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参考】

通过国家政策维护少数民族权益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实行少数民族有使用、改革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自由的政策。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建国以后，全国和有关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工作机构和研究机构，例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司设有领导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处；各自治区和一些省设有少数民族语文工作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设有少数民族语文研究室；中央民族学院和有的地方民族学院设有少数民族语文研究室（所）或某一个少数民族的语文研究室。建国初期，开展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调查研究工作。1956年，中国科学院，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即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前身）组织了700多人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分成7个队深入到10多个省、自治区对40多个少数民族的语言进行了普查工作，积累了大量的珍贵的语言资料，对大多数语言的系属提出了见解，对各个语言的语音系统、语句结构、词汇和文字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此后，仍然经常派出工作人员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调查研究。

1951年，政务院决定：“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逐渐充实其文字。”国家组织有关部门在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56年起，帮助一些还不完备的少数民族文字进行了文字改革，使之渐趋完备。帮助傣、景颇、拉祜旋改进了文字。帮助维吾尔、哈萨克族改革了文字。同时，国家帮助一些民族创制了文字，共创制了壮、布依、苗、彝、黎、纳西、僳僳、哈尼、佤、侗10个民族的文字，一共14种拉丁化的文字方案，其中苗族方言文字方案4种，哈尼旋方言文字方案2种。这14种文字中，壮文、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经国务院正式批准推行，其余的经中央民委或省、自治区政府批准试行。拉丁化的彝文被废止，换成了经过整理和规范的传统彝文，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已在四川彝旋地区推行。新创的文字在推行和试行中，取得了一定成绩，有些文字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有些文字则有待进一步总结。效果较好的如壮文，1980年广西恢复推行以来，壮文已进入44个县515所小学949个班，学生达2.8万多人；农村壮文扫盲班31万多人，脱盲人数15万，出现了6个壮文无盲乡。贵州1981年恢复试行苗文、布依文、侗文、彝文，用民族文字在农村试行扫盲的53个县、10万人，脱盲人数达8万人，民族文字已进入小学试行教学，现已有420所小学780个班实行民族语文或双语文（民族语文和汉语文）教学。云南1980年以后，已有480所以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小学，实行双语文教学，入学率、巩固率、合格率都有显著提高。彝文于1980年推行以来，已有8个县的彝族青壮年基本脱盲，人数达34.4万多人，占彝族青年的69%。有些文字推行和试行的效果就差一些。如改革的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推行的效果不理想，1982年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决定，在保留改革的维、哈文继续使用的同时，以使用原来的维、哈文为主。

国家在宪法和一些法律中，还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问题作了一些具体规定，来贯彻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宪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在西藏自治区，自治机关执行职务时主要使用藏语文和汉语文两种语文，发布各种布告、指示、规定；西藏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西藏日报》和西藏其它报纸、刊物，都使用藏、汉两种文字。在内蒙古自治区，使用蒙古语文和汉语文。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使用维吾尔语文和汉语文。民族区域自治法还进一步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同时使用几种通用的语言文字执行职务的，可以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语言文字为主。”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的一些地区，在使用维吾尔语文和汉语文的同时，区内一些别的民族，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在州内同时使用哈萨克语文、维吾尔语文和汉语文，但以哈萨克语文为主。同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就以使用蒙古语文为主。在内蒙古自治区内的鄂温克自治旗（县），既使用蒙古语、汉语，又使用鄂温克语，以鄂温克语为主。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概貌和民族政策》刘先照、陈永龄，民族出版社，标题为编者所加。）

焦裕禄：共产党人永远的楷模

1962年初冬，党的好干部焦裕禄同志就任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在兰考的日日夜夜，焦裕禄一心想着人民的温饱，想着改变兰考的面貌。他关心人民疾苦的故事，实在太多了。

1962年12月的一天，大雪使兰考大地换上了银装。傍晚，拨给兰考的救济棉衣运到了县城。焦裕禄一想到这风雪之夜里衣被单薄的群众，他马上决定集合干部，连夜发放。至半夜一点多，10000件棉衣基本发完了，最后剩下的不足百件。这时，焦裕禄对眼前的5位干部说：“余下的我们6个人包了，送到爪营公社去。”他们拉着一辆架子车，装上棉衣就出发了。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弯曲的乡间小路在白雪中时隐时现，车越拉越沉，不一会儿，焦裕禄便是浑身大汗。几位干部争着要换他，他坚持不让。到爪营公社，他脸色发白、汗流满面，公社干部一看，知道他的肝病又犯了，连忙抱柴要给他点火取暖。焦裕禄制止了，他说：“大雪天群众很需要烧柴，千万不要烧掉。赶快把棉衣送到群众手中。”说完，扛起一捆棉衣就向外走去。

为了根治三害，焦裕禄决定把兰考的自然情况摸透。他抽调了120名干部、农民和技术员组成了三结合的三害调查队伍。那时，焦裕禄正患肝病，同志们担心他在风沙大雨中奔波会加重病情，劝他留下来。他拒绝了，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儿。”他不愿靠听汇报来进行工作，带着干粮、雨伞上路了。

1963年初春，弥天大风袭击着兰考，在黄河故道上排山倒海般地推进。漫天飞沙，几米外就看不见人影，沙粒打在人脸上，火燎一般的疼，每走一步都很困难。他们迎着风沙，爬过一个个沙丘，焦裕禄高兴地说：“风有风路，沙有沙路，一点不乱，我们应摸清它的规律，想办法治住它。”他不时地记着哪里该修几道防风林、哪里该修防沙沟，直到太阳西斜，他们才带着资料回到县委。

1963年秋，大雨又把兰考变成了汪洋。焦裕禄让各级干部下到农村，一面组织救灾，一面查清水情，以备治理。布置完，他不顾劝阻，带着几名干部上路了。大雨不停地下着，一会儿就湿透全身，他们拿着高梁秆探路，顺着水流摸索前进。眼见水流汇入一条小河，焦裕禄率先下河，跟踪而去，终于找到了水的去向。他站在激流中，别人为他张着伞，他画了一张又一张的流向图。傍晚，他们来到全营大队，焦裕禄拿出草图，详细地对大队干部讲起从哪里到哪里开一条河，再从哪里到哪里挖一条沟……这样就可以把这几个大队的积水排出去。大队干部听了都很感动。要吃饭了，他们要给焦裕禄派饭，焦裕禄说：“雨天，群众缺烧的，不吃了。”

说完，又向雨中走去。

1963年冬的一个夜晚，坐在屋子里的焦裕禄还觉得冷，望着窗外的大雪，想着缺吃少穿的农民，他立即通知全县所有干部：当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出现在群众面前，帮助他们度过灾荒。第二天天刚放亮，焦裕禄就组织县委的机关干部，带着救济粮款，分头出发了。他们走了几十里路，慰问了几十位生活困难的老贫农。在许楼，焦裕禄走进一个低矮的柴门，里面住着两位老人，老大爷生病卧床，老大娘是个盲人。焦裕禄一进门就问寒问暖。老大爷颤微微地坐起来问：“你是谁呀？”“我是您的儿子。”焦裕禄亲切地说。老人又问他大雪天来干啥，他说：“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说完交给老大爷20元救济款。老大爷含着眼泪说：“解放前，大雪封门，地主来逼租，撵得我串人家的房檐，住人家的牛棚……如今，毛主席的好干部冒着大雪给我送钱，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啊！”老大娘也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用颤抖的手抚摸着焦裕禄。

焦裕禄心里装着全县人民，惟独没他自己。在他到兰考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强忍病痛，拼命工作，全县149个大队他跑遍了120个，他把心交给了兰考大地，交给了兰考人民。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鉴览》吉林人民出版社，标题为编者所加。）

走群众路线 解决土地问题

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改变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是亿万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毛泽东正是依靠着农民群众，制定出了一条正确的土地路线。

早在1925年春，毛泽东就在湖南韶山对典型佃农进行了调查。1927年1月，毛泽东又对湖南5个县进行实地考察，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得出了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结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毛泽东就领导边界各县农民开展土地革命。他走访了许多贫苦农民，了解农村土地状况和阶级状况以及对党的工作的要求。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和实践，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第一次用法律形式肯定了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井冈山土地法》颁布后，毛泽东又深入农村搞追踪调查，了解农民对土地分配方法的意见。为了纠正《井冈山土地法》中的错误，毛泽东先后到于都、兴国等地调查研究，在1929年又制定出了《兴国土地法》。这个土地法对于土地政策作了一系列新的规定。此后毛泽东又于1930年5月到寻乌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发现了贫雇农同富农在土地分配上的尖锐矛盾。直到1931年初，基本上形成了一条完备的土地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是中国共产党土地路线得以制定的前提。而土地路线的制定又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群众路线的一次具体实践。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鉴览》吉林人民出版社，标题为编者所加。）

城市人民的保护伞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新时期发展起来的城镇社会救济的一种崭新形式。在社会救济制度和企业解困制度方面，过去往往是“送温暖式”的临时性、随机性的救济方式。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这种方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变化了的情况。

1993年6月1日，上海市率先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拉开了城市社会救济制度改革的序幕。5年多来，这项工作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大致可以分成两上阶段。

1993年6月-1995年5月为试点阶段。在1994年召开的第十次全国民政会议上，民政部肯定了上海的经验，提出了“对城市社会救济对象逐步实行按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进行救济”的改革目标，并部署在东部沿海地区进行试点。到1995年上半年，已有上海、厦门、青岛、大连、福州、广州等6个大中城市相继建立了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1995年5月以来为推广阶段。1995年5月民政部在厦门、青岛分别召开了全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工作座谈会，由上述已经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城市介绍了经验，并号召将这项制度推向全国。到1995年底，建立这项制度的城市发展到12个。1996年初召开的民政厅局长会议重点研究了这项工作，根据形势的发展作出决定：进一步加大推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力度。到1996年底，建立这项制度的城市已经发展到116个。此后，形势发展得更快，到1997年5月底，全国已有206个城市建立了这项制度，约占全国建制市的1/3。同时，在有条件的地方，这项制度正在向农村推行。到1997年3月底，已经有74个县建立了生活保障制度。

1997年9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对保障对象的范围、保障标准、保障资金的来源和有关政策措施作出了明确规定。《通知》要求：1997年底以前，已建立这项制度的城市要逐步完善，尚未建立这项制度的要抓紧做好准备工作；1998年底以前，地级以上城市要建立起这项制度；1999年底以前，县级市和县政府所在地的镇要建立起这项制度。各地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逐步使非农业户口的居民得到最低生活保障。城市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顺利实施，对我国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到1998年底，全国已有600多个城市、1242个县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共有332万人得到最低生活保障救济。据最新消息，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工作已在建国50周年（1999年10月1日）之前提前实现，这是社会保障工作者献给国庆的一份厚礼。

（资料来源：《新中国经济50年1949-1999》曾培炎，中国计划出版社。）

职业资源地位三位一体划分阶层

当代，社会资源的内容包括生产资料，资金，权力，知识，人力等等。这些资源会以不同的社会活动方式形成财富，因此，掌握了一定的社会资源就相当于掌握了一定的社会财富。

社会资源是在不同的职业领域里分配的，生产资料与资金主要在工商业中分配占有，权力资源在管理阶层中分配占有，知识资源在知识界中被分配占有，不同的社会资源领域形成不同的分工，形成种种职业，人们通过某一职业具体地占有和操作社会资源，达到获取社会财富的目的。因此，人们的职业身份标志着对社会资源占有的内容和程度从而形成在社会序列中的差别。

把社会成员按不同类别进行划分，分别研究，阐释其社会特征、作用和前途，在以往的社会研究中前人已作了许多探索。比较早的研究应该说在马克思之前的资产阶级学者中就曾有过，这首先是对社会成员作阶级划分和分析。马克思曾说，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断并不是他的发现，资产阶级的学者早巳论述，他的贡献仅仅在于指出阶级和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当时的工业社会划分为两大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种划分仅仅是以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有无来区分。对于什么是阶级，还没有明确地定义。

列宁由于指导俄国的革命斗争的需要，对阶级的定义作了阐述，为当时社会阶级的划分提供了一个标准。列宁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

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这也是按照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来划分阶级。

这些阶级划分的思想在本世纪中的很长时间，一直作为中国共产党人观察社会，划分阶级，明确革命目标和寻找阶级力量的一个指导思想。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就开宗明义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的民主主义革命，基本上就是按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划分阶级，指导革命运动。

实际上，阶级划分理论也是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理论组成部分。

这些思想，可以说都是按社会资源的掌握程度来划分人群，只不过是这种资源仅局限在生产资料的范围以内。这种划分阶级的标准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和阶级斗争状况大体相符。

对社会成员的划分，还有一条学术研究的思路，那就是以韦伯为代表的社会学分层理论，韦伯提出按经济收入、政治权力、社会声望等因素对社会成员分层的标准，对后来社会学在这一社会现象的研究中产生了极大影响，以至在今天，这种分层的标准和方法还有它的学术价值。

从社会资源的角度看，经济收入、政治权力也属于这个范围。社会声誉在一定条件下也容易转化为社会资源。无论是早期的社会科学研究还是以后的社会学研究，对社会成员的分层实质上就是按人们对社会资源的占有来划分，只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社会资源没有从多方面去把握，或者没有把具体的划分标准提升到社会资源的概念来认识。

（资料来源：《都市裂痕：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社会差别》樊新民，经济日报出版社。）

从孔繁森到范匡夫

80年风雨征程，80年不懈奋斗；80年前赴后继，80年群英辈出。

今天，正当中国共产党人按照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新世纪征程上阔步迈进的时候，又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响亮名字被八方传诵。他就是本社播发的长篇通讯《当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形象》所介绍的“清正廉洁、一身正气的好干部”范匡夫。

秉公办事不谋私利，廉洁自律从我做起，坚持原则敢于较真，关心群众满腔热情；“权力能使人高尚，也能使人堕落，领导干部任何时候都不能在权力的天平上失衡”、“明哲保身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同不正之风作斗争，勇气比办法更重要”、“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不为人民谋福，就不配当共产党的官”，读读范匡夫的感人事迹，听听范匡夫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我们的眼前不禁浮现出“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的高大形象。

孔繁森、范匡夫——一个殉职于雪域高原，一个奉献在江南水乡；一个在地方，一个在军营。虽然，他们经历不同、职业不同、所处环境也不同，却有着共产党人共同的理想信念，有着相同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他们都在用自己的形象塑造着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形象。他们把手中的权力，始终用在党的事业和人民的事业上。在他们的人生天平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始终高于一切：孔繁森两次进藏历时十载，在党的召唤面前，精神境界一次次得到升华，直至把一腔热血抛洒在西藏高原；范匡夫在金华为政11年，干好事、办实事、管坏事，清政廉洁从自律到自觉，“所做的一切，都在诠释着《共产党宣言》的时代内涵”。孔繁森为了抚养3个藏族孤儿，3次献血，向人民奉献的是比血还浓的炽热感情；范匡夫冒着生命危险，冲进滚滚急流，抢救被洪水围困的13名民工，胸膛里同样燃烧着与人民患难与共的烈焰。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孔繁森“冰山愈冷情愈热，耿耿忠心照雪山”，显示了一个优秀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面对歪风邪气，范匡夫敢碰硬、不怕难，敢亮丑、不护短，对党的忠诚赤心可鉴……

孔繁森的事迹，直到今天仍让人为之落泪；孔繁森的精神，曾鼓舞了多少人。与孔繁森壮丽的人生相比，范匡夫的事迹显得很平凡，但他平凡的事迹同样感染了成千上万的人。从去年底到今年初，范匡夫在军地作报告26场，场场爆满。平凡与伟大，所折射出的都是共产党人的本色，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感染了、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人；正是这种精神，铸成了我们民族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动力之源。

当年，孔繁森的事迹之所以在广大群众中产生巨大震动，是因为他们看到，尽管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孔繁森仍能高扬理想和信念的旗帜，仍能满怀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仍能恪守那份与人民患难与共的清贫，仍能视个人名利“淡似狮泉河水”，浩然正气令人敬仰；今天，范匡夫的事迹之所以引起强烈反响，同样是因为人民群众看到，面对种种**，范匡夫始终坚守着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守着清贫谈富有”，胸装党的事业，心系万千百胜。范匡夫说得好，“时代在变，党员的本色不能变。不论环境如何变化，共产党人都要顶得住歪风、经得住**、管得住小节”。与他们相比，那些经不起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经不起权力、金钱、美色考验，忘记了入党的誓言，背离了党的宗旨，置党的事业与人民的利益于不顾，甚至以权谋私、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当官做老爷的人，显得多么渺小与卑劣。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所有党员干部必须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而绝不允许以权谋私，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位领导干部，应该经常想一想，我们参加革命为什么？手中有权干什么？人生哲学是什么？孔繁森、范匡夫以及许许多多优秀共产党人用行动交出了出色的答卷，这就是：参加革命为了人民，手中有权服务人民，一生一世造福人民。一个人的一生有长短，一个领导干部的职位有高低，但只要我们想党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帮人民之所需，一切以人民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拥护不拥护为依据，一切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那么，我们的生命就会融入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我们的汗水就会洒在党的事业上，我们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就会更加亲密和融洽，我们的国家就能长治久安。

从孔繁森到范匡夫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他们的身后是千千万万个孔繁森和范匡夫。我们的党之所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永葆青春，我们的事业之所以乘风破浪、无往而不胜，就是因为无论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都有一批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共产党员，他们无愧于先锋队的称号，不愧是我们民族的脊梁、社会的中坚和时代的中流砥柱。

事实一再证明：一个典型就是一面旗帜，榜样有着无穷的力量。正如孔繁森的精神曾教育了成千上万的人一样，我们坚信，范匡夫的先进事迹，也必将激励、鼓舞更多的党员干部像范匡夫那样，用自身的形象去塑造党的崇高形象。

（资料来源：《解放军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