅夫的第一部大作《猎人笔记》描述了农奴的悲惨生活。这本书阐述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俄国小说不仅仅是闲来无聊的解闷读物，还可以对社会生活产生实际影响。在《父与子》中，屠格涅夫描述了冉冉升起的新一代和老一代人之间、拥有抱负的平民知识分子与贵族之间的冲突。屠格涅夫在这部小说中用了“虚无主义”这个词，而这个词常常被政府用来唾弃自由思想，结果使屠格涅夫一度失去了他同情的这部分人的好感。数年前他抨击过农奴制度，惹恼了政府，因此被判处了短期监禁甚至流放。这位俄国作家的生活充满了惊险与刺激。然而，屠格涅夫并非政治宣传家。他是一个艺术家，一个有个性的学生，一个美丽事物的热爱者，有着法国人的格调。他既简单又深刻。有人说，除了屠格涅夫，没有人写得出完美的小说。这虽然有点儿夸张，但他的大部分小说确实趋于完美。他在《前夜》和《春潮》中描绘了年轻女性的凄美。他觉得俄国人总是徒劳挣扎，显得很残酷。他能够理解俄国人的浓郁的忧愁，因为他同样能够切身体会到。他的不快乐不是病态的，而是勇敢而温柔的。他的分析清晰，叙述简单易懂，他可能是最能够直白地向世界描绘俄国的人。他的作品很容易读懂。只有俄国人知道他是否比同时代的作家们更真实。他的小说更多以欧洲为背景，而不是以广阔的俄国为背景。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巴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都认为他被法国化了，或者至少有这种可能，但他经常回到俄国去寻找新的素材。他的自我放逐，加深了他对俄国语言的热爱，俄国人觉得他的语言近乎完美。他下笔时深思熟虑，这也许是他被法国化的一个例证。当然，法国化对艺术家本人没多大影响，虽然可能或多或少伤害了俄国人。

屠格涅夫的小说是完整而克制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更有**或者说**难以控制的人。他的小说没有固定的模板，更倾向于对事实进行自由的描述。他年轻时因从事革命活动（虽然这些活动只不过是虚张声势）而被捕，在西伯利亚被关了四年。他在《死屋手记》中描述了这一段惨痛的经历。他的灵魂被刻上了烙印，余生沉浸在悲伤中不可自拔。不过，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对所有受苦受难的人、对罪犯和被放逐的人、对受伤者和受侮辱者都心怀同情，正如他的作品描述的那样。他脍炙人口的作品《罪与罚》，故事可怕却动人。一个可怜的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犯了谋杀罪，犯罪动机并不是常见的嫉妒、报复和掠夺，而是一种病态的自我主义和对生活的怨恨，颇具复杂性。他向他的爱人索尼娅忏悔。索尼娅是一个贫穷的街头女孩，说服他为自己的罪行赎罪。而后他向警察自首，并被送往西伯利亚，索尼娅随后在那里与他相见。索尼娅的忠诚是他的救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这部小说时将视野拓展至整个俄国，梦想着爱能够拯救俄国和全世界，他不相信以暴制暴。在《群魔》中，他描述了革命阴谋的愚蠢和悲剧。他认为农民是俄国的希望，这些人让他看到了很多美德。高尔基认为，这只是那个时代的文学和政治理想。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对生命悲哀的描写有时被西方读者误认为是病态的。人类产生不健康动机时总是病态的，但小说家不应该因此受到指责，他们的病态程度比很多人轻得多，比如报纸编辑在头版刊登谋杀、火灾和绑架的新闻，比如逃向北极的航班，比如为了拯救同胞的生命而牺牲的外科医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从报纸上取材，而是从宇宙生命中取材。他最伟大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阐述了对善恶问题的处理。小说中的主人公很平凡，生活很艰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作品中都没有“英雄”。而女英雄们的出现也不是为了感人。这些故事悲惨而真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赋中唯一缺少的是幽默感。屠格涅夫的幽默相当苍白，却富于哲理。托尔斯泰的幽默严肃而扭曲，他最多只会微笑，大笑是不存在的。对于果戈理和契诃夫来说，俄国文学中没什么好玩的。

俄国人有时让人很难理解，但比我们自己要好懂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小说《穷人》看起来很有狄更斯的风格，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怎么读过狄更斯的作品。这个世界很小。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奇特评论，彰显了它和欧洲其他文学作品的差异之处。小说可以阐明相关现象，但没办法解决问题。细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俄国，我们会发现他具有唤起和沟通情感的能力，以及对琐碎的细节和相对死板的素材产生兴趣的力量，比如《卡拉马佐夫兄弟》。在英国和美国，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广为人知，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没那么出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强烈的民族主义使他的作品和名声在跨境传播上受到了阻碍，但至少在所有国家的知识分子中，他最终靠人性取胜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然被公认为19世纪的传世大师之一。

俄国小说家扛起了全世界的重担，而这是否能够提升他们作为艺术家的地位，我们不得而知。他们足够强大，他们的艺术创造力惊人，他们为人正直，这就够了。托尔斯泰于1910年去世时已经是世界上最杰出的文人了。他如果只是一个小说家，就不会受到这么多人的尊敬；如果他不是小说家，仅仅是改革家和自由斗士，他的地位也不会如此崇高。有许多文人在非文学的冲突中，勇敢地使用他们手中的笔以及他们的男子汉气概，例如弥尔顿和雨果。有的人为了“事业”牺牲了精力或将艺术置于事业之后；有的人选择了弃笔从戎，比如拜伦。托尔斯泰可能是唯一拥有一流创造力的艺术家，然而他试图否认并且压制他的艺术创造力，因为他将其视作与自己崇高的目标对立或者无关的东西。幸运的是，他在小说和故事中恣意挥洒自己的才华之后，这些崇高目标才占据了他的生活。他年轻时是个传统贵族和军人，至少外在是传统的，而本质上并非如此。他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经历为他提供了《塞瓦斯托波尔故事》和其他军事故事的素材，这些故事使他一举成名，并使他在文学界站稳了脚跟。正如他所说，这些英雄都是真实的，没有丝毫英雄主义或者感伤的荣光。他看到了战争的本来面目：恐怖而无用，虽然普通人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勇气单纯而盲目。他当时并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或政治作家，事实上，沙皇命令他离开危险地带。即使在他声名显赫的时候，相较于文字，他仍然对人和事更感兴趣——这是他力量的源泉。他待在乡下的庄园中，试图教育乡村的孩子，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他写了两部伟大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

《战争与和平》不仅仅是小说，它是描绘拿破仑战争时期俄国社会生活和历史的诗歌。这本书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很多普普通通的小故事。这些小故事流动于一个庞大的历史背景下，彼此间相互独立。在这部作品中，来自四个家族的每一位成员都是主要角色，彼此间相互独立。托尔斯泰具有非凡的人物塑造才能，刻画出来的人物栩栩如生。他的描述能力很强，场景感也很强，无论描述的是战争全景，还是莫斯科一幢房子内的场景。他的叙述紧凑而复杂，所有的故事交织在一起。他本能地遵循一种方法或者说一种原则，绝不强行终结一个故事，而是让故事自由发展。他的“自然主义”并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他的天性和思维习惯的一种表现；他以文学的眼光看待事物，也以想象的眼光看待事物。

《战争与和平》唯一的不足之处是布局太宏大，此等布局使其格式无迹可寻。《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视野并不广阔，情节更加集中。安娜的故事必然走向悲剧，难以避免。她的性格和她所处的环境使她走向灭亡，就像一条流向瀑布的河流最终会坠落一样。一个罪孽的女性为了才华横溢又虚荣的情人，离开了她正直的丈夫，抛弃了这个社会，而后被情人厌倦，遭到了情人和社会的抛弃。惩罚她的准则不是善恶好坏，而是无情的道德。她没有办法活下去了，只能选择自杀。

与安娜及其情人之间的激烈情感相比，列文和吉提的故事要平静许多。这本书的部分内容讲述了另一个悲剧，虽然零零散散，但非常重要，因为列文是托尔斯泰自我挣扎的缩影，他试图在宗教神秘主义中寻求和平。托尔斯泰的余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发展并阐述他对伦理、宗教、政府和艺术的观点。屠格涅夫说：“在当代欧洲文学中，他是无与伦比的。”他认为托尔斯泰背离文学简直罪不可恕。但对托尔斯泰来说，沉溺于文学才是真的罪不可恕——文学大师已然不复存在。什么是艺术呢？我们视若珍宝的作品被他扔进了垃圾堆，连同他自己的小说。他七十岁的时候回归创作，写下了《复活》。然而，他的创作动机并非艺术，而是为被迫害的基督教筹款。托尔斯泰放弃金钱，但愿意为别人赚钱。

这本书道德性很强，依然表现出了对场景强有力的展现。他充分利用这个机会狠狠地报复了一把教会。托尔斯泰的宗教信仰很简单，通过灵魂上的剧痛来实现：耶稣的教义——通过他对这些教义的解读——从教会权威和神学诡辩中解放出来。东正教会害怕他的影响，开除了他，还审查他的书，却进一步加强了他的影响。他的宗教思想导致了不抵抗与和平主义。如果他是一个贫穷且默默无闻的人，他就会被关进监狱，或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但他稳坐文学宝座，比世俗主义更有力量。如果政府对他动手，整个欧洲就会掀起抗议的风暴。因此，当局对他那些默默无闻的追随者出手了，托尔斯泰因此悲恸不已，饱受折磨。随后，他于1910年年底去世了。

托尔斯泰的主要著作已经被翻译成英文，最好的译本是艾尔默·莫德翻译的。他翻译了几卷托尔斯泰的作品，包括最出名的几卷，这些译本早已被列入了世界经典著作的行列。莫德先生是《托尔斯泰传》一书的作者，此书分为两卷。通过这本书，读者会发现托尔斯泰拥有有趣的灵魂，连他对一件事情的兴趣持续过长都能让读者觉得甚是有趣。他惊人的活力使他较少流传的作品都显得活灵活现。

俄国批评家们似乎认为，老一辈人的衣钵，或者说一部分衣钵落在了契诃夫的肩上。契诃夫是一个写短篇小说和戏剧的作家，也是一个乡村医生，至少在他相对短暂的一生中，文学只是一种消遣，是生活的调味品。托尔斯泰越来越严肃，他认为契诃夫不懂哲学，但他喜欢契诃夫这个人以及他的故事和戏剧。契诃夫以一种十分天真和巧妙的方式，用一种令人愉快而奇异的幽默来描绘故事。他的方式很简单。故事自己会说话。故事往往不重要。当然了，契诃夫把俄国人常见的想法糅合在了一起。比如他的作品《宝贝儿》中对女性的温和讽刺，其中展现的幽默无懈可击。

在他的剧作中，最精彩的是《樱桃园》，这部戏剧很特别，幽默和痛苦交融。悲情幽默是文学作品中一种难得的情感。契诃夫的作品富含这种情感。他的作品简单直接得异常出彩，一些热情的评论家将他与莫泊桑相提并论，这是不对的。当一个人的影响力从一个国家流传到另一个国家的时候，跟随这样的流向很有趣，同样有趣的是，人们常常会在互不相识的作家中找出相似之处。但是，将一个人与另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相提并论，没什么意义。契诃夫和莫泊桑唯一的共同点在于：写得一手好文章。

高尔基在俄国现代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有一些贵族，比如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视农民为朋友，同时有不少出身名门的俄国人到西伯利亚从事工人运动事业。高尔基（他给自己取了这个笔名，因为高尔基在俄语中表示“苦”）出身于农民和工人之家。他是自己的英雄，无论在他的小说中，还是在他公开的自传中，总会塑造一个出生在黑暗中追逐光明的人物形象。高尔基的每本书都是一场斗争。他算不上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用力过猛了，试图在作品的每一页中进行政治宣传。尽管如此，但要找到一本比《母亲》更动人、更令人哀伤的书，还是比较困难的。由于某些不可说的原因，他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想象力，而对于英语世界来说，他可能是俄国作家中最著名的一位。

与高尔基相比，安德列耶夫是个非常理性的怀疑论者，他试着理解生活，而不是与其抗争。他越了解生活，就越感到幻灭，对生活充满怀疑。他的小说《七个被绞死的人》和《红笑》尖锐地揭露了战争与社会现实，而他的戏剧《人的一生》和《吃耳光的人》则充满了悲观主义（措辞非常消极）。即便对俄国人来说，他的这两部戏剧也太过悲观。据说，阴郁沉闷的《人的一生》一开演，就有很多彼得格勒(6)的学生选择了自杀。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出戏比我们想象的要压抑得多，也可能这些学生本身就比较脆弱。

还有一些曾经鲜活却在近期沉寂的俄国作家也属于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但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这样的俄国作家。人们将库普林与契诃夫相提并论，他擅长写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他的作品《决斗》有一版不错的英文译本，读者较为熟悉。阿尔志跋绥夫是一个奇怪的天才，在我看来，他的作品《萨宁》看起来不真实，但他至少描述了一个好人在不符合基督教教义的世界中失败的故事——《兰德之死》。柯罗连科有一本为读者所知的书，即《林啸》。这本书情感丰富，对盲人的描述与其他作家相比毫不逊色。不过我们接触不到这些依然鲜活、前途可期的作家。我们的篇幅有限，还有十几位法国、英国、德国和美国的作家，我们没有办法全部讲述到。当然，可能一个世纪后，还是会有人记住他们。俄国情况较为复杂，一个多世纪以来，政治和经济生活（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让所有莫斯科以西的经济学家都觉得困惑不已。这本书出版以后，政府似乎不知道如何归类俄国人了，他们到底是文明人还是野蛮人呢？与此同时，俄国文学、俄国音乐、俄国的舞台艺术征服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