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怪物之死，有何吓人之处？

——卢克莱修

罗马思想对希腊的依赖性在所有类型的文学作品中都很明显。在戏剧方面，这种依赖程度如此高，以至于大部分拉丁语戏剧都只是熟练的改编罢了。在拉丁语版本的戏剧中，场景和角色都是希腊的。这种情况类似于，在纽约上演的戏剧全部是从法国借鉴而来的，保留了原汁原味的法文名字和巴黎背景，只是添加了一些美式的风格和玩笑。剧作家从来都是最快乐的文学大盗，即使才高八斗也不例外。莫里哀、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的剧作家们都会借鉴古代戏剧，而现代各国的剧作家们则互相模仿。对于我们来说，很难分辨喜剧当中的笑料——不论是希腊的还是罗马的——在他们的同胞观众眼中究竟有多搞笑、多贴近生活。幽默，尤其是带有地方特色的那些，是一种时效性很强的东西。当时最杰出的两位拉丁语喜剧作家是普劳图斯和泰伦斯。可是面对他们的笑料，现代读者，即使是最资深的古典名著学者，估计也不会笑到全身发抖。普劳图斯大约生活在公元前2世纪，他的作品可以用来证明我们这本不完整文学史试图指明的几条原则之一：文学的延续。不论是小人物还是天赋异禀的大人物，都是代代相传的。普劳图斯从希腊喜剧中获得了很多灵感，尤其是米南德的作品。米南德的喜剧很多已经失传，我们要通过普劳图斯才得以瞥见那些喜剧的模样。而后世的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剧作家又模仿普劳图斯的戏剧的情节，因此他的作品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他自己。他大概留下了二十部喜剧，其中一部叫《孪生兄弟》，格外有意思，因为它是莎士比亚的《错误的喜剧》的基础。

泰伦斯是普劳图斯的继承者。他的喜剧风格更加完善，依然靠近希腊，依然带有那种意味着艺术死亡的盲目模仿。不过，我们至少可以记住他在《自寻苦恼的人》中写下的一句精彩台词：

我是一个人：人性的一切都与我相容。

罗马人既然在戏剧方面模仿希腊，那么在其他类型的文学方面也是一样的，而且确实模仿出了很有创意的新花样。但是，他们在戏剧文学方面做得不好。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文学上的未解之谜正是研究文学的乐趣与收益之一）。也许是因为，他们太过喜欢角斗士对决和其他娱乐活动，以至于没什么精力发展正统戏剧。这种情况，类似于现在棒球和电影也会威胁戏剧，但绝对毁不掉它。还有一个更加无法回答的问题：为什么一些二流、三流的作品，比如塞涅卡的悲剧，会受到现代诗人的如此尊重？它们是大师或者近似大师级别的人写出来的最沉闷的作品。在莎士比亚时代，最博学的作家本·琼森为莎士比亚第一部剧本集的出版序言写了一首诗，提到塞涅卡是与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同级别的人物。但这话有可能是一个玩笑——我们必须睁大双眼、竖起耳朵辨别文人们的玩笑。而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借可怜的老混蛋波洛尼厄斯的口对演员们建议说：“不怕塞涅卡的悲剧太沉重，也不怕普劳图斯的喜剧太轻佻。”这话很明显是在开玩笑。

塞涅卡虽然是个糟糕的剧作家，但是一位斯多葛流派的重要哲学家，而且他非常需要哲学赋予他勇气，因为他是脾气古怪的罗马皇帝尼禄的老师。他在皇帝的麾下崛起，获得财富与地位，但最后被皇帝下令自杀。

罗马的思想在希腊的影响下，充满哲学意味。有一位罗马人，将哲学与拉丁语诗歌融会贯通，写成一部传世之作。这个罗马人叫卢克莱修，他的作品叫《物性论》。这是一首宏伟的长诗，深入探究生命的实质，简直像是预言。哲学思想最天然的载体是散文，但早期的希腊哲学是用韵文形式表达的。不过，能够成功地将哲学写成韵文，不仅拥有韵律，还拥有诗歌的魔力，这样的诗人从古到今只有几个，卢克莱修就是其中之一。在那个比现代科学确立还早数个世纪的时代，他已经预示了原子理论和人类那不可思议的起源与进化。幸运的是，他的诗完整地流传到了我们手里，那真是一篇仅次于维吉尔的最庄严、最雄辩的拉丁语韵文。卢克莱修的作品有一个优秀的英译本，是美国诗人兼学者威廉·埃勒里·伦纳德翻译的。卢克莱修总结了伊壁鸠鲁流派的哲学，补充了他自己的理解和看法。那些认为古代哲学枯燥、冷漠的读者会觉得，卢克莱修的作品惊人地活泼。若想学习他，并且由此学习希腊和罗马思想精华，可以试读一下现代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的论文《三位哲学诗人》，会比较轻松。

与卢克莱修同时代的卡图卢斯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诗人。他是那时候的济慈或雪莱，但很不幸三十岁就去世了。他对“万物的本性”不感兴趣，只对自己的本性与感情——爱情、友谊、憎恨——感兴趣。他崇拜，他辱骂。他爱慕的女子勒斯比娅因他而名留史册。他将心灵与艺术交融在一起。他的情感真挚、深刻、丰富，他以优美的韵文抒发着人性的呼喊。

我们也许可以把卡图卢斯视为伊丽莎白时代的诗人，他的诗有点儿像菲利普·锡德尼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或者更晚一些的彭斯的那种活力四射的抒情诗，又或者雪莱那种同样充满活力但更加可爱的抒情诗。在他之后的拉丁语读者们——不论是罗马的还是现代的——都能从他的诗句中感受到那种刺痛、爱意、完美、自然与技巧。如果你向丁尼生和史文朋一类的诗人询问：“谁是拉丁语诗人中的第一名？”他们可能会回答，要说名气，是维吉尔；可是在他们的心目中，是卡图卢斯。

贺拉斯生活在卡图卢斯之后，但仍然属于公元前最后一个灿烂的世纪。他是所有拉丁语诗人中最睿智、读者最广泛、诗句被引用和翻译最多的一位。贺拉斯缺少卡图卢斯的那种热情，现实中和文学上都是如此。他内心冷静、沉稳、理智、严肃，但嘴上毫不客气，词句与尺度的把握仔细而又严谨。他的哲学是接受命运，泰然处之。难怪诗人们都喜欢他，甚至18世纪时英国议会中那些喜欢彬彬有礼地冷嘲热讽的绅士也用他的诗句给自己的辩论增色。性格庄重的政治家格莱斯顿、擅长摆弄打油诗的尤金·菲尔德及其从事新闻业的后裔，都是贺拉斯的崇拜者和翻译者。我们也许可以通过某位现代匿名诗人翻译的一节诗感受一下他的风格，出自贺拉斯写给他的赞助人梅塞纳斯的颂诗：

安宁之中，不再悲伤，

他说：“不枉今日！”

不论明天是晴是雨，

也无法偷走过去。

没有力量的一切都可腐坏。

命运随意玩弄着人们，

左手右手之间鲜有公平，

她的嬉闹从不疲倦，

一时扶你，一时拦你。

贺拉斯不只是聪明的诗人，还是一位优雅的绅士，喜欢和赞助人一起喝酒。他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诗人，情感丰富，讽刺的、反思的、悲悯的，不管哪一种，都能轻松地用他那充满韵律和想象力的简练风格表达出来，几乎从不失手。英语读者可以通过弥尔顿翻译的优美颂诗《致琵拉》感受一下他巅峰时的抒情诗。贺拉斯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个理论大师。他的《诗艺》虽然很短（显然只是一封随意的书信），但是通过意大利诗人韦达、法国诗人兼批评家布瓦洛以及模仿布瓦洛并创新的英国人蒲柏，对现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许，随着19世纪横扫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更多豪放、更少戒律的理念盛行，蒲柏那篇精彩的《论批评》不再像以往那么权威，贺拉斯精神的影响力也不如过去的两千多年那么强大，但是，说到献身艺术的理想，无论我们的品位与诗歌的理论如何变化，我们都只能在贺拉斯那里找到对忠实于艺术的理想的最好表达。贺拉斯的为人也像他的艺术一样伟大。他通过诗句透露出来的性格令人愉快，既庄重又诙谐。他的力量、见地和智慧在掌握完美的写作技巧上，都有长足的进步。拉丁语抒情诗并未随着贺拉斯的去世而衰落，而是继续繁盛了好几百年，然而，再也没有诗人能够像贺拉斯那么多变、那么充满活力了。

大概在与贺拉斯（比他年轻一些）差不多的时代，出现了一个有趣的诗人群体——挽歌诗人。前文简单介绍过希腊的挽歌诗人，这个词原本跟诗歌的主题无关，只不过是一种特定的格式。诗歌的格式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虽然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话题，但我们没有篇幅给它。不过，因为挽歌能用简短的篇幅说明很多问题，所以我想以柯勒律治的挽歌对句为例：

银色喷泉水柱从六步格诗中升起，

又从五步格诗的永恒旋律中回落。

至于“挽歌”这个词为什么产生了我们现在使用的意思，也就是，用于赞美离世好友优点的悼词（丁尼生的《怀念》就是我们理解的那种“挽歌”），显然是因为挽歌的作者凑巧用死亡作为主题罢了，并非所有挽歌都是如此。最早、最先开始将希腊语作品移植到拉丁语中的人叫加卢斯，他就没有用死亡作为主题，他写的是爱情。他的成功引发了一股风潮，一时间挽歌诗人的数目超过了其他所有文学作者的总和。最成功的挽歌诗人有三位：普罗佩提乌斯、提布鲁斯、奥维德。

普罗佩提乌斯是一个早熟的诗人，他把希腊诗歌掌握得滚瓜烂熟，以至于二十岁时就开始自行创作诗歌，但是没过几年就去世了。他的诗歌的主题是爱情，他的辛西娅成为诗歌史上最著名的女主角之一。而热恋中的他本人，正如麦凯尔指出的，就是19世纪浪漫诗歌与浪漫小说中经常见到的那种多愁善感、自怜自爱、有点儿神经质的男孩形象的先驱。英语文学的学者会有兴趣看看格雷模仿普罗佩提乌斯所作的诗歌。

普罗佩提乌斯除了拥有年轻人的充沛精力，似乎也有缺点，而且罗马人的评判标准越来越趋向于希腊化，因此他们对于普罗佩提乌斯那些似乎由匆忙和冲动而导致的缺陷很有意见。可是现存的手稿残缺不全，我们已无法判断。标准严格的罗马人欣赏的是另一位年轻的挽歌诗人：提布鲁斯。他的作品明晰、精美，与他那柔和、美好的思想完美贴合。他的诗句力度不及普罗佩提乌斯的一半，然而对于抒情诗来说，力量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提布鲁斯也是一个仰慕爱情的年轻人，动不动就为爱人的无情落泪。不过，那都是真诚的泪水，而那位狠心的迪莉娅也是一位真实可信的诗人的情人。我们阅读爱情诗的时候，需要记住一条基本规则（免责条款）：诗人所歌颂的，并非特定的个体，不是西丽娅、辛西娅、茱莉娅或者珍妮，尽管他也许确实跟某位有血有肉的女子有过悲伤或快乐的经历，但他歌颂的是热烈的爱情，是他心目中想象的女子或女神。玛丽、梅布尔、简可能存在过，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背后也许确实有过一位黑皮肤女子，但是，真正的玛丽、梅布尔、黑皮肤女子只存在于诗人的脑海中。

当时最受欢迎的挽歌诗人是奥维德，当然，他也是现代最知名的一位。他写道：“提布鲁斯是加卢斯的继承者，普罗佩提乌斯是提布鲁斯的继承者，而我，按时间来说，是第四代。”

奥维德本来是贵族，是环绕着皇朝的那个光辉灿烂的社交圈中的一员，后来出于某种原因，招惹了皇帝，被逐出罗马。也许是因为他的诗作《爱的艺术》得罪了皇帝，不过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这首诗幽默而愉快，虽然不适合纳入主日学校的图书馆，但也不至于震动一个愤世嫉俗、文化成熟、能够产生像奥维德这类诗人的国家。《爱的艺术》是一部真诚坦率的作品，不加修饰却光彩夺目，抹掉了大多数爱情诗歌中那些精神上的浪漫描写，因此可能不太受软弱、无知的人欢迎。但专业的文学家一直都喜爱奥维德的真实、活力和想象力。他的想象力在《变形记》中发挥到了极致，将众多希腊神话以及受希腊影响的罗马神话融合在一起。对于现代诗人、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的作家们，以及十八九世纪的英国诗人来说，这部作品是一个巨大的古代传说资源库。他如果能预见自己死后享受到的荣光，也许在被流放的过程中就不会那么难过了。奥维德可能从来没有写过惊世骇俗的诗句——许多比我更优秀的拉丁语学者都没有找到——但他天生就是一位技艺超群的故事家和诗人。他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对现代各国的文化都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在这方面，即使是维吉尔也无法超越他。从马洛到德莱顿，以及更后期的英国诗人的作品里，都充斥着奥维德的影子，不仅因为他将古代流传下来的故事讲得如此清晰（其他诗人也经常涉及那些故事），还因为他在《爱的艺术》中，以学者、诗人和绅士——而非道德家——的态度对待那些略显禁忌的话题。

奥古斯都时代之后（让我们省略掉具体的日期吧，心里想着公元之初的那段时期就好），拉丁语诗歌从优秀退步到平庸，又从平庸退步到末流。但这个过程并不是持续发生的，而且毫无逻辑性。文学可不是工程师或者地理学家画在图纸上的线条，它的演变是无法绘制成曲线的。而人生，作为文学的题材，也是如此。拉丁语诗歌衰落了，但这个过程与帝国的衰败一样，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在这期间，虽然没有出现伟大的天才，但优秀的诗人还是有的。

塞涅卡的侄子卢坎就是1世纪时的诗人当中的一位。他是一位杰出的年轻演讲家，他的诗歌编年史《内战记》在当时被广泛传阅，一直流传到中世纪，并且通过高乃依持续影响着法国的古典诗歌。而且，马洛为《内战记》的第一卷做了非常出色的翻译，所以英国读者也特别关注他。1世纪时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斯塔提乌斯，他创作了大量史诗，在很多人眼里他比维吉尔更出色。他的《底比斯战纪》受到英国诗人蒲柏和格雷的高度赞誉，并且被翻译了部分篇章。译文读起来有一种温和的典雅气质，但似乎缺少天才之火。

在1世纪的白银时代中，还有两位诗人，在其领域中不但没有比前人退步，反而成为卓越的大师。他们是讽刺诗人马提雅尔和尤维纳利斯。罗马人好讽刺，甚至发明了一种表达这种情感的诗歌类型。贺拉斯写过一些文学水平高超的讽刺诗作，讽刺只是他的天赋的一部分，而且他的措辞温文尔雅。但马提雅尔和尤维纳利斯，尤其是尤维纳利斯，攻击起来更为猛烈，当时的各种腐败和丑闻也给他俩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能为讽刺诗人提供充足的题材，但讽刺是一门精巧的艺术，并非每一位诗人都能拥有。在这方面，英语世界真是人才辈出，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时代的诗人们将这门艺术打造成了一柄威力无比的大刀，德莱顿为它加上锋利的刀尖，蒲柏又把它做成了柔韧的细剑。所有这些英国讽刺诗作，都直接或间接地师承罗马的拉丁语诗人，尤其是尤维纳利斯。

马提雅尔的《警句诗集》虽然水平不太稳定，但有一个不变的优点：描绘了他眼中的罗马生活，诚挚而忠实地记录下他看到的各种显而易见的缺陷。虽然他的诗歌形式比较朴素，但简洁且富有表现力。在他之后真正的讽刺短诗都打上了他的精神烙印。尤维纳利斯的性格比马提雅尔更加尖刻，他那无情的现实主义态度、对虚伪和伪善的憎恨、对暴政和自以为是的特权的厌恶，表现得像一个老牌讽刺家。他说自己的作品是“怒火铸成的诗句”。他真正的，或者说所谓的粗糙只是生活的粗糙，诚实的人不必为这种粗糙负责。他凭借对文字的掌控，他的暗喻、对具体画面进行两层和三层引经据典的能力，无人能出其右。德莱顿翻译了尤维纳利斯的作品《讽刺诗集》当中的五篇，并且雇用助手翻译了其余部分。约翰逊博士的两篇仿写作品也许比较符合尤维纳利斯的精神，因为约翰逊虽然不是天生的诗人，却是一位伟大的学者。

我们无法沿着拉丁语诗歌的演变路线一直走到中世纪的黄昏，但它那优雅衰落的趋势可以从拉丁语诗选中看得出来。它与希腊语诗选一样，并不是由本国的诗人随着诗歌的自然成长而收集起来的选集，而是某位现代诗歌学者从更早期的诗集或者从恩尼乌斯开始到公元1000年之间的各个诗人的作品中挑选的。拉丁语诗选中最可爱的诗歌是《维纳斯节守夜》，一首写给春天的庆贺维纳斯母神[55]节的诗歌。作者的名字已经失传，创作的日期也只能推测。我们只知道，它所赞颂的节日表达了罗马人从希腊人那里借鉴的最美好的想象，它的作者是一位真正的歌手。它是罗马诗人留下的最后一个美丽的音符。拉丁语诗歌已死，但拉丁语散文在文坛上活跃了许多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