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好学再加上过人的天赋，到三十岁的时候，他终于可以自豪地说“三十而立”了。

“三十而立”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参与会见到访的近邻大国齐国的国君齐景公及其名臣晏婴。

一个人，是否立起来，要看两个指标。

第一个指标：自己心中是否有主见。

第二个指标：别人眼中是否有自己。

首先自己是否有主见，然后，是否自信地表达主见，让别人对自己另眼相看。我们常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就是用“三日”的时间，充实自己，然后展现出来，让别人眼中有自己。如果这“三日”你毫无长进，别人就还是用老眼光看你。你只有自己先刮垢磨光，别人才刮目相看。

所以，首先你要自己行。只是你自己觉得行还不行，还要人家说你行。普通人说你行也还不行，要很行的人说你行才行。自己行，是英雄。很行的人说你行，是给你用武之地。多少“很行”的人，就是没有行的人说他行，就终身埋没，还被俗人认为“不行”。

对于孔子而言，我们都知道，他自己是行的。但是还要很行的人说他行才行。

在三十岁时，超级大国齐国的国君齐景公和上大夫晏子来访，孔子已经可以列席参与并发表谈话了。也就是说，鲁昭公和“三桓”一致认为他行了。

于是，孔子“立”必须具备的两个指标都有了。

我们记得，孔子二十七岁时，小小郯国国君来访，他还不能参与接见。这说明，那时孔子行，但是，鲁国君臣没说他行。所以，他还不行，还不能叫立起来。所以，孔子说自己是三十而立，哪怕二十七都不行。

鲁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盖年三十矣。齐景公与晏婴适鲁，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gǔ，黑色的公羊），爵之大夫，起缧（léi）绁（xiè）（捆绑犯人的黑绳索。借指监狱、囚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说。[1]

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秦穆公五年（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借道伐虢，灭了虞国和虢国，俘虏了虞君和他的大夫百里奚。晋献公的姐姐嫁给秦穆公时，百里奚作为陪嫁的臣妾家奴之一被送到秦国。百里奚逃离秦国被楚国人抓住了。穆公听说百里奚有才能，本想用重金赎买他，但又担心这样做反而提醒了楚国，此人是个人才，楚国反而不给了，于是他就派人对楚王说：“我家的陪嫁奴隶百里奚逃到这里，请允许我用五张黑色公羊皮赎回他。”楚国答应了这笔交易，交出百里奚。此时，百里奚已经七十多岁。穆公向他讨教国家大事。百里奚说：“我是亡国之臣，哪里值得您来询问？”穆公说：“虞国国君不任用您，所以亡国了。这不是您的罪过。”穆公坚持询问，谈了三天。穆公非常高兴，委任其为上大夫，把国家政事交给了他，因为是仅用了五张黑色公羊皮收买回来的，故号称“五羖大夫”。[2]

齐景公对身处西方边蛮之地的秦国在秦穆公时代强大起来很疑惑，于是，他就此请教历史学家孔子。孔子告诉他，像秦穆公这样思贤若渴，又能不拘一格提拔人才，还能毫无戒备地重用人才，就是称王也是可能的，现在仅仅能够称霸，还是小的。

这样的回答，固然符合历史事实，其实，也未尝不暗含着孔子自己的政治诉求：三十岁的他，虽然出身低微，但才能优异、志向远大，也应该有一个承担大任的机会。

齐景公来访，孔子参与接见，并且侃侃而谈，言之成理，言之有物，言之有据，可见他的自信，可见他的自立。

那么，孔子三十而立之时，做成了什么样的事业呢？

他创办了“私学”，并通过此，实现了经济上的“立”和事业上的“立”。

通过自学和多方求教，孔子在传统儒业“六艺”上，已经有了很高的造诣，成为了一个专家。并且，对于“六艺”，他还有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和独立思想，他完全可以开班授徒，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

于是，在三十岁之前，孔子就退出仕途，不再担任季氏的委吏、乘田，而创办了私学。

本来他在季氏家做家臣，后来甚至可以参加国家大典，担任助祭，很有地位了。但是，既然他“志于学”，随着学问的一天天精进，他必须全力以赴。后来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如果学习需要更多的精力投入，与做官相矛盾，孔子就毫不犹豫地弃官不做。

但是，弃官不做，专做学问，会出现诸多问题，比如经济问题、社会角色问题等等。而创办私学，不但可以专心做学问，甚至教学相长，而且还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创办私学，解决了自己的经济问题。

孔子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3]学生主动送来十条干肉作为薄礼——也就是后来的学费，孔子就给予相应的教诲。

需要说明的是，孔子的“学费”与我们今天的学费，内涵并不完全一致，首先，孔子的“学费”并不是统一标准，贫寒的学生有些心意即可，这叫贽礼。至于贵族子弟，以及像子贡这样的富有之人，他们给孔子的，就是赞助费了。

其次，他找到了自己独特的人生道路。通过这条道路，他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介入政治，干预社会，推行主张，宣传思想，实现理想。也就是说，他找到了自我实现的最好途径，职业和事业实现了最好的结合。

最后，他由此还可以保持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不再受制于人。从季氏那里辞职，创办私学，不仅自己获得了自由，还培养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独立知识分子。独立知识分子的出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表明这个社会有了道义的承担者。

那么，孔子的私学和传统的官学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当然是培养目标不同，价值承担者出现了。

官学是由周天子或各国诸侯办的学校，主要是教育贵族子弟，其培养目标很简单，就是培养统治阶级的接班人。

孔子的培养目标，当然是让学生可以走上政坛，主持内政外交，成为社会管理者。但同时，他也把这些人培养成价值承担者、文化传承者、理想的践行者。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4]

知识分子、读书人，一定要心胸开阔，而又意志坚定。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读书人任重而道远，他承担着最重的担子，而且要走最远的路。什么担子这么重呢？把“仁”挑在肩上，“仁”就是这个价值！

我们的一生中要挑起很多具体的担子：一个人要养家糊口，这是个担子；在单位里面要好好工作，负责某一方面的工作，这也是个担子；但是还有些抽象的道德的担子、价值的担子。我们有没有心胸和勇气把它承担起来？以前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孔子以及他的弟子们才意识到，读书人、知识分子，他的天然使命就是承担价值，并且，死而后已。

其次，教育的内容不一样了，士的面貌改变了。

官学教的，是“礼、乐、射、御、书、数”的“小六艺”，即便教授传统经典，比如《诗经》，也侧重其中涉及礼乐祭祀方面的实用内容。

而孔子教的，除了并不排除“小六艺”的学习，更重视的是《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大六艺”。

“小六艺”和“大六艺”的区别在哪里？

“小六艺”是“小学”，是培训专门技术的，是培养专业人才的，是培养工具的，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培养“器”。

“大六艺”是“大学”，是培养价值判断力的，是培养人格的，是不把人当工具培养，而是把人当人培养，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把人培养成立身于“道”并能灵活运用“道”的人。

比如，传统的《诗》学，侧重于与礼仪活动有关的祭诗和颂诗。孔子则讲到了“兴、观、群、怨”等。“小六艺”中的“书”，为文字课，是指我们现在中学里面所说的听、说、读、写，是基本技能和知识课。而孔子则将之转变为历史文献课，成了加上书名号的《书》，也就是《尚书》。当时的《尚书》尚无统一定本，仅以时代分编而散存于世，如《夏书》《商书》《周书》等，孔子把它当成历史学、政治学、伦理学来教授学生；礼乐是传统六艺课程，但孔子不再是要求一种简单的记诵，而是带有明显的研究性质，并挖掘其深刻内涵，找到其对应于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的抽象价值。

所以，孔子之学，乃是在“小六艺”之中，找寻其道德意义，明了其渊源流变，发扬其道义精神。从而达到“大六艺”的境界，并由此建立人生的道德价值基础。

我们特别来看看《诗》。

孔子说读《诗》可以使人“兴、观、群、怨”。这就是此前官学不可能达到的认识。

何谓“兴、观、群、怨”？

“兴”，就是把人培养成有情怀的人，有热情、有性情的人，有温度的人，有爱能恨的人。

“观”，就是把人培养成有观察力、洞察力、判断力的人。

“群”，就是把人培养成有群体意识、有公共意识的人，能维护公共福祉而不是专注一己之私的人。

“怨”，就是把人培养成能够表达个人意见和情感，在融入集体的同时，又能保持一己独立的人。

简单地说——

“兴”，就是热爱社会。

“观”，就是了解社会。

“群”，就是融入社会。

“怨”，就是批判社会。

这样的人，当然就能事君事父，就是一个对家国有用的人，就是一个完全的大人。

再次，教育的对象不同了，百家争鸣起来了。

官学的生源，当然都是贵族子弟，而孔子显然想把教育推广到下层。所以，在他的私学里，是“有教无类”。

孔子打破了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大批新兴的地主、商人、平民子弟进入私学。《荀子·法行》曾记载一个叫南郭惠子的人对孔子门下学员“鱼龙混杂”的疑惑：

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

子贡曰：“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欲去者不止……是以杂也。”

南郭惠子认为孔门生徒“杂”，显然是以传统教育的“纯”来作对比的，而“杂”正是私学的特点。孔子门徒中，有穷居陋巷的颜渊，“衣弊衣以耕”的曾参（曾子是和父亲一起下地锄地的），居“上漏下湿”“环堵之室”的原宪，还有“卞之野人”子路……

《吕氏春秋·尊师》中记载：

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

子张被孟子称为“得圣人之一体”，“鄙家”即鄙俗小人；像颜涿聚这样的大盗孔子也收。

《论语》里有这样一条记载：互乡这个地方的人比较愚昧和蛮横，很难与他们讲道理。一个童子却受到孔子的接见。弟子们都疑惑不解。孔子说：“我们要赞许他的进步，不鼓励他的后退。何必做得太过分？人家清洁自己以求进步，就要赞许他的清洁，而不要老盯着他以往的行为。”[5]

肯定并鼓励人当下的进步，不纠缠人过去的错误，这也是“有教无类”的一种。

当然，还有大款子贡。贵族子弟比如孟懿子及其弟弟南宫敬叔也来了。

这个“杂”好不好？可以说，杂了才好，杂了才会有不同的立场！看问题，尤其是社会问题，贫寒之人和富有之人一定不一样，低贱之人和贵族子弟也一定不一样。自孔子之后，一直到战国，中国出现了所谓的“百家争鸣”，百家争鸣局面的开创者就是孔子。正是因为私学的生源杂，孔子才能开创百家争鸣的局面。我们可以想一想，假如像官学一样，所有的学生出身一样，社会身份一样，经济状况一样，会怎么样？他们的利益诉求就会一样，就不会产生不同的观点。正是因为大家出身不同，立场不同，他们的利益诉求才不同，于是他们都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表达自己不同的利益诉求，于是就形成了百家争鸣。所以，孔子是开创百家争鸣时代的人。

最后，教学方法不同了，独立思考的人出现了。

宋代朱熹在概括孔子的教学经验时，提出“夫子教人，各因其材”。

有一天，子路问老师：“听到了道理就马上行动起来吗？”

孔子说：“有父兄在，如何能不请示父兄就马上行动呢？”

过了几天，冉求问老师：“听到了道理就马上行动起来吗？”

孔子说：“当然，听到了就应该马上行动，为什么犹豫呢？”

恰好这两次公西华都在场，他就听糊涂了，就问孔子：“老师，仲由（子路）问‘听到了就马上行动吗’，您说‘有父兄在’；冉求问‘听到了就马上行动吗’，您却说‘听到了就该马上行动’。两人问的问题一样，您的回答却不一样，我很迷惑，斗胆问问为什么。”

孔子说：“冉求做事常过分犹豫而畏缩不前，所以要鼓励他；仲由勇气逼人而行动莽撞，所以要抑制他。”[6]

这是最典型的“因材施教”的例子。

这里的“材”，不仅是指天赋的智力，还指天赋的性格、气质。孔子能根据弟子不同的天赋，勇者抑之使之谦和，怯者激之使之勇敢，显示出一个大教育家的风范。

而且，孔子还提倡启发式教育。为什么呢？因为孔子要求的不是死记硬背一些现成的知识，抱残守缺，他要求的是学生的独立思考，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样的教育，不仅要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教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领悟大道的能力。所以，《论语·述而》记载：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孔子说：“不到他苦思冥想而仍领会不了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内心有所表达而又不会表述的时候，不去启发他。就像一张桌子，我告诉他一个角，如果他不能因此推知另外三个角，那便不去教他。”

孔子一方面说“诲人不倦”，一方面却又动辄就不教了。为什么？教育要教会人思考，教给人思考的习惯以及让人勤于思考，有些苦口婆心的老师，特别尽职尽责，却养成了学生依赖和懒惰的习惯。孔子却恰恰相反。学生不思考，他就不教学生了。孔子不教学生，实际上就是要求学生学会自己去获知。

其实，在孔子时代，还有另外一些私学也办得如火如荼。那么，为什么对后世有影响的就只有孔子的私学呢？

我们来看看孔子的私学和当时其他人的私学有何不同。

我们现在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创办私学的人，这话不够准确，因为至少在他同时，也有人在办私学了，只不过，没办好，还丢了命。

邓析在郑国办了一所法律培训学校，开设律师速成班。他自己是一个名声赫赫、对法律问题很有研究并出版过法律学著作的律师。

我们都知道，办学越是教技术、教专业，来求学的人就越多，因为学了马上就能用，这跟现在一样。所以邓析的学校办得很红火。邓析自己常常帮别人打官司，他的律师费收得也有意思，大的案件，收一件上衣；小的案件，收一条裤子，或者一件短袄。孔子收吃的，他收穿的。这俩人收学费还收得不大一样。于是，老百姓纷纷带着衣服到他这儿交学费，请教他怎么打官司。

但是，邓析这个学校办出问题了。他“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他不讲原则，不讲法律精神，只教学生打官司的技巧，却不教学生对法律的尊重，以及法律的精神。所以史书上说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什么叫“两可之说”呢？就是面对同一个人，他既能说他有罪，也能说他无罪。他不仅自己成了讼棍，还把学生也教成玩弄法律的讼棍了。

《吕氏春秋·离谓》中记载：

（邓析）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

《列子·力命》和现本《邓析子》中都说到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

实际上，这就是教人诈。

什么叫“两可之说”呢？我们举一个例子。

《吕氏春秋》上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一个富人掉到水里淹死了，然后被一个人捞上来了。捞尸的人一看，这是个有钱的主儿，要的报酬特别多，想趁机敲诈他的家人一把。这个富人的家人觉得要价太高了，就不服气，怎么办呢？找邓析。邓析说：“他捞上来的这个尸体，除了卖给你他又不能卖给别人，你别着急，你等着。”

富家一听，有道理。于是就沉住气在家等。

这个捞尸人一看这家人怎么不要尸体了，着急啊，他也来找邓析，邓析却说：“这个尸体他到别的地方买不到，你也别着急，只管等着。”[7]

这就叫“两可之说”。可是这哪里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呢？他给别人出的都是坏主意。他这种办法，最后教出来的，一定是刁民。

如此没有原则，只讲权术，玩弄聪明，操纵他人，结果只能是自己玩死自己。

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喧哗。子产患之，于是杀邓析而戮之。

只要邓析愿意，有罪也能弄个无罪释放，无罪他也能让人把牢底坐穿。结果，就是邓析自己触犯法律，触怒郑国执政，被杀了。不过，杀他的不是《吕氏春秋》所说的子产，子产那时早已死了，杀他的是继子产、子大叔而任郑国执政的姬驷歂。[8]

这一年，是鲁定公九年，孔子五十一岁，开始出任中都宰。孔子办了二十多年学，最后出来从政了。邓析办了多年学，最后送命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

一个成人之美，一个成人之恶。

成人之美就是帮别人做好事，成人之恶就是帮别人做坏事。[9]邓析办学，变成了帮别人做坏事了。孔子还有一句话，叫“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10]。一个人的生存，依赖于他的正直，可是有那么多不正直的人为什么也活着呢？那是他很侥幸地避免了灾祸。

正直而合乎正道，是生门。邪曲而走上邪道，是死门。在生门中生，是常态。在死门中不死，是侥幸。

所以做人要正派。当老师尤其是这样，老师一定要教人走正道，一定要教人做正派人，这是一个底线。孔子还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11]君子往上走，小人往下走。那么作为老师，也要教人“上达”而不能教人“下达”。将孔子的私学和邓析的私学做个比较的话，那就是孔子教人往上走，邓析教人往下走。所以邓析被杀了，邓析的这个学校烟消云散了，邓析培养出什么学生来了吗？无从知晓。孔子一生做出了伟大的事业，被称为中华民族的圣人。孔子的学生怎么样呢？可谓是一代又一代大师辈出，这就是走正道和走邪道的不同。

孔子的学生很杂，什么人都有。孔子的学生里面还有两个贵族子弟，这两个贵族子弟很特殊，他们是鲁国最有名的三大家族里面的孟孙氏家族的两个同胞兄弟。这两个孟孙氏大家族的同胞兄弟是怎么到孔子这儿来学习的？他们跟随孔子学习对孔子又产生了哪些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