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东方和西方的微弱光辉，

如同生与死一般瞬间交融，

扩展成无边无际的白昼。

——丁尼生

人类有超过五分之三、接近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在亚洲，而且这个比例在古时候可能更高。亚洲拥有文献记载中最古老但已经消亡的文明，当然还拥有占据大片领地并一直延续到今日的最古老文明。美国哲学家杜雷先生夸张地形容道：当中国人的祖先写下后辈都能看懂的智慧箴言时，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互相扔石斧呢。

毋庸置疑，这些可敬的民族有很多值得传授给我们的知识。但是，古代亚洲的各大民族中，只有居住在西亚的人曾经深刻地影响过我们的思想。他们将《旧约全书》传给我们的犹太人，居住在非常靠近欧洲的地区，几乎可以算是欧洲人了。直到近代之前，东亚和南亚的民族在我们的认知中犹如另一个星球上的居民。18世纪前，旅行者和商人会将中国和印度的异域传说带到欧洲，但他们对布料、香料的兴趣更大于对文学思想的兴趣。至于日本，直到19世纪中期，它在西方人的眼中仍然是一本未被翻阅的书。

远东这本古老的典籍至今未向我们开启，原因很简单：我们看不懂啊。翻译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我们更热衷于派士兵过去劫掠城市，而不是派学者过去借鉴思想。然而，我们也不能过度苛求自己。事实证明，那些肩负“白种人的使命”——教化异教徒的传教士们，随身携带着笔记本和字典。东亚的人民也向我们派遣博学多才的使者——他们精通政治、宗教和文学，并且掌握我们的语言，帮助我们了解他们的民族。几乎每一所欧洲和美国的大学里都有东方语言学教授。近年来，我们的诗人和文学家兴起一股潮流：到亚洲寻找灵感，通过翻译和改编的方式丰富我们的文学。

然而在这本书里，我们必须对一个荒唐的不公平现象感到愧疚：只用一个短短的篇章概括那四五个比我们更古老，可能也更睿智的民族。造成这种不公平的其中一个理由是缺乏了解，另一个理由则是，与我们骨血相连的文学作品实在太多了。西方世界的思想变化如此迅速，以至于我们无暇顾及永恒的东方世界。结果，我们只能怀着坦率的求学心和虔诚的好奇心，对中亚、南亚和东亚进行一次浮光掠影式的探访，才不会违背中国古语中的一句教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9)

这句古语出自中国的圣人孔子。他生活在一个比耶稣基督早五百多年的时代，留下许多智慧箴言。从很多方面来看，孔子与耶稣很相似。他是一位老师，向普罗大众传授知识。他用否定的句式陈述为人处世的黄金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0)他崇尚中庸，信奉冷静自省的力量，这两点与苏格拉底等希腊哲学家的思想很相似。他为人谦虚，对自己倡导的谦逊之道身体力行，很少宣扬自己的功绩。后世对他推崇备至，更将他推上神坛。很多归在他名下的教化典籍都是他的学生和门徒写的，里面记录的内容当然都源自他的思想。

除了贤明温和的个人影响力，孔子的主要贡献还有收集和保存中国古代文献，包括历史传说、诗歌和道德信条。孔子的道德格言非常实用，相对于老子宣扬的那种与无穷的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玄妙之“道”，是一种通俗常识上的补充。这两位圣人及其弟子们，加上孔子的追随者孟子和老子的追随者庄子，主导了中国的教育，持续数千年之久。他们的思想至今仍然是无数人共同的思想核心。然而，除了孔子的少数格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很少被翻译成西方语言。但最近这段时间，翻译中国抒情诗诗人作品的热情渐渐高涨。李白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生活在8世纪。若要用西方熟悉的诗人与他类比，他似乎是弗朗索瓦·维庸、奥马尔·海亚姆和海涅的合体：一位快乐而豪放的叛逆者。下面是小畑熏良翻译的一首李白的诗作：

A lovely woman rolls up

The delicate bamboo blind.

She sits deep within，

Twitching her moth eyebrows.

Who may it be

That grieves her heart？

On her face one sees

Only the wet traces of tears.

美人卷珠帘，

深坐颦蛾眉。

但见泪痕湿，

不知心恨谁。(11)

这首小诗仅仅表露了些许李白的仁爱与优雅风范。感兴趣的读者去看小畑薰良先生的译本吧，那是一本精致的小书，里面有很多亚瑟·威利写的注解，书名叫《寺庙》。任何人，只要去过博物馆，只要看过东方商品专卖店的橱窗，都会对中国的绘画和雕刻略有了解。西方人完全能欣赏中国花瓶的美丽，这方面没有语言的障碍，尽管可能会有其他难处。专家告诉我们，所有中国诗人所体现出来的精神，与那些精美绝伦的象牙雕刻、瓷器和丝绸非常相似（正如不同艺术之间的相连相通）。人与人之间心灵沟通的媒介有许多，文学只不过是其中之一。

近代以来，日本比中国更亲近西方世界。因此，我们如果非要不懂装懂的话，那么可以说对它的精神有所了解。但这种了解大部分通过精美的艺术品，而非文学。日本大量精致的版画、瓷器和屏风被出口到欧洲和美国，需求量大得迫使日本艺术家的追求向商业利益屈服。但日本的韵文没有受到影响，因为西方市场不需要它们，而且大部分诗作是在很久以前写下的。日本的古典文学是从中国借鉴而来的，就像现代欧洲的基本理念源自古希腊和古罗马一样。但日本的抒情诗，是根植于本土的原创。日本诗歌的黄金时代在8世纪，当时最重要的两位诗人是阿倍仲麻吕和赤人。日本抒情诗短小而充满隐喻，它对日本人以及学习日本文化的欧洲学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只好凭信念接受，因为我所见过的日本诗歌英语译文，大多是琐碎平常的内容。这一定是翻译出了问题。此处，我们也许可以引用拉夫卡迪奥·赫恩(12)的一番话说明。他是最有切身体会、最能用英语来解释日本人生活的权威。他的话不仅对我们了解日本诗歌非常重要，而且对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样重要。“在我看来，”他说，“日本诗歌就是日本彩色版画的文字版，仅此而已。但是，那美妙的版画或简朴的小诗能在一瞬间勾起心灵与记忆中埋藏的感觉。”后来，他还在写给一位日本学生的信中提出一个有争议的观点：“海涅、莎士比亚、卡尔德隆、彼特拉克、哈菲兹、萨迪，他们写下的伟大诗歌即使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也依然是伟大的诗作，因为它们在任何语言中都能触动情感、引发想象。但无法翻译的诗歌在世界文学的范畴内没有价值，甚至不能算是真正的诗歌。”对于我们来说，了解日本最有效的方法便是阅读拉夫卡迪奥·赫恩的著作，尤其是《骨董》《日本杂录》《日本神话集》这三本细腻优美的著作。此外，赫恩的翻译诗集《日本抒情诗》里也有不少佳作。

在我们看来，日本表面上已经变成一个半欧洲化的现代国家，似乎不算遥不可及。而印度，尽管屈服于欧洲的枪炮器械之下，但仍然慵懒地抗拒着欧洲思想的压力。不过印度教徒是欧洲人最早的表亲，是名叫“雅利安人”或“印欧人”的白种人的分支。他们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就已经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他们的宗教哲学比希腊古老得多，并且对希腊的思想贡献颇多。早在加利利海(13)的岸边响起温柔的召唤声之前，印度教的牧师就已经在宣扬凡人的兄弟之情和天神的父性了。

印度并不觉得西方的兄弟非常友好，自己内部也因为严苛的种姓制度或贵族世袭制而分裂，这可以说是历史的讽刺之一。印度教徒既未能将世界变成一个普天之下皆兄弟的世界，又未能在有生之年实现圣人们的崇高理想，但这种失败只不过是贵族的梦想破碎罢了，在这方面任何宗教——包括基督教在内——直到此刻都没有成功过。不过，他们的思想、理念将会被保留下来，尽管可能不太流行。印度教徒是最早将自己的理念清楚而精彩地阐述出来的人，他们的文献得到了精心保护。在同样经历了漫长历史的民族中，印度教典籍遭到的改动和散失是最少的。印度教徒的思想通过一古一今两条路径流传到我们这里。所谓古路，就是印度教徒的思想通过希腊间接而模糊地影响、渗入我们的思想体系的路径。早期的希腊哲学家（典型的代表是毕达哥拉斯）从印度哲学家那里学到：智慧是静心沉思的果实；物质的背后有其内涵，即理念。这些思想成为柏拉图哲学的基础，从而贯穿于所有现代哲学之中，渗透到我们的灵魂里——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它的来源。印度有句谚语：“圣灵寄寓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却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意识到他的存在。”

印度教徒的思想传入西方世界文学的今路，是现代的学术交流。在欧洲军队征服印度的同时，艺术研究者和爱好者们也在翻译印度文学，而印度的学者则到英语世界的大学去学习，并且积极地向欧洲介绍他们的国家，补充了前者的翻译成果。所以，现在的印度在西方人眼中几乎是一本完全敞开的书，只不过，它是一本历经千年而写成的巨著，能够将它看完、看懂的人很少。布莱恩·布朗编撰了一本名为《印度教徒的智慧》的选集，为我们提供了精彩的简介。书中收录了《黎俱吠陀(14)》的格言与圣诗，这是最古老的印度宗教思想，是数百万印度教徒用来指导自己人生的信条，即使在并非信徒的西方人读来，也充满了美感与理智。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更有意思，字里行间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和英勇的冒险。印度著名戏剧诗人迦梨陀娑的杰作《沙恭达罗》的英译本入选大受欢迎的人人书库(15)，说明人们对梵文(16)文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而亚瑟·莱德的译文雅致而富有诗意，难怪歌德会如此喜爱这部诗剧。

在诸多印度思想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位是佛教的奠基者——乔达摩。他生活在公元前500年左右，他的信徒最初只分布在印度（后来印度的佛教衰落了），后来遍布东亚和中亚，总数远远超过其他宗教。他是一位传道士，而非作家。他出现在我们这本书里，只因为他的教义早已渗透在亚洲的思想中，他和他的理念是一个庞大的文学体系的主旨。英语读者会发现，爱德温·阿诺德有一首曾经十分流行的诗歌《亚洲之光》，对佛的生活和信仰进行了生动的描写。西方学者还可以通过拉夫卡迪奥·赫恩的《佛家田园拾遗》的美妙文字，进一步感受佛教的精神。

有一套名为《东方圣典》的书收集了一系列原始佛教典籍的英译本。西方人对佛教的兴趣仅限于叔本华等哲学家和学者的圈子。由于基督教已经在西方得以确立，而基督教教义中包含的东方元素已经是西式思维能够吸收的极限，因此，佛教未能在西方民众的思想中留下太多印象。对于我们来说，佛教过于东方化了，这也许是一种损失吧。它认为所有痛苦的根源在于欲望，因此，摆脱痛苦的方法就是断绝所有欲望；还有，生命的终结是“Nirvana”，意思是遗忘或湮没(17)。这些信念基本上要求我们放弃人生，与更为积极主动的欧洲文化相违，因此无法被我们接受，除非我们的文明遭遇无可挽回的挫败——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但这些并不意味着佛教是怯懦的哲学，它同样崇尚勇敢，欣赏与悲观主义者叔本华、平静的乐观主义者爱默生截然不同的人，只可惜，那些接纳佛教思想者的著作的文学魅力仍然不足以将佛教的理念传入欧洲思想的深处。

类似的，基督教世界对另一个亚洲的宗教——伊斯兰教同样无动于衷。确实，欧洲各国与先知的追随者们出于宗教及其他原因一直在打仗，至今未消停。在7世纪初，穆罕默德及其后人率领阿拉伯军队横扫亚洲和非洲，以剑刃和口舌改变了那里的信仰。时至今日，伊斯兰教的教徒已经超过两亿。伊斯兰教的圣经叫《古兰经》，里面记录着穆罕默德的教导，以及他一生中受到的启示。所有伊斯兰教徒都必须学习《古兰经》，这使《古兰经》成为世界上读者最多的典籍。卡莱尔对早期的《古兰经》英译本产生误解，认为它是一本乏味杂乱的语录……任何欧洲人若不是出于职责的要求，根本看不下去。但他认可书中的生活气息和诚实。“在我看来，”卡莱尔说，“无论任何时候都诚实相待，就是《古兰经》的美德。”卡莱尔在《英雄和英雄崇拜》中为穆罕默德写过一篇论文，以雄辩的事实公正地——或许有点儿过度地——评价了他的伟大功绩。在英语读者看来，这篇论文足以证明卡莱尔胸怀宽广，没有狭隘的地域偏见。后来，一个名叫J. M. 罗德维尔的人重新翻译了《古兰经》，应该比以前的英译本更准确。只不过，我们很多人连自己的《圣经》也没怎么刻苦学习过，所以不大可能花费太多时间读《古兰经》。无论如何，一本从十二个世纪前就开始指引无数人的典籍，在世界书籍里是重要的一员。

从文学和审美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开心地放弃整本《古兰经》，改而阅读收集了数十个精彩故事的《一千零一夜》（又名《天方夜谭》）。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可能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价值观。《一千零一夜》最早是在18世纪被翻译成法语传入欧洲的，随后大受欢迎，从一个国家流传到另一个国家。

在欧洲，阿拉丁与神灯、水手辛巴达、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故事，和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童话一样，是各个年龄段的孩子们耳熟能详的故事。还有，巴格达的善良教主哈伦赖世德——无论他在历史上的评价如何——是小说中的伟大君主之一。毫无疑问，充满神话和魔法的故事拥有迷倒全世界的魔力。书里还收集了其他角色的多种多样的故事，尽管它们不一定都符合现代的审美，但仍然充满了朴实而巧妙的趣味。那些古代故事家们更喜欢奇谈和冒险，而不是角色本身，但他们也塑造过一些幽默的角色，比如唠叨的剃头匠艾尔·萨梅特，就足以在任何喜剧小说里独挑大梁。在西方读者眼中——阿拉伯文学研究者也是这么认为的——《一千零一夜》中的许多故事汇聚在一起，成为波斯、埃及、印度等东方民族日常生活的写照。

在西方留下最广泛、最强烈印象的东方诗歌来自波斯。这也正常，因为，就连东亚的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其他民族也认可波斯诗歌的霸主地位，它对欧洲从事翻译的艺术家和学者都具有吸引力。在繁多的东方诗歌中，英语读者最熟悉的波斯诗歌也许是奥马尔·海亚姆的《鲁拜集》，而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的译本是一本英语经典——关于这一点我们暂且留到后面介绍19世纪英国诗歌的时候再说。10世纪，波斯有一位卓越的史诗诗人，他名叫费尔杜西。他创作了《王书》，意思是“诸王之书”，从波斯最早的历史一直记录到当时。那可真是一部鸿篇巨制，据说其中有很多精彩情节和奇文瑰句，可惜没有现成易读的英译本。《王书》有一点与世界上的其他英雄史诗不同：是唯一——除了葡萄牙诗人贾梅士的《葡国魂》——在作者生前就已经被认为是民族史诗的作品。马修·阿诺德以这部诗作——是原文而非英译文——其中的一个篇章为主题，创作了诗歌《苏赫拉布与鲁斯塔姆》，其中流露更多的是理性思考，而不是感情抒发。史诗的价值在于记录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传说，不一定要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但必须拥有世界级的水平，才能够既在自己的国家成为经典，又能突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而成为全人类的财富。相比史诗，诗歌的结构更加轻巧灵动，更容易被引用，因此流传得更广。在波斯诗人当中，除了已经被全部翻译和整理过的奥马尔的作品，还有两位诗人的作品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萨迪和哈菲兹。萨迪最著名的诗集是《果园》和《玫瑰园》，均有英译本。它们的主题是对哲学和道德的讨论与谏言，不会深奥到乏味的程度，但足够尖锐，透过英译本都能感受到其锋芒。爱德温·阿诺德深厚的文学功底使他翻译的部分《玫瑰园》大放光彩，使萨迪成为英语读者熟悉的诗人。

哈菲兹是萨迪的女婿。他不像岳父那么品德高尚，风格更偏向于奥马尔，甚至更活泼。他热爱酒、女人、诗歌和大自然，也不像奥马尔那样略带忧郁和悲观，更能享受人生的乐趣——至少有时候是的。

在本章结束前，我再说一次：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已经建立至少三千年(18)、高度发展的文明来说，只花三分钟草草浏览，是一种违背时代精神的荒唐行为。赫伯特·翟理斯教授在他的著作《中国文学史》中，把我们的猜测继续往前推演，一直回到比公元前550年左右出生的孔子还要早许多个世纪的古代。可惜，那时候的古人写下的作品，无论多么睿智和优美，都未能对欧洲的思想产生多少影响。事实上，欧洲一直对它们毫不知情，直到现代学者开始去调查、翻译。中国的思想当中，无疑会有很多能与我们产生共鸣的精髓，但我们未能进一步去了解它。这也许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北京的市民啊，请微笑着容忍我们的无知吧，也许，你还可以用翟理斯教授那本著作的结语教导我们：“没有错误，何来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