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行山南已三日,如绳大道东西出。

平川沃野望不尽,麦陇青青桑郁郁。

地近函秦气俗豪[2],秋千蹴鞠分朋曹[3]。

苜蓿连云马蹄健[4],杨柳夹道车声高。

古来历历兴亡处,举目山川尚如故。

将军坛上冷云低[5],丞相祠前春日暮[6]。

国家四纪失中原[7],师出江淮未易吞。

会看金鼓从天下[8],却用关中作本根[9]。

[注释]

[1]山南:南郑(今陕西汉中)在终南山之南,故称山南。行:歌行。

[2]函秦:古时秦国在现在的陕西、甘肃一带,有函谷关之险要故称函秦。

[3]蹴鞠(cù jú促菊):踢球。

[4]苜蓿:俗名金花菜,是马的好饲料。连云:形容一望无际。

[5]将军坛:指南郑城南汉高祖拜韩信为大将时筑的拜将坛。

[6]丞相祠:指蜀汉丞相诸葛亮的祠庙。

[7]四纪:十二年为一纪,宋自“靖康之变”到陆游作此诗时,中原沦落已近四十八年。

[8]金鼓:铜制成的战鼓。从天下:从天上落下,形容声势之大。

[9]关中:指函谷关与陇关之间的地方。本根:根据地。

[点评]

乾道八年(1172),陆游因四川宣抚使王炎的邀请,入征西大幕任干办公事兼检法官。这对陆游来说,无疑是实现理想的一次很好的机会。于是他即刻从夔州出发,途经万川、梁山军、邻水、岳池、广安、利州直抵南郑。这首诗就是初抵南郑时写的。诗人以极其高亢激越的笔调,抒发了他初到南郑时对川陕山川形势的激赏和对有幸投身军幕的兴奋与欣喜。

诗分四个层次,逐层展开。

南郑在地理形势上一向处于咽喉锁钥地位。它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南渡后,南郑更成为西北国防的前线。这里有雄关沃野、如绳大道,虽也经历了兵燹战乱,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经营,已是麦陇青青,桑林郁郁,呈现出通都大邑、平畴沃野、物产富庶、丰收在望的景象。“我行山南”四句即点出了此时南郑特有的地理优势。

接着诗人表达了对此地民风雄豪的景慕。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士,造就一方民风。南郑地近函秦,有险关要隘、千里沃野,地势险峻,景象开阔。我军兵强马壮,粮草充足,民风尚武,一派热烈的战地氛围。他和同僚们一起酣宴打球、阅马纵博、习武图强,山川形势的险要和军中生活的刺激,足使诗人快慰平生。此种气氛是诗人在暖风熏人、一派歌舞升平的江南偏安之地所从未感受到的。因此,高山流水,如见知音,心情特别兴奋激动,诗人下笔也就酣畅淋漓、挥洒自如了。

“古来历历”以下四句又为一层。诗人在此转笔于历史兴亡的感慨,想要说明山南历来是历史风云的舞台,有多少英雄人物在这里上演了惊世骇俗的人生剧目:当年韩信在此拜将,率大军击败项羽,为汉室奠定了基业。诸葛亮为统一天下,在汉中苦心经营,六出祁山,北伐中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些都给诗人一个积极的昭示:这一带确实是南宋建立不朽基业的根据地。以此为本根,北上中原恢复失土有望告成。诗的最后四句,几乎是理所当然地推出了他心中最直觉的观点:“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诗人通过对山南地理、物质形势、民风民俗、尚武习气的考察,再结合历史兴亡的教训,提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宋史·陆游传》)的策略,应该说是周密慎重的,与当时征西幕中的北伐形势基本上步调一致。只不过陆游过于直率的表白,触动了和戎者敏感的神经,致使主帅王炎处于两难境地。这一点,从王炎不久即被卸任遭诬可以得到明证。

这首七言歌行取材新颖,气象恢宏,颇得江山之助。苏轼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颇有奇气。”陆游中年从军,入幕南郑,眼界开阔,生活丰富充实,豪气陡生,《山南行》可看作是他诗风转变的一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