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闻记者如此描述自己对珠江的感受：“时常跨越珠江两岸，我对这条不再清澈的河流很难涌动审美的情感，也就难怪近日在中央电视台看到电视专题片《南方的河》中的片头画面时，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流金溢彩的河流旁、高耸着的、金碧辉煌的建筑群落就是珠江河畔吗？那份优雅、那份安详、那份璀璨，让人想起泰晤士河畔的伦敦城。可该片总导演兼总撰稿人王志纲告诉我，那是珠江。为拍这组镜头，他们在江上漂游了好几天，才在一个晨光初露的黎明时分，捕捉到了珠江最美丽的一瞬间。”

王志纲并非一个唯美主义者，但他居然为了拍珠江的几个镜头，在这条南方的河上做了几天“现代鲁滨逊”。这样的投入，这样的执著，是他原来当文字记者时所从来没有过的。对此，除了技术上的需要之外，实在是因为他对这条南方的河倾注了自己的感情。这不仅是一条最早涌动现代中国潮汐、代表了时代进程的河流，也是给予他机会去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一方水土。

1994年6月，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朱小丹和主管文艺工作的副部长杨苗青在东方宾馆宴请王志纲，希望由他牵头拍摄一部反映广州改革开放15年的电视专题重点片，目标是：广东省直至中央宣传部的“五个一工程”。

朱小丹一见面就说：“我们找你找了半年，寄予很大的希望”。

王志纲是一个讲情义的人，又是渴望新挑战的人，他当场就被广州市领导的诚意所打动，同时，高难度的定位也激发了他血液中挑战极限的欲望。他对两位部长说：

“你们找我算是找对了。因为找纯粹的广州人，他很少走出五岭，难以找出广州、广东与中国之间的对接关系；如果找纯粹的北方人，他对广州不了解，吃不透。而我是‘两栖动物’。第一，我从北方来到广州已经8年了，8年来着力于研究广东的发展过程；第二，我是立足广东面向全国，有着比较特殊的经历，多年来都参加新华社‘小分队’进行深度调研，全中国都跑遍了。因此我能够感受和把握广东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广东对中国的辐射影响以及五湖四海的人们对广东方方面面的看法和疑问。

“从另一个层次说，我这几年出山玩了几次电视，在电视专题片方面有不少遗憾，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而这次正好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可望去弥补这些遗憾。

“第三呢，我素来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也是一个‘方法论者’，我相信这些年来，通过对许多重大题材的把握，对许多电视专题片的把握，对人的长短组合的把握，积累了必要经验，如果说过去是‘小米加步枪’，或者是由于资金、设备等原因，使我不能尽善尽美，充分实现自己想法的话，那么这一次我们就能够摆开‘正规兵团’，好好地打一仗，‘打’出一部好的作品来。”

王志纲是把《南方的河》作为他个人文化生命中的一个里程碑来塑造的。在从广州市委那里领下军令状的同时，他就立了一个高标杆：给广州一个说法，还中国一个奇迹。

当时，纯纪实风格的片子在电视界已经成为潮流，而反映广东、广州仅靠自然纪实的手法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历史转型期的前沿地带，珠江这条“最后的江流”，留下了许多时代之谜，有许多待发掘、把握、提炼、扬弃的东西。因而，王志纲对未来的电视片定下了这样的要求：“纪实性、思辨性、艺术性”相结合。唯有纪实，才能真实动人；但仅有纪实，就上不了档次、激扬不了文字、深化不了主题，因此在这个基础上必须加入思辨。仅有纪实和思辨的话，可观性、影响力、吸引力这方面又会削弱。因此，又揉进了艺术性，这个艺术性不是虚构的创造，而是“三性”的结合。同时，王志纲还提出了“三新”，就是素材(视点)新、见解新、手法新。也就是说，不是“拾人牙慧”，用现成的理念来解释现实，而是用自己的观念、自己的镜头、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体系来“给广州一个说法”；是选择以广州为切入点的岭南，把岭南寄寓在南方的河的背景下来展现它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历史转型期“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1994年拍摄《南方的河》时采访原广东省省委书记林若这年7月6日，广州白云机场。王志纲和他的摄制分队，正搭乘飞机前往乌鲁木齐。登机处人头攒动，许多维吾尔族个体户，拖着大包、小包，大都是做服装生意的。摄影师李全新机灵地盯上了一位维族女商人茹斯丽，在帮她托运行李之时，弄到了她在乌鲁木齐市的家庭地址。茹斯丽热情地邀请广州人去她家做客。

茹斯丽是专跑广州的服装个体大户，曾当过国家干部，有一定文化水平。她的丈夫是个司机，也属于不甘寂寞之人，几年前闯过海南，后因单位威胁再不返回就除名，才悻悻而归。在新疆，像这一对夫妇那样敢闯的人还不多见。

招待广州客人的盛宴从晚上9：00开始，一直到凌晨2：00，除了品尝维族风味，还有跳舞、唱歌等活动，其间进行了关于广州话题的采访。

这一个“茹斯丽巧遇”的故事，完整而生动地用到了完成片中，成为一场**戏。

拍的是“南方的河”，为何却要“南辕北辙”呢？

当时，广东正是节日交会之年，各路人马打擂揭示争拍“15年”，王志纲却带着一行人马走天山、下黄河、访陕北、登泰山，纵横数万里。为何舍近求远？其实，这“离题”又是从根本上切题。刚出发时，包括王志纲都还以为广货北伐满天下，后来发现已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北方不少地区对广东的兴趣已经大大减弱，那种关于广东的浮躁期、兴奋期已经过去了。

广东消失了吗？不无失落之后，王志纲却有了新的发现：人们对广东从陌生、好奇到抵触、反弹，再到默认、趋同，正说明了广东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已“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已经为国人所认同。于是，片子的定位就有了新的把握。人们看到的片子，从摄像、音乐、色彩、节律上表现出相对平和、宁静的特色，而冲击力和震撼感则更多地体现在信息量和思想性上。

专家称之为“三明治”：从凡人小事、民风民俗切入，中间夹一块“市场经济”，底下垫的是“岭南文化”，一口咬上去，三块都咬到了。

为了集思广益，撞击出新的思路，王志纲采用他独特的“雪球滚动”调查法先后召开了5次座谈会，记者、学者、广州“土生土长”者、“流浪一族”新客家以及文化工作者分别就“广州之谜”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探究。

最初，王志纲把片名定为《新世纪——广州之谜》；后来又改为《广州梦寻》、《南粤寻梦》；最后几经苦思，定名为《南方的河》。

我们来看看第一集的解说词片断，便可知道这一定位的奥秘之处了：这是一条南方的河。

平静、安详、甚至带着些许柔弱。

一个美丽传说，给了她一个温润秀雅的名字。

珠江。

不知是因为她的孤弱，还是因为她的秀美，当殖民主义者的铁甲舰队，从她的大海口撞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大门，撞醒了国人沉湎千年的迷梦时，这条化外的河才猛然凸现于华夏文明的舞台上，有力地显示了一番自我。

仿佛是为了平复珠江的屈辱，仿佛是为了证明珠江的血性，他们扬帆珠江，攀越五岭，救国救亡，前赴后继，几乎撑持了一部风云激**的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篇章，碧血英魂，溶进了珠江，溶进了黄河，溶进了长江。

岁月悠悠流进了20世纪80年代，又一个世纪之交来临。“中国何处去”的天问再一次在神州大地回**。

历史的眼睛又注视到这片南方的水域，一只无形的巨手，悄然打开泄洪的水闸，于是，珠江又一次卷起拍岸惊涛。

这场“珠水漫中华”的壮剧一上演就是浩浩十余年。如今，一切的喧嚣又化为了历史。伴随神州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形成，天山南北、长城内外、大河上下，珠江似乎已不再是国人恼怒或者神往的话题。人们以一种宁静平和的心态看待生活的奇迹。

他们不再觉得珠江是遥远与陌生的，只是纳闷：珠江的短笛怎能一再引出排山倒海的黄河大合唱，引出炎黄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新纪元。

珠江，你是一条怎样的河？基调确定之后，就是全片的结构设计了，王志纲为此也进行了精心安排，他对摄制组的人员进行了一番导演阐述：既然“给广州一个说法”，既然我们要确定一种自己的理论架构、逻辑程序和文化工程，我们就必须通过起承转合，给广州一个完整的体现。从结构看，第一集是序片、是悬念、是天问，是人人感兴趣但人人都说不清、道不明的话题，使人产生强烈而浓厚的兴趣，达到“请君入瓮”的效果。此后7集，是广州之谜，也就是市场经济时代之谜，层层解剖、层层探幽，破解谜底。“凤头豹尾草包肚”，最后一集还有兜底的作用，把悬念和过程“合龙”。1994年8月为拍摄《南方的河》至新疆采访，路遇售卖广东水的小贩。王志纲敏锐地意识到全国都在喝珠江水（饮料）、吃广东粮（加工食品）这样一种现象的意义，随即抓拍起来。经过近两百个日日夜夜，《南方的河》终于摄制成功，先后在广州电视台、广东电视台、中央电视台隆重推出，中央电视台还在黄金时间重播了一次。该片先后获得“广州文艺特等奖”、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入选奖，在电视圈又一次引起轰动。

《最后的江流》是王志纲拍完《南方的河》后，接受记者专访的一个万言对话的文章题目。把珠江称为最后的江流，是一个文化的表述，即中国三条大江：长江、黄河、珠江——珠江是人们最后一个用文化的眼光去进行立体描述的江流；“最后的江流”，还蕴涵着王志纲对这块成就了他事业的江流的历史交代和判断；风帆起珠江，中国的改革开放自珠江始，待千帆进击、百舸争流的格局形成，“零落为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珠江如报春的梅花一样，完成了历史使命，她也就将平凡和沉寂下来；“最后的江流”还寄寓了王志纲对自己人生选择的悲壮式交代：最后的江流沉寂了，记者喧腾的生命之源亦转移了。

他要去寻找一个更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