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949年：开国大阅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中国人民前途和命运的一个根本转折，它标志着受压迫、受欺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终结，标志着中华民族历史新纪元的开始。
新中国以摧枯拉朽之势掀开了时代的序幕。“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那响彻云霄的声音，是东方巨龙对全世界发出的威严宣示。6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贫穷落后到繁荣昌盛，从山河破碎到强大统一，从受人欺凌到备受尊重，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谱写了华夏民族文明史上最绚烂的篇章。
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是人民的军队。
在6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作为国庆庆典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先后举行了14次国庆阅兵。这14次阅兵堪称14次飞跃，从骡马化到机械化，从机械化到信息化——通过阅兵，世人亲眼见证了人民军队和共和国一起成长的轨迹。
“兵者，国之大事”
阅兵，是一项重要的军事制度，是展现武装力量建设成就，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重要形式。它蕴含着礼仪、庆典、校阅、整训、备战和示威等十分丰富的内容。一般而言，阅兵包括两部分，一是阅兵式，即阅兵者从受阅部队队列前通过，进行检阅；二是分列式，即受阅部队列队从检阅台前通过，接受阅兵者的检阅。
“兵者，国之大事。”在国家庆典或重要历史时刻举行盛大阅兵，就是展现国防建设实力、彰显军队“齐勇若一”风貌、振奋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的“国之大事”。
阅兵沿袭已久，西方“阅兵式”一词来源于拉丁文PARO（我准备），意思是军队统帅对部队的检阅仪式。
在公元前，古埃及、波斯和罗马等国就有阅兵的文字记载。将士出征前或凯旋后，都要举行盛大的阅兵活动。母亲要将象征荣誉和勇敢精神的盾牌亲自交给儿子。如果打赢了，就以带回盾牌为标志；阵亡了就用盾牌抬回尸体。在古罗马，获胜归来的统帅要举行盛大的凯旋式阅兵。统帅戴桂冠、持权杖，乘坐战车，乐师和歌者及最亲近的部属跟在车后，全副武装的将士们押送着缴获的战利品紧随其后。这样的阅兵式一般持续两至三天，期间还会举行一些民间竞技游戏和宴会。
18世纪，在欧美洲一些国家，像英、法、俄、美、德等列强国家，无不热衷于借助阅兵这一形式，向世界炫耀武力。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前苏联面对着法西斯德国侵略军已经兵临城下的强劲攻势，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军事统帅斯大林发表了誓死保卫莫斯科的宣言，表明了同法西斯血战到底的坚定决心，极大地鼓舞了国民奋起抗战的信心和勇气，为保卫莫斯科城的最后一战动员了最后的战略力量。整个阅兵的场面和声势震动了全世界。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阅兵活动的国家之一。据《通典》记载：“尧舜之时，五礼咸备。”这说明仪仗礼仪已见雏形。相传四千多年前，中国北方的华夏部落首领夏禹，曾在现今河南嵩县境内的涂山，与南方各部落首领会盟。会上，众多士兵手持各种用羽毛装饰的兵器，和着乐曲边歌边舞，以示对南方部落首领的隆重欢迎。
统治者定期阅兵，其用意除了检查兵员素质和战备状态外，主要还是要向百姓们炫耀威风。另外，还有战前或战斗间隙进行的不定期的阅兵，叫“观兵”或“观师”，由此就有了“观兵以威诸侯”的记载。公元前625年，各诸侯国军队将恃强凌弱的郑国包围后，“观兵于南门”，结果郑国慑于诸侯军队的阵势，开城求和。
众所周知的长城嘉峪关，就是古战场里一个能容纳几十万兵马的阅兵场，至今完好无损，那里流传着古代阅兵的精彩故事。汉代，定期阅兵常与立秋日的祭祀活动一起进行，其中增加一些竞技的内容。以后建朝时间较长的朝代都有定期或不定期的阅兵仪式。到了明朝，阅兵已步入正轨：每年一次考阅，三年一次大阅。明成祖朱棣曾五次远征漠北，每次出征前都要检阅军队，以壮军威。明朝名将戚继光于1572年在汤泉（今河北省遵化县）举行过10万人参加的空前大阅兵。到了清朝，阅兵更为盛行。皇帝必三年一大阅，整饬军纪，检验训练成果。
现代阅兵式除沿袭了古代传统外，还增添了奏国歌、升国旗、鸣礼炮、仪仗阅兵等新形式。
以历史的视角看阅兵，阅兵就是烙有时代印记的符号；以欣赏的视角看阅兵，阅兵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以发展的视角看阅兵，阅兵就是一段时光变迁的见证；以国防的视角看阅兵，阅兵就是国家力量的综合展现！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历来对阅兵十分重视。早在革命战争年代，部队出征或重大战役前后，大都举行阅兵，以此鼓舞士气，振奋精神。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就利用作战间隙，进行队列训练，举行阅兵活动。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曾多次检阅部队，其中较大的阅兵有三次。
提起开国大阅兵，人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1949年10月1日那震惊世界的一刻。实际上，早在1931年11月7日，毛泽东就已经主持过一次开国盛典及阅兵。而“毛主席”这个家喻户晓的称呼，正是那次阅兵后叫响的！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江西瑞金召开。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并举行了阅兵仪式。
瑞金地处闽赣两省交界，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为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城北六公里的叶坪村，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而“开国大典”的第一项程序就是阅兵仪式。
“开国大典”的会场就设在瑞金城北的叶坪村。村中央有一块绿草如茵的空地。当天，凌晨时分就有数千名群众擎着火把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他们一边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一边忙着布置会场。为了阅兵，广场上布置了一个庄严肃穆的检阅台，检阅台正中横挂着写有“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红军检阅台”的巨幅红布。后幕上悬挂着马克思、列宁的画像，两边为中国工农红军军旗。检阅台正前方悬挂着两盏雪白的汽灯，把广场映得如同白昼。参加受阅的部队主要是：红一方面军各军团、军的代表，红军随营学校，警卫部队代表等。
迎着朝阳，毛泽东、朱德、项英、任弼时、林彪、彭德怀、陈毅等步入会场。红军总司令朱德以他那浓重的四川口音宣布：“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今天正式成立了！”顿时，红军将士和群众中爆发出一片欢呼，人们尽情欢笑，把广场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随后，阅兵式正式开始。毛泽东、朱德等人，乘马检阅了受阅部队。一队队饱经战火考验的红军战士，扛着枪、抬着钢炮；一列列赤卫队员，手持大刀，肩扛梭镖，分四路纵队，由南向北，健步行进。随后，毛泽东、朱德等人亲自率领受阅部队宣誓，大大振奋了中央红军的士气。
第二次大阅兵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七个年头后，日军在中国战场及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359旅奉命抽调主力组成“南下支队”，加速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1944年11月1日，南下支队开赴抗日前线时，在延安机场举行了出征前的隆重阅兵仪式，军旗猎猎，军号齐鸣，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一大批在延安的中央领导检阅了部队，顿使部队士气倍增。
第三次阅兵发生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从河北西柏坡抵达北平时，北平人民对于党中央的到来反应极为热烈。在北平的党政军民各界代表及160多位民主人士，一起赶赴西苑机场（官方称西郊机场）欢迎。
下午五时整，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领导同志进入西苑机场。一发照明弹升上天空之后，阅兵式正式开始。身材魁梧的毛泽东主席登上一辆淡绿色的吉普车，朱德总司令、刘少奇同志等也依次登车，行进在长长的解放军队列前。人民战士向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统帅敬礼，毛主席、朱总司令含笑还礼。当毛泽东的吉普车行进到“塔山英雄团”的大旗之前时，站在毛泽东身后的第四野战军刘亚楼参谋长向他报告了英雄团的光荣事迹。毛泽东听后十分感动，立即举手还礼。
当时受阅的第41军官兵深受鼓舞，检阅车全部驶过后，队列中响起了震天的口号声：“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战士们擦着激动的泪水振臂高呼。
这一天的珍贵记忆之所以能流传至今，还要得益于八路军最早的电影工作者徐肖冰。他和战友们在现场拍摄了大量照片，为这段历史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西苑阅兵式，实际上只有检阅式，而没有分列式。但是，它在人民解放军阅兵史上却有着重要的地位，这是解放军最高统帅在解放战争史上唯一的一次阅兵，也可以说是半年后所举行的开国大典阅兵式的一个预演。
“一定要搞好，不能搞坏”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转移至北平，中华民族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当时有人提议，解放军打了几年仗，终于从山沟走了出来，走进了大城市，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况且北京很可能是未来的首都，这无论如何都值得好好庆祝一番，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件大事。
当建议举行盛大欢迎仪式的报告送到毛泽东主席面前时，他没有同意。毛泽东平静地说：“还是简单点好，不要动员那么多人，等到全国解放了，再好好庆祝嘛。”于是，有人提议举行阅兵式，检阅正在夺取全国解放最后胜利的人民解放军。这一次，毛主席欣然应允。
这就是著名西苑阅兵，这次阅兵也成了开国大典阅兵式的前奏。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此后的几个月里，中国的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百万雄师南跨长江、西进关山，解放了南京、杭州、太原、上海、福州、长沙、兰州、西宁、银川等城市和除西南、两广外的绝大部分国民党统治区。
在举国欢庆的形势下，1949年6月，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决定，10月1日在北平举行开国大典。当年7月，北平成立了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新政协筹备会议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周恩来为主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彭真、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聂荣臻、新政协筹备会议代理秘书长林伯渠、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为副主任。
中央档案馆保存的194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程序表》中，记载了筹备委员会拟定的开国大典三大内容：
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
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
三是人民群众的游行欢庆活动。
筹备委员会决定，为突出对此次阅兵重视程度，将由开国元勋朱德总司令亲自挂帅，担任阅兵总司令，以聂荣臻为阅兵总指挥，第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华北军区参谋长唐延杰、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刘仁等为副总指挥，下设阅兵指挥所，杨成武兼任指挥所主任，唐延杰兼副主任，具体负责阅兵各项工作。
举行开国阅兵，这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重大任务。聂荣臻、杨成武深感责任重大，他们受命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广泛进行调查研究，主持起草《阅兵典礼方案》。
《阅兵典礼方案》的内容包括受阅部队的编组、阅兵程序、阅兵礼乐以及受训前的训练等。对于第一次接触如此大规模阅兵活动的解放军指战员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聂荣臻后来回忆说：“那真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那时的他身兼六职：代理总参谋长、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北平市市长、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平津卫戍司令员。尽管如此，聂荣臻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开国大典尤其是阅兵式的筹备上，为此多次主持会议，检查落实开国大典及阅兵的准备工作。他要求受阅部队抓紧时间，严格训练，高标准、高水平完成任务。就连各阅兵方队如何组成，装甲车、坦克、汽车如何同步行进，车辆万一出现故障如何补救，骡马失蹄、拉屎、撒尿的应对措施，以及飞机何时飞越天安门广场，晚上怎样燃放焰火等等，聂荣臻都作了细致的设想和指示。
阅兵指挥所主任杨成武也是一代名将，他15岁参加革命，17岁就当了团政委，可谓是身经百战。毛泽东曾经称赞杨成武是“白袍小将”，常在关键时刻委以重任。但是面对筹备开国阅兵这样的重任，他也不敢有半点马虎。50年后，杨成武曾撰文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路历程：“作为开国大典一个重大项目的阅兵仪式，是我军历史上最盛大、最庄严的一次庆典。组织这样盛大的阅兵仪式，深感无比光荣，责任重大。我们没有阅兵经验，不知怎么搞才好，压力很大。”
杨成武为组织好这次规模空前的大阅兵，不仅查阅了许多中外阅兵的资料，而且多方求教。他走访的第一个人就是刘伯承司令员。早年留学苏联、经历过莫斯科红场阅兵的刘伯承，对杨成武细谈了苏军阅兵的种种情形之后，通俗而又概括地说：“阅兵无非就是展示一种特定内容的礼仪，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搞好了，目的也就达到了。归根到底一句话，马粪蛋外面光！”说得大家都笑了。杨成武还走访了在北平的原东北军将领和苏联顾问，一一听取了他们的意见。经过充分的论证研究，《阅兵典礼方案》终于出台了。
《阅兵典礼方案》规定，此次阅兵按阅兵式、分列式的程序组织实施。阅兵式，全体受阅部队以天安门主席台为中心，按序列在东西长安街列队，接受阅兵司令员的检阅；分列式，各受阅部队依次由东向西通过天安门城楼前，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受阅部队按海、陆、空三军的序列编组。海军方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安东（今丹东）海军学校和华东海军舰队各抽调一个排编成；陆军方队由步兵199师、独立207师619团和临时编组的炮兵第4师、战车第1师、骑兵第3师编成；空军参加受阅是9月初才决定下来的，受阅部队由军委航空局所辖混合飞行编队担任。受阅部队共计1.64万人。其武器装备，以军兵种为单位，按种类集中，统一编组，由轻到重，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由海上、地面到空中，使海陆空三军浑然一体，形成强大阵容。
7月，方案拟定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阅兵指挥人员，听取聂荣臻关于阅
兵仪式的基本设想和杨成武关于阅兵方案具体内容的汇报。毛泽东叮嘱说：“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告诉同志们，一定要搞好，不能搞坏。”
精心筹备
1949年7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取了聂荣臻的汇报后，讨论并通过了《阅兵典礼方案》。
然而，开国大阅兵的地点选在哪里？这个问题让开国领袖们颇费脑筋，很长时间都没能最终确定下来。
8月份，华北军区的几位将领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将两套方案交给了周恩来。
第一套方案是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第二套方案是在西苑机场举行。两套方案都附有部队位置及阅兵行进路线的详图。
两个阅兵地点的优缺点都显而易见。
天安门地处市中心，场面壮观；天安门城楼可作天然的阅兵台，足以容纳全体开国元勋和政协代表；四周交通发达，集中与疏散均十分方便。但是，在此阅兵需要断绝市内交通四小时；另外，因长安街狭窄，分列式无法展开，只能通过步兵八路纵队，骑兵三路纵队，至于装甲车，则只能走两路纵队。
相比之下，地处西郊的西苑机场可以避开天安门广场的缺陷。那里跑道宽敞，也没有阻断交通的后顾之忧，并且为欢迎党中央进城，刚刚举行过一次阅兵式。但是，西苑机场的缺陷更加突出，这里没有检阅台，重新搭设，工程巨大；场面远不如天安门广场来得壮观；距市区较远，几十万群众不易参加；阅兵部队只有一条跑道可供利用，进出不便。
经过权衡比较，指挥所倾向于第一方案，即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阅兵。报告呈送中央后，周恩来用毛笔在报告的左上方签署了意见：
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阅兵）日期在（新政协会议）闭幕后政府成立之日。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候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荣臻）担任，阅兵司令员请朱德同志担任。
刘少奇在自己的名下画了圈，毛、朱虽然没有画圈，但他们同意周恩来的意见。阅兵地点就这样确定下来。
紧接着，天安门广场的大扫除开始了。堆积多年的垃圾山被卡车拉走，天安门和广场四周屋顶上的杂草一律拔除，破损的青石路面一一得到修补，斑驳的红色宫墙重新粉刷。北平建设局奉命在广场正中竖起一根22米高的铁管，方圆3米的钢筋混凝土墩支撑着高高的铁管。工人师傅仔细地把铁管的缝隙用烧焊箍紧，然后用白漆油饰一新，滑轮及钢丝绳也都安装到位。
天安门城楼的布置工作是阅兵筹备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华北军区宣传部的张致祥是天安门布置工作的负责人。经过一番征集方案和修改，最后，张致祥把“八面红旗，两条标语，毛主席像挂正中，楼上八个大红灯笼，金水桥上布满鲜花”这套方案报给周恩来。周恩来否定了金水桥摆花这一条，认为小家子气，其他方案全部采纳。这个经典的布置也一直沿用至今。
用什么方式升旗，在当时成了一件颇费脑筋的事情。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国旗如果由它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亲手升起，当然最好不过，可是主席不可能从天安门城楼下来走到广场中央，一下一下拉着绳子升旗。怎么办呢？阅兵副总指挥唐永键想出了电动升旗的点子。
这个办法好是好，可电动升旗在中国是个新鲜事，谁也没干过。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电力工程师，工程师答应试试看。经过紧张的研制，总算搞出来了。试了好几回，有时灵，有时不灵。究竟能否经得起大典的考验，谁也不敢保证。
7月底，各受阅部队编组完毕，进驻北平近郊，8月1日开始基础训练，9月7日至13日进行合练，9月25日、27日夜间到天安门广场进行了两次实地预演。
在北苑营房训练区，有一支有着赫赫声威、能征善战的部队。他们就是来自华北军区第20兵团第67军的步兵199师，对于能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典礼，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该师指战员们感到非常自豪，因而士气高涨，训练特别认真。
但当时解放军并没有标准的训练规格或要求，这就导致了战士们要反复训练，多付出了几倍的辛苦。据曾任该师师长的李水清将军回忆：“训练期间聂老总来了三次，朱老总来了两次，贺老总、陈老总也来过。那个时候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全军还没有一部统一的队列条令，训练无所依据。这个老总来了说不行，就改了再操练，那个老总来了又说不行，再改，搞得大家无所依从。后来找出了刘伯承司令员留学苏联时撰写的一本小册子，再参考旧的《中华民国二十四年步兵操典》，总算有了初步统一的规范。”
有段时间，训练方案几乎天天改，天天检查。训练到一定阶段时，还在西苑机场试阅过两次，并用深夜时间在天安门广场试阅过一次。
李水清将军回忆：“那时候，方队的横排面、竖排面究竟多少合适，我们心中并没有多少数。一会儿感到宽了，一会儿又感到窄了，翻来覆去不知道改了多少次，再加上怎样背枪、怎样甩袖、怎样迈步……真让人觉得这活儿太难干，远不如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痛快，巴不得这训练和阅兵能早些结束。”
经过反复实践，直到正式阅兵前几天才确定为12×12的方队。
一次，朱德总司令亲临现场，观看了队列演习。他热情鼓励了199师的全师官兵，但也指出有几处不行，应当修改。
不久，由华东来京的陈毅司令员观看了演练，针对一些干部战士存在的畏难情绪说：“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走好队列吗？我们多少大仗都打胜了，还愁搞不好一次阅兵！要通过队列把我们的军威显示出来，让老百姓看看，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军队……”同时，他也对训练方案提出了几处修改意见。
至于华北军区的聂荣臻司令员，由于担任阅兵总指挥，指导得就更为具体了。他经常“盯”在训练场，一招一式都不放过。
西南军区的贺龙司令员和聂荣臻司令员一起，亲自做了最关键的考核。
受阅部队训练期间，正值酷暑天气。199师的干部战士们，每天都要顶着烈日练得腰酸腿疼，汗流浃背。有的战士不到一个月就磨破了五双新布鞋。但他们都像在战场上一样不叫苦，不流泪，每天夜幕低垂后还在操场上加班加点地训练，舍不得班师回营。他们心中有一个近乎神圣的念头：自己是全军几百万指战员的代表，一定要在天安门前走出人民解放军的威风来！
骑兵第3师是1949年7月由原察北军分区的三个骑兵团编成的，隶属华北军区。该师师长空缺，政委梁振中，副师长胡德利，指战员多数来自内蒙古大草原，人、马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全师在北平市郊沙河镇集结，由第68军参谋长宋学飞组织训练。为了使人马站得稳，跑得齐，指战员从早到晚与战马滚在一起，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反复演练。各部队还发扬军事民主，遇到难题，就召开“诸葛亮会”，发动大家出主意，想办法。
训练中的战车第1师是来自东北战场第四野战军的一支部队，它的前身——人民解放军第一支坦克大队建于1945年12月。部队里的第一辆坦克是从日本关东军的兵工厂里抢出来的，更多的是从国民党军那里缴获来的。这些“铁家伙”大都参加过战斗，车况已经不怎么好了，经常出现故障。
在训练中，除了指挥车和军旗车之外，其余车一律全封闭驾驶。坦克里没有风扇，也没有任何降温设备，官兵们顶着40多度的高温，终于完成了从单练到排、连、营的合练。为了显示军威，战车师对全部车辆都进行了擦拭和喷涂，坦克、装甲车喷上“八一”军徽和车号，汽车轮外侧也涂上白漆。修理工对受阅车辆更是进行了细致的检修，使所有车辆都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
10月1日，开国大典那一天的下午。明媚的阳光映得遍地金光灿烂。参加阅兵的全体指战员和其他一些部队的指战员，都身着崭新的军装，携带着当时最先进的各种美式武器和装备，精神振奋地列队肃立在天安门广场，人人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充分显示着国威军威。指战员们的心都沸腾了，燃烧了：我们的革命领袖和亿万军民，吃尽人世间的苦难，献出成千上万的生命，才换取了中国革命今天的胜利。
开国首阅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整，开国大典终于开始了！
大典司仪、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大典开始。毛泽东在刚刚确定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演奏声中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一片欢声雷动。
接着，林伯渠宣布：“请毛主席升旗！”在身旁工作人员的提醒下，林伯渠意识到有所不妥，随即又大声宣布：“请毛主席升国旗！”毛泽东用力地按动了电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徐徐升起。
礼炮队108门礼炮齐放28响，如报春的惊雷回荡在天地之间。人们仰望着高高飘扬的国旗，倾听着高昂雄壮的国歌声和震天的礼炮声，兴奋、欢乐、幸福、激动，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站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的露天播音台向全国转播的播音员丁一岚，对准话筒，以激越的语调说：“主席按动电钮，国旗已上升到旗杆的顶点，开始在人民首都的上空迎风招展。她象征着中国的历史已走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的国旗——五星红旗，将永远飘扬在祖国的大地上。”
此时此刻，阅兵副总指挥唐永键的心情不光是兴奋，更多的是紧张。从毛泽东按动电钮的一刹那，唐永键就屏息凝神，紧张地注视着国旗，直到升顶成功，他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国旗升起之后，毛泽东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接着，林伯渠宣布阅兵典礼开始。
阅兵总司令朱德身着戎装，走下天安门城楼，乘敞篷检阅车通过金水桥。迎候在桥南的阅兵总指挥聂荣臻致军礼并高声报告：“受阅海陆空部队均已准备完毕，请总司令检阅！”
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和老百姓》、《保卫胜利果实》等军乐曲的连续鸣奏中，朱德总司令由聂荣臻同车陪同，检阅了肃立在东长安街的海军代表部队，陆军的199师、炮兵第4师、战车第1师和排列在西长安街的骑兵第3师。朱总司令连连向受阅部队招手问好，受阅部队指战员齐声回答：“祝总司令健康！”整个阅兵场上，气氛庄重而热烈。
阅兵式完毕后，朱总司令重登天安门城楼，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他说：“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工作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随后，分列式开始。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率领受阅部队由东而西从天安门城楼前通过，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走在最前面的是年轻威武的人民海军。他们分别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安东（今丹东）海军学校和华东军区海军的指战员。紧随其后的是多兵种的陆军受阅部队。
步兵师以199师两个团和独立207师619团三个建制步兵团和临时编组的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轻迫击炮、重迫击炮、山炮、战车防御炮和通信兵各一个营12个步兵方队组成，在199师师长李水清的带领下，踏着《八路军进行曲》的节奏，由三座门雄赳赳地向天安门走来。当走到检阅主席台时，李水清洪亮地下达口令：“向右——看，敬礼！”全体官兵“唰”地变齐步为正步，同时举起右手，向主席台行注目礼，向新中国的缔造者们致敬。
199师乃至整个67军的装备，原先都很杂乱，枪支有汉阳造，德国造，也有缴获日本兵的。为迎开国大典，中央军委命令，决定将全国各部队的“三八大盖”都集中到199师。在集中武器的那几天里，阅兵指挥所的帐篷周围一片喧腾。一个接一个的单位将自己平时最珍爱的武器精选出来，送到这里，留下了自己的拳拳心意。
在《炮兵进行曲》的伴奏下，炮兵第四师也向天安门走来。该师于1949年1月由华北军区炮兵第2旅扩编而成，师长高存信、政委李呈瑞。为展示解放军炮兵的风采，炮兵第4师以自己最好的家底——75毫米野炮、105毫米榴弹炮、150毫米榴弹炮、37毫米高射炮、75毫米高射炮组成强大阵容接受检阅。火炮由小到大，由低到高，整齐排列，均用缴获的美式中型卡车或十轮大型卡车牵引，依次前进，蔚为壮观。
跟在炮兵方阵之后的战车第一师，在《战车进行曲》的伴奏声中，犹如钢铁巨龙滚滚而来。即将调往空军的战车师师长曾克林站在观礼台上，自豪地看着自己的铁流方阵隆隆驶来。行进在最前面的是半履带汽车方队，战车团参谋长李白群高举“八一”军旗站在中央，两边由战士护卫。接着是由战车团团长丁铁石、政委毛鹏云率领的战车团坦克方队。跟在坦克方队后面的是摩托化步兵团方队。
《战车进行曲》刚刚结束，又响起激越的《骑兵进行曲》，骑兵第3师受阅部队出场了。走在前面的是三个骑兵团，后面是一个骡马挽拽的75毫米野炮营。全师1978匹战马，均以六路纵队跑步前进。各梯队装具整齐划一，战马的毛色或全红，或全白，或全黑；骑手们身着草绿色军装，手握钢枪，腰挎战刀，军容雄壮，威风凛凛。
阅兵的最**是新成立的人民空军战机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当时，广场和城楼上突然爆发了如雷如潮的掌声和欢呼声：30万群众都抬头仰望飞机，欢呼声响彻云霄……
4时35分，受阅机群开始飞向天安门。西斜的太阳，照射在机身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9架P -51型战斗机编为三个“品”字形分队，以920米的高度飞在编队的最前面。第一个品字形分队由邢海帆居中领头，两翼的僚机分别由林虎、孟进驾驶。后面的两个P -51分队分别由杨培光、赵大海率领。排为“一”字形的两架蚊式轰炸机组成的第四分队由邓仲卿率领，以760米的高度飞越天安门。再后面是呈“品”字形的3架C-46型运输机组成的第五分队，由刘善本率领。最后是由两架PT-19型教练机和1架L-5型联络机组成的第六分队，由方槐率领。17架飞机组成一个完整的空中受阅编队。
飞在最前面的9架P -51型战斗机在飞越天安门后，在邢海帆的率领下，按照预定方案绕圈折回，天衣无缝地衔接在第六分队之后，第二次飞越天安门。这样一来，人们看到的受阅飞机不是17架，而是26架。狂欢的人们只顾高兴，谁也没有发现其中的奥妙，就连在场的外国记者也未察觉这个细节，他们
在向本国发回的报道中写道：“中共空军以野马式P-51型战斗机为主，共26架飞机接受检阅。”直到40年之后，空军的专家们谈及此事，仍然啧啧称叹。一位专家感慨地说：“开国大典的空中阅兵是一个奇迹，别说当时，就是现在也很难做到。”
另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在开国大典之后才被人们知悉：受阅飞机当中，有四架战斗机竟然是全副武装，携弹飞行，这在世界阅兵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也是绝对禁止的。何以如此破例？后来飞行领队邢海帆解释了个中缘由：“开国大典是在解放战争尚未结束的特殊情况下举行的，敌情十分复杂，如果敌机来袭，我们再落地安装炮弹，那就晚了。”
开国大典的检阅式和分列式历时2个多小时，浓缩了人民解放军以往的漫长战斗历程。这次阅兵也是人民军队创建以来最隆重而庄严的一次检阅。阅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满意。
同时，苏联、朝鲜、法国、匈牙利、意大利、澳大利亚、奥地利等国家相继发来贺电。苏联政府于10月2日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至1949年底，国际社会共有25个国家承认了新中国的地位。
“我们自己的空军来了”
新中国开国庆典这一天，人民解放军各方队在天安门广场参加检阅的装备，都是在战场上从敌人手中缴获来的：有日制九七式“老头坦克”、150毫米“花炮”、德制七九步枪、捷克式轻机枪、美制飞机……这些受阅的“万国牌”武器出自几个国家，而且多是别国已经淘汰的装备。有人做了统计，当时受阅的武器装备有110多种，80多种型号，来自24个国家的98家工厂。人们形象地把开国大典阅兵说成是“万国牌武器展览会”。
检阅途中，甚至有一辆装甲车刚刚驶到天安门西侧就因机械故障熄了火，多亏后面装甲车里的战士急中生智，开上前去把这辆装甲车顶到了西长安街上。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看到自己英勇无敌的军队，却装备着如此之差的武器，心中难免产生些许隐忧。他知道，这些参加阅兵的武器装备已经是解放军手中现有的最好装备了。
当时也有人不无辛酸的自嘲说：“这次阅兵式上出现的各种装备，只有骑兵的战马是我国自己产的。”
从留传下来的历史镜头中，人们可以看到当天安门广场上万众欢腾时，毛泽东的表情却始终凝重，很少出现笑容。毛泽东此刻的心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又愉快又不愉快”。伟人的眼光总是面向未来的，他后来解释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总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
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等人后来回忆，当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足足站了6个小时没有休息。当新组建的人民解放军空军战机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时，天安门广场爆发出了声震如雷的掌声与欢呼声，阅兵达到了最**，此时毛泽东的脸上才露出了笑容。毛泽东的这一笑，也预示着中国人将以豪迈的姿态去面向未来，去改变新中国的面貌。
原定的《阅兵典礼方案》中并未提到空军受阅的问题，只确定几架运输机参与散发传单。9月1日，中央军委召开阅兵会议，决定除地面部队外，空军也要参加开国大典受阅，以壮观瞻。
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支飞行中队于1949年8月15日在南苑机场正式组建，由军委航空局负责指挥，主要担负北平地区的防空作战任务，必要时协助陆军解放长山列岛。队长徐兆文，政委王平阳。下辖两个战斗机分队、一个轰炸机分队，飞机共10架；其中P -51型战斗机6架、蚊式轰炸机2架、PT-19型教练机2架，多数是从国民党军手中缴获并经过七拼八凑修复的旧飞机，一部分是起义过来的。飞行员与地勤人员多数来自东北老航校。
军委作出空军参加受阅的决策之后，聂荣臻责成航空局长常乾坤迅速落实军委决定，并将空军领导同志请到家里，详细研究空中受阅的具体安排。常乾坤局长领受任务后，立即从东北老航校抽调19架飞机和13名飞行员来京，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的林虎将军。随后，航空局再从集中到北平的29架飞机中抽调17架性能较好的飞机，编成6个空中分队，准备参加开国大典受阅。其中包括五种机型：野马式P-51型战斗机、蚊式轰炸机、C- 46型运输机、Fl—19型教练机和U-5型联络机。
方案、计划确定后，飞行编队立即投入训练，先是组织各分队分练，尔后组织四次模拟合练，最后到天安门广场上空进行了两次实地预演。演练中，大家发现一个问题：由于飞机太少，如果受阅航速再太快，一下子飞过去就无影无踪了，这就很难让检阅者和人民群众满足。再从哪里搞几架飞机呢？实际上，已有的17架飞机是东拼西凑才组装起来的，其他飞机都老旧不堪，根本不具备稳定的飞行能力，增加飞机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毕竟是聪明的，不知是谁急中生智，想出一个异想天开的主意：速度较快的9架P-51型战斗机飞过之后，绕一个圈再接到飞行编队末尾速度较慢的PT-19型教练机和L-5型联络机的后面，第二次通过天安门上空。这个主意，在世界空军受阅史上堪称绝无先例的奇思妙想，却使得本来难度极高的训练难上加难。年轻的人民空军勇敢地接受了这个挑战，以极其认真细致的态度投入了训练。
训练期间，还发生了一个有趣的花絮。9月23日飞行编队进行第一次实地预演时，正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周恩来在大会主席台上发言。飞机引擎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一时间传到会场，正聚精会神开会的代表们受此惊动，有点坐不住了，会场内有些**。要知道，四个月前国民党军的飞机刚刚空袭了南苑，造成不小的伤亡。周恩来**地察觉到代表们的不安，自豪地笑着说：“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他们在保卫我们的政协会议。同时，他们也在实地训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做阅兵准备。”代表们一听原来如此，顿时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就连不少白发老人也像孩子似地拍起了巴掌。
10月1日下午，中国人民空军的首次表演开始了。出发前，年轻的飞行员们面对国旗立下誓言：“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
16时35分，人民空军的飞机分别以三机和双机编队，一批又一批地飞经天安门广场的上空，天上地面，浑然一体，汇成了极为壮观雄伟的立体阅兵景观，这既使人大开眼界，又让人感受到一种震撼。
当飞机飞临天安门上空时，广场和城楼上爆发出如潮掌声。人们挥动着帽子、手帕，一个劲儿地欢呼、跳跃，嗓子喊哑了，鞋子蹦掉了，人群的欢呼声与飞机的轰鸣声浑然一体。
“我们有自己的空军了！”
“我们自己的飞机来了！”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中央人民政府其他副主席、委员都兴奋地仰视着人民共和国自己的空军和飞机。朱总司令自豪而风趣地说：“今天，我才真正成了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了！”大家都开怀大笑起来。
从9月22日，中央军委同意空军参加开国庆典的计划，到10月1日的完美演出，只有短短8天的时间。但英雄的空军战士凭借着对党的忠诚、对新中国的热爱，创造了解放军空军史上的奇迹！在短短的8天时间里，他们顺利组织了空中编队飞行训练，出色完成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空中阅兵任务。
开国大典军乐队
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除了雄赳赳、气昂昂走过天安门前的检阅部队外，还有一支特殊的部队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人民解放军军乐队。
10月1日下午3时，当庄严的国歌奏响的时候，没有人会忘记那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更没有人会忘记那一刻的心潮澎湃。但是鲜为人知的是，这一刻的震撼和一个人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他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的创始人之一，著名指挥家罗浪。
罗浪是福建德化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并于同年进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在长期的战斗生涯中，罗浪逐渐成长一名优秀的革命音乐家和指挥家，成为新中国军乐事业的主要奠基人。
早在1949年7月末，阅兵部队在加紧训练的同时，住在北平城东单大街西总布胡同的军乐团也在抓紧时间排练。阅兵指挥部指示：将华北人民文工团的管乐队以及受阅部队军师两级的军乐队合并，组建成一支200多人的联合军乐队，由罗浪担任总指挥。
这一年罗浪刚满29岁，但年轻气盛的他对这样的任命似乎早已有了准备。因为自从由他担任指挥的军乐团奉命到达北京之后，他的老上级、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和将要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开国大典上接受检阅的杨成武就曾多次召见他，每次和他谈及此事，都要详细地询问军乐团的情况。
一次，聂荣臻拍着罗浪的肩头，关爱却又不失严肃地说：“罗浪呀——”他顿了一顿，又指着在座的杨成武说，“他率领的受阅部队经过天安门。毛主席就在城楼上。”聂荣臻又在屋里踱着步扭过头来冲罗浪说：“毛主席要亲自聆听咱们军乐团的演奏，要亲自升起五星红旗。你指挥的乐团要壮国威，壮军威。”罗浪立即双脚并拢做立正姿势，他深知自己责任之重。
当时政协一届会议还没有召开，开国大典上究竟用哪一首曲子作为国歌根本就无法确定，这让罗浪心里很没底。心里搁不住事的他跑去请教老上级聂荣臻。聂荣臻给了他三套可能出现的方案：一是歌颂人民领袖和中国共产党丰功伟绩的《东方红》；二是风靡全国的《团结就是力量》；三是解放区内传唱不衰的《新民主主义进行曲》。
虽然备选方案有三套之多，但罗浪还是很满意，他开始了认真的准备。为了将乐团指挥提升至一流水平，罗浪发了狠心。在北京特有的骄阳之下，一天十几个小时的站立训练，晒得黝黑的罗浪和他的队员们个个劲头十足，每天将设想中的三首国歌曲子萦绕在脑海中。
临时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由来自不同单位的乐队组成：华北人民文工团军乐团、二十兵团军乐团、华北军区军乐队。每个乐队都有自己的风格，现在要融为一个统一的风格，就要看指挥的能力了。为了让军乐团能圆满、和谐地在开国大典当日震惊世界，罗浪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国歌”的演练做好了准备，接下来的问题是开国大典上的阅兵式用什么乐曲呢？
不久，阅兵指挥部在天安门旁边的中山公园召开了部队指挥官会议，议题就是确定采用什么样的阅兵典礼乐曲。与会人员中不乏专家、学者、政协委员，甚至还包括几位苏联专家。身为军乐团总指挥的罗浪理所当然地参加了会议，尽管在众人眼中他不过是个“毛头小子”。
当时大家提出了很多不同意见：第一就是采用欢迎曲、阅兵进行曲、分列式进行曲等旧军队乐曲，也是目前德国、日本等国家在使用的阅兵乐曲；第二种意见主张采用苏联乐曲，向社会主义老大哥学习；第三种意见是军乐队总指挥罗浪提出来的，他主张采用石家庄军政大学结业典礼时阅兵的演奏曲目，这些曲目都是一些革命歌曲改编而成的。
在意见难以统一的情况下，杨成武让罗浪组织编写一个阅兵乐曲曲名和群众游行乐曲曲名交给阅兵指挥部。
根据毛泽东“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的批示，一套以《八路军进行曲》、《骑兵进行曲》、《战车进行曲》（又叫《坦克进行曲》）、《炮兵进行曲》等进行曲为主，中间穿插解放区流行歌曲《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和老百姓》、《团结就是力量》等曲目的一整套开国大典乐曲被确定下来。
罗浪和军乐团日夜演练，终于达到了他预想中的效果，尤其是作为核心演练的三首“国歌”。不料，世事难料，命运与军乐团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却险些酿成大错。
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这个结果出乎军乐团的意料。负责通知罗浪的张致祥忙里忙外，顾此失彼，竟然忘记了通知罗浪，直到28日傍晚才慌忙给罗浪打电话说：“哎呀，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国歌已经确定了，是《义勇军进行曲》。”罗浪顾不上埋怨，急忙找人抄写分谱，自己则连夜给国歌作了节奏式的低音配器。次日，全团就开始了紧张的演练。
北京的秋天素来有“秋老虎”的称谓，说明其炎热。实际上北京的秋天又是四季中最美的时候，尤其是在这样振奋人心的日子里。
10月1日下午两时半，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在总指挥罗浪的率领下进入天安门广场，分成两个纵横各十路的方队，站到了天安门城楼正前方的两条有轨电车道之间。为显示威武整齐的新面貌和鼓乐喧天的大气势，军乐队将大小军鼓排列在两个方队的最前面。
按照计划，下午2时，军乐团正式进入会场，2时30分在天安门广场旗杆的正北面列好队伍立正等候，2时50分毛主席的汽车到达天安门，2时55分罗浪指挥乐团奏响了乐曲《东方红》，迎接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及中央首长，下午3时林伯渠宣布开国大典开始，军乐团奏响国歌。
很快，毛泽东一行的车队到达了天安门。在毛泽东登上城楼的一瞬间，站在城楼东边的阅兵指挥部宣传部长张致祥按预定计划，用手中的白手套向罗浪画了一个圈，罗浪立即挥动指挥棒，《东方红》乐曲顿时响彻天安门广场。
在随后的典礼中，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当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后，按预定的程序，林老应宣布“升国旗，奏国歌，鸣礼炮”，可是林伯渠只宣布“请毛主席升国旗”而没有提及奏国歌，罗浪一愣怔，心想不管提不提，也得开始演奏了，随即有力地挥动双臂，于是雄壮的国歌第一次正式奏响在天安门广场。
罗浪的精神在这一刻无比振奋，只见他的指挥棒直指长空，整个军乐团在他的魔棍指挥下**澎湃，惊天动地。这一刻指挥棒划出的节奏和队员们的演奏前所未有地契合。人们仿佛能通过这首荡气回肠、气贯长虹的乐曲，看见新中国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
毛主席在国歌声中亲手按动电钮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炮兵鸣放28响礼炮。这28响礼炮寓意着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创建已经走过了28个春秋。
在隆重的开国典礼上，奏国歌、升国旗、鸣礼炮这些仪式让人无比振奋和激动。当鲜艳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时，广场上30万人一齐脱帽肃立，仰视国旗。相信那一刻，必将成为所有人心中永远不能忘记的光辉一页。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