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来非洲的船上，我刚好坐在一个比利时人和一个英国人之间用餐。比利时人要前往刚果；英国人要去非洲打羚羊，他以前为了打野羊到墨西哥去了十一次。我要和左右两个人轮番交谈，结果把英语和法语弄混了——本想问比利时人是不是经常旅行，却用法语说道：“您这辈子工作[29]得多吗？”他不以为忤，反而把牙签从嘴里拿出来，郑重其事地答道：“我永远在工作!夫人。”从这时开始，他觉得要把一生的辛劳统统向我倾诉，不管谈到什么话题，总会回到一个特定的表达：“我们的使命，我们在刚果的伟大使命!”

一天夜里我们正要打牌，英国旅客给我们讲起了自己在墨西哥碰上的好笑事：在一个山间的偏僻农场里住着一位非常年迈的西班牙老妇，她听说有陌生人造访，就遣人邀他过去做客，并吩咐他讲讲外面世界的新鲜事儿。他说道：“呃，太太，现在人能在天上飞了。”

“是啊，我也听说了。”她答道，“为这事儿我还和牧师争论过好几次呢，现在该请您为我们解解惑了。人在天上飞的时候，究竟是像麻雀一样把两腿弯在身下，还是像鹳一样往后伸直？”

在我们聊天的时候，英国人还提到了墨西哥土著的愚昧无知以及在当地开办学校的事。比利时人本来正在发牌，闻言把最后一张牌攥在手里，咄咄逼人地盯着英国人，说道：“叫那些黑人知道怎么好好干活就行了，没必要教别的。”然后他把这张牌重重拍在桌子上，异常坚决地重复了好几遍，“没必要，没必要，完全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