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门下来了一对贵族兄弟，他们是仲孙何忌（孟懿子）和南宫敬叔。

这还要从他们的父亲孟僖子说起。鲁昭公七年的时候，楚灵王造章华台，落成时，想请各国诸侯参加典礼，鲁昭公就去了，同时带了大夫孟僖子，以负责外交礼仪。可偏偏孟僖子不懂礼仪，途经郑国，郑简公在国都城门慰劳鲁昭公时，孟僖子不知如何答礼。

到了楚国后，楚灵王在城郊举行郊劳礼欢迎鲁昭公时，孟僖子又不知道怎么做才好。宴席上，楚灵王一时激动，把大屈宝弓送给了鲁昭公，以示友好。酒醒了，他又后悔了，想索要回去。这事很难办。可是他手下的大臣薳（wěi）启彊说：“这个好办，我去要回来就是。”薳启彊来到国宾馆，见到鲁昭公，鲁昭公还很高兴，告诉启彊楚灵王送他宝弓一事。薳启彊马上向鲁昭公拜贺，说：“齐国、晋国和越国很早就想得到这个宝贝了，我们的国君一直不给他们。现在给了你，你要谨慎地防备这三个大国，好好地保护这个宝贝啊！”

鲁昭公一听，这哪是什么宝贝？简直就是祸根！急忙把大屈宝弓还给了楚灵王。

鲁昭公这次出国，几乎丢尽了人！尊敬他，他不知道如何答礼；耍弄他，他又不知道如何反击。

要知道，鲁国的始封君是周公，周公是周礼的制定者。鲁昭公、孟僖子这一趟外交之旅，简直就是转着圈子丢人，丢老祖宗的人。好在孟僖子还有羞耻心，回国以后，就下决心研究礼仪，向懂礼的人学习。谁懂得礼，他就向谁学习，等到他临终之际，就嘱咐自己的两个儿子说：

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我若获没，必属说（南宫敬叔）与何忌（孟懿子）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12]

于是，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这兄弟二人同生于鲁昭公十二年，可能是双胞胎。这一年，是鲁昭公二十四年，孔子三十四岁了，这两个兄弟十三岁。

连这样的贵族都如此信任他，可见孔子的私学办得非常成功。

孟僖子两个儿子的到来，还给孔子带来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知道，孔子如果听说哪个地方有高人，一定会向他请教。孔子曾经去郑国向子产学习，曾经到宋国学习殷代之礼，他在鲁国学的主要是周礼，但是周礼的大本营，毕竟是在周啊！周此时在洛邑，就是今天的洛阳附近。而且在那个地方，还有一个高人，谁呢？老子。孔子早就想到那个地方向他求教，可是距离太远，没有人赞助，他自己不能步行去啊。现在贵族来了，机会来了，他就跟南宫敬叔说：“我想访问周，向老子请教，你能不能够跟国君说一说，让他支持我们一下？”南宫敬叔就找到了鲁昭公，把孔子的意愿跟国君说了。鲁昭公当即决定给他一辆马车、两匹马，还给他派了一个人，除一路上照顾孔子之外，兼做保镖，以确保出行安全。然后孔子还带了一个人，《史记》说带的就是南宫敬叔，现在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说南宫敬叔当时才十三岁，不大可能，应该是另外一个学生。就这样，三个人，出发到周向老子求教去了。

鲁昭公对孔子的确非常好，他在孔子人生的两个最关键的时刻，都帮了孔子。孔子二十岁生儿子的时候，鲁昭公给他送了一条鲤鱼。现在，又给他支持，让他去周问道于老子。

这两次，都是在孔子特别需要的时候，而鲁昭公的两次出手相助，都有象征意味。

“一条鲤鱼”，象征着国家、政府对孔子身份、地位的肯定。由此奠定了孔子在鲁国的地位，并为他以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搭起了上升的阶梯。

“一乘车、两马、一竖子”，象征着国家、政府对孔子创办的私学的肯定、承认和支持，孔子所办，虽为私学，却获得了公家的首肯。

更重要的是，得到老子这样饱经风霜、阅历丰富的高人指点，对于三十而立、雄心勃勃、血气方刚的孔子来说，非常重要！非常及时！

鲁昭公是一个很软弱的国君，他后来还被“三桓”赶出国，在国外待了七年，死在外面，但是此人死后被谥为昭。昭的意思就是明白人。我们看他帮助孔子，说明他在一些事情上还是很明白的，鲁昭公被三桓掣肘，实在是他人生的悲剧。

而孔子对鲁昭公也很感激，也会报答昭公的。

孔子到了周，见到了老子，那么，老子会给孔子什么样的指点呢？孔子在老子那里，又会有什么收获呢？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君子如果时运好，得到明君的帮助，就可以出来做官，出来做一番事业。可是如果时运不济，没有明君，那就不妨随波逐流，一切听之于命运。这是老子对孔子讲的第一句话。

这话对三十四岁的孔子而言，不啻醍醐灌顶，又如同当头棒喝。我们看，此前的孔子从社会的底层锐意进取，不折不挠地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行。老子的话，一定是他以前没有想到的。

老子提醒他：

知道进，还要学会退。

知道勇，还要学会怯。

知道直行，还要学会迂回。

知道坚定，还要学会灵活……

孔子从小就生活在社会底层，一直努力奋斗，他能够有今天，就是靠他那一股不屈不挠的精神。但是到了这个境界，就必须由老子这样的人，来给他讲生活中的另一面，讲一个硬币的另一面。所以这种教导，对孔子是非常有益的。从此以后，孔子的思想里，就有很多很多老子的痕迹。我们读《论语》，读着读着就会发现老子的影子。

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13]

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14]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15]

老子接着说：

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这句话里，有两个关键词：藏和愚。什么叫愚？愚就是藏。把智慧藏起来不就像愚了吗？所以孔子后来对颜回讲过一句话：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16]

把智慧藏起来，把才华藏起来，把志向藏起来，把理想藏起来。韬光养晦，和光同尘，这是老子的道家的智慧，孔子也有这个智慧。我们不能不说，这个跟老子有关。

例如，《老子》中“愚”字共出现三处三次，全是褒义词。

《论语》里面，“愚”字出现七处九次，基本上都是否定的贬义，唯有一处两次是褒义。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17]

孔子说，卫国大夫宁武子这个人啊，在国家有道的时候，就聪明；当国家无道的时候，就愚笨。他那聪明，别人赶得上；他那装傻的功夫，别人可就赶不上了。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聪明，就是愚笨；有一种愚笨，实际上是一种别人难以企及的聪明——愚不可及。显然，孔子对“愚”字的褒义用法，与老子有关。

最后，老子教导孔子：

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傲慢之色）与**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老子的意思是说，戒除身上的骄气、傲气，戒除身上过多的欲望、过大的志向。欲望太多了不好，志向太大了不好。太骄傲了不好，太傲慢了不好，太锋芒毕露了不好。

句句都是针对孔子当时的状态和心态。我们也可以从中想象得到，三十而立的孔子，是何等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是何等志向远大、理想崇高！是何等意志坚定、自信自负……

这都是一个年轻人的优点，没有这些，一个人注定不会有所成就。但是，如果仅仅有这些，而缺少适度的弹性、适度的退守、适度的淡泊，也不会成为大才。

一个人，二十来岁时如果不意气风发、锐意进取，是不会有出息的。

一个人，到了三十岁，还只是意气风发而没有理性冷静的头脑，也不会有出息。

有一天，孔子带着他的弟子到鲁桓公的庙里面去参观，看到这个庙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倾斜在那个地方。孔子就问管庙的人：“这是什么东西啊？”

管庙的人告诉孔子：“这是宥坐之器。”

什么叫宥坐之器？就是国君座位右边放的一个东西。我们都知道座右铭，古代除了座右铭还有一个是宥坐。座右铭是通过文字来进行提醒、告诫；宥坐是一种器具，通过这个器具进行一种形象的告诫。

当这个看庙的人告诉孔子，这是宥坐之器的时候，孔子说：“哦，既然是宥坐之器，那我知道，当它里面没有装水的时候，它是倾斜的；你把水装到一半，装到正中间的时候，它是端正的；装满的时候，它就倾覆了。”

孔子转身对弟子们说：“试验一下，往里面装水。”

当水装到一半的时候，这个宥坐果然端端正正地立起来了。

孔子说：“再往里面装。”

等到水满的时候，这个宥坐之器果然一下就倒了。

于是，孔子对弟子们说：“小心啊，万物都是这样，一旦自满就一定会倾覆，一旦骄傲就一定会倒台。”

子路说：“老师啊，既然这样，我们如何才能让人生完满并保持完满而不倾覆呢？”

孔子说：“你记住四句话：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

聪明要用愚来守，功劳要用让来守，勇敢要用怯来守，富有要用谦来守。

孔子说：“这就是损之又损之道。”[18]

什么叫损？损，就是减损。孔子实际上在告诉我们，人生要学会做减法。我们总是想着往我们的人生中填充什么，务求填满，做加法；实际上人生更重要的是做减法。一个完满的人生、幸福的人生，不是看你有了什么，更多的是看你没有了什么。

一个人有了钱就幸福吗？有了权就一定幸福吗？这些东西有了未必就幸福。但是，有一些东西没有了，我们就会幸福，这些东西就是浮躁、焦虑、贪欲、嗔怪，蝇头小利的竞争之念，种种庸俗人生的得失之忧，这些东西没有了，心里面达到一种平静，那可能真是幸福。所以我们说人生要学会做减法，这就是损之又损之道，这就是道家告诉我们的，是老子告诉我们的，同时也是孔子告诉我们的。

孔子性格中的弹性，与世周旋，何尝没有老子的影响？

孟子至刚，庄子至柔。唯孔子至刚而至柔。其刚，乃自身气质；其柔，老子有以教之。

孔子要回鲁国了，临走之前向老子辞别，老子给孔子送行。老子说：“我听说有钱的人就给别人送财产，仁德的人就给别人送教导，我没钱，那我就冒充一下仁德的人，送你几句话吧。”

这几句话还真好，司马迁把它记到《史记》中了，所以，老子这几句话也就不仅是送给孔子的了，是送给我们这些所有的后来人的了。我们来看看。

第一句话是：

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

一个人很聪明，明察秋毫很好。我们要费多大的力气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聪明的人，明察秋毫？

可是老子说，聪明深察的人，往往比那些笨人更容易招来杀身之祸。为什么？他喜欢议论人。

为什么聪明人好议论人呢？因为他聪明，他明察秋毫，别人一点毛病，他就看见了，看见了忍不住要说，说了就得罪人，得罪人别人就要收拾他，他不就很危险吗？

我们看，老子看问题是不是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总是希望通过肯定的方式去看问题，而老子却是用否定的方式来看问题。所以我们往往看到正面，老子总是能看到它的反面。人确实需要有这样的教导啊！孔子后来被称为圣人是有原因的。韩愈说圣人无常师，他有这么多的高人教导他。

一个人知识广博，能言善辩，胸襟开阔，知识丰富，很好。可是老子又说，不好，“危其身”，它会经常让你处在危险之中。

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人，喜欢揭发别人的隐私啊！

所以我们看，老子对孔子的这个临别赠言：“聪明深察，博辩广大”，这八个字讲的就是孔子。

可以说，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到三十而立，在这个过程中，孔子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聪明深察、博辩广大的人。

所以我们说，人生需要有这么几个过程：首先要让自己聪明起来，接着就是要善于把这个聪明藏起来。

三十岁以前，孔子让自己做到了八个字：聪明深察，博辩广大。然后这个时候老子告诉他，做到这一点很了不起、很不错，但是要注意它背后隐藏的危险。因此，此时千万不要议论别人，千万不要揭发别人的隐私。

接着老子又对孔子讲了两句话：

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19]

什么意思呢？不要太坚持自己，做儿子，要学会听父亲的；做臣子，要学会听国君的。

这都是老子对孔子的教导。孔子后来也把同样的话教给他的弟子。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子贡，子贡就特别聪明，老子看到的孔子是聪明深察的人，孔子看子贡也是一个聪明深察的人，子贡就有“聪明深察好议人”的毛病。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20]

子贡批评别人。孔子说：“你端木赐天天说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你就那么好？我可没有时间盯住别人的弱点，我自己改正自己的弱点还来不及呢。”

在孔子对子贡的教导里，我们是不是看到了老子的影子？

所以，孔子要求我们提升自己，对别人私德上的缺点，一般不做过分的批评。公德不好要批评，私德有缺要宽容。

比如孔子讲过这样的话，“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看到比自己强的人应该想着跟他一样，跟他学；看到比自己差的人，不是去指责他，而是要赶紧反省自己：自己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毛病？矛头对自己，不要对别人。

实际上，这还是老子的思想。老子说：“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什么意思呢？善人是不善人的老师，那不善人是什么呢？不善人不是我们批评的对象，而是我们用来照的镜子。在镜子中看到的正是自己。

孔子离开老子以后，深有感触，他的学生问他：“老师，你这次见了老子，你觉得老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孔子说，天上的鸟会飞，地上的兽会跑，水中的鱼会游。飞的鸟，我知道怎么办，用箭去射；游的鱼，我知道怎么办，用钩去钓；跑的野兽，我也知道怎么办，用网去捕。可是对老子，我真的没办法，因为他既不是天上的飞鸟，又不是地上的走兽，还不是水中的游鱼，他是什么呢？他是一条龙。

这就是孔子对老子的评价，老子是一条龙。[21]

孔子在周，不仅见到了老子、苌弘这样的高人，虚心受教，据说，他还看到一个金人，也让他大为感慨。

孔子观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庙，庙堂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22]

孔子从老子那里学完归来以后，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司马迁很有意思，他说：“弟子稍益进焉。”

孔子的私学就办得更好了，来求学的人更多了。

这就说明孔子学问提高了，境界高了，名声更大了，因此，私学的规模也大了。

可是，也就在这时鲁国发生了一件大事。

这件大事直接跟孔子特别亲近的人鲁昭公有关。刚刚看过三缄其口的金人的孔子，却没有沉默。

鲁国第十五任国君鲁桓公姬允有四个儿子，桓公死后，长子姬同继承国君的宝座，是为鲁庄公。次子、三子、四子都是庶子，做了卿大夫。因为姬允被尊称为桓公，所以他的三位庶子，被称为“三桓”。“三恒”的后裔，分别改姓，次子姬庆父的后裔改姓仲孙（也称孟孙或孟），三子姬牙的后裔改姓叔孙，四子姬友的后裔改姓季孙。

三大家族轮流掌握政权，并在自己的封地上建筑都城，世代相传，鲁国便开始了长达四百年之久的“三恒”政治。鲁国国君反而被冷落一旁。

我们看看孔子和季氏的关系。当时季氏的家长是季孙意如，谥号平子，所以，史称季平子。十七岁的时候，季氏宴请全国的士，孔子被拒之门外。

二十岁的时候，孔子终于可以在季氏手下任职，从事比较下层的具体的事务性工作。

接着，在季氏支持下，他可以从事较高层次的祭祀相礼之类的工作，甚至可以参与接待外宾。

而此时，孔子三十而立了，他已经从季氏那里辞职单干了。

这是他和季氏家长季平子之间的关系。

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也就是孔子三十五岁，刚从周回来，鲁国就发生了让孔子非常愤怒又非常悲哀的大事，这个大事偏偏就是和季平子有关，又和鲁昭公有关——这两个人彻底闹翻了。

按说，这两个人都待孔子不错，都有提携之力，而且，从功利的角度看，这样的两个人，也是孔子不能得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