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坐标之谜

北京。

1988年8月27日(星期六)，一个十分平常的日子。在新华社总社招待所，当我们同平时一样，正在闭门谢客、挥汗如雨爬格子的时候，中南海却发生了一件与我们直接攸关的大事。是夜，中央领导同志看到了我们采写的《中国走势采访录》一组3篇文稿(公开稿见《瞭望》杂志1988年第39期和40期)后临时决定，将拟定于8月29日(星期一)召开的中央一次重要会议的议题改变，专门讨论在这组材料中提出的问题。

在这次会上，中央领导同志对这组材料给予了较高评价，并围绕这组文章阐发的区域之间、地方同中央之间关系的现状及走势问题，对当前经济形势下的改革思路发表了长时间的讲话，并强调提出了“治理环境、整顿秩序”的方针。

紧接着，9月2日，在中南海，总理办公室的同志转达了李鹏同志对我们的问候，称赞我们做了一件重要工作，并对这组材料和新华社的工作给予了较高评价。

消息如一石击水，引起了波澜。周围的同志们在对我们两个“小字辈”的“奇遇”纷纷表示惊讶和祝贺的同时，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作为一个记者，你们是怎样想到去抓这个大题目的？你们是如何去做这篇大文章的？

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提问。可要回答这个问题，却非三言两语可以尽叙。

改革呼唤新秩序

20世纪50年代末，一个伟人推出了他划时代的理论著述——《论十大关系》，为成立不久的共和国首次权威地阐述了区域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一理论之光的照耀下，产品经济新秩序的框架得以确立，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之轮得以顺利运转。

不是毛泽东想写这篇论文，而是现实生活需要他出来阐述这一问题。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是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也回避不了的基本问题。

物换星移！放眼今日域中，以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内容的改革，历经10年，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产品经济的传统秩序被打乱了，商品经济的新秩序自待建立，新旧之间冲突、摩擦频繁，“无序”状况的加剧使得以茫然不知所措为特征的“浮躁”情绪感染了整个社会。超稳态结构的社会似乎一下子变得动**和迷离混沌起来。

透过复杂纷繁的社会生活和迷雾，人们可以感觉到：要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区域之间(沿海与内地、东部与西部、加工省与资源省)、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其重要性正日益突出。烽火遍及全国的各种资源大战、东部和西部日益加剧的矛盾冲突、经济震**、宏观失控、社会经济秩序混乱……举凡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矛盾、问题，都可以从上述两大关系的现状中找到其肇始原因。

地方与地方、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如同两条规范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经纬线、坐标轴，要澄清迷离混沌的现象、将千头万绪的现实理出头绪，一个迫在眉睫的重要工作，就是要重新确立和把握纵横两大坐标轴的关系。

我们没有能力来阐述上述关系，但有责任提出这一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提请社会注意。道理很简单：我们是新闻记者，不仅有历史责任感，还有职业优势。

以上，是我们思想的发端。1988年6月，当我们把这个酝酿近两年的思考一提出来，立即得到了《瞭望》编辑部的充分理解和支持。

“开放”与“割据”、“变通”与“失衡”是我们这次采访重点涉及的核心问题。作为一个全新的社会经济现象，就我们视野所及，国内迄今还没有一个具体部门，也没有一个人在系统研究之，能权威阐述之。显然，要破解这个全新的问题，客观上要求记者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职业优势，“集众思广众益”，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集众思广众益”

要达到上述目的，首先必须实现采访方式上的革新和突破。“三者采访法”就是我们尝试的一种特殊采访方式。

中国走势如潮如涌，跌宕起伏。各类人物中，对改革大势感受最深、最有发言权的离不开三种人：省市领导、专家学者、资深记者。省市领导作为改革进程的承上启下者，对改革和形势有深刻的理解；专家学者长于理性思辨，对现实有冷峻超脱的观察；资深记者紧贴生活，阅历丰富，握有大量第一手材料。

但是，因时空所限，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职业局限：省市领导受区域利益所限，难于超脱；专家学者偏重理性思考，疏于实践；记者求新奇，行色匆匆，对社会的把握失之零碎和浮泛……然而，如果能将这三者的智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取长补短，那么这种智慧的结晶体就将具有立体感，也有可能放出客观全面的光芒。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着手拟定“三者”采访计划。这是一个庞大的采访计划，列入我们计划的采访对象多达两百余人。从北京出发前，我们就采访了不下二十名颇有见识的资深记者。他们有《经济参考报》总编辑喻权域和来自天南海北、常年奔波在生活第一线的分社记者们。采访完全是采用争论形式进行的，通过撞击反射，这些“活信息库”不仅给了我们不少活生生的材料，而且给了我们诸多闪光的思想，为我们即将展开的大跨度采访规范了一个比较科学的坐标系。

遍访“三者”，能防止以偏概全的弊端，对问题能求得深层次的立体了解，但它却不能防止空间上的以偏概全。时下中国，伴随改革开放的十年进程，东西南北差距越拉越大。对同一社会问题，即使是同一阶层的人，因地域的不同，其价值判断和反应常常也是大相径庭的。为了能从宏观上更好地把握主题，讲好“普通话”，在遍访“三者”的同时，我们打破常规，充分发挥小分队的优势，采用了东西南北“大抽样”的采访法。具体做法是：依中国传统的五大区域划分法，以东北、华北、华东……为序，每一个区精心挑选出一两个最有代表性的省市，在最有代表性的省市中，再选择最有代表性的采访对象。

例如，在东北，我们选择了黑龙江省和沈阳市两个点。黑龙江作为我国原材料(原煤、原油、原木、原粮)输出大户，其心态颇能代表原料输出省区。在这里，我们选择了采访省委书记孙维本和哈尔滨市市委书记李根深。两位领导都是中央委员，前者是务实型干部，后者是学者出身的专家型干部。

搞活经济与宏观失衡，是一个正在日益强烈地困扰着我们的大问题，但又是一个大家都说不清楚的问题。就像大海上飘浮的冰山，人们都能依稀辨别它那露出海面的顶端，但却说不清其深藏海水中的庞大体积。正是这种困惑，促使许多关心中国走势的有识之士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以共同探讨这一话题。

同孙维本同志的交谈，持续了整整一天。先在他的办公室谈了一个上午，刚欲告辞。余兴未尽的省委书记主动提出了下午同我们继续谈的要求，并驱车亲自来分社。李根深同志也是专门腾出时间，同我们整整谈了四个小时。事后常常有同行问我们：这些“封强大吏”，对你们两个年轻人为何如此“厚爱”？答案一言难尽，但前面所述的“冰山现象”不能不是解答这个疑问的一个重要原因。采访武迪生的经过颇能说明这一问题。

武迪生同志为科技人员出身，当过“右派”，历经坎坷，是一个有见识、很洒脱的领导人。我们赶到沈阳的前一天，武迪生刚刚接受过一拨记者的采访。按常规，是不好再打扰人家的，但依我们的计划，又非得采访他不成。辽宁分社老记者赵文泉抱着试一试的心情，负起了为我们牵线搭桥的工作。两人在联系时，曾有这样一段精彩的对话：武：我很忙，采访是否免了？

赵：人家可是专门奔您来的(赵介绍了我们的个人情况和采访内容)。

武：明人不说暗话，这两个记者值得见吗？

赵：值！

武：好，明天见!第二天，当我们同武迪生“争辩”完毕、正欲分手之际，他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接受记者采访，我的原则是等价交换。你们要从我这掏东西，我也要从你们那里获信息，绝不干亏本买卖。老实说，我同记者交谈很少有像这次这么长的时间。老赵说得对，同你们的交谈值!”

在我们这次长达70天的采访中，诸如此类的故事屡屡发生。

要把握好一个宏观难题的采访，记者不仅要充分发挥“集思广益”的优势，还必须具备“集思广益”的能力——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力和敏捷的调整能力。不然，随时都会有“迷失方向”的危险。

采访之初，我们曾一度被“联邦制”的设想所吸引，并在这一思路上注入了不少精力。

经过10年的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东西南北齐步走的格局已逐渐被“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地带——内地”这一分层次发展的格局所取代。但因改革不配套，宏观调控上暴露出一个突出问题：多元化的放活政策同单干化的“收缩”政策之间的矛盾。所谓“一刀切”及其震**就是这一矛盾冲突的体现。为最大限度地摆脱“一刀切”造成的不良后果，不少地方纷纷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办法来对付中央。这是造成中央宏观调控能力日益削弱、“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之风日盛的“合理”因素之一。

如何解决这一难题？一些专家学者的观点是搞“联邦制”。大意是：中央只管外交和军事，其他权力下放。主要论据是：如此即可彻底解决区域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纠缠不清的矛盾。有的学者还博采古今，著书立说阐述这一问题。

乍一看，这个思路倒是个简单易行、顺理成章的方案。但通过广泛采访包括阅读国内有关学者对这一论题的著述后，我们终于认识到：这是一个可以在理论上深入探讨的学术论题，但绝不是解决当前中国问题的有效良方。于是，赶快调整思路，从而避免了“误入歧途”的危险。

离开东北后，在华东，我们找了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在中南，我们找了广东主管工业的副省长匡吉；在西北，找了甘肃省省长贾志杰……与此同时，我们在各省区召开了若干次记者座谈会，除了同新华社驻各分社记者对话切磋外，还同地方新闻界同行座谈。通过广泛深入地采访，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宝贵材料，开拓了思路。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采访和紧张思考，我们终于有了较为明确的主题思想。然而，在哪里“收网”呢？经过反复比较，我们选择了重庆，采访对象定为重庆市市委书记肖秧。选择肖秧的理由有三：一是因为他能代表西南地区；二是因为他是我国第一个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的首脑；三是他在高级干部中以有见解、敢于直言见长。

这次采访颇具戏剧性，当我们冒着40℃高温的炙烤，赶到这座山城时，肖秧正好去北京了。市委秘书长只好把我们的来意及采访提纲火速传到北京，肖秧真不愧是肖秧，豪爽痛快！见到提纲后，认为有深谈的必要，立即提前结束在京日程，飞回重庆，同我们进行了促膝长谈，使我们顺利完成了“收网”工作！

“人生能有几回搏”

要想干成点事业，没有一点玩命精神是不行的。这次大跨度采访，按常规，我们两人搞一个题目就行了。但是，为了能充分利用好这次宝贵的采访机会，在《瞭望》总编辑陈大斌和经济组负责人林晨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我们除主要采写“中国走势”外，还担负起了《城市交通问题调查》、《广告意识大透视》的采访任务。采访同步进行，思维交叉展开。每天日程，按早、中、晚分割，犹嫌不够。到任何地方，不仅无心观山望景，甚至连停留时间也不敢延长。

在福州，新华分社领导安排我们在鼓山风景区游览，车就停在楼下，我们婉言谢绝了；在厦门，支社同志安排我们逛鼓浪屿，说“不到鼓浪屿，不叫到厦门”，我们也只能忍痛放弃；到贵阳，面对分社领导安排去花溪风景区游览的盛情，我们也只能报以歉意的一笑。

为了赶时间，从厦门到广州，我们乘长途汽车。炎炎夏日，二十来个小时走下来，屁股上长满了水泡，身体就像被风干似的，再喝多少水也解不出尿来；为了抢时间，半夜挑灯夜战到一两点是常事……

艰苦的采访、不规则的生活，损耗了我们的身体：夏阳流鼻血的老毛病又犯了，流起来就止不住。鼻血流多了就头晕耳鸣，但工作还得干。我在稿子脱手后大病了一场，上吐下泻，低烧不止。

8月10日，我们赶到贵阳，利用这宜人的山城气候，找了一个清静之地，闭门5日，一气写出了这套调查报告。稿件在中央决策层引起了高度重视，取得了预期效果。可继之而来的省市一级的热烈反应，却是我们始料不及的。

文章刚刚发出，重庆市市委书记肖秧同志首先托人给我们打来了电话，说他看到了文章。作为地方领导，他首先感谢我们为中国改革出了力，接着说了三条意见：一是完全赞同文章的观点和分析，二是认为文章所引起的观点完全正确；三是他愿同我们交流更多的思想。并表示趁来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之便，希望同我们再见见面。

紧接着，黑龙江省委书记孙维本、哈尔滨市市委书记李根深、沈阳市市长武迪生等我们采访过的各路“封疆大吏”，也反馈回来了类似的信息。

春华秋实，思考者的喜悦莫过于思想被社会所认同；爬格子者的满足莫过于文章被人们所理解。我们的劳动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并有可能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作为一个记者，再没有比这更令人高兴的了！“人生能有几次搏”我们的辛劳已得到了最大的补偿，此行足矣！

（原载于《中国记者》一九八八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