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篇一组的《珠江三角洲大趋势》陆续刊出之后，引发了岭南报界的“珠三角”热。当时，广州市市长黎子流亲率代表团前往“珠三角”实地考察、取经，新华社广东分社记者田炳信随行采访，也在《广州日报》上发表了一组报道。

王志纲、田炳信在新华社内部均被称为“九段侃爷”，即辩论、演说达较高级别的口才大师，两人都是从内蒙分社出师的，先后到广东落户，仍是近邻，私下也经常对话、交流。按照王志纲的说法是：“交换一个苹果，各得一个苹果；交换一个思想,各得两个思想。”双方都受益不浅。

1991年8月的一个炎热的夜晚，由《粤港信息日报》牵头，两位“九段”高手、两位刚从三角洲探秘归来的记者，进行了一场长达2小时的对话，相互撞击、滚动“雪球”，整理出一篇上万言的《珠江三角洲启示录》。请看几段精彩的片断：

田：这次下去看到珠江三角洲许多企业的领导观念很新，他们的人才观、机遇观、企业观都不同以往；他们敢于破传统、破常规，干前人没干过的、干内地不敢干的、干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当然，这里的大前提是遵纪守法，以发展商品生产、以提高当地经济实力为目标。市县组织部门在用人的衡量标准上也不是按过去传统的论资排辈，而是论功行赏。它把一个人的最佳年华、最美的青春在最佳的时刻展现出来，把一个人的能量最大限度地贡献给社会。而在一些大城市，不管是评职称也好，干部提拔、企业用人也好，不达到一定的年龄、不长上一定的胡子、脸上不出现一定的皱纹，就没法起用。在珠江三角洲，只要认为你的能力、贡献达到高级工程师的要求，他就任命你为高级工程师，待遇、职务安排等全部照给。有人说这是不成体统，但是这种对太成体统的陈规陋习的反叛，恰恰是今后我们所需要的。

王：是的，它们这种机制是完全符合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则的。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则就是要充分地调动生产力要素，构成庞大的生产力参与竞争。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这也正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显示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传统观点认为，全民所有制的按劳分配是要把所有的个别劳动折合在全民这一范围内，然后均衡化，再由国家按“社会平均劳动”来分配。由此颁布八级工资制，经国家统一考核、晋级。这一制度因违反了社会发展并不均衡这一现实，最终表现为人为的拉平、大锅饭，它不能迅速发掘出一大批刚刚冒出来的各种管理、技术人才的积极性。而珠江三角洲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客观存在在集体范围内，则可根据自身经济的发展，论功行赏。你只要是人才，根本不存在什么繁文缛节，马上就可以任命你为总工程师，而且由于自治权属于自己，它可以马上给你总工程师的待遇、总工程师级的住房和职权。这样就能使每一个人都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根本不用等上三年五载，随时都可以认可你、促进你，可见这也是搞活经济相当核心的一部分。因为说到底，劳动力是生产力要素中最积极、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它被调动起来了，微观上一个企业活了；从中观来讲，一个地区活了；从宏观来讲，一个国家也活了。通过珠江三角洲的成功，我们可以看到，正是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各级技术、管理、生产人员的劳动积极性得到发挥、调动，才最终形成了一个气势磅礴的“大合唱”、“交响曲”，最终产生巨大的冲击波，震撼社会。

田：还有一样，就是珠江三角洲的“杂种意识”很强。“杂种”一词在中国历来都是极为难听的，而珠江三角洲这些年之所以能够崛起，却正得益于此。它利用别人的脑袋、利用别人的钱财、利用别人的经验、利用别人的市场，结合自己的人缘、地缘优势来壮大发展自己。

与我们过去采访中见到过的许许多多北方村长、镇长截然不同，珠江三角洲的村长、镇长见过世面，他们不同于过去的农民——从田头到地头、从地头到炕头——就这么几头来回转，活动的范围不超过方圆5公里，知道的东西不外春夏秋冬，什么时候会下雨、什么时候该播种、什么时候该收割，再就是管管村里的婚丧嫁娶，当个司仪。珠江三角洲的干部，他们一年中收到的信，一年中打向国内、国际的长途电话，周游列国在飞机上飞行的时间，在火车上度过的钟点，都超过了内地一个村甚至一个镇的人一辈子的总和，他们的见识、交流都很广。他们不太迷信，不容易被某些东西所吓住，也不太会被某些东西所迷惑。他们能够结合当地的山山水水、结合当地的人缘，来发展当地的商品经济。在这点上有人又不理解了，说“见到绿灯快快走，见到红灯绕着走，没有灯就摸着走”，这是不听话的表现。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说他们恰恰是听话的，他们是小话不听大话听，听的是“十三大”报告“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这句最大的话。

王：讲到内地的封闭状况，这就涉及产品经济和商品经济不能相比的问题。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其实原来也和北方的农民差不多，顶多只能看到村前村后那么方圆几公里的地方，世世代代在那生息繁衍。为什么两者现在出了这么大的差别呢？不是别的，而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市场的开发。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专门提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是借助于商品经济和产业革命威力的。在短短的一两百年里，它所释放出的生产力超过了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总和。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有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奔走于世界各地，去开发市场。

现在广东很明显就有这种感觉。商品经济的前提首先在于其市场的开发，市场有多大，生产力就有多大。因为企业家搞商品纯粹是为市场而生产，而不是为自己的消费而生产。为此，他就要走出去。尽管有广东人把北方视为畏途，一提到北方就说生活多么艰苦、多么难以适应，但是为了开拓市场，广东人是比全国哪个地方的人都走得勤、走得远、走得活跃。当这些所谓“农民”走向全中国甚至走向世界的时候，他们所能捕捉到的机会就越多；机会越多，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竞争能力越强；竞争能力越强，企业才能顺利地向前发展，越来越有实力，越来越壮大。比起内地那些只活动在方圆5公里内的农民来讲，他们的成功机会要多上十倍、百倍、千倍甚至亿倍。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通过机会发展自我、实现自我，从而在很短的时间内，一大批“放鸽仔”、“种田佬”摇身一变，成了具有现代意识的企业家。这是商品经济的威力。只要坚定不移地发展商品经济，就能使每一个人找到自我，充分释放自己的能量，从根本上提高国民素质。

田：过去我们常听说企业日子不好过时，就“厂长找市长”，而不是找市场，这是很荒唐的。一个小城市有几百家企业，一个中等城市有几千家企业，一个特大城市有几万家企业，而现在珠江三角洲许多市、县政府跟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剥离得很清楚的。政府给企业什么样的支持、什么样的政策、什么样的服务，都很明确；企业该如何去发展生产、筹措资金、交税，该如何去拓展市场、组织产品、推销产品，这是企业自己的事，市长、县长、镇长一概不过问，这点很明确。

政府在服务方面也着力提高办事效率，搞“一条龙”服务。例如珠海市，就把各部门握有实权、能拍板的人请出来，组织在一幢大楼里，每人分给一张办公桌，然后该办的事你就盖章，不要再商量商量、研究研究。它是在目前机构改革还不能彻底消肿、精兵简政的特殊情况下，搞起来的一种轻型政府。我觉得这是很不错的。对于企业，是把它摔出去，让它经风雨、见世面，有本事你就长成了大胖小子，没本事你就自生自灭，从这片土地上消失，不予呵护。而现在内地许多地方，两种行为还没有完全分离出来。

王：中国的改革开放搞了12年，在这12年当中，广东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地方。大概算起来，改革开放在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伴随着曾出现三次学广东和考察广东的热潮。

第一次是1984～1985年。由于当时广东独特的地位，四大特区占了三个，所以很多经济发展比较慢的城市都派人南下学习，当时的结果是否定大于肯定。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一位老红军到广东看完后，到深圳就哭了，认为广东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后来邓小平同志亲自到南方，到深圳、下珠海，并说深圳的实践证明我们开办特区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次是沿海大循环建立的时候。这次学习过程，以江泽民同志率领上海代表团到广东考察为主要标志。当时我正在各地采访，全国普遍的看法认为，广东经济的发展是不错的，但广东走的是异端。广东的经济虽比自己好，但内心毕竟是不服气的，学也不行、不学也不行，于是便都学了一个“变通”。都“变通”了就麻烦了，因为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点不变通不行，它有许多旧的条条框框卡着，但如果全中国都来学“变通”，其结果必然导致中央宏观调控的彻底削弱，釜底抽薪，国家是要出大问题的。最后诱发了1988年全中国的抢购风和通货膨胀，于是就有了中央“治理整顿”政策的出台。

最后一次是在1990年，出现了第三次“学广东”的热潮。北京市委书记和市长、天津市长、四川省委书记、江西省长等，基本上各地区都带着人马来了，这次出现了一个很精彩的局面，大家基本上服气了。全国很多大中型企业，特别是老企业在陷入困境的情况下，带着各自的一些问题来到广东请教。当然，他们来到广东也有很多不同的感觉，但对珠江三角洲基本上是认账了，承认这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雏形，中国非要走发展商品经济的道路不可。珠江三角洲要给全国上商品经济这一课。

这样，就更强化了我们所讲的珠江三角洲的启示，它启示全中国的人们，商品经济既然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那么在全中国经济正处于这么一种困境的时候，我们总算在珠江三角洲这块地方看到了走出隧道前的一丝亮光。它启示人们，商品经济在中国不仅必须走，而且走得通。走通以后，它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只会巩固，不会削弱，也就是说坚持社会主义的同时可以发展商品经济。倒过来，大刀阔斧地发展商品经济，只能够强化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相反。两位“九段”在珠江三角洲的擂台上对垒，新观念、新提法、新思路、新火花层出不穷，源源不断；南北反差、城乡区别、今昔对比、中外比较，左右逢源，旁征博引；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史学融会贯通，相互印证，把一个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珠三角”如庖丁解牛一样条分缕析，又上升到理论高度，立体而又鲜明地树立在成千上万记者的面前。

说它是新闻，不像；是评论，不像；是报告文学，不像；是学术论文，也不像；然而“四不像”中又融合了四者的长处与优势，这是记者纵论天下风云的一个全新创造。

“四不像”在精神市场上引起了又一轰动。当天的《粤港信息日报》被一抢而空，加印了3万份，又被一抢而空。于是该报编辑部开了报界之特例，在10天之后于原版位置将《珠江三角洲启示录》全文再“发表”一次，又加印了5万份，当日报纸还是销售告罄。

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在看到当天报纸后，于夜间打电话给广州市市长黎子流：“你看到那篇对话了吗？很好！值得细读。”黎子流读后即打电话给作者之一的田炳信，称赞“对话好极了”！

中共中央组织部打电话到广东省，索要几十份载有“对话”的报纸，以备“学习研究。”

与此同时，各省市驻广州办事处，不约而同、争先恐后地将此文视为重大信息，以特急件方式传给本省主要首长。

嗣后，在长达十个多月的时间里，十几个省市或在省府《每日快报》上（河南等省）连载，或报纸以全文转载（广西、福建等省）。内蒙古几大报纸全文转载了该文之后，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还将文章列为参阅文件，印发与会代表学习。

新闻策划的高手们，在大趋势的舞台上纵横驰骋，引爆了一颗“观念原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