殚精竭虑铸“神舟”——杨宏
杨宏，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飞船系统副总设计师。
1992年初，我国载人飞船工程启动后，飞船系统研制抓总的任务，落在了我们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在全国人民和各行业的大力支持下，在总设计师戚发轫等老专家的带领下，我们迈开了向载人航天高峰挺进的脚步。
国外早已实现了载人航天，但当时我们对飞船的认识还极为有限，更谈不上什么研制经验。我国的载人飞船从哪里起步？究竟搞一个什么样的飞船？我们研究了很久，也争论了很久。但大家始终抱定一个信念：走中国研制之路，造世界一流飞船！
在追求一流的信念鼓舞下，我们大胆地提出越过单舱飞船和双舱飞船阶段，直接研制国际上第三代飞船的设想，并很快拿出了100多万字的论证报告。就这样，中国第一艘飞船的蓝图诞生了。
我们研制过几十颗卫星，但飞船要上人，必须绝对保证航天员的生命安全。这对可靠性和安全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飞船必须为航天员提供一个可以在太空生存和工作的小环境，必须确保航天员在应急情况下能够救生，还必须确保航天员能够安全返回和着陆。
宏伟蓝图的背后是一座座难以逾越的大山。为扫清拦路虎，我们把飞船系统关键技术分解为制导导航控制、返回控制、特大型降落伞、着陆缓冲等17项核心技术，一场为时6年的攻关战，在多个陌生领域里全面打响。
……
17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突破，为“神舟”飞船的初样研制奠定了基础。啃下了硬骨头，又遇上了新难题，新一轮的过关斩将开始了。
1996年9月，飞船进行第一次电性能设备联试。就是将600多台设备、300多根电缆、8万多个电缆网节点、
20多个计算机软件模块，在桌面上一个个连起来进行通电，以验证方案设计的正确性。第一次通电时，噗的一声，烧了一台设备。再通电，又烧了一台，一连烧坏了4台。当时烧得我们心里直发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联试走不下去了。
几位领导和技术人员凑到一块研究对策。一项一项排查后，终于发现烧坏设备的根源是加电瞬间，地面电源经电缆传输后产生的负脉冲在作怪。解决了电源问题，新问题又冒了出来，各分系统的设备第一次凑在—起，几乎每个系统连接时都遇到了麻烦，联试工作举步维艰。
经过200多个日日夜夜的苦战，就在联试工作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联试指挥江泽刚却突发脑溢血，病倒在他的指挥岗位上，至今还没完全康复。
9个月的奋战，联试终于成功了。这一成功，验证了我们方案设计的正确性，“神舟”飞船可以投产了。
飞船研制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如果没有一流的科学管理，没有系统工程的项目管理，就不可能在5年内完成5艘飞船发射并实现从无人到载人的飞跃。
1994年，上级提出力争1998年，确保1999年发射第一艘“神舟”飞船的要求。为了“争八保九”，我们采取并行工程方法，同时研制四艘初样船，分别用于考核飞船力学性能、机械性能、热性能和电性能，与飞船研制配套的北京空间技术研制试验中心的建设也并行展开。从那时起，我们形成了一种制度，每个周六都召开一次综合调度会，和总指挥一起研究解决问题，仅1998年，就召开了42次，解决了飞船研制中的2000多个问题。我们还把计划管理、技术管理、质量管理融为一体，实现管理标准化，先后制订了650多项各类标准，文件摞起来足有一人多高。
一艘飞船上有10万多只元器件，哪怕一丁点差错
，都会带来隐患。为了让航天员坐上放心的飞船，“零缺陷、零故障、零疑点”的工作标准，已深深地烙在我们每个人心中。
……
“一切为载人，全力保成功”！为确保万无一失，飞船上的设备，我们都进行过几十次、上百次的试验。
为确保航天员的生命安全，我们设想了108种故障模式，设计了20多种应急救生方案，每一种模式都有对策；每一种方案，都能保证航天员随时应急返回。
……
今年4月初，非典疫情在北京蔓延。由于航天员要在4月中旬进入“神舟五号”飞船，进行人船联合测试，为了确保参试航天员和技术人员的安全，我们实行了全封闭式工作，戴着口罩操作、戴着口罩发指令。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也是我们测试最忙的时候，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的领导，到现场送医送药、看望大家，使我们深受鼓舞和感动。特别是承担多项任务的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的同志，也和我们并肩作战，克服了重重困难，闯过了“神舟五号”研制最艰难的时期。
今年7月22日，“神舟五号”试验队出征的前一天，面对国旗，我们举起右手，向祖国庄严宣誓：确保航天员生命安全，确保“神舟”飞船载人飞行圆满成功，用卓越造就辉煌，用成功报效祖国。
10月16日，当杨利伟乘坐我们打造的“神舟五号”飞船，第一次把中国人的身影印在茫茫太空时，我们自豪地说：“神舟人兑现了对祖国的诺言！神舟人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使命因艰巨而光荣，人生因奋斗而精彩。昨天，我们用智慧和汗水，点燃人生的火焰，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明天，我们会用**，再创辉煌，谱写中国人更加雄浑的飞天乐章。
摘自《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壮丽诗篇：载人航天工程事迹报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