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诗成[1]

九服归元化[2]，三灵叶睿图[3]。

如何本初辈，自取屈氂诛[4]？

有甚当车泣[5]，因劳下殿趋[6]。

何成奏云物[7]？直是灭萑苻[8]。

证逮符书[9]密，辞连[10]性命俱。

竟缘尊汉相[11]，不早辨胡雏[12]。

鬼箓[13]分朝部，军烽照上都[14]。

敢云堪恸哭，未必怨洪炉[15]！

其二

丹陛犹敷奏[16]，彤庭欻战争[17]。

临危对卢植[18]，始悔用庞萌[19]。

御仗收前队[20]，兵徒剧背城[21]。

苍黄五色棒[22]，掩遏一阳生[23]。

古有清君侧[24]，今非乏老成[25]。

素心[26]虽未易，此举太无名。

谁暝衔冤目，宁吞欲绝声？

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27]。

[注释]

[1]有感：自注“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诗成”。据新、旧《唐书》李训、郑注等传记载，文宗大和九年（835）十一月二十一日，韩约奏“金吾院石榴开，夜有甘露”，文宗令宦官左右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帅诸宦往视，而伏官健执兵于丹凤门外，冀将宦者一网打尽。仇士良等至左仗，闻幕下有兵声，惊恐走出，即举软舆挟持文宗，并率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遇人即杀，李训、郑注及宰相王涯等族灭者十一家，史称“甘露之变”。第二年春，李商隐作《有感二首》。

[2]“九服”句：九服，指全国疆土；元化，帝王德化，称颂文宗之辞。《周礼·夏官》：“职方氏辨九服之邦国。”云方千里为王畿，其外依次各方五百里，为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

[3]“三灵”句：三灵，指天、地、人，或谓天神、地祇、人鬼。叶，合，协。睿图，帝王之谋划、谋算。意谓天、地、人三灵皆协合文宗治国之谋划，亦称颂之辞。或谓三灵指日、月、星，用于此处不合。班固《典引》“答三灵之蕃祉”，李善注：“三灵，天、地、人也。”又《魏书·孙绍传》：“事恢三灵，仁洽九服。”三灵与九服对，亦指天、地、人。《隋书·音乐志下》：“睿图作极，文教遐宣。”《旧唐书·王彦威传》：“虔奉睿图，辄纂事功，庶裨圣览。”

[4]“如何”二句：言李训等原可如袁绍之捕杀阉人，何乃谋浅而反遭宦者族诛如刘屈氂。袁绍字本初。《后汉书·袁绍传》：“中常侍段珪等杀何进，劫帝及陈留王走小平津。绍勒兵捕诸阉人，无少长皆杀之，死者二千余人。”刘屈氂，汉武庶兄中山靖王子，征和二年（前93）为左丞相，为内者令郭穰告发，诏载“厨车以狥，要（腰）斩东市，妻、子枭首华阳街”，事见《汉书·刘屈氂传》。

[5]当车泣：《汉书·袁盎传》：“上朝东宫，宦者赵谈骖乘。盎伏车前曰：‘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豪英，奈何与刀锯之余共载？’于是上笑，下赵谈，谈泣下车。”

[6]下殿趋：《梁书·武帝纪》：“大通中谚曰：‘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

[7]云物：云气、云彩，指所谓夜降甘露之祥瑞。葛洪《抱朴子·知止》：“蹈云物以高骛，依龙凤以竦迹。”

[8]灭萑苻：《左传·昭公二十年》：“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子太叔兴兵攻之。”冯浩曰：“或谓宦官率兵杀训、注等，反似灭此众盗。”

[9]证逮符书：证逮，取证辞以逮捕。符书，逮捕之官书文告。《史记·五宗世家》：“请逮勃所与奸诸证。”《汉书·杜周传》：“诏狱益多，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

[10]辞连：供辞株连。

[11]汉相：《汉书·王商传》：王商“长八尺余，身体鸿大，容貌甚过绝人。河平四年，单于来朝，引见白虎殿。”“单于仰视商貌，大畏之，迁延却退。天子闻而叹曰：‘此真汉相矣！’”据新、旧《唐书》载：李训亦容貌魁伟，神情洒落，宦者见训，皆震慑迎拜叩首。此“汉相”借指李训。

[12]胡雏：喻指郑注。《旧唐书·郑注传》：“注本姓鱼，冒姓郑氏，故号‘鱼郑’，时人目之为水族。”此处以石勒比之。《晋书》：“石勒年十四，倚啸上东门。王衍顾谓左右曰：‘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异志，恐将为天下患。’遣使收之，会勒已去。”

[13]鬼箓：登录死者之名册。魏文帝《与吴质书》：“观其姓名，已为鬼箓。”

[14]上都：西京、长安。《旧唐书》：“至德元载，号西京曰上都。”

[15]“未必”句：言甘露之变皆由人事，不必怨天怨地。洪炉，大炉，指天地。《庄子·大宗师》：“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葛洪《抱朴子·勗学》：“鼓九阳之洪炉，运大钧乎皇极。”杜甫《行次昭陵》：“指麾安率土，**涤抚洪炉。”皆以喻天地。

[16]“丹陛”句：丹陛，宫殿赤色的台阶，借指殿廷。《隋书·薛道衡传》：“趋事紫宸，驱驰丹陛。”敷奏，陈奏。《尚书·舜典》：“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孔传：“敷，陈；奏，进也。”

[17]“彤庭”句：彤庭，亦作彤廷，朝堂。因以朱漆涂饰，故称。班固《西都赋》：“于是玄墀扣砌，玉阶彤庭。”亦泛指宫廷、皇宫。欻，忽，迅捷。

[18]卢植：义山自注：“是晚独召故相彭阳公入。”彭阳公，指令狐楚。此处显以楚比卢植。《后汉书·卢植传》：“大将军何进谋诛宦官，乃召董卓以惧太后。植知卓凶悍难制，必生后患，固止之，进不从。及卓至，果陵虐朝廷，议欲废立。群臣无敢言，植独抗议不同，卓怒罢令。”

[19]庞萌：《后汉书·庞萌传》：“平敌将军庞萌，为人逊顺，帝信爱之，使与盖延共击董宪。诏书独下延，而不及萌。萌疑，遂反。帝大怒，自将讨之，与诸将书曰：‘吾尝以萌为社稷臣，将军得无笑其言乎？’”此以庞萌比李训。

[20]“御仗”句：谓文宗被挟入宣政门。《通鉴》：“乘舆迤逦入宣政门，训攀舆呼益急，上叱之。宦者郗志荣奋拳殴其胸，偃于地。乘舆既入，门随阖。”

[21]背城：《左传·成公二年》：“残师散卒，请收合余烬，背城借一。”言仇士良率兵从内出。

[22]“苍黄”句：苍黄，同仓惶，意慌张、匆忙。《魏志》裴注：“太祖造五色棒，悬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五色棒，喻指金吾卫士、台府从人等抱关守门、游徼小吏等苍黄拒击。

[23]“掩遏”句：掩遏，壅塞、阻遇。甘露事变在十一月，正冬至时。刘学锴、余恕诚曰：《易复》：“后不省方。”孔颖达疏：“冬至一阳生，是阳动而阴复静也。”按冬至后日渐长，古代以为阳气初动，故称冬至为一阳生。

[24]清君侧：《公羊传》：“晋赵鞅兴晋阳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者，逐君侧之恶人也。”

[25]老成：谓年高有德之大臣。《尚书·盘庚上》：“汝无侮老年人，无弱孤有幼。”《后汉书·和帝纪》“老成黄竡”，李贤注：“老成，言老而有成德也。”

[26]素心：本心。《晋书·孙绰传》：“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实为交切。”李白《赠从第南平太守之遥》：“素心爱美酒，不是顾专城。”

[点评]

大和九年（835）十一月，文宗与宰相李训、凤翔节度使郑注等密谋诛宦官，伪称“金吾仗院石榴开，夜有甘露”，谋诱宦官往视而伏杀之。事未成，李训、郑注、王涯等皆为宦者捕杀，族灭十一家，诛死数千人，史称“甘露之变”。此变若就李训之才疏谋浅，郑注之人品、动机，以及总体之谋划、策略而言，甚未足谓，然就其反对宦官言，乃有其可嘉之处。似此具“两面性”之事件，极难予确当之评论。李商隐以其深邃之思想，冷峻之史笔，于事变后仅数月，即成此《有感二首》，实为难得。

“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为商隐对乙卯诛宦及李训个人之总评价。言其诛灭宦官，本心实忠于朝廷，然而仓促行事，近于胡来。条分之，则商隐于“甘露之变”约有以下深刻而不易之见解。其一，指出李训等诛杀宦官之行动，时机并不成熟。“九服归元化，三灵叶睿图”，言其时朝野尚为平静，君主亦英明有所为。言外宦官篡弑废立之事未见征候，诛杀之，实操之过急。其二，指出未能倚重老成大臣，事起仓促，筹划未周。“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既肯定诛杀宦者之正义性，又指出老成持重之大臣如令狐楚等皆未与其事，宰相王涯等至被杀而不知其情。如此朝廷大策，本应从长计议，周密谋划，乃于“丹陛敷奏”之时而“欻发战争”，结果只能是“苍黄五色棒，掩遏一阳生”了。其三，伪称“石榴开花，夜降甘露”，亦如同儿戏，老奸巨猾之仇士良、鱼弘志又岂能哄赚？“何为奏云物，直是灭萑苻”！结果是如刘屈氂之自取诛灭，而文宗则“下殿趋”走，株连数千人登上“鬼箓”。其四，指出败事虽由李训、郑注，然事起于文宗；文宗优柔寡断，急于成事，又不能知人善任。“竟缘尊汉相，不早辨胡雏”。直至败事之后才“临危对卢植，始悔用庞萌”。

《有感二首》立论精严，评论精当，可谓形象之史评。即于李于郑，亦严加区分。李训只是才疏无谋，空谈误国，原其本心，则在诛宦。而郑注则是阴险小人，谗事文宗，企图借诛灭宦官而操纵朝廷，包揽大权。故于《有感二首》外，又在《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中予以讽刺揭露。

一般言之，一起重大事件，于发生之时或之后未久，极难做出确评。不仅因许多当事者尚健在，难免以甲就乙，言不由衷，更因人们于事件之认识有逐步深化之过程，且事件本身亦须经历史之淘洗，始能刷其表象，显露其本质真实。商隐能于数月后确切精当地评价“甘露之变”，其把握现实及深刻之判断力，当以深邃之思想家、冷峻之史学家目之。

李商隐一介书生，于宦竖横行杀戮之时，以其诗心铁胆，不顾个人安危而发此震聩之声，实皆植根于维护朝廷，忧国忧民之爱国思想。李商隐应是晚唐一位热烈而清醒的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