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一：广深公路近两百余公里沿线是珠江三角洲“三来一补”企业最密集的黄金地带。星罗棋布的小镇墙头上，除“专治男女不育”、“包治男女性病”这类广东城乡随处可见的江湖广告外，最醒目的就是那花花绿绿的“招工启事”了。

王志纲正在抄写墙上的告示。

告示一：我厂现急需制袜女工10名。我厂长期货源足、工资合理、稳定准时、有食宿安排……

告示二：我竹墉电子厂因扩大生产，现需招收年轻电子女工多名，我厂货源充足、工资高、粮期准、有津贴、住宿方便……

告示三：本厂现需要招收熟手、半熟手女车工20名，本厂有良好厂房、货源充足、粮期准、住宿免费、加班有津贴……

镜头二：小镇中心一家设备简陋的酒店。白天卖酒食、夜晚当歌厅，夜幕降临、伴随如潮如涌的打工青年，王志纲和另一记者挤到了灯火辉煌的酒店前。歌厅内爵士音乐震天动地，歌厅外一张别具一格的海报前站满了人。海报题头是：樟木头酒店特邀：

广州大西洋轻音乐队

门票每张3.5元演出尚未正式开始，窄小的歌厅已是水泄不通，大门口却还人头攒动，挤满了精神饥渴的青年们。据卖票者称：前一夜门票卖了250张，爆棚！今夜亦然。

两记者挤进歌厅，恍若进入美国西部片中牛仔们聚会的酒吧：“老板娘”高坐柜台卖酒水，大厅内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少男少女。墙根腾出一块乒乓球桌般大小的地方，那就是“大西洋音乐队”的舞台。激光闪烁，电声震天，一位男歌星在台上捶胸顿足、放声嚎叫，伴舞的姑娘酥胸半露，长发披肩。乐队中站着一个满脸胡子、戴着墨镜、手舞足蹈的大汉。据说是“鬼马歌星胡须佬”。

镜头三：就在樟木头酒店演出火暴之时，80%以上的打工仔都还在灯火通明的车间里加着班。惠阳一家名叫新艺手袋厂的企业，工人一月加班29个晚上，每晚3小时以上，有4个晚上是通宵加班，一天干了近24个小时。有的工厂，中午吃饭只给20分钟时间，吃完饭马上接着干。

在东莞某塑胶厂，一个普宁山区来的温姓青年向王志纲诉苦说：他在厂里干喷漆工。这种活不仅香港没人干，本地人也不干。他也知道天天接触这有毒气体无异于慢性自杀，但他还是要干。因为即使他不干，也还会有别人来干。矛盾的现象，纷乱的是非，不合情又合理，不合理又存在，王志纲刚到珠江三角洲采访，就陷入了这样一个复杂怪圈。面对着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流动狂潮，他一时不知如何去把握、去诠释。

这时，一个“贵州军团”的故事，给了他们很大的启发。

贵州省劳动部门把向广东东莞输出劳动力的任务，优先安排给了交通不便、土地贫瘠的毕节县，251名姑娘组成的“贵州军团”由县劳动局派人送到东莞农村的几个工厂。然而，语言不通、水土不服、劳动紧张、生活内容贫乏、现实与想象相去十万八千里，姑娘们先是写信诉苦，随之纷纷溜号，“贵州军团”全线崩溃。

作为一个贵州人，王志纲百感交集。

与之相对比，是“四川游击队”的战无不胜。据调查，在珠江三角洲的百万劳务大军中，最坚定、最吃得苦的，是那些没有政府组织、保护，自发流入的散兵游勇。最能战斗的队伍不是来自贫困地区，而是来自四川的。贵州向为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落后省份，“苦甲天下”；而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富甲神州”。但是，“贵州军团”在这里却是弱不禁风，一触即溃；四川“游击队”却是落地生根，愈战愈勇。

这似乎是违反情理的奇特现象，但是经过王志纲的寻根究底，答案也就比较清楚：四川号称“天府之国”，但真正的天府只有成都平原那一块弹丸之地。绝大部分地区多属丘陵和山区，但这些地区都沾了“天府之国”的光——没有外援。于是乎，自力更生，天经地义。

贵州自然条件同四川多数地区相同，但却沾了少数民族省份的光。几十年来，国家扶持，年年输血，于是乎，反倒形成了许多人等、靠、要的习惯以及缺乏开拓精神，甘于守贫的习性。在珠江三角洲采访，记者随时可能见到一些与习惯不同之事，听到一些不和谐之音。

诸如老板的残酷剥削与工人的抗争，本地人与外来劳工之间的摩擦，外来劳工正当权益屡受侵犯，政府管理措施亟待完善……问题不断，矛盾迭出。欢欣与苦恼并存，光明与黑暗相伴。

如果只看到光明与欢欣，那就可能写出本章开头那种自欺欺人的牧歌；但如果只看到苦恼与黑暗，那也就否定了中国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必要的代价。王志纲认为“透过麻木与发泄，透过泪水与辛酸，透过突变与阵痛”，意义更为重大，深远而又难以估量的收获，是百万“移民”经受了商品经济的熏陶和工业化文明的洗礼。

珠江三角洲蓬勃发展的“三来一补”企业和乡镇企业，不仅促进了本地的经济繁荣，为外地人创造了众多的就业机会，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扮演了中国历史上一座规模空前的培训工业化人才的“商品经济学院”的角色。

在这样的把握全局意识的指导下，王志纲与另一位青年记者江佐中，写出了一篇深刻揭示珠江三角洲“民工潮冲击”的报告文学——《百万移民下珠江》：工业化浪潮在珠江三角洲古老的大地上奔涌。昔日弥漫着田园牧歌情调的桑基鱼塘、蕉林稻海上，梦幻般地冒出了一座座气势恢弘、神情冷漠的工业厂房，钢筋水泥吞噬着良田沃土。伴随着耕地令人忧心地锐减，一个人口几何学无法解释的奇迹出现在人们眼前：昨日每亩只能承载二三人的土地，今天爆发出承载二三十人、二三百人乃至上千人的魔力。劳力严重过剩迅速被人口短缺危机所替代。百万本地农民“洗脚上田”刚刚填平新建工厂的劳动缺口，成千上万栋新厂房又在沃野上崛起，向世人眨巴着饥饿的眼睛。珠江三角洲劳力不敷使用，中国近代史上规模空前的人口大流动出现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少男少女，带着玫瑰色的希冀，告别父老乡亲，被珠江三角洲强大的引力吸入了她宽厚的怀抱，在这个社会经济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动人心弦、发人深思的现代剧！在文章的结尾，是这样一段充满哲理与思辨的概括：百万移民下珠江向人们呈示的，与其说是一幅田园牧歌式的画面，毋宁说是一部悲怆激越的进行曲。它在展示了其深远的历史战略意义这一基调的同时，也向人们展示了由一节节不和谐音符构成的乐章。这充满矛盾的现实昭示人们：发展商品经济的原始积累过程——资金和知识、理论与实践的积累——并非一条铺满鲜花的坦途，而是一条坎坷不平的山路。尽管这是一条艰难曲折的路，却是我们不容回避的历史选择。这篇首次系统剖析“民工潮”与“珠三角”的万言长文，在南国颇负盛名的《南风窗》杂志上全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了中国社会科学界的重视，《新华文摘》全文转发。

在这个大透视的背景下，有批评也有赞扬，比如《枯荣兴衰看虎门》、《摩托经纪人》、《鞭炮公害何时休》、《珠江三角洲姑娘出嫁难》以及《关于东莞的童工问题》等新闻稿。

王志纲后来总结说：“如果我们的采访活动不是把握它的根本，没从海底下把庞大的‘冰山’把握住，光看到‘冰山’浮出海面的那一丁点，就贸然判断‘冰山’有多大，那就会得出不准确的判断，这样的新闻报道，就会给社会帮倒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