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参考】
新文化运动：共产党人传播先进文化首战告捷
辛亥革命将专制君主从金銮宝殿推翻，政权却落入袁世凯手中。革命党人为挽救辛亥革命的成果不懈苦斗，“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均无成效，“护法运动”又为西南军阀作了嫁衣裳。
打倒一个昏聩的皇朝，却换来一个黑暗的民国。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仅有政治制度层面的变革还不够，文化的觉醒、思想的启蒙，是民族振兴的关键。由此发端，新文化运动勃然而兴。在教育家蔡元培“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方针下，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策源地。1915年9月，陈独秀(1879-1942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从第二卷开始改为《新青年》，1916年迁至北京出版。它的问世，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崛起。
《新青年》以尖锐、泼辣的思想和自由、生动的文风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巨大反响，也招致卫道士的仇视和围攻。什么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等等罪名倾泻而来。《新青年》毫不退缩，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赞颂“德先生”——民主(Democracy)、“赛先生”——科学(Science)，这正是新文化运动两大主题。用民主取代专制，用科学扫荡迷信，新文化运动在众多的领域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涛。
新文化战士的锋芒直接指向戕害人们精神的纲常名教。鲁迅(1881-1936年)在《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道出惊世骇俗之言：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吴虞(1872-1949年)也与鲁迅呼应，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吃人与礼教》、《家族制度与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等文，猛烈抨击礼教“吃人”本性，指出孔教所维护的家庭制度以及依附其中的忠、孝伦理，为专制主义统治提供了基础，“孝的观念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
新文化运动对孔子及其学说的批判，其意义不限于对一个历史人物或一派学术思想的褒贬臧否。“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李大钊的话，简明地概括了“打倒孔家店”的政治动因与文化内涵。“打倒孔家店”，实质上是对统治中国几千年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文化传统的扬弃与厘清。这场扫荡权威、破除偶像的文化革命，为后来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
新文化先锋们批判传统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武器，很大程度来自新式教育和与西方文明的接触，其中西方近代文化的启蒙主义理念起了重大作用，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就带有鲜明的理性主义色彩，是启蒙价值普世化的一种表现，所以此一文化运动又间或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日渐显出这场民族觉醒、思想解放运动偏误性的一面，如强调文化的变异性，忽略文化的遗传性；强调文化的世界性，忽略文化的民族性等等，但是其推动历史进步的功绩仍彪炳于世，它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抵制卖国条约、抗议屈辱外交的学生游行示威，并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爱国运动，史称“五四运动”。以此为契机，进步青年们批判旧传统、建设新中国的热望得到总爆发，将这场新文化运动推到**。
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健将后来都成为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新文化运动是共产党人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铁证。
（资料来源：《中国文化发展轨迹》冯天瑜 杨华，上海人民出版社。）
“三个面向”背后的故事
1983年9月9日，北京景山学校校园内一派欢庆气氛，因为，在这一天，邓小平的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传到了该校。
北京景山学校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在1960年创办的一所用来进行教学改革实验的学校，学校根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有关教育改革的意见，进行了综合改革的实验，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期间，景山学校却被诬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样板”，该校师生被套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
1977年，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后，亲自抓科技和教育。景山学校的同志向他汇报过工作，他要秘书回信，鼓励景山学校把教改实验搞好，在几次接见外宾时，也多次提到景山学校的教改实验。
1977年底，景山学校成为教育部20所重点学校之一。到1983年，景山学校基本恢复了“**”前的各单项教改实验，进入了全面改革中小学教育的新阶段。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进一步搞好教育工作？中小学整体改革如何进行？应确立怎样的办学方向？景山学校约领导和教师想到了邓小平。于是在1983年9月7日，景山学校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信中汇报了学校的教育改革情况和面临的难题，请邓小平为他们的工作作些指示。邓小平在第二天就挥笔题写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6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三个面向”的题词9月9日传到了景山学校。9月23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接着全国各主要报刊都作了登载。“三个面向”的精神很快得到了广泛传播，成为我国新时期教育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
（资料来源：《邓小平的智慧》曹应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国的立法程序与中国社会主义法的渊源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程序。主要包括以下阶段：①法律议案的提出。法律议案是由有立法提案权的国家机关或人员依照法律规定向制定法律机关提出的关于法律制定、修改或废除的提案或建议。在我国，根据宪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的规定，享有立法提案权的机关和人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全国人大主席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的各专门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②法律草案的审议和讨论。法律草案列入立法机关会议议程后，立法机关需要对法律草案正式进行审议和讨论。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讨论法律草案的基本形式是小组会，另外还有代表团会议、主席团会议和全体会议。③法律的通过。在我国，宪法的修改，需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2/3以上的多数通过；法律的通过，需要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过半数的赞成。④法律的公布。法律只有在按照一定程序和方式公布以后，才能具有法律效力。在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法律，要由国家主席予以公布。我国的立法程序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正民主的本质，一切都从能真正反映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出发。
中国现行法律规范的创制方式和外部表现形式。我国社会主义法律规范主要以规范性文件为其形式，即以国家机关在其权限内按照法定程序制定和颁布的含有一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
规则的文件予以表现。由于制定规范性文件的国家机关不同，文件的名称和效力也不同。总的来说，在同级国家机关间，权力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效力高于其他国家机关：在上下级机关之间，上级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优于下级国家机关的。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渊源主要包括以下形式：①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其他一切法律的立法依据。宪法的修改，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1/5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大以全体代表2/3以上的多数通过。②法律，可分为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这两类。基本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如刑法、民法、诉讼法等；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如商标法、文物保护法、律师务例等。③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制定，是国务院进行最高行政管理活动的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各部、委员会、办公厅发布的规定、办法、实施细则、规划统称部门规章，也是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④地方性法规。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它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不能同宪法、法律相抵触，只限于本地区使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定、办法、实施细则、规则统称地方人民政府规章。也是法律规范的表现形之一。⑤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由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省治区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⑥国际条约。我国与外国签订的具有规范性内容的国际条约，以及我国宣布承认或参加的一些已经存在的国际条约，是我国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之一。
（资料来源：《精神文明大典》郭建模 王智均，华夏出版社。）
伪科学的社会根源
伪科学认识论是主观主义的。它的迷幻的外壳易对初入门者和好奇者发生影响；它往往含有一个无需遵循的无规律的不变的信仰；它的知识往往包含不能检验甚至虚假的假设，而这种假设与基本知识相冲突；它没有首尾一致的理论解释；它没有新发展出来的知识内容，且与邻近的研究领域没有任何借用和重叠；它的知识背景是粗糙的或虚构的，它不包含或仅仅罕见地包含数学和逻辑。这些标准正适用于用来检验当前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种种伪科学现象。
伪科学的社会根源又何在？从中国目前的现实来看，至少涉及到以下几点：
①某些新闻从业人员自身的科学素养欠缺、低下。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大众媒介起着巨大作用的社会中，媒介从业者本身的科学素质对社会起很大的正负面影响。媒介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弘扬科学精神，也会造成现代迷信。一些原本危害不大、影响较小的伪科学表现，正是通过新闻媒介的刻意宣传而迅速扩散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的。
②社会性的、各阶层的急功近利倾向。由于中国在近三百年，尤其是近一百年来落后于西方，屡遭欺压，使得无论从领导阶层、知识阶层到一般大众都对迅速能解决问题的“奇方妙法”有着寻找“灵丹妙药”般的渴望，这无形中给许多伪科学创造了机会。再加上普通百姓识别伪科学的能力低下，使得伪科学趁势而行。历史上皇帝求长生不老之药，“方士”则趋之若鹜。当然，当皇帝一命鸣呼之际，“方士”早已逃之夭夭。提高全民族，尤其是领导层的科学素质是件刻不容缓的事。
③政治干扰科学研究。有关科学问题的裁夺往往并非是由科学家共同体做出的，而是凭领导意愿而做的。许多伪科学也假借曾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而大肆活动。这表明在科学问题的裁夺上，不应该由政治家，而应由科学家共同体来解决，也就是说，让科学权威发挥应有的作用。
④科学家自身的综合才能低下与科学道德的受侵状态。转型时期中国的道德标准正在迅速改变之中。由于前些年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个人修养的重要性，导致目前在科学界各种毫无道德可言的事屡屡曝光，这给中国科学今后的发展敲响了警钟。片面强调专业教育的结果是培养了大量如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这十分有害于从整体上提高中国的科学水准。
（资料来源：《科技发展与文化背景》方在庆，湖北教育出版社，本书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古代渊源
《老子》是一部以政治为中心的哲理著作，也牵涉个人立身处世的准则。但书中把两者和自然性的宇宙本质——“道”联系起来，所以“形而上”的特征很强。在政治方面，《老子》主张“虚静无力”，即反对以人为的手段——包括种种文化礼仪——干涉社会生活，尊重生活的“自然”状态；关于人生态度，《老子》也主虚静、退让、柔弱，但这并不像后人所理解的那样消极，因为《老子》所推重的“阴柔”，实是一种长久之道和致胜之道。《老子》是先秦道家的基本典籍。
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读过《老子》。据他的同学萧子升在《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中回忆说，他与毛泽东在“游学”过程中与拜访的刘翰林和山寺方丈都谈及了孔子和老子，可见毛泽东早年对老子就很熟悉。在他的读书笔记《讲堂录》中便记有“《老子》：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在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毛泽东批注道：“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这样一种主张，和青年毛泽东立志改造社会、学习西方的文明，强调人的主观意志的积极力量的主张显然相差较远。
建国以后，毛泽东还常读《老子》一书，他在外出时，曾指名带上《老子》。毛泽东最感兴趣的是其中的辩证法。春秋战国时代，社会，政局经常处于巨大变革之中，老子从“社记无常寿、君臣无常位”的现实中，认识到运动与变化是世界的永恒主题。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宇宙间万物万事都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两个对立面。
1957年，毛泽东在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说：
“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人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在这里，毛泽东教导人们要全面地看问题。所谓全面地看问题，就是对一件事情不光要看到它有利的一面，还要看到它不利的一面，以增强危机感，保持头脑清醒。同样，既要看到不利的一面，也要看到有利的一面，以增强信心，鼓舞斗志。毛泽东在这里引用老子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话，来证明这一点。毛泽东发表这个讲话时，国内曾发生过一部分群众闹事，国际上也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这两件事都不是好事，但毛泽东却认为坏事可以变成好事。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在谈到战略退却时写道：
“关于丧失土地的问
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扩大土地，还是赚钱生意的。
这里，毛泽东就是运用了老子“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丧失是为了取得，退却是为了前进，毛泽东对老子辩证法的运用已臻于化境。
1945年，毛泽东在为“七大”作总结时谈到面临的困难和应付的方针，说：“我曾经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讲过，我们的原则是三条，第一条不打第一枪。《老子》上讲‘不为天下先’我们不先发制人，而是后发制人。”这里的意思也就是先弃后取、先退后进、先让后争，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实践证明这个战略决策是非常富有远见的。
1964年8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我看老子比较老实，他说“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要打倒你，先把你抬起来，搞阴谋，写在了书上。当然，阴谋也是智谋。
1949年8月，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针对当时美国企图对刚诞生的新中国搞封锁，义正辞严地说：
“多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间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在过去三年内，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
说明矛盾着的事物的两端是可以转化的，不利的一面也可以经过努力，促进它转化为有利的一面。
毛泽东在1949年3月《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谈》一文中，引用老子的话说明互通情报的重要：“互通情报。就是说，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这样做，而是像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结果彼此之间就缺乏共同的语言”。
（资料来源：《毛泽东的智源》成林，海南出版社，标题为编者所加。）
邓小平提出“要利用外国智力”
当代科学技术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门类繁多，发展速度加快，据有关资料统计表明，全世界每年大约有100万项技术可供利用，国际间的科技交流已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当代技术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组合性技术在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增加，许多技术都是在转移后由引进方创新的。
邓小平针对当代科技发展的上述特点，站在我们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高度，指出：“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总的要求出发，党中央提出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推动经济建设。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科技人员不足的困难十分突出，因此，在充分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应当有计划地大胆地引进国外智力和人才。邓小平于1983年7月指出“要利用外国智力”。
邓小平“要利用外国智力”的主张，是在冷静分析我国科技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后提出的。他讲，我国“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在教育水平上，同样有不小的差距。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科学、教育方面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我们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还得低，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文化教育还很落后，“**”又对教育事业造成了严重破坏，教师队伍受到严重的摧残，不仅耽误了一代人，而且使教育水平严重下降。特别是高等学校受到的破坏极为严重，教师业务被荒疏了，当新时期开始时，一时还难以适应教学和科研工作。高校的教学仪器、设备也遭到严重破坏。而我国现代化建设又尤其缺乏具备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的各类专门人才，必须加快培养。在世界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的形势面前，我们要发展教育，就要努力吸收和借鉴世界科学文化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以便能逐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国际竞争中取胜。
邓小平“要利用外国智力”的主张，也是在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与对外开放、交流合作的相互关系进行辩证分析后提出的。“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当然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努力，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我们要自力更生，进行现代化建设，最根本的条件，就是我们自己要有一支宏大的人才队伍。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利用外国的智力，是培养我们的建设人才的一个途径，这与自力更生并不矛盾。相反，尽快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科技队伍，将进一步增强我们自力更生的实力。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原因，诚如邓小平所尖锐指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闭关自守。”邓小平“要利用外国智力”的主张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体现了巨大的勇气和远见卓识。
邓小平还提出可以利用华侨、国外的力量帮助我们培养人才。他在1977年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道，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我国讲学是一种很好的办法。1984年他在视察广东、福建等地回京后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到吸引华侨到深圳投资办大学时说：“华侨在那里办大学，由他们聘请国外水平高的教授，从国外购买教学设备，这样可以给我们培养一批人才。”他在1977年还讲到，“接受华裔学者回国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具体措施，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
在邓小平主张的推动下，根据党中央制定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我国教育界打破了对外封闭局面，加强了国际交流，恢复和加强了派遣留学生工作，1979年12月原教育部和国务院科技干部局联合召开了全国留学人员工作会议，提出对于派遣留学人员，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根据国家需要与可能，广开渠道，力争多派，后来，党中央国务院又多次研究了留学生的工作，并相应地制定了有关文件、决定和条例，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有21万留学生（包括自费出国留学生）到世界100个国家和地区学习、进修。
对于出国留学的青年学生和科技人员，邓小平热诚欢迎他们学成归来为祖国服务，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讲到要为留学人员回来工作创造条件，妥善解决他们的工作问题、工资和住房等生活问题。他说“我们的留学生有几万人，如何创造他们回来工作的条件，很重要。有些留学生，回来以后没有工作条件，也没有接纳他们的机构，有些学科我们还没有。可以搞个综合的科研中心，他们回来后先到这个科研中心，然后再找对口的专业，攻一个方面，总会有些人做出重大贡献……否则，这些人不回来，实在可惜啊。”表现了他对科技人才的一贯重视和爱护。
（资料来源：《邓小平的智慧》曹应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