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飞天之路

现代航天奠基人——苏联科学家齐奥尔科夫斯基曾说：“地球是人类的摇篮，我们不会永远停留在摇篮里。为了追求光明和探索空间，开始要小心翼翼地飞出大气层，然后再征服太阳周围的整个空间。”

在摇篮中茁壮成长的中国，从蹒跚学步，到屹立东方，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眼前。为了探索和发现地球以外的空间，中国人开始了飞天之路。

奠基——“曙光计划”

中国进行载人航天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1970年7月14日，“东方红一号”发射后不久，科学家就上报了关于发展载人航天的报告。1971年4月，代号为“714工程”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全面启动。当时的人们，给中国规划中的航天飞船命名为“曙光一号”。

遗憾的是，当时中国正处于“**”时期，经济基础薄弱、工业制造及相关工艺水平较低，工程被迫于1972年暂停，1975年3月正式下马。“曙光”号飞船最终被尘封在科学家的设想和草图中。但是，该阶段的研制成果为后期载人航天工程载人飞船系统、航天员系统总体设计思路和关键技术的突破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提到“曙光号”，很多人感到很陌生。它源自中国第一个载人航天计划——“曙光计划（又称714工程）”，是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虽未真正地成为中国航天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曙光号”却有着值得人们关注和了解的故事。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发射卫星后，中国科技界迅速掀起了“卫星热”。当中国的科学家们正在埋头研究卫星的时候，1961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艘载人飞船。

邻国航天事业的迅速崛起，使得中国倍感压力。1963年，中国科学院专门成立了星际航行委员会，其技术领导人包括竺可桢、裴丽生、钱学森、赵九章。

1965年1月8日，钱学森递交了一份报告，分析了中国航天面临的问题，提出“重量更大的载人卫星在国际上的应用，现在虽然还不十分明确，也得有所准备”。国防科工委批示：只要力量上有可能，就要积极去搞。

1965年8月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13次会议，批准了卫星十年发展规划，明确提出：1969年或1970年发射首颗人造卫星，计划在1979年发射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

岁月如梭，时间转眼进入到1969年，筛选航天员的工作摆上了日程。国防科委本着“严酷、科学、严谨”的态度，在对1,91

8名空军飞行员进行甄选后，允许215人进入初级候选，而最后成为正式候选人的只有88名。1971年3月15日，最终确定的航天员名额数量出人意料——仅有19名，选拔率低于百分之一。根据安排，中国第一批航天员将于1971年11月开始投入训练，并计划于1973年首次执行任务。

1970年7月14日，毛泽东批示开展中国载人航天计划。“发射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的命令一经下达，中国的航天事业又开始了“飞船热”。

载人飞船的设计方案是“龙头”，这个任务由机械工业部七机部八院负责。美国发射第一颗卫星的时候，毛泽东曾讽刺美国“抛上去了一颗土豆”，才几斤重。于是，在最初的设计方案中，设计人员都抱着“超越美苏”的想法，希望第一艘载人飞船越大越好，以显示和证明技术的先进程度。他们说：“现在我们要上人，不能只上一个，而应该上一排。”

正当大家都以“载人越多越好”的思想工作时，钱学森并未随波逐流。他坚持设计承载两人或三人的飞船设计方案，理由很充分：其一，大家对运载火箭的情况不太清楚，对其性能估计过高；其二，有些部门和专家对多上人带来的医学与工程问题考虑不周，不清楚这是多么难以逾越的一道关隘。钱学森能够认识到，美国和苏联发射了包括无人飞船和载人飞船在内的几十艘飞船，却从没设想过在狭小的飞船里增加过多的航天员。简单地说，并非载人飞船“载”的人越多越好。科学衡量，应从安全的角度出发。

事实证明，钱学森的顾虑是对的。1971年，苏联为了赶超美国，发射飞船时，在只能乘坐两名航天员的机舱内多加了一名航天员。由于空间不足，航天员只好舍弃了航天服，最终导致了难以弥补的大祸——飞船返回时出现事故，三名航天员无一幸免。如此沉痛的教训，足以告诫后人，凡事都要以事实为根据，以科学为准绳。

高涨的热情，终于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冷静下来。载人飞船的设计人员们不再好高骛远，转而以最大限度地保证载人飞船发射成功，航天员的生命为原则，继续描绘载人飞船的蓝图。

所有参与者每天忙碌不停，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曙光计划的核心部分——“曙光号”的设计图终于描绘完成。“曙光号”飞船设计方案类似当时最先进的美国“双子星座号”飞船，飞船形状像个倒扣的大漏斗，飞船由座舱和设备舱两大舱段组成，座舱内放置两把航天员乘坐的弹射椅、仪器仪表、无线电通信设备、控制设备、废弃物处理装置，还配有食物、水和降落伞；设备舱内设有制动发动机、变轨发动机、燃料箱、电源设备

和通信设备。

鉴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极其恶劣的外部形势，载人飞船的一系列动作仍要处于保密状态。而除了要考虑火箭和飞船本身的研制以外，还要对发射场地做多方面的考虑。当时已有的发射基地是山西的东风基地。那里临近边境，但中苏关系已经日趋恶化，存在隐患。于是，中央专委于1969年底做出决定：在三线隐蔽之处再建一个新的发射基地。

最初，发射场地址被定在四川越西。但经过再次勘察，发现那里的地理位置尚佳，但存在很多不足，如电力供应紧张、交通不便、施工量浩大等。由此，另一个地址的选择就迫在眉睫。

地处大凉山腹地的西昌，成为了一个不错的备选之地。1970年6月，在成都军区和当地政府的全力配合下，勘察小分队对西昌的地形、气候、地震、技术要求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考察论证。经过综合考量，西昌的各方面条件很适合作为发射场。7月29日，东风基地向国防科委、中央军委呈报了《请求变更地地导弹、卫星、飞船实验场位置的报告》。10月1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发射场由越西改至西昌以北，代号“721”，意思是在1972年前完成主要工程，准备执行发射任务。

当许许多多的人在为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忙碌之际，中国的经济发展却遭遇了滑坡。以至于到了1972年，“曙光计划”陷入到时断时续的状态。

没有人愿意暂停这一切，但是无奈国力贫弱。经过反复地权衡，毛泽东做出了“先解决地上问题”的决定。由此，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面临缩水的窘境。

1977年，负责执行曙光计划的国防科委507所，裁员比例达到三分之二，开发计划中断，研究项目经费被停拨。“曙光号”的雏形还没建起，就随着曙光计划的取消，消失于历史的洪流中，实在令人惋惜。

然而，中国的航天人不会忘记“曙光号”。因为在设计它的过程中，所积累的技术与物质资料，为中国载人航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的“远望号”远洋导弹监测船队、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模拟太空环境的实验室以及系统化的实验设备、EVA航天服（舱外航天服）、航天食品、太空跟踪站及雷达、宇航员选拔和训练、相关设备的发展以及熟练的技术与设备等，都是直接依据和借鉴于“曙光号”。

“曙光计划”是中国人实现飞天梦的奠基石，没有“曙光号”的尝试，就没有此后“神舟号”的飞跃。中国载人航天的进步，得益于曙光计划提供的大量技术储备和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所以说，在中国载人航天的“履历表”上，不能缺少“曙光号”。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