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六艺”上的成就,来自母亲有意识的引导,更来自自己坚持不懈的学习。
实际上,孔子很小就对当时礼乐文化表现出了兴趣。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
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
这大概又是司马迁实地考察,在当地父老那里得到的说法。这里有一条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孔子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礼仪文化的环境里,而自己也早早地对这种文化显示出了浓厚的兴趣。
清代郑环在《孔子世家考》中说过这样的话:
圣母豫市礼器,以供嬉戏。
作为母亲,颜徵在知道,幼年时期的教育最为重要的是兴趣的引导,她给孔子买了什么玩具呢?她买的是礼器,把礼器买回来让孔子做玩具,玩儿着玩儿着他就成了礼乐方面的专家了。而且,礼乐里面,还包含着一种价值,那就是,理想的社会,是礼仪指导下的社会;理想的人,也是言谈举止合乎礼仪的人。不知不觉中,这种观念就潜移默化到幼年、少年的孔子的意识中去了。
孔子成人以后,他对礼乐文化的兴趣,对人类和平、社会和谐的不懈追求,跟他早年的礼乐游戏有很大的关系。
从这些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早慧、早熟,并且很早就表现出对文化的兴趣,有了强烈的学习欲望。
还要提醒一下的是,从孩提时代起孔子就有了一种超越同龄孩子的理想和兴趣。他对礼的兴趣,就是对一种伟大文化的兴趣,对一种伟大文化传统的尊敬。
按说,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成人之间的鞠躬拜揖,并没有什么有趣之处。所以,一般的孩子不大可能喜欢上这样的礼节。而少年孔子竟然对这样的东西感兴趣,我以为,这证明了孔子的智商极高。
智商研究名著《钟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商和阶级结构》的作者之一查尔斯·默里认为:
越是水平高的学校,学生的兴趣就越抽象、越“没用”。你很难想象一个智商略高于平均线的人会对柏拉图产生兴趣。这样的学生们上课没精打采,只会对“实际”的课程感兴趣,比如财会,等等。
根据这样的理论,我们看看,一个少年就对礼仪这类包含着太多抽象人生意义的东西如此着迷,可以证明,孔子确实具有极高的智商。
现在,这个小青年凭借自身的天赋和刻苦学习,早早地就精通了传统儒业的六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通过了公务员的考试且成绩优秀。那个时代没有考试,但是口碑和实际体现出来的能力就是一种社会认证。孔子获得国君的认可和褒奖,这几乎相当于后世科举考试的廷试。于是,他获得了为国家服务的资格。
在孔子的儿子出生那年,也就是在鲁昭公赐鱼不久,鲁国的执政上卿季平子就聘请孔子到他家做委吏(仓库保管员),第二年,又做了季氏的乘田(管理牧场)。
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这样记载:
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
孟子则这样说:
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tuò,看门打更)。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kuài)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18]
做官不是因为贫穷而去拿俸禄,但有时也是因为贫穷。因为贫穷而做官的,就应该辞掉高位,居于卑位,拒绝厚禄,接受薄禄。那么,做什么才算是合适的呢?做一些像守门打更一类的差事就行了。孔子曾当过管理仓库的小吏。他说:“把账目记清楚就行了。”他还曾当过管理畜牧的小吏,说:“牛羊长得壮实就行了。”
孔子当时做这样位卑而禄薄的职务,未必像孟子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为了糊口,才拒绝高官厚禄。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孔子当时还缺少做更大的官、担当更大职位的资历与名望。他毕竟才二十来岁啊!
但是,孔子做这样的“鄙事”,却非常认真,“会计当”“牛羊茁壮长”,司马迁也说他“料量平”“畜蕃息”。
这叫“眼高手低”。
眼高者并不拒绝手低,手低时眼界却在高处。手低,是脚踏实地,干好本分活儿,受人之禄,忠人之事。眼高,是不为眼前一切所局限,明白自己尚有更大的追求。
所以,仔细揣摩孟子转述孔子的话,是很有意思的。“会计当”“牛羊茁壮长”,后面都有三个字:“而已矣!”为什么用这样的语气呢?“会计当”“牛羊茁壮长”——说明他这活儿干得好,手低。“而已矣”呢?——表示这活儿干到这样就行了,他不会在此沉迷,不会在此花太多的心思。他又不追求做会计师、总会计师,又不追求做畜牧专家,不开奶牛场,不做牛奶生意。
孔子有更高的眼光。那么,孔子的眼光在哪里呢?
假如孔子所学,都是这样或谋生、或谋仕的专业知识,那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孔子。孔子之时,所谓“学”,皆谋求进身贵族阶层,得一职业,获得一份俸禄为生。如果孔子想的和这一样,那也不叫“志于学”,应该叫“志于仕”。
孔子讲过“君子不器”,他不会把自己弄成一个专家,他不会为了谋取一职,去专门学习某一专业,成为某一专业人才。有一天,他严肃地告诫学生子夏说:
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19]
那么,什么是小人儒呢?就是专业儒、职业儒,就是学成某一专业,以此谋生的儒。那么,什么是君子儒呢?就是不器儒,就是非专业儒。
那么,“志于学”的“学”,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这就要讲讲孔子“学”的第三方面内容——大学。
什么叫作“大学”呢?(《大学》出自《礼记》,成文于孔子之后)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20]
原来,大学之道,在于弘扬每个人内心中的高贵,在于人类自身的改造,而其最高境界,乃是至善!
不是为了就业,而是为了成人。
不是为了一己谋生,而是要为天下人谋生。
谋天下太平,争人类福祉!
所以,“大学”不是指那些专门的教育机构,不是指那些专门的教育实体,它是指一种学问。所谓“大学”,就是学大,学着让你大起来。如果没有学着让自己大起来,那就是小人;如果学着让自己大起来了,那就是大人,大人就是君子。所以,大学简单地说,就是大人之学,就是君子之学。
这样的“大学”不是培养人的专业技术和技能,也不是灌输一些静态的知识。大学是培养人的价值观和价值判断力的,大学是培养人的高贵品性和气质的,大学是养成人的大眼光、大境界、大胸襟、大志向的。
那么,孔子的“志于学”的“学”,就是这样的“大学”——将探究宇宙人生的大道作为自己的使命,将研究历史文化作为自己的职责,将提高自己的人格境界臻于至善作为目标。
北宋著名哲学家、“关学”领袖张载,人称横渠先生。他曾经提出过有名的“横渠四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1]
如果再加一句“为自我臻至善”,那就最好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孔子的“志于学”三个字,改变了中国文化史。理由至少有三点。
第一,学术研究和道义探讨可以成为一个人的终身事业。这是以前没有的,学术有了独立的价值和地位,不再是体制的附庸,道统开始独立于政统并高于政统。
第二,一个人,可以不做任何具体职业,而专门从事学术研究。这是知识独立、知识分子独立的明确信号。
有此,才有后来的百家争鸣。
第三,知识分子不再是专家,不再是专业技术人员,职责也不再是从事某些专业技术性的工作,而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担当天下、担当道义、任重道远的君子儒。
所以,钱穆先生在《孔子传》中讲道:
惟自孔子以后,而儒业始大变。孔子告子夏:“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可见儒业已先有。惟孔子欲其弟子为道义儒,勿仅为职业儒,其告子夏者即此意。
章太炎在《国故论衡·原儒》中记载:
儒有三科,达名、类名、私名。
所谓达名,殆公族术士之意。儒士即术士(就是算命打卦、风水巫医)。
所谓类名,殆知礼乐射御书数之人,皆为国家桢干(就是各级官员、公务员)。
所谓私名,与今人所云甚近。即《七略》所谓“出于司徒之官”者(就是知识分子,道义承担者)。
自孔子而后,儒乃由职业技术,进而至于学术流派,不再是一个职业了。士也不再是“志于仕”,而是“志于道”了,甚至可以“朝闻道,夕死可矣”。
是道,而不是器;是形而上,不再是形而下,故孔子讲“君子不器”。就是对传统儒的否定,是新兴儒的道德宣言。
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大贡献之一,即是使“儒”脱胎换骨,由一切术士进而为六艺专家,再进而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担当天下、担当道义、任重道远的君子儒。
简单地说,孔子带来“儒”内涵的变化:
术士—六艺专家(公务员)—价值承担者。
孔子带来“士”内涵的变化:
志于仕—志于学—志于道。
然后,才有曾子关于“士”的道德宣言: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22]
这样的人出现了,而且还是群体性地出现,一个民族的面貌都改变了!
可见,孔子所学,就超越了前面两种具体的技术、技艺与知识的“小学”,而成为真正的“大学”。从此,礼、乐、射、御、书、数,退为“小六艺”,是小学。《诗》《书》《礼》《乐》《易》《春秋》是“大六艺”,是大学。前四者,《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后二者乃孔子晚年增设。此六者被汉人合称为“六艺”,即所谓的“大六艺”。
教育的职能由原来的技术教育、专业知识和技能教育,一变而为真正的“大学”教育,变成了文化教育、人文教育、素质教育。
樊迟向孔子学习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又请求学习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出去了。孔子说:“樊迟真是小人呀。如果政府重视礼,百姓就不敢不尊敬;如果政府重视义,百姓就不敢不服从;如果政府重视信,百姓就不敢不说出真情实况。假如做到这样,四方的百姓就会背着他们的小孩前来投奔,哪里用得上自己去种庄稼呢?”[23]
樊迟既然向孔子讨教种庄稼种菜,就说明孔子懂得这些技能。
但是孔子为什么不告诉樊迟,反而如此愤怒呢?因为他要提醒樊迟,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担负更大的历史责任,而不仅仅是养活自己。
有人说,这是孔子轻视下层人民,轻视体力劳动。这样说没有逻辑。
事实是,孔子的培养目标变了。他不仅要让他的学生能够从事具体政府工作管理国家,他更要让他们成为价值承担者。
他办的不是农业技术学校,而是青年干部政治学院。这些人的首要能力,不是具体的技术技能,而是领导力、决策力。其核心是价值判断力。
樊迟走了以后,孔子讲了三句话,这三句话牵涉三个词。
第一个是礼,第二个是义,第三个是信。礼、义、信,这是价值啊!所以我说孔子以后,士不再是专业技术人员,他对社会的职责也不是——至少不仅仅是从事一些专业技术工作,他的最高使命是价值承担者,这才终于把知识分子的最高使命给说出来了。所以,从孔子开始,中国历史上才第一次出现真正的独立的知识分子。这是孔子的伟大,这是孔子对我们中华民族巨大的贡献。
在孔子看来,士人应当追求仁德,追求价值,追求正义。因此,士最可贵的,是他的判断力,而不是他的技术。甚至,士可以没有一门专业的技术,但绝不能没有判断力。没有判断力的技术人员,只是工具性地存在,而不是“人”的存在。
实际上,孔子是一个有多种专业技能的人。但他超越了这些专于一隅的技术,而去追求终极真理以及全人类的幸福。正是这种终极关怀,才使他成为圣人,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伟人。
十有五而志于学的孔子,在沉重的生活压力之下,一边谋生,一边坚持学习,向着人生和学问的深度掘进。一个思想的大师,道德的圣人,就要出现。
好学是孔子成为圣人的关键。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24]
孔子说:“即便十户人家的小村邑,也一定有如同我孔丘这样忠信的人,只是不如我孔丘这样爱好学习啊!”
忠厚老实的人很多,勤勉好学的人太少。到大街上,如果随便找十个人,其中一定有老实厚道的人。但是,找一百个人,其中也未必有一个好学的人。所以,平庸的人多,杰出的人少。
好学,则一切缺点有望改掉,一切不足可望弥补。孔子之所以由凡人成为圣人,无他,好学而已。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25]
前面我们讲到,孔子的智商极高。但是,仅有智商是不行的。
卫国的执政上卿孔圉,字仲叔,死后被谥为“文”。
子贡有一次问老师:“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
孔子回答:“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一般而言,聪敏的人大多不好学,不刻苦,地位高的人大多以向地位低的人请教为耻。所以,能做到聪明又好学,位高而又不耻下问,是比较难得的,这是孔文子被谥为“文”的原因。
孔子本人早就这样做了。
我们看看他的虚心求学:孔子进入太庙,协助礼仪,每件事情都要发问。有人说:“谁说鄹人叔梁纥的儿子懂礼呢?到了周公庙,每件事情都要问人。”孔子听到这话,说道:“每件事都要问明白,以免疏漏,这正是礼要求的谨慎呀!”[26]
既称鄹人之子,可见当时孔子不大,尚不能自立名声,自有建树。但已经有了“知礼”之名,并已经获得进入太庙助祭的资格,可见年纪也不小了。应该在二十岁以后,三十岁之前。
鲁昭公十七年,孔子二十七岁那年秋天,鲁国有个附属小国郯国的国君郯子,到鲁国来了。鲁国国君鲁昭公和执政大臣叔孙昭子设宴招待郯子。郯子是很有学问的人,在这个宴会上,叔孙昭子问了郯子一个问题,问他们的祖先少皞氏官名为什么都是以鸟来命名的。郯子就给他做了解释和说明。当时孔子不在现场,孔子后来听说了,赶紧跑到国宾馆,当面讨教郯子,把这个问题搞明白了。[27]
孔子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够向人学习的机会,所以他后来讲过一句话,“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本来应该跟他谈一谈,应该在他那儿讨教讨教,可是擦肩而过,失之交臂,这叫失人啊。所以,假如我们有机会向某人讨教,一定要去,不然,错过了就很难有机会了,这就是孔子给我们的教导。
除此之外,孔子还外出求学。
三十岁之前,孔子至少两次出国。
第一次是十九岁时去宋国,这是一次认祖归宗的旅程,从曲阜到宋国国都,两百多里,路途艰险,但孔子一往无前。他要去宋国学习殷商古礼。
第二次是去郑国向子产学习。
子产在孔子三十岁时去世。所以,他在郑国向子产学习的时间应该在三十岁之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
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世。
按司马迁的说法,孔子严肃认真恭敬侍奉的老师,有老子、蘧伯玉、晏子、老莱子、子产,还有孟公绰。
《史记·郑世家》载:
子产者,郑成公少子也。为人仁,爱人,事君忠厚。孔子尝过郑,与子产如兄弟云。
孔子和子产的关系,竟然亲如兄弟。这是一对忘年交,是典型的“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子产为人很仁德,能够爱人。后来,有一次樊迟问孔子什么叫“仁”,孔子回答说:“仁者爱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子产对他是有影响的。
孔子后来评价子产,说子产有四种品行符合君子之道,哪四种品行呢?
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28]
自己做事很恭谨,对待国君很恭敬,爱护人民有恩惠,使唤人民合乎义。
后来子产去世了,孔子哭了,叹息着说:“古之遗爱也。”子产这样的人,那是伟大的古代文化培育出来的一个仁爱之人啊。
子产去世的这一年,孔子三十岁。经过不懈的自学和求学,三十岁的孔子,终于可以立起来了。
[1] 《论语·述而》。
[2] 《日知录·卷三十一》。
[3] 《史记·孔子世家》。
[4] 《谥法》曰:“残义损善曰纣。”
[5] 胡仔:《孔子编年》。
[6] [清]江永:《乡党图考》。
[7] 胡仔:《孔子编年》。
[8] 周历二至三月间,夏历十二月至来年一月间,今公历1至2月间。
[9] 《史记·孔子世家》。
[10] 《论语·为政》。
[11] 《论语·子罕》,不同的版本,稍有不同。
[12] 《论语·子罕》。
[13] 《孔子家语·曲礼·公西赤问》。
[14] 钱穆:《孔子传》。
[15] 《孔子家语·本姓解》。
[16] 钱穆:《孔子传》。
[17] 《论语·子罕》。
[18] 《孟子·万章下》。
[19] 《论语·雍也》。
[20] 《大学》。
[21] 《张载集·张子语录·中》。
[22] 《论语·泰伯》。
[23] 《论语·子路》。
[24] 《论语·公冶长》。
[25] 《论语·卫灵公》。
[26] 《论语·八佾》。
[27] 《左传·昭公十七年》。
[28] 《论语·公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