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1月，在湖南张家界一间简陋的招待所里，来自新华社十几个分社的记者，正在参加一个“南方片记者座谈会”，大家热烈地议论起当时的社会热点问题。

那年，上海浦东开发已成为海内外注目的一个焦点，而“改革开放的全面试验区”广东的新动作，无疑也为人们所关注。“80年代看广东，90年代看浦东”，似乎已取代了过去那种“学广东热”。广东人是否有失落感，而上海人又是否真的有能量？

围绕着这些问题，记者们不由自主地争论起来了，由于工作所处角度不同，见仁见智，针锋相对，唇枪舌剑之中难免言语走火。

也许是由于所处地域的关系，上海分社的陈毛弟成了“浦东”一方的代表，而广东分社的王志纲则当然地成了“广东”方面的代言人。

聪明人立即搬来了录音机。

在此之前的一年多时间，王志纲已把自己的写作视点转向“全方位开放”这个主题。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加快了开放的步伐，从深圳罗湖桥到甘肃的丝绸古道，从北国绥芬河到广西的友谊关，“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已经形成。

在全国四面八方打开国门的背景下，广东也出现了外商投资的新热潮。

王志纲在《人民日报》上评述：这“潮”波及范围广，使广东对外开放地带扩大到54个市县，形如展翅的大鹏，头是深圳、珠海经济特区，两翼是广东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面积达8.37万平方公里。

这次外商投资浪潮一改20世纪80年代“人多、势众、规模小”的态势，连片开发成为引人注目的新特点。

以往对投资大陆犹豫不决的海外华人、商业巨子，纷纷在广东大规模投资。有的从事交通能源等大型基础设施的开发建设，有的兴建化工、建材等超级企业。

同20世纪80年代外资多以散兵游勇形式、自然为阵进入广东不同，现在外商投资出现了成建制、行业性移师大陆的新态势。王志纲的结论是：广东正成为吸引外资的巨大磁体。

如果说，四年前，他的“冲击波”调查还偏重于精神文明方面，那现在，他对经济改革的发言权显然具有了一定的权威。

于是，他从容地回答上海方面对广东的质疑。

上海分社的陈毛弟提出，广东至少有两点是不可取的：“第一，享受了国家提供的优惠政策，却没有承担相应的义务。广东靠中央的政策和兄弟省份的资源发了家，但每年上交国家财政的不过20个亿，而上海每年实际上交130个亿。第二，广东物质文明上去了，一些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却容易在那里找到温床，繁衍滋生。”

王志纲回答道：“对你提到的第一点，我曾经进行过调查，广东在开放之前，国家在广东的投资基本上是一个空白，没有大型项目，在江浙一带的投资却很大，所以比较起来，基础相对比较差的广东在开放初期投入大是可以理解的。第二，关于广东上交中央财政，你的了解有偏颇，实际情况是开放之初，广东上交中央财政是11.7亿元，到了1990年，已增加到38.3亿元，增长幅度不算小。第三，中央在广东的企业，开放初上交中央财政只有4.4亿元，1990年已猛增到109.6亿元，上述两个数字加起来，中央从广东得到的钱并不比上海少。第四，全国有两三百万打工仔在广东打工，解决了广泛的社会就业问题暂且不论，打工仔每年汇回家乡的款项就有数十亿元，由此产生的宏观经济效应不可低估。”

对第二个问题，双方展开了唇枪舌剑的争论，“火药味”十足。王：你认为广东一个很大的失误在于“黄源”问题严重，也就是说“窗子打开了，苍蝇也飞进来了”。现在有人说是“五湖四海名妓下广东”，其实这其中上海占了很大比例。

陈：问题是广东“气候宜人”啊！

王：这也要具体分析。广东是经济最活跃的开放地带，外资企业占的比重很大。另外，广东是当前中国流动人口量最大的区域，一年上千万人次进入这一地区，为“黄害”泛滥创造了条件。所以，广东“黄害”问题实际上是个全国性的问题。回头看上海，伴随其开放规模的扩大，也存在“黄害”泛滥的危险性。外资企业多了，流动人口多了，社会“繁华”了，国内暗娼就会奔上海来的，将心比心，到那时你再来评论广东“藏污纳垢”的因由就会客观多了。还是马克思那句话，存在决定意识！这种情况要处理好确实有很大难度。因为既然开了窗，苍蝇望洋兴叹不可避免地要飞进来。

陈：按你的“存在就是合理”的理论，国家没钱，靠走私发展经济也算合理的。要吸引外资，默认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也算合理的。

王：“存在就是合理”不是我的观点。承认历史、重视历史，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作为借鉴，倒是我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广东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开放之初，大家对外部世界眼花缭乱，而我们在工作上缺乏经验，广东一些人采用不正当的手段发了财，按我的说法是当过“流氓”，可我并不认为“流氓”是好的。重要的是在几年的实践中，人们看到那样发财靠不住，日趋完善的管理措施也发挥了扶正祛邪的作用，有些人正在由“流氓”变成“绅士”。这可能是难以避免的“原始积累”过程。上海能不能避免这种“由流氓到绅士”的发展道路？谁给你起步钱？广东的起步阶段中一些邪门歪道是不可取，那正道到底该怎么走？这是我为浦东担心的。围绕着“广东的开放得失给浦东提出了什么”，两位记者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这篇对话刊发之际，正值全国人大召开之时，它在人大代表中间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成为不少分组讨论的热门话题。

上海与广东两地，为此也发生了强烈的共鸣，争论持续了两个多月。当时的广东省省长叶选平在北京公开对新闻界发表了对这次对话的看法。他说：“浦东的开放对广东是个激励、促进。至于广东对国家的贡献该怎么看，我觉得新华社记者的观点是客观的、辩证的，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广东。”

尘埃落定，在当年的新华社好稿评选中，“对话”获总社级一等好稿。更有意义的是，它形成了一种“对话体新闻现象”，并开辟了一种新闻“十八武艺”之外的又一个新天地——对话新闻的新尝试。

新华社曾有新闻文体“一枝多花”的提法，意即要全面掌握消息报道之外的通讯、特写、评论、调查、小故事等多种手段。王志纲则认为，“一枝多花”要进行新解，不仅是指记者对现有新闻手段的运用，而且要不断超越。他说：新闻、调研、政论，不论何种体裁，提出问题、解答问题均为其核心。传统的新闻采访中，记者一般只能作为一个传声筒的角色，为采访对象鸣锣铺垫，为什么不能在某种条件下，让记者与采访对象平起平坐，进行探讨，进行交流，进行碰撞，产生1+1＞2的效果呢？

《广东与浦东的对话》就是一个成功的实例。王志纲在此前后，熟练地运用他的滔滔辩才，与政府官员、学者、专家、作家、画家、厂长、经理、记者等进行了上百次对话，相互撞击，思想互补，彼此有营养，彼此有提高。在这个基础上，甚至结集出版了一本《王志纲社会趋势对话集》，洋洋洒洒30万言，在新闻体裁的武库中独树一帜。

但是，王志纲自己却将“对话新闻”称为“海边偶然捡到的一个漂亮的贝壳”，“仅此而已，并非先知先明”。但是他又声明：“要捡到这个漂亮的贝壳，你必须是天天赶海的孩子，不要只坐在家里天天去想，想是想不出来的；再就是要敢于在潮水没有退完时就去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