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中，是极受尊重和推崇的。他是道统的象征，是中华民族道德和信仰的文化核心。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孔子，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心灵密码。可以说，在空间上，他无远弗届；在时间上，他又无时不在。

但是，在20世纪，一生颠沛的孔子在逝世两千多年后，又遭遇了两场巨大的风波和打击。第一次是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第二次是20世纪70年代的“批林批孔”。在这两次运动中，孔子都成了当时人们否定、批判和声讨的对象。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从鸦片战争到1919年，近八十年的时间里，我们这个民族经历了太多的失败、太多的屈辱。我们打不过英国，打不过英法联军，打不过八国联军，甚至还打不过自古以来就是“小弟”的日本。一个民族在近八十年里，几乎所有的对外战争以失败告终，这对一个民族的心理伤害是巨大的，这种伤害到今天仍然没有完全愈合。直到今天，我们还有严重的受害者心理，影响和干扰着我们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理性判断。

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从鸦片战争失败到巴黎和会被出卖，我们一直在反思：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新世界面前，我们总是失败的？最后我们发现，在文化上，我们是落后的。于是我们把这一切都怪罪到孔子的身上，就喊出了一个非常严厉的口号，叫“打倒孔家店”。

其实，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

第一，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文化，会同道家、法家、墨家等，共同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保证了中华民族领先世界两千多年（截至明代万历年间）。这是一个文化的奇迹，也是孔子本人的奇迹；是中华文化伟大的证明，也是孔子伟大的证明。这一点，谁也无法否定。

第二，“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中黑暗部分的指证和批判，比如“吃人的礼教”“奴隶道德”“三纲五常”等，其实并不是孔子的思想，甚至是孔子非常警惕和严厉抵制的思想。也就是说，“孔家店”里摆放的，并不都是孔子的东西，甚至是孔子不喜欢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五四”先贤们喊出的“打倒孔家店”，实际上只是把孔子当成一个“文化箭垛”，是传播学的需要，因为这样的口号直接、生动、形象，直接付诸人们的感觉，让普通人都一下子就明白了。所以，孔子实际上只是为那些文化史上的黑暗部分背了罪名而已。因此，“打倒孔家店”，并不能简单地理解成“打倒孔子”。

可怕的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我们遭受的创伤，一直不能愈合。这样巨大的、没有愈合的创伤，一方面使我们不能从容地面对外面的世界；另一方面，又使我们不能平静地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在这两方面，我们都有一些极端的情绪。

现在，我们需要客观冷静地认识孔子，评价孔子。我们需要客观冷静地评价我们的传统文化。

毋庸讳言，孔子并不是神，他有不足，他的思想当然也会有局限。但这并不能影响孔子的伟大。

事实上，孔子既是圣人，又是凡人。

他是圣人，他伟大，他是一个民族精神信仰的核心。

他是凡人，他平凡，他是一个人而不是神。他也有着常人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

所以，我们看孔子，也要带着两颗心：恭敬心和平常心。

这样，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可敬的孔子，我们还能看到可爱的孔子。

那么，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两颗心，走进两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去近距离地观察和了解孔子。看看他的可敬，看看他的可爱，看看一个凡人如何成为圣人，再看看一个圣人其实还是一个可亲可近的凡人。

首先，我们还得遵照一般的规则，先了解一下孔子的家世。我们来看看孔子这样一个民族的灵魂式的人物，他有着什么样的家族，这个家族又有着哪些荣耀和耻辱。

我们知道，孔子是一生服膺和推崇周王朝文化的。他自己曾经明确地说：“周代的礼乐制度是借鉴了夏、商两代后制定出来的，多么丰富多彩呀！我是赞成周朝的。”

直到晚年，他还为自己很久没有梦见周公姬旦而恐惧。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1]

孔子所尊崇并发誓恢复的周礼，就是周公制定的；周朝礼乐文化的开创者，就是周公；孔子的思想，就来源于周公旦的礼乐制度。他终身崇拜的人物，也是周公以及周文王、周武王。所以，孔子一生服膺周公，一生要推行周公之道。但从青年至壮年，从壮年至衰老，孔子周游列国，颠沛于风尘，处处碰壁，壮志难酬。到了两鬓霜白时，他不禁慨然长叹：“我老了！周公也不再入梦了！”

失败的感觉重重地击倒了他。

这一感慨，也告诉我们，他平时一定是经常梦见周公的，不然他不会有这样的比较，并有老冉冉其将至的伤感。我们知道，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古人，却常常在梦中相见，这不是一般的感情。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周朝礼乐文化的坚定捍卫者和鼓吹者，在他的弥留之际，却告诉来看望他的学生：他是殷人。

鲁哀公十六年阴历二月初四，七十三岁的孔子病势沉重，子贡（端木赐）匆忙赶来。孔子见子贡来，告诉他：“夏人停丧在厅堂的东阶，周人停丧在西阶，殷人停丧在厅堂的两根柱子间。昨晚，我梦见我坐在两根柱子中间，我要死了，我的祖先是殷人啊。”[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孔子为什么说他是殷人的后代呢？

其实，在他三十四岁左右的时候，鲁国的一个贵族孟僖子，在他临死之前给儿子的遗言中，就说过孔子的身世。孟僖子告诫他的儿子仲孙何忌（孟懿子）和南宫敬叔说：“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本来可以做国君，却让位给厉公。”[3]

既然是弗父何的后代，那么，往上一推，我们就会大吃一惊：原来孔子是商王的后代啊！

我们来列一下孔子的谱系。

——商汤：商王，王室

——子乙

——微子启：诸侯

《论语》的第十八篇，叫《微子》。这一篇一开头，就提到了微子。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纣王残暴无道的时候，天下人都称他为纣。[4]面对这样的暴君，微子离开了纣王去隐居，箕子装疯做了纣王的奴隶，比干力谏不休被纣王杀死。孔子说：“殷朝有三位仁人啊！”

先看微子。他叫子启，纣王的同母兄，但他出生时其母只是帝乙的妾，后来才立为正妻。立为正妻以后她生下了辛，所以辛获得立嗣的正统地位而继承了帝位，就是纣王。微子则封为子爵。纣王无道，微子屡谏不听，微子遂隐居荒野。

再看箕子。他是纣王的叔父。曾多次劝说纣王，纣王不听。箕子为求自保，遂披发装疯，被降为奴隶。

最后看比干。他是纣王的叔父。他认为像微子、箕子这样的做法都是不负责任的，于是强谏纣王。纣王大怒，竟说：“我听说圣人心有七个孔，真是这样吗？”遂将比干剖胸挖心。

这三人的行为，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在专制时代不愿同流合污时最常见的三种处世方式：微子当隐士远离黑暗政治；箕子佯狂自污以求生，装疯卖傻以活命；比干正道直行杀身成仁。虽方式不同，但都是不满于黑暗，坚决不做同流合污之人。所以，孔子说他们都属于仁德之人。

正是这个微子，后来成了宋国的始封君。可是他却并非孔子的祖先。

周武王灭商以后，立了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做商遗民贵族的首领，给了他一块封地，让他祭祀自己的祖先，并且还把自己的两个弟弟管叔和蔡叔封在武庚的附近，以监视武庚。

可是，不久周武王死了，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继位。成王年轻，没有执政的能力，于是成王的叔叔，也就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姬旦，留在京城辅佐。可是这个侄子当时确实太年轻，不太懂事，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德行。于是周公就临时代理摄政。远在东方的管叔和蔡叔怀疑周公会把大权都夺了去！于是他们就和武庚一块儿起兵造反。周公不得已带兵东征，用三年的时间镇压了这次叛乱，最后，管叔被杀了，蔡叔被流放了，武庚也被杀了。

武庚死后，因微子在殷民里有很高的威望，周公就把微子封在宋国，所以微子是宋国的开国国君。

但是，微子死后，却遵循商人传弟不传子的古老风俗，传位于自己的弟弟微仲衍。

——微子传弟微仲衍

——三传而至宋公

宋公有二子：弗父何与鲋祀。

这就到了孟僖子所提到的弗父何了。

宋公也搞传弟不传子的把戏，立弟炀公。可是儿子鲋祀不服，杀了炀公，推兄弗父何即位。

那么，弗父何会怎么做呢？

弗父何拒绝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弗父何即位，他如何处理自己的弟弟杀掉自己的叔叔即前任国君这件事呢？他不想再有家人流血，不想让鲜血染红宫殿。于是，他推掉了君位，让国与弟鲋祀，自己为卿。

弗父何能以国让，所以，孟僖子称他为圣人。而孔子，就是这位圣人之后，一个更大的圣人。

——弗父何（公卿）

——正考父（弗父何曾孙）

这位正考父也很贤达，他辅佐宋戴公、武公、宣公三君，皆为上卿。

按说这样的三朝老臣，德高望重，权倾天下，会比较傲慢。但是恰恰相反，他非常谦恭并且节俭。据说，他三次接受任命时，态度一次比一次谦恭：第一次是低首，第二次是弯腰，第三次几乎是匍匐了。他还为此铸了一个鼎，上面刻着表示自己谦虚的文字。他要用这个鼎，煮饭煮粥，粗茶淡饭，以为糊口。

《左传·昭公七年》记载：

更让我们钦佩的是，他还可能是《诗经·商颂》的作者。《国语·鲁语下》载：“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后汉书·曹褒传》“考父咏殷”注，正考父“作《商颂》十二篇”。

现在的《诗经》上，商颂仅存五篇，其余七篇可能在孔子时即佚亡。

想想孔子整理《诗经》之时，抚琴吟唱《商颂》五篇，他会如何怀想他的这位七代祖！他又会如何怀想伟大的商汤以及伟大的商族文化！

正考父有一个儿子，叫孔父嘉，也连做宋穆公、宋殇公两朝大司马。但是，他的结局非常凄惨，部分原因是他有一位美丽的妻子。

——孔父嘉（正考父子，孔子六代祖）

自弗父何至孔父嘉，共五代。按周礼规定，族人出了五服就要别立宗族。于是，孔父嘉“别为公族，故后以孔为氏焉”[5]。“孔父，字也，嘉，名也。后世以字为氏。”[6]以孔为姓氏的家族正式形成。

孔父嘉妻美，为宋太宰华父督所垂涎。

《左传·桓公元年》记载：

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

有一天宋国的太宰华父督（名督，字华父）在路上看见了孔父嘉美丽的妻子，他当时眼睛就直了，一路看着她款款走来，又目送她踏着芳尘而去，不知不觉口水就流了出来，叹息道：“美而艳！”这就是上了心了。

宋殇公在位十年，却打了十一场战争，弄得贵族也好，国人也罢，一致怨恨。华父督乘机散布流言：“这都是司马孔父嘉造成的啊！”鼓动人们对作为司马的孔父嘉的不满情绪。

最后，利用人们对孔父嘉的仇恨，华父督杀孔父嘉，占有了孔父嘉的妻子。宋殇公愤怒异常，华父督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连宋殇公也杀了。

孔父嘉的儿子木金父为了逃避这样的家族奇祸，逃奔鲁国。孔氏家族从此失去了贵族身份。

从商王到诸侯到公卿，一步一步下降。到了木金父，流落鲁国的孔氏家族，很快就再次下降为士，到了必须靠俸禄生存的地步，而要俸禄，就必须到贵族家里服务。

——孔防叔（木金父孙）（士）

——叔梁纥（hé）（孔防叔孙）

孔防叔就是鲁国贵族臧孙氏的家臣。出任臧孙氏采邑——防的邑宰。防在曲阜东三十里。孔防叔身份为士，只能靠俸禄生活。

叔梁纥就是孔子的父亲了。

叔梁纥任陬邑宰（今山东曲阜市东南尼山附近）。陬邑属鲁邑，陬邑宰属于国家的正式地方官，比其祖父孔防叔的家臣地位稍高。史载他“以勇力著称”。

说他以“勇力著称”，有三例。

第一例，在他五十五岁时。

鲁襄公十年（公元前563年），晋国率领诸侯联军围攻逼阳（一妘姓小国，今江苏邳州市西北，一说在今山东枣庄市南），叔梁纥随同鲁军参加了攻城。逼阳守军故意打开城门，放进对方一部分军队，然后落下闸门，以图关门聚歼。危急关头，叔梁纥独自托起落下的闸门，让进门的士兵及时撤出。

第二例，在他六十二岁时。

鲁襄公十七年（公元前556年），齐国侵犯鲁国，把鲁国大夫臧纥围困在防邑。夜里，叔梁纥同臧纥的两名兄弟率领三百人突围出城，护送臧纥到援军营地，自己又折回防邑继续守卫。齐人目睹叔梁纥如此骁勇，又有援军接应，便罢兵而去。从此，叔梁纥“以勇力闻于诸侯”[7]。

但是，年过花甲的叔梁纥还有更大的英雄壮举。

且看第三例，在他六十六岁时。

他曾经证明过自己是沙场勇士。这个已届暮年的壮士，竟然还证明了自己是情场的凯旋者。

六十六岁这一年的初春，他获得了一个少女的芳心，并且成功地获得这个少女颜氏家族的同意，娶她为妻。这是他一生中娶的第三个女人，而且是一个比他小了五十多岁的少女。

这个少女的名字叫颜徵在。

各种文献均载叔梁纥六十六岁与颜徵在结婚，颜徵在当时只有十五岁。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记载：“徵在笄（jī）年适于梁纥。”笄年即十五岁。

叔梁纥为什么在这样的年纪还要娶这样的少女？

当然，他老当益壮，并且，有可能他和颜徵在之间会有超越年龄的爱情。

但有一点不能不提：那就是叔梁纥正妻施氏给他生了九个女儿，却没有儿子。为此，他可能已经把施氏休了，或者，施氏已经去世了。

娶了一个妾，倒是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孟皮，却又是个残疾人。

他不甘心，这个家族不能这样人丁寥落。

于是，曾经在沙场为国家而战的他，现在要在情场为自己家族的延续而战。

他又胜利了！

这年秋天，颜徵在为他生下了一个虽然长相颇怪，却显然非常健康的男孩。

这个男孩不仅将延续孔氏家族，而且将影响一个民族。

这个男孩就是孔子。

有一件事情很古怪，那就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记述老英雄叔梁纥的这次英雄壮举的时候，用了一个特别刺眼的词：“野合。”

司马迁是这样说的：

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按一般人的理解，“野合”就是野外媾合。

我们知道，司马迁非常崇敬孔子。所以，他使用“野合”一词，绝不是唐突，更不是亵渎，那会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种看法，司马贞《史记索隐》记载：

今此云“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徵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

这种说法的问题是：既然如此，司马迁为什么不加以说明，而是使用了“野合”这样唐突的字眼呢？

第二种看法，钱穆《孔子传》：

此因古人谓圣人皆感天而生，犹商代先祖契，周代先祖后稷，皆在感天而生之神话。又如汉高祖母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遂产高祖。所云野合，亦犹如此。欲神其事，乃诬其父母以非礼，不足信。至谓叔梁老而徵在少，非婚配常礼，故曰野合，则是曲解。

这种说法用“不足信”三字，批评了司马迁；又用“曲解”二字，否定了司马贞。

但是，司马迁真是“欲神其事，乃诬其父母以非礼”吗？这有点贬低司马迁了。

第三种看法，刘方炜《孔子纪》中的“高”说。

这种说法认为高即“郊”。“郊媒”，是商族遗留下来直到春秋战国时还流行的一种男女郊外野合的婚配风尚。

具体而言，就是在每年的仲春[8]，男女去郊外某些特定地点欢会、野合。叔梁纥和颜徵在就是在这样的风俗之下，私下结合了。

刘方炜先生的“高”说，非常精彩，与他认为的孔子出生于十月初也吻合，与现在官方认定的孔子出生于九月二十八日也接近。但是，他既然说叔梁纥和颜徵在是“私下结合”，那就还是不能说明叔梁纥、颜徵在结合是合乎于礼的。

刘方炜先生给了我极大的启发。我认为，只要在刘先生的基础上，再往前一步，就好了。

其实，“郊媒”不仅不是“私下结合”，反而是受命结合。

《周礼·地官司徒》云：

中（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不用令者，罚之。

那时“不禁野合”与“春祭”有关。“春祭”是在春天举行的祭天、祭祖活动，目的是希望在即将到来的一年里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因为男女的结合和农业生产的播种、收获有相似之处，于是人类生殖活动与农业活动便联系了起来。

从而，在仲春之月，春耕播种之际，“令会男女”，是为了农业丰收、国泰民安，是严肃的政治命令，可不是男女私下的“性自由”。当然，具体谁和谁结合，那就要看两人的感觉和缘分了。这个政府不包办，还是有自由的成分的。

叔梁纥是名人，孔武有力，身材高大，这对于一个青春少女而言，是有着强烈的吸引力的。

春天的播种，是为了秋天的收获。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的九月二十八日，孔子出生。司马迁接着写道：

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9]

孔子之所以叫孔丘，有两个原因。

第一，祷于尼丘，故名丘字仲尼。

第二，头型酷似尼丘山，中间低，四周高。今曲阜的尼山山顶就是这样的特征。司马迁可能到过尼山。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孔子的头型如同“反宇”，就是屋顶反过来的那个样子，中间低而四周高。

孔子叫孔丘了，尼丘山反而不能叫尼丘山了。尼丘山后来为避孔子名讳，改为尼山了（古代避讳避名不避字）。

没有孔子，尼丘山不必改名。

没有孔子，尼丘山也不会成名。

尼丘山碰上孔夫子，幸焉，不幸焉？不幸焉，幸焉？

孔子出生时，叔梁纥就六十七岁了。鲁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年，孔子三岁，孔子父叔梁纥卒，葬于防（今曲阜市东二十五里之防山）。

一个三岁的孩子，一个十八岁的年轻母亲。他们又将如何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