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斯·芬奇-哈顿那时刚刚结束了一场游猎，来农场住了几天。后来我开始整理和打包房子里的东西，就没有地方给他住了。于是他便搬去了内罗毕，住在休·马丁家里，但每天还是会开车来农场和我一起用餐。等到屋里的家具变卖一空，我们就每人坐着一个包装箱，再用另一个包装箱当餐桌。就这样对坐聊天，直到深夜。
有那么几次，丹尼斯和我交谈的语气仿佛我真的要告别这个国家了。他是把非洲当成故乡的人，所以非常理解我，也为我感到黯然。不过有时他也会笑话我的离愁别绪。
他问我：“你真觉得没有西朗加在身边就活不下去了？”
“一点没错。”我答道。
但大多数时间我们都谈笑如常，表现得好像未来根本就不存在；丹尼斯从来不会担忧未来，好像他知道一种常人不知道的神秘力量，只要愿意就可以随时汲取。所以他很快就接受了我这种万事不挂怀的态度：别人怎么说怎么想都随他去吧。只要他在农场，我就觉得坐在空房子里的木箱上是个再正常不过的举动，而且很符合我们共同的品位。丹尼斯给我念过一首很应景的诗：
务将悲戚的谣曲，
换成轻松的旋律。
我绝不为遗憾而来，
只为欢乐而至。[5]
那几个星期，我们经常飞到恩贡山脉上空或深入禁猎区里做短途飞行。有一天，朝阳初升之际，丹尼斯驾机来农场接我，我们飞到了恩贡山南侧的大草原上，在那里看到了一头狮子。
他的书在我家放了很多年，他说过要把它们打包运走，但一直没有真正动手。
“你留着吧，”他说道，“反正现在我也没地方放书。”
至于我的房子被收走之后他要住在哪儿，他一直打不定主意。有一次，他在朋友力劝之下开车去内罗毕看了一眼出租的小别墅，回来时满脸厌恶，提都不愿提这件事，直到吃晚饭时才开始描述那些房子和家具的样子，但说到一半就停了嘴，呆坐在那里，表情又是厌恶又是悲哀，我很少见他这个样子。那种生活让他一见便觉得不堪忍受。
不过他这番评价是很客观的，没有掺杂个人私念，他早就忘记自己本就出生在那种生活环境当中。每次我一提起这件事，他就打断我说：“哦，我在马塞人的地界支个帐篷就已经很快活了，或者在索马里人的村子里找间茅屋也可以。”
这件事是一个契机，让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聊起了我回到欧洲以后的生活。丹尼斯觉得我告别农场之后会活得更舒服，因为我可以完全摆脱非洲的文明氛围。“你知道的，”他说，“非洲大陆总给人一种阴阳怪气的感觉。”
丹尼斯在海边有一块地产，位于蒙巴萨以北三十英里的塔卡温古海湾一带。那里是古阿拉伯人的城镇遗迹，有一座很不起眼的宣礼塔和一口水井，遗迹久经风雨，早已坍塌成了盐碱地上的灰石堆，废墟中还生长着几棵古老的芒果树。丹尼斯在自己的土地上修建了一座小房子，我去住过。那里的风景圣洁而浩渺，眼前就是一望无际的碧蓝色的印度洋，南边是幽深的塔卡温古海湾，灰白色和金黄色珊瑚礁构成的陡峭的海岸线绵延无际，直到天边。
退潮时，你可以从房子向海里漫步好几英里，就像踏入一片铺设得并不均匀的大广场，你在途中可以捡到尖尖长长的奇形贝壳和海星。有些斯瓦希里渔民会到这一带游**，向我们兜售五颜六色、长着尖刺的鱼，有些味道相当鲜美。他们都围着缠腰布，裹着红色或蓝色的头巾，宛如航海家辛巴达复生。房子下方的海岸上有一大排被海浪掏空的岩洞，你可以坐进阴凉的洞穴，眺望远方海面的粼粼波光。涨潮时，海水会淹没洞穴，一直升到与房屋地基齐平的高度。大海在玲珑多孔的珊瑚礁里发出奇异的歌唱和叹息，仿佛脚下的土地一时活了过来；汹涌的浪涛像千军万马呼啸着涌入塔卡温古海湾。
我住在塔卡温古的时候经历了一次满月，夜空阒寂、遍地清辉，令人心醉不已。躺在**，透过敞开的门扇可以看见银波闪耀的大海，煦暖的夜风嬉戏着、絮语着，把松软的细沙吹到屋里的石头地上。某天夜里还有一队阿拉伯帆船贴着海岸驶来，季风无声无息地推着它们前行，月光下只见一列棕色的帆影悄然滑过。
有时丹尼斯会提起在塔卡温古长住的事，说自己打算每次游猎都从那里出发。当时我们聊到了告别农场的话题，他主动提出让我去住塔卡温古的房子，就像他把我的高原农场当成自己家一样理所当然。但白人不适合长期傍海而居，除非肯下大工夫把居住环境修整得非常舒适。我觉得塔卡温古地势太低了，气候也过于炎热。
我离开非洲那一年的五月，丹尼斯去塔卡温古住了一个星期。他打算在自己那块土地上建一座大一点的房子，还要多种几棵芒果树。他是开飞机去的，本来打算绕道沃伊再返回，看看有没有值得狩猎的大象。土著人之间一直有传言说有一群大象从西边迁徙到沃伊郊外，其中有一头特别雄壮的公象，块头足有其他大象的两倍，经常在灌木丛里独自出没。
丹尼斯自认为是个极端理性的人，实际上特别容易被反常的情绪和预感左右，然后就会莫名沉默好几天，乃至一个星期，可他自己感觉不到，如果我问起，他还会觉得很吃惊。他去海滨之前的那几天一直魂不守舍，每天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问他怎么了，他却笑我想得太多。
我觉得从高空俯瞰大海一定很美，就让他带我一起去。本来他一口答应了，后来却变了卦；他说这次要绕路沃伊，路上会很辛苦，没准儿还得降落到灌木丛里过一夜，所以有必要带上一个土著仆人。我提醒他，他可是答应过要带我飞遍非洲的。是的，他答道，他会的；如果真在沃伊看到了大象，他一定带我过去一睹为快，而且那时他就知道应该在哪儿降落和扎营了。丹尼斯以前从来没有拒绝过我搭乘飞机的请求，这是唯一一次例外。
他在五月八日离开，那天是星期五。临走前他对我说：“等着我，下周四我会准时回来跟你吃午饭。”
丹尼斯要开车前往内罗毕的停机坪，本来已经拐出了我家门前的车道，却突然折回来找我要一本他之前送我的诗集，说要带着路上读。他抬起一只脚踩着车门外的踏板，用指尖点着书页，念了一首我们一起讨论过的诗。
“你很喜欢的那首《灰雁》[6]。”他说。
我看见一群灰雁掠过平原
野雁振翅之声响彻云天——
坚定不移地从天际飞往天际
坚韧如铁的灵魂噙在喉间——
毛羽化为碧空灰白的绶带
烈日的辉光洒过起伏的山峦
然后他朝我挥挥手，开车离去。这一次他没有回转。
丹尼斯在蒙巴萨降落的时候折断了一只螺旋桨，他打电报到内罗毕索要配件，东非航空公司派了一个男孩把配件送到蒙巴萨。飞机修好以后，丹尼斯准备再次出发，打算把航空公司的男孩也一起带上，但男孩不肯上飞机。其实他本来惯于飞行，坐过很多人的飞机，包括丹尼斯的。而丹尼斯的飞行技术很出色，就像他在其他方面的特长一样让土著人很佩服。但这一次，这个男孩死活不肯上他的飞机。
很久之后，法拉在内罗毕碰见了这个男孩，两人聊起这件事，男孩说：“哪怕给我一百个卢比，那天我也不会跟老爷一起上飞机。”在恩贡的最后几天，命运的阴影已经让丹尼斯心有所感，而在那一刻，土著人对他的命运比他自己看得还要清晰。
丹尼斯带着自己的仆人卡茂飞往沃伊。可怜的卡茂特别害怕坐飞机，他在农场的时候和我说过，只要一离开地面，他就紧盯着脚底下，一直到飞机落地才敢抬头。他从来就不敢往机舱外面瞟一眼，更别说从高空欣赏风景了。
星期四那天，我在家等着丹尼斯回来。我猜他会在日出时分从沃伊出发，大约两个小时就能抵达恩贡。但一直不见他来，我想起在内罗毕还有些事情要处理，就开车进了城。
每当我在非洲生了病或者心情焦躁的时候，就会不自主地产生一种偏执的心态，觉得周遭一切都充满危险和悲哀，而我莫名其妙地在这场灾难中站错了队，所以每个人对我都怀着戒备和恐惧。
这种噩梦般的感受其实是战争时期的后遗症。当时有好几年时间，殖民地的人都觉得我是亲德派，对我处处防备，因为我在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星期在奈瓦沙为南部德占区的冯·莱托将军采购过马匹。六个月以前我们同船抵达非洲，他拜托我购买十匹阿比西尼亚血统的母马，但我初来乍到，杂事缠身，把这件事给忘了。后来他写信提醒了好几次，我才终于在奈瓦沙采购了几匹母马，不过战争随即爆发，这几匹马根本没能运出去，但我却从此沾染了亲德的嫌疑。好在战争尚未结束，这种嫌疑就已涣然冰释，因为我弟弟志愿加入英军，在鲁瓦以北的亚眠战役[7]中荣获一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东非旗帜报》还特地刊发了一篇文章，题为《东非人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那几年里，我没把人们的疏远当一回事儿，因为我压根儿不亲德，而且我觉得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完全有办法澄清自己。但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其实比我想象中更深，多年以后，每当我感觉疲累或者发起高烧，这种噩梦般的阴影就会卷土重来。我在非洲的最后几个月里，每件事都会出点岔子，有时这种感觉就像一团黑暗突然降临在我头上，我心里怀着一种惊惧，担心自己可能精神错乱。
这个星期四，在内罗毕街头，噩梦突然把我迎头裹住，越来越浓，我怀疑自己已经发了疯。镇上莫名弥漫着一种浓重的哀伤，我遇到的每个人都很哀伤，而且好像在有意回避着我。没人愿意停下来与我交谈，朋友们一看见我，马上就跳上车一溜烟开走了。我常光顾的那间杂货店的老板是个苏格兰老头儿，名叫杜肯，我们还在总督府的舞会上跳过舞。但这次我刚走进店里，他就用一种惊恐的眼神看着我，从铺子里逃走了。我站在熙攘的内罗毕市中心，感到一种身处荒岛的孤独。
我把法拉留在农场里迎接丹尼斯，所以此刻身边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倒是有几个吉库尤仆人跟着我，但我没法和他们聊这种事。他们对现实的观感一向与我不同，好像活在另一个世界。我想了想，决定去奇罗莫与麦克米兰夫人共进午餐，在那里或许能找到白人聊聊天，舒缓一下我失衡的心智。
我开车前往奇罗莫镇上那座漂亮的内罗毕式老建筑，它坐落在一条竹林夹道的长街尽头，我发现那里正在举办午餐会。但奇罗莫给我的感觉和内罗毕一模一样，人人悲痛欲绝。我进屋的时候，所有人的谈话都戛然而止。我在老朋友布尔佩特老先生身旁坐下，他垂下眼帘，勉强说了几句话。我试图驱散心头浓重的阴影，主动提起他在墨西哥登山的事，但他好像完全不记得这段经历了。
我心想，与这些人在一起对我无益，我想回农场去。丹尼斯应该已经到了，我们会像正常人那样交谈，我会重新清醒起来，了解和领悟现在发生的一切。
我们用完午餐，麦克米兰夫人突然邀我到小客厅里去坐坐。在那里，她告诉我沃伊出事了，丹尼斯的飞机坠毁了，他没能逃出来。
果然，听到丹尼斯名字的那一刻，真相在我眼前揭开了面纱，我终于了解并领悟了一切。
后来，沃伊的地区长官来信叙述了事故的细节。前一晚丹尼斯留宿在他家里，第二天一早带着仆人登上飞机，准备返回农场。他升空不久便疾速折返，而且飞得极低，离地面只有两百英尺。这时飞机突然翻滚起来，然后像一只大鸟猛栽下来，在坠地的那一瞬间燃起了大火。前去救援的人都被火焰逼退，等他们用树枝和泥土把火扑灭，发现飞机已经摔得不成样子，机上的两个人都已身亡。
多年以后，殖民地的人仍然觉得丹尼斯之死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普通殖民者对他的态度也开始以褒奖居多，他们逐渐对先前无法理解的价值观产生了崇敬。人们提到丹尼斯，最常用的一个词就是运动家；人们经常谈起他在板球场和高尔夫球场上的辉煌成就，这些事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所以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他几乎在每一项体育运动上都有不凡的声名。除了缅怀他的运动家身份，人们也会加上一句：当然了，丹尼斯做什么都很出色。人们真正缅怀的是丹尼斯的真诚与无私，他身上有一种绝对诚实的品格，除了他以外，我只在傻瓜身上才见过。在殖民地，这些品格未必会被人积极效仿，但如果存在于逝者的身上，那么也许就比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更能迎来真诚的赞赏。
土著人比白人更了解丹尼斯，对他们来说，丹尼斯之死有如丧亲之痛。
我在内罗毕得知丹尼斯的死讯后，就试着赶往沃伊。我听说航空公司派汤姆·布莱克前往沃伊汇报这起事故，便立即开车前往机场，想请他把我带过去。但等我赶到机场，他的飞机刚好升空飞走。
本来我可以开车去沃伊，但长雨季还没结束，得先察看路况如何。我在焦急等候路况报告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丹尼斯说过以后想葬在恩贡山脉的话。奇怪的是，我以前从未想到过这件事，直到此刻我才意识到自己真的要为丹尼斯寻一块埋骨之地了。这一切就像一幅画卷，在我眼前徐徐展开。
山里有个地方，就在禁猎区的第一道山脊上，当年我还以为自己会在非洲度过余生，曾经把这块土地指给丹尼斯看，告诉他那就是我未来墓穴的所在。那天晚上，我们在屋外闲坐聊天，一边眺望远山，丹尼斯突然说自己也想葬在那里。从那以后，我们再开车进山，他就会经常提议我们开远点儿，开到墓地那里去。有一次我们为了寻找野牛的踪迹而进山露营，在午后徒步翻山越岭，到近处去察看这片土地。这里风景特别好，我们在落日的余晖中可以同时望见肯尼亚山和乞力马扎罗山。丹尼斯在草地上躺下，一边吃橘子一边说自己很愿意葬在这里。我为自己选的墓址地势更高一些，但从这两个地方向东眺望，都能看见森林中央我的房子。或许，明天我们就能回到那里，永远在家里相聚了——当时我心里这样想着，完全忽视了“人总有一死”的自然规律。
古斯塔夫·莫尔一听说丹尼斯的死讯，就从自己的农场匆匆赶到我家，扑了个空之后又跑来内罗毕找我。过了一会儿，休·马丁也到了，我们三人聚在一起。我把丹尼斯的遗愿和山间那处坟地告诉他们，他们就给沃伊的人打了电报。那边在我返回农场之前就发来了回音，说第二天一早会把丹尼斯的遗体送上火车，当天中午就可以在山上举行葬礼。所以在此之前我务必得把丹尼斯的墓穴准备好。
古斯塔夫·莫尔陪我一起返回农场，当晚就住那里，第二天一早又帮我料理相关的事情。我们必须赶在天亮前起程上山，选好墓址，及时把墓穴挖好。
雨下了整整一夜，翌日清晨我们出发的时候，外面还是淅淅沥沥的。路上的车辙积满了雨水。上山的这段路像在云中穿行，我们看不见左侧悬崖下的平原，也看不见右侧的山坡和山峰。几个仆人坐着卡车跟在身后，虽然两车只相距十几码，但我们完全看不见他们的身影。我们开得越高，雾气越浓，路牌显示我们脚下就是禁猎区，于是我们又往前开了几百码便下了车，把卡车和仆人留在路边，我们找到合适的地点之后再来叫他们。清晨凛冽的空气冻得人指尖生疼。
墓穴的选址不能离公路太远，地势也不能太陡，否则卡车开不进来。起初我们并肩走了一阵子，一路议论着这场大雾，然后在岔路口分手，各自沿着小径走去，几秒钟后就看不见彼此了。
广袤的山野在我身边勉强露了露脸，随即被大雾遮盖无踪。山里的天色类似北欧的阴雨天，法拉背着湿漉漉的步枪走在我身边，他担心我们会撞上一群野牛。沿途的景物冷不防从雾气里冒出来，大得诡异。灰色的野橄榄丛和一人多高的草丛都湿漉漉地滴着水，散发出浓郁的芬芳。我虽然穿了雨衣雨靴，但身上还是很快就湿透了，好像一直在涉水而行。山间万籁俱寂，不过雨势偶尔转大，四面八方就传来耳语一般的沙沙声。有一次浓雾突然分开，我的眼前出现了一片靛蓝色的土地，仿佛一大块青石板——那一定是远处一座巍峨的山峰。片刻之后雾气四合，眼前又是一片灰蒙蒙的雨色。我走啊走，终于住了脚。现在我们一筹莫展，只有等待天气转晴。
古斯塔夫·莫尔大声呼唤了三四次才确定了我的位置，他循声走来，脸上和手上都是雨水。他说我们已经在大雾里转了快一个钟头，如果现在还不能确定位置，就赶不及在葬礼前挖好墓穴了。
“但我连自己在哪儿都分辨不出来，”我说，“我们不能把他葬在四面背山的地方，那就看不见外面的风景了。再等等吧。”
我们在高草丛中默默伫立，我抽了一根烟。就在我扔掉烟蒂的一刹那，雾气突然淡了几分，天地间出现了苍白阴冷的亮色，十分钟后我们就看清了自己身处何方。平原在我们眼前铺开，我看到上山时的那条来路从山脊间蜿蜒而来，从我们脚下经过，又蜿蜒而去。南方的天际流云变幻，隐约露出了乞力马扎罗山暗青色的山麓。我们又向北望去，这时天光大盛，一道苍白的日光从空中斜射而下，为肯尼亚山肩镀上一道闪亮的银边。我们突然发现，就在脚下东方的近处，有一个小红点夹在一片灰绿之中，那是我家屋顶的红瓦掩映在森林之中。我们不必再往深处走了，脚下就是最合适的地点。片刻之后雨又大了起来。
从我们站的位置往坡上走大约二十码，有一个天然形成的狭长平台。我们在那里用罗盘察看了方向，标出了坐东朝西的墓穴，然后叫来仆人用大砍刀清理杂草，挖开潮湿的泥土。莫尔带了一些人去给卡车铺路，便于它从山路开到墓穴这边，因为泥地太湿滑，他们得先把地面整平，再砍一些灌木枝铺在地上。不过这片山坡太陡峭，我们没办法把路一直修到墓穴旁边。直到此刻以前，山里都是静悄悄的。随着仆人开始动手工作，我听见四面开始传来阵阵回响，应答着铁锹铲动的声音，像一只小狗的吠叫。
陆续有几部小汽车从内罗毕开上山来，我们派了一个仆人给他们指路，因为在广阔的山野间很难注意到在灌木丛里挖墓穴的一小群人。内罗毕的索马里人也来了，把骡车留在山路上，三五成群慢慢往山上走，边走边以索马里人的方式默哀：似乎要把脑袋全部包起来，遁世而去。丹尼斯的朋友们得知他的死讯，纷纷从奈瓦沙、吉尔-吉尔、埃尔门泰塔赶来，车身上因为长途疾驶而溅满泥浆。此刻天更亮了，恩贡山脉的四座主峰的轮廓在头顶渐渐清晰起来。
刚过中午，车子载着丹尼斯的灵柩从内罗毕出发，沿着他在坦噶尼喀的狩猎路线，从湿滑的泥泞中慢慢开来。车子在最后一处陡坡前停下，人们把狭长的棺木抬出来扛在肩上，棺木上盖着国旗。棺木落入墓穴的那一刻，山川草木一时容色尽改，静静化为葬礼的背景；肃立的群山完全了解我们为何聚在此地，片刻之后就将仪式承担了起来。这是它们与丹尼斯的默契，我们这群人只不过是风景中微不足道的看客。
丹尼斯亲自走过非洲高原上所有的道路，他比其他任何一个白人都了解这里的风土和季候、草木和野兽。他观察过高原上的阴晴变幻，观察过这里的居民，观察过白昼的流云和暗夜的星辰。不久前，就在这片山峦之间，我还见到他没戴帽子，举着双筒望远镜，在午后的阳光下极目眺望非洲的土地，观察着土地上的一草一木。他把这片山野珍藏于眼中和心底，为它打上自己的烙印，让它成为生命的一部分。现在，非洲也接纳了他，这片土地也将把他改变，把他化为自己的一部分。
我听说内罗毕的大主教不愿意上山，因为觉得时间太仓促，来不及为这片土地祝福[8]。不过有一位牧师出席主持了葬礼，但他说的那套词儿我从来没听过。牧师的嗓音在旷野中听起来又细又脆，仿佛山间的鸟鸣，我觉得丹尼斯一定巴不得仪式赶快结束。最后，牧师用《诗篇》中的一句作结：“我要向山举目。”[9]
其他白人离开后，我跟古斯塔夫·莫尔又在墓前坐了一会儿。等我们也离开了，那些穆斯林才走上前去，在墓旁祈祷。
丹尼斯过世后，曾经随他一起游猎的几个仆人陆续来到我的农场。他们没有吐露来意，也对我一无所求，只是背靠着房子的外墙坐下，双手垂下，手背贴地。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很沉默，与土著人平常的习惯大不相同。马里姆和萨尔·西塔来了，他们是丹尼斯骁勇、机敏、无畏的扛枪人和追猎手，是他狩猎时的左膀右臂。两人曾与威尔士亲王一同出猎，多年后亲王还对他们念念不忘，说这两个人一旦同行，真可谓所向无敌。现在，伟大的追猎手失去了前进的目标，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丹尼斯的司机卡努西亚也来了，一个身材瘦削的吉库尤小伙子，眼睛如猿猴般机警；他曾在坑坑洼洼的原野中开过上千英里，现在却倚坐在我的屋外，像一只被关进笼子的猴子，满面哀伤、浑身打战。
丹尼斯的索马里仆人伯莱亚·伊萨也从奈瓦沙赶到农场，他随丹尼斯去过两次英国，在那里念过书，学了一口温文尔雅的伦敦腔。几年前，丹尼斯和我还到内罗毕出席了伯莱亚的婚礼，那真是一场盛大的仪式，足足办了七天七夜。那时，这位旅人和学者再度回归了祖先的传统，穿着一身金色的长袍，双膝跪地迎接我们，随后为我们跳起狂野的剑舞，顾盼之际颇有沙漠亡命之徒的雄姿。伯莱亚也上山瞻仰过主人的墓地，在墓旁坐了很久；他回来之后就不太说话了，很快也像其他人一样倚着墙根坐下，双手垂下，把手背贴在地上。
法拉走到屋外，站在那里和吊唁者攀谈。他自己的神色也很严峻。“如果老爷还在的话，哪怕您要离开非洲，情况或许也不会这么糟。”他对我说。
丹尼斯的仆人们在农场待了大概一周，然后陆续离开。
我经常开车去山里看望丹尼斯。他的墓离我家的直线距离不超过五英里，但开车过去就要绕上十五英里。那里的海拔比我的房子高一千英尺，空气清寒如水；摘下帽子，轻风就吹起你的头发；山上白云悠悠，自东而西缓缓经过峰顶，在起伏的大平原上投下变幻不定的阴影，又在大裂谷上空消散。
我在杂货店里买了三英尺白布，土著人称之为“美国粗布”。在法拉的帮助下，我在墓地后方的山坡上立起了三根长杆，把白布钉在上面，这样我从家里就能辨认出墓穴的确切位置。它像一个小白点飘摇在一片碧山之中。
长雨季降水丰沛，我担心疯长的野草盖住坟墓，以后就不好找了。我们找了一天时间，把车道上所有的白石头都收集起来(就是卡罗门亚费了一番力气才堆在我门外的那些)，装在厢型车里拉上山。我们清理掉墓穴周围的杂草，把石头摆成一个方形的标志；以后我们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这块地方了。
我经常到丹尼斯的坟上去，每次都会带上家里的土著仆人，所以他们很快就熟悉了这里的地形，可以为前来瞻仰的人指路。仆人们还在附近的树丛里搭了一间小凉棚。夏天，丹尼斯的朋友阿里·宾·萨利姆酋长从蒙巴萨赶来吊唁，按照阿拉伯人的习俗伏在墓上痛哭了一场。
这一天我又来到墓地，恰好休·马丁也在，我俩坐在草地上聊了很久。丹尼斯的去世让休·马丁悲恸欲绝。如果还有谁能在他古怪的遁世生涯中占有一席之地，那么这个人无疑就是丹尼斯。典范是一种奇怪的东西，你从来也想不到休·马丁会把什么人当作典范，更想不到失去这个典范会对他产生如此致命的影响，仿佛切除了一个重要的器官。但自从丹尼斯去世后，他见老了，也变了很多，脸上生斑，形容憔悴。不过他仍然很平和，笑嘻嘻的模样像一尊弥勒佛。似乎他知道什么隐秘的欢乐，所以才感到心满意足。那天他告诉我，他在一天夜里忽然想到了最适合丹尼斯的墓志铭。我想他大概引用了某位古希腊作家的话，因为他先用希腊语说了一遍，然后又译成了英语好让我听得懂。这句话是这样的：“冥渊之火席卷我的骨灰，但我毫不在乎。此刻我已得安眠。”
后来，丹尼斯的哥哥温奇尔西伯爵在墓前立了一块方尖碑，碑上的铭文引自《古舟子咏》，这是丹尼斯生前非常推崇的一首诗，丹尼斯念给我听以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记得第一次听他说起，是在参加伯莱亚婚礼的路上。我没亲眼见过这块方尖碑；它是在我离开非洲之后才立的。
英国也有一座献给丹尼斯的纪念碑。伊顿公学[10]的同窗为了纪念他，在母校草坪中央的小河上捐建了一座石桥，一侧桥栏刻着丹尼斯的姓名和在伊顿就学的日期，另一侧桥栏上刻着如下字样：“献给运动场上的健儿，挚友立。”
他生命的轨迹始于柔美的英伦小河，终于巍峨的非洲青山，看似半生飘摇无依，其实那只是人们的错觉，变幻的不过是周围的风景而已。弓弦从伊顿桥上释放，箭矢凌空画出一道轨迹，射中恩贡山头的方尖碑。
我离开非洲以后，古斯塔夫·莫尔在信中提到丹尼斯墓旁发生了一件奇事，他写道：“马塞人向恩贡的地区长官报告说，他们在破晓与黄昏之际经常见到狮子在芬奇-哈顿的墓前出没。一头雄狮和一头雌狮会在墓前的草地上或站或卧，久久不去。有些去卡贾多的印度人坐卡车路过时也见过这两头狮子。你离开以后，坟墓四周的土地都被铲平，成了一个大平台，我猜这片平地多半成了狮子休憩的好地方，它们可以从这里俯瞰平原、牛羊和野兽。”
狮子来到丹尼斯的墓前，把他的坟墓变成了一块伫立在非洲的纪念碑，这安排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墓草长新，永留追忆。”[11]我想起特拉法尔加广场上的纳尔逊勋爵[12]纪念碑，他碑上的那几头狮子也只不过是青铜雕铸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