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女工，星期天就甭指望她会来了。送面包的姑娘呢，说来真不巧，她来拉门铃的那会儿，弗朗索瓦兹刚好不在，她把面包搁在楼梯平台上的面包篮里就走了。水果铺的姑娘，可得晚好些时候才来呢。有一回，我上乳品店去订一种奶酪，在一群年轻的女店员中间，我注意到一个长着特别醒目的金黄色头发的姑娘，个子高高的，却稚气未脱，她站在其他姑娘中间，仿佛在沉思，神态显得很高傲。我只是远远地看了她一眼，尔后匆匆擦身而过，没能看清她到底长什么样儿，只是觉得她大概是最近一下子长高的，还觉得她那头金发看上去不像女孩的头发，倒像雪地上结成的一道道弯弯曲曲的晶冰[51]，这些平行的波纹线自有一种雕塑般优美的装饰风味。除此之外，我只看见清瘦的脸上长着一个格局很清秀的鼻子(对孩子来说这是很少见的)，让人想起幼鹰的短喙。要说呢，她的同伴们围在她身边，并不是妨碍我端详她的唯一原因，我没好意思多看她，还因为我不清楚她见到我会有什么印象，不知道接下去她会用怎样的态度对待我，是矜持的高傲，是嘲讽，还是过后才在女友面前表示出来的轻蔑。我所做的这些假设，霎时间使她周围那股暧昧危险的氛围变浓了，她藏匿在这片氛围中，犹如女神置身于雷霆发威的云天。而心理上的犹豫是最要命的，它比眼睛的生理缺陷更容易影响视觉印象的准确性。在这个不仅长得太瘦了一点，对我的视觉印象影响也太大了一点的少女身上，有一种在别人眼里也许是所谓魅力的显得有些出格、有些过分的东西，我虽然不喜欢这种东西，但终究拗不过它，我自始至终没去看店里的其他姑娘，更说不上记住她们的模样了，这个姑娘弧形的鼻梁，她那并不怎么讨人喜欢的，若有所思的，个性鲜明而且仿佛是在评判同伴的目光，一如金色的闪电使周围的田野显得更昏暗，把其他的姑娘全都投入了浓浓的夜色。于是，我这次去订奶酪，在乳品店里只记得(如果对一张根本没有看清，模模糊糊可以安上十来个不同鼻子的脸，也能说记得的话)这个我觉得并不怎么讨我喜欢的姑娘。这当然已经可以是一段爱情的开始。不过，要不是弗朗索瓦兹对我说，这个姑娘虽说调皮，人却挺机灵，可由于太爱打扮，欠了邻里的钱，女掌柜的要解雇她了，我说不定早把这个长着醒目的金发的姑娘给忘了，再也不会想见她呢。有人说，美是幸福的保证。反过来说，能愉快地生活，可能就是美的起点。
我开始看妈妈的信。她引用了德·塞维涅夫人的话(“我在贡布雷的思绪即使不能说一片绝望，至少也是悲观的，我思念你，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你，你的身体，你的事务，还有你离得这么远，你知道在黄昏时分想到这些，会使我感到多么惆怅吗？”[52])，我感到母亲不想看到阿尔贝蒂娜一直这么住在我这儿，也不想看到我，尽管还没对阿尔贝蒂娜说，但打定主意要娶这位未婚妻。她没有把这些想法很直接地说出来，生怕我会把她的信随处乱放。还有，尽管说得很含蓄，但她在信里责怪我没有每次收到信后及时告诉她：“你知道德·塞维涅夫人说过：‘一旦离得远了，你就不会觉得信的开头写“来信收到”有什么可笑了。’”最使她担心的事，她没提起，但对我的开销之大她却发话了：“你的那些钱都用到哪儿去了？你就像夏尔·德·塞维涅一样，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一个人要用两三个人的花销，这已经够让我烦心的了，那你至少总不能再像他那样，让我这么来说你吧：‘他有本事花钱花得让人看不见，不去赌钱照样输钱，还了钱也清不了账。’[53]”我刚看完妈妈的信，弗朗索瓦兹进来告诉我，她对我说过的那个有点莽撞的姑娘，这会儿刚好在她厨房里。“她正合适给先生送个信、买个东西，只要去的地儿不算太远。先生马上就会看到，她那模样就像个小红帽。”弗朗索瓦兹去把那姑娘带来，我听见她一边领着那姑娘过来，一边对她说：“你听好了，你怕是因为有条走廊，小傻瓜，我还以为你会大方些呢。要不要我搀着你的手？”弗朗索瓦兹是个能干而体面的女仆，她要别人也像她一样尊敬她的主人，所以特地摆出这副派头，在古典画家的画作上，那些拉皮条的女人就是这么八面威风、形象高大，经她撮合的那对男女站在她身边，可怜巴巴地显得一点不起眼。
埃尔斯蒂尔，当他欣赏紫罗兰时，他无须考虑这束花儿会怎么样。乳品店的姑娘一进来，却立时扰乱了我默想的宁静，我别的什么也顾不上，只想要做得像一点，让请她送信这由头看上去真有其事，我飞快地写了起来，几乎不敢抬眼去看她，生怕让人觉得我唤她来就是为了看她。我感觉得到，她身上有着一种陌生少女的魅力，这是在那些随时可以应召的漂亮妞儿身上找不到的。她既没**，也没化妆，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卖乳品的姑娘，一个我们没时间去接近她们时，总在想她们有多漂亮的那种姑娘，在她身上有一种意味，那既是生活中永恒的欲望，又是生活中永恒的遗憾，这股带有两重性的水流，最终汇聚拢来，流到了我们身旁。说带有两重性，是因为一方面我们说的是一个陌生的姑娘，一个气度、身材、淡定的目光、恬静的高傲神情，都让我猜想她一定是个妙人儿的姑娘；另一方面我又希望这个女人是干这一行的熟手，从而我可以躲进因这身制服而让我充满幻想地觉得会很新奇的那个世界。要想对恋爱中的好奇心给出一个定量的规律，就必须面对一个我们萍水相逢的女子与一个和我们关系非常亲昵的女子，找出她们之间的差距的极大值。从前的所谓青楼女子也好，今天所说的轻佻女郎也好(在我们知道她们轻佻的情况下)，她们之所以不能吸引我们，并不是因为她们不如别的女人漂亮，而是因为她们太容易到手；我们想要的东西，她们已经为我们准备在那儿；她们不是被我们**然后征服的女人。在这种情形，差距达到了极小值。一个妓女在街上冲我们笑，会笑得就像她已经贴身在挑逗我们一样。我们是雕塑家。我们面对一个少女，想要塑造的是跟眼前的这个形象完全不同的一尊雕像。诚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神情冷漠的少女，高傲地站在海边，是一个表情严肃地在柜台后面忙乎的女店员，她冷冰冰地回答我们的问题，只是因为她不想成为女伴们取笑的对象，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懒得搭理我们的水果摊女摊主。可是，我们会不遗余力，想方设法要知道，这个伫立海边的高傲少女，这个对别人的品评那么看重的店员，还有这个心不在焉的水果摊主，在我们略施小计以后，会不会放下她们绷得紧紧的身段，用那双捧过水果的手臂来搂住我们的脖子，带着默许的笑意，把那双原先一直冷若冰霜或漫不经心的眼睛俯向我们的嘴唇——哦，这双在工作时唯恐女伴说闲话而始终那么严肃的眼睛，这双竭力避开我们执拗的目光，如今单独相向，我们说起**时，却笑靥如花眼睑低垂的眼睛，它有多美啊!在店里卖东西的姑娘、专心熨衣的洗衣姑娘、卖水果的姑娘和送牛奶的姑娘——她就要成为我的情妇了——身上，这种差别达到了极大值，但在趋于极限的同时，又随着职业的习惯动作而有所变化，这些习惯动作使她们的手臂在劳作过程中绝无柔靡之态，跟那些每晚当我的嘴唇准备去吻它时，早已围在我脖子上的软软的丝巾截然不同。所以，我们的人生，就是在那些神情严肃的、从事的行业看似离我们很远的少女身边，在充满焦虑、不停更新的尝试中度过的。她们一旦进了我们的怀抱，就不再是先前的模样，我们心心念念要跨过的那段距离，也就消失了。而我们又会在别的女人身上重新开始，为此投入全部时间、全部钱财和全部精力，我们会对车夫大发脾气，就因为他车赶得太慢，要耽误我们的第一次约会，我们这时正狂热着哪。其实我们也知道，这第一次约会，是会以幻想的破灭告终的。但这没关系，只要幻想还在，我们就想看看究竟能不能把它变成现实，于是我们想起了神情冷峻的洗衣店的少女。爱情上的好奇心，就跟地名激起的好奇心一样，它一次次受挫，却又一次次重生，永无满足之日。
多可惜啊!这个卖乳品的发绺呈波纹状的金发姑娘到了我身旁，却重又变回她自己，我被她唤起的种种想象和欲念也都随之消歇了。她身上不再有那阵引得我浮想联翩的颤动着的云雾笼罩了。她一副窘迫的神情，像是为只有一个(而不是十个或二十个，我时而记得是十个，时而记得是二十个，有些难以确定)鼻子在感到羞愧，这个鼻子比我原先想的来得圆浑，让她的脸看上去有点蠢，绝对不会有生出好多鼻子的能耐。那场被截获而失去生气，而且已经没有可能再给它增添一抹亮色的飞翔，我的想象无法再为它提供动力了。坠落到了沉寂的现实上，我还想再蹦跶一下；先前在店铺里没看清的脸颊，这会儿让我觉得美丽极了，我心里不由得有点慌乱，为了保持风度，我对送奶的女孩说：“麻烦您一下，请把那儿的《费加罗报》给我拿来好吗？我想看一下让您去送信的地址。”她拿起报纸，束腰上衣的红袖子一下子滑到了胳膊肘上，她把这份保守派观点的报纸递给我时，动作又灵巧又可爱，在敏捷中透着随和，这柔美的模样，还有这鲜红的色彩，都让我看着喜欢。我翻开《费加罗报》，没抬起眼睛，随口问这女孩：“您穿的红线衫叫什么来着？挺好看的。”她回答说：“这是我的高尔夫球衫。”说来也是，时尚的式微我们已是见怪不怪，时装也好，词汇也好，几年前似乎还是专属阿尔贝蒂娜的女友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优雅的阶层的，如今都出现在了女工们的身上、口头。“我要让您去的地方有点远，”我一边装作在《费加罗报》上找东西，一边问她，“您真的没什么不方便吗？”她看出我好像觉得让她跑一趟会碍她的事，就马上表示，她是觉得有些不方便。“我待会儿要骑自行车去兜风。噢，我们只有星期天有空。”——“您光着脑袋，不会着凉吗？”——“噢!我不会光着脑袋的，我有马球帽，再说我头发多，没事儿。”我抬眼看着她那头黄黄的鬈发，只觉得它们像旋涡似的，把心头怦怦直跳的我，带进了一片炫目的光亮和美的狂飙之中。我又低下头来看报，当然，我这是在装模作样磨时间，但我虽说是装样子，报上的几行字还是跳入了我的眼帘，让我着实吃了一惊：“今日下午特罗卡代罗宫庆典厅将有盛大演出，对此本报曾做报道。现据悉，届时莱娅小姐也将参加《奈丽娜的诡计》的演出。我们自然可以期待，她出演的奈丽娜一角定会**四射、令人销魂。”这就好比有人猛地一下子扯掉了裹在我心头创伤上的包扎布，从巴尔贝克回来以后，这创口正在慢慢地结疤。我的焦虑和恐慌，如湍流一般冲决而出。这个叫莱娅的演员，就是阿尔贝蒂娜有一天下午在游乐场的镜子里看到的那两个姑娘的女友呀。诚然，在巴尔贝克那会儿，阿尔贝蒂娜听到莱娅的名字后，曾用一种显得很特别的、故作正经的口吻对我说过下面的话，仿佛对人家居然会对一位品行如此高洁的女士有所怀疑，感到非常愤慨似的：“哦!不，她根本不是这样的女人，她是个非常好的女人。”对我来说不幸的是，每当阿尔贝蒂娜给出这种说法的时候，它往往只是另一种说法的铺垫。第一种说法话音刚落，第二种说法就来了：“我不认识她。”至于第三种，那是在阿尔贝蒂娜对我说起品行无可指摘而且(在第二种说法中)说她不认识的某某人时，她渐渐忘了自己先前说过不认识她，终于在一句不经意间漏出来的话里，说了她是认识她的。
刚有过这第一忘，刚给出新的说法，第二忘就来了，她把这人品行无可指摘这茬给忘了。“要论品行端方，”我问，“某某人恐怕还够不上格吧？”——“那当然，这谁不知道啊!”她马上又用一本正经的口吻给出一种说法，那就像第一种说法模糊而微弱的回音：“我得说，她跟我在一起始终是行为很得体的。自然啰，她是知道的，要不是这样我就容不得她，对她不会客气。不过这也没关系啦。她这么真心诚意地尊重我，我还得感谢她才是。事情明摆着，她知道自己在跟谁打交道。”一桩实实在在的事情，过后之所以记得起来，是因为它有个名目，有前因后果，但一句随口说的谎话，很快就会给忘了。阿尔贝蒂娜把这最后一次，也就是第四次说的谎话给忘了，有一天她想靠说些体己话来取得我的信任，不知怎么，又说到了那个人，也就是她起先说她品行很好，后来又说不认识她的那个女人：“她有一阵对我挺有意思。有过三四次，她要我陪她回家，还要我跟她上去。陪她回来嘛，我倒觉得没什么，大白天的，街上又有那么些人。不过每次到了她家门口，我总是找个借口，不跟她一起上去。”可过了一阵，阿尔贝蒂娜又影影绰绰地提到，这位夫人屋里的摆设有多漂亮。把一件件事情聚集拢来，想必就可以从她口中得知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了，整个事情也许并没有我所想象的那么严重，因为，她既然跟女人交往这么游刃有余，说不定倒会更想有个情人，现在我就是她的情人，她应该不会再去想莱娅了吧。就她所提到的很多女性而言，我只要把她那些自相矛盾的说法收集拢来，摆在她面前，就已经可以让她认个错了(这些错误有如天文学的定律，往往是靠推理发现，而不是靠观察或平时偶然发现的)。不过她只肯承认，在给出第一种说法时她说了谎，而不肯承认从一开始就是在说谎编故事，这样一来我收集归纳的苦心就白费了。这样编故事，跟《一千零一夜》中的情形很相像，在那本书里这些故事编得挺迷人。这些故事让我们为一个我们所爱的人儿感到伤心，从而使我们对人性的认识不是满足于停留在表面，而能稍稍往前跨上一步。忧伤感染了我们，浸透痛苦的好奇，迫使我们往深处开掘人性。于是，种种事实真相会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感到自己无权隐瞒它们，就好比一个无神论者在临死前发现了某些事实的真相，尽管他相信死后万事皆空，荣耀沉沦也已无系于心，但他还是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尽力让人们了解这些真相。
我对莱娅的了解，大概还只处于第一种说法的阶段。我甚至都不知道，阿尔贝蒂娜到底是认识她，还是不认识她。不过这也没关系，反正都一样。我要不惜任何代价做到的，是不让她在特罗卡代罗遇见这个熟人，或者结识这个陌生女人。我说我并不知道她是不是认识莱娅；但我想必在巴尔贝克听说过这个名字，而且是从阿尔贝蒂娜嘴里听说的。遗忘不仅发生在阿尔贝蒂娜身上，同样也发生在我身上，她对我言之凿凿地说过的好些事情，大都已经堕入了忘川。对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大事小事的回忆，并不是像一份份复本那样随时随地放在我们眼前，而是沉沦于虚无缥缈的忘川，我们只有靠偶然发现的相似性，才能把业已死去的记忆重新勾起，让它复活；可是仍然有许许多多琐碎的小事，无法进入记忆的潜在复原区，而始终停留在我们检索不到的部位。跟我们心爱的人的现实生活有关的事，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对这些事情不闻不问，她对我们说起的某件事或我们不认识的某些人，以及她说这些话的神态表情，旋即被我们忘诸脑后。因此，日后这些人激起我们的嫉妒之时，尽管这份嫉妒在往事中拼命挖掘，企图找出结论，弄清楚自己有没有找错对象，弄明白我们的情妇上次匆匆外出是否跟这些人有关，我们某次提前回家不许她再外出，她那么不高兴是否也跟他们有关，但终于一无所获；这份嫉妒始终是往后看的，它有如一个手边全无资料，却要写一部历史著作的历史学家；这份嫉妒始终是慢一拍的，它有如一头发狂的公牛，在斗牛场上左冲右突，却沾不到斗牛士的边，英武骄傲、容光焕发的斗牛士不停地戳它、激怒它，让全场残忍的观众赞赏他矫健的身手和娴熟的技巧。我们的嫉妒在虚无中左冲右突，它茫无目标，一如我们在梦中急切地想在一所空房子里找一个人，但这个平时很熟悉的人，此时却没准变成了另一个人，而仅仅借用了别人的躯壳外貌；它茫然失神，一如我们从梦中醒来，要想弄清楚梦中的某些细节，却只觉得懵懵懂懂，不知身在何处。我们的这位女友，在对我们说那些话时，脸上是什么表情？她看上去是不是不大开心，是不是还吹起了口哨，就像平时她想起有关爱情的念头，而我们的在场惹她讨厌、让她生气时常做的那样？她有没有告诉过我们什么事，跟现在她声称的她认识或不认识某某人自相矛盾来着？我们不知道，而且也许永远不会知道，我们会执拗地去寻找一个梦的碎屑，在此期间，我们和情妇仍会在一起生活，我们的生活，面对那些其实很重要却不为我们所知的事情，会显得漫不经心，而对那些或许并不很重要的事情，却会倍加关注，我们的生活始终为并非真正和我们有关系的人所纠缠，无处不是疏忽和缺憾，时时难逃无济于事的焦虑，我们的生活就像一个梦。
我瞥见乳品店的女孩还站在那儿。我对她说，那地方实在太远，我不想让她去送信了。她也马上觉得去那儿真的很麻烦：“一会儿有场很棒的比赛，我不想错过这机会。”我猜想她大概已经会说自己“喜欢体育”，而再过几年，她就该说“要享受自己的生活”了。我告诉她，我真的不需要她做什么了，还给了她五个法郎。这是她事先没想到的，她心想，什么事也没做就拿了五法郎，跑一趟腿肯定会拿得更多，于是，她顿时觉得不去看那场比赛也没关系了。“我还是可以为您跑一趟的。安排得过来的。”可是我已经在把她往门口推了，我需要一个人待着；要不惜任何代价阻止阿尔贝蒂娜在特罗卡代罗见到莱娅的那两个女友。必须这么做，还必须做成功；说实话，我还不知道怎么去做，于是一开始，我张开双手，瞧着它们，把手指的关节掰得咯咯作响，这也许是因为我的脑子找不到它要找的东西，怠惰下来，停歇了片刻，在这寂静的片刻中，就连最细微的事物都变得那么清晰可辨，正如火车停在广袤的原野上时，从车窗望出去，可以看见路旁土坡上的草尖在风中颤动——在这寂静的片刻中，正如被捕捉到的动物惊恐万状地木然而立，丧失了繁殖能力，我的脑子，瞬间也丧失了思维的能力。当然也可能并不是这样，而只是因为我正在准备用整个身体——连同其中包含的智力，以及源于智力的对付某人的办法——作为武器，射出子弹去把阿尔贝蒂娜跟莱娅和她的女友分开。没错，早上弗朗索瓦兹来告诉我阿尔贝蒂娜要去特罗卡代罗的那会儿，我是对自己这么说来着：“阿尔贝蒂娜要干什么，就让她干什么呗。”我原以为，在这种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到晚上也不会去想她到底在干什么，对我来说那应该是无所谓的。然而我之所以这么无忧无虑，却并不仅是由于清晨阳光如此明媚(就如我所想的那样)，而是因为我终于迫使阿尔贝蒂娜放弃了她也许在韦尔迪兰府上就在酝酿甚至实现的那些计划，乖乖地去看一场我选定的演出，她事先对此无从准备，所以我知道她到了那儿绝不会背着我干什么坏事。同样，虽然阿尔贝蒂娜稍后说过“就是自杀，我也不在乎”，那是因为她相信自己是不会自杀的。这个早晨在我面前，在阿尔贝蒂娜面前，都有着一种(比灿烂的阳光重要得多的)我们看不见的介质，透过这种半透明的、状态变幻不定的介质，我可以看到她的一举一动，她可以看到自己生活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信念，我们平时难以觉察到它们，而它们正如周围的空气一样，并非处于真空的状态；它们在我们周围形成一个变幻不定的，有时非常好，有时却又令人窒息的大气层，我们应该像关注温度、气压和时令一样仔细地对它们进行测定和记录，因为，我们的时日不仅有其生理意义上的特点，而且有其心理意义上的特点。有一个信念，我在这个早晨并没有注意到，而在打开《费加罗报》的那一刻，却满心喜悦地被它所包围，那就是阿尔贝蒂娜不会背着我做不好的事情。刚才，这个信念消失了。我眼前不复是阳光明媚的日子，而是在这个日子里面，由我的不安所生成的一个日子，阿尔贝蒂娜和莱娅的相见令我不安，她跟那两个姑娘的相见也令我不安，如果我没想错，她俩是去特罗卡代罗给莱娅捧场的话，她俩在幕间休息的当口见到阿尔贝蒂娜就更容易了。我不去想凡特伊小姐了[54]；莱娅的名字，让我想起了阿尔贝蒂娜在游乐场和那两个姑娘在一起的情景，妒意油然而生。阿尔贝蒂娜在我的记忆中，都是些一个个彼此不相连的、不完整的形象，都是些侧影，都是些瞬间的印象；所以我的妒意的对象，只限于一种不连贯的、既转瞬即逝又固定不变的表情，以及那些给阿尔贝蒂娜脸上带来这种表情的人。我想起了在巴尔贝克那会儿，那两个姑娘或她们那种女孩盯着阿尔贝蒂娜看时她的表情；我想起了我眼见她们的目光有如画家在画速写的当口那样，肆无忌惮地在她脸上扫来扫去，而她大概是由于我在场的缘故，听任她们投来热辣辣的目光，不动声色地做出根本没注意的样子，心里却说不定美滋滋的，那时我心里是多么难受。在她回过神来跟我说话之前，有那么短短的一个瞬间，阿尔贝蒂娜一动不动，独自对着半空在笑，就像一个人在照相时忍住心里的欢喜，装出很自然的表情一样；要不然，就是想在镜头前摆出一个活泼的姿势——就是我俩和圣卢一起在冬西埃尔散步那会儿她摆过的姿势：笑容可掬，舌头舔着嘴唇，就像在逗狗玩儿似的。当然，这种时候的她，跟对过往的姑娘兴趣盎然时的她，是判若两人的。她看那些姑娘的目光，又犀利又温柔，盯在她们的身上、脸上，如胶似漆，那股热辣劲儿，简直就像要从对方身上、脸上扒层皮下来似的。但这会儿她的目光(其中有一种严肃的意味，甚至使她显出一种痛苦的表情)，跟她看那两个姑娘时迷离、陶醉的目光相比，却使我感到更舒心些，我宁愿看到她有时因欲望无法满足而怅然若失的神情，而不愿看到她因激起别人的欲望而扬扬得意的表情。她是知道这一点的，要想掩饰也掩饰不住，她整个人沉浸在这种朦胧的快感之中，脸色就像玫瑰花那般娇艳。阿尔贝蒂娜此时的紧张情绪在使她变得容光焕发的同时，使我感到痛苦万分，有谁知道，一旦没有我在旁边，而那两个姑娘见我不在，主动来挑逗她，这时她会不会壮起胆子和她们搭讪呢。的确，这些回忆让我痛苦难当，它们有如阿尔贝蒂娜对自己的趣味彻底的招供、对自己的不忠全面的忏悔，她当初在我面前信誓旦旦说的，而我也愿意相信的那些话，我的不完全的调查所得出的否定结论，以及安德蕾的(说不定是和她串通过后做出的)保证，在这些回忆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阿尔贝蒂娜可以向我一次又一次地否认她的出轨；但她无意间漏出来的只言片语(那比内容大相径庭的申述更有说服力)，甚至单单她的眼神，就明白无误地暴露了她一心想要隐瞒(远比某些事实更想要隐瞒)的，你就是打死她她也不会肯承认的那样东西：她的性取向。要知道，没人会愿意把心灵拿出来给人看的。尽管这些回忆让我感到痛苦，但我能否认正是特罗卡代罗的演出唤醒了我对阿尔贝蒂娜的需要吗？像她这样的女性，她们的魅力，在某种情况下恰恰表现为她们的过错，表现为过错之后立即显示的温存(它让我们体会到了和她在一起的甜蜜)，我们就像一个三天两头要发病的病人，少了这种温存病情就会恶化。况且，她们不仅在我们爱着她们的这段时间里有过错，而且在我们认识她们之前也有过错，其中的第一桩就是：她们的天性。其实，这样的爱情之所以让人痛苦，是因为她们身上早就有了女人的一种原罪，这是一种让我们爱上她们的罪孽，一旦我们忘了它，我们就不再需要她，而等到重新再爱的时候，就得重新再受那番折磨。此时此刻我心心念念在想的，是但愿她不要见着那两个姑娘，是怎么弄明白她到底认得还是不认得莱娅，尽管我知道，一个人不该过于关心琐事(除非它自有一种普遍意义)，尽管我也知道，我们始终无法真正了解的残酷的现实有如一股肉眼看不见的激流，虽然在这股激流中偶尔会有点东西沉淀下来，积聚在我们的头脑里，但倘若我们把注意力分散到这些积淀物上去，那我们就会跟想去旅行或想要认识许多女人一样，变得非常幼稚可笑。何况，就算我们把这个积淀物融开了，也马上会有另一个积淀物来代替它。昨天我担心阿尔贝蒂娜会去韦尔迪兰夫人家。现在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莱娅。嫉妒是被蒙住眼睛的，它不仅无法在周围的一片黑暗中看到任何东西，而且还受着酷刑，被罚没完没了地重复一件工作，如同达那伊得斯[55]和伊克西翁[56]那样。即便那两个姑娘不在那儿，谁知道莱娅女扮男装俊俏的模样，还有她演出成功满载的荣耀，又会给她留下怎样的印象，唤起她怎样的梦想呢？那些在我家里也许有所收敛，但她终因无法餍足它们而对这种生活感到厌倦的欲念，到底是怎样的欲念呢？
再说，谁知道她是不是认识莱娅，会不会到她化妆间去看她，而且，即使莱娅不认识她，但在巴尔贝克毕竟见到过她，谁又能打包票，说莱娅一定不会认出阿尔贝蒂娜，不会在舞台上示意她从后台小门进去呢？危险一旦可以防范，恐怕就十有八九可以避免了。但现在这种危险，我并没有加以防范，而且恐怕也无法防范，所以我更觉得它可怕。不过，我对阿尔贝蒂娜的这种爱，原来当我想要去实现它的时候，几乎以为它已经消逝了，而此刻我所感到的剧烈的痛楚，却似乎在以某种方式向我证明，它并没有消逝。我心无旁骛，一心一意在想，用什么办法才能不让阿尔贝蒂娜留在特罗卡代罗，我还想，只要莱娅肯答应不去那儿，要我出多少钱我都肯。所以，如果说一个人爱谁不爱谁，不是凭他怎么想，而是凭他怎么做来证明的，那么，我可以说我是爱阿尔贝蒂娜的。但我所受的这种反反复复的折磨，并没有使阿尔贝蒂娜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变得更稳定些。她就像一个我心仪已久却始终不得一见的女神，弄得我心神不宁。我做出成百上千种假设，试图不让自己的爱情得以实现，从而来避免这种痛苦。
首先得弄清楚，莱娅是否真的要去特罗卡代罗。我给了乳品店的姑娘两个法郎，把她打发走以后[57]，就给布洛克打电话(他也跟莱娅有来往)，问他是否知道这件事。他对此一无所知，听上去对我这么感兴趣挺吃惊似的。我心想我得赶快去才是，弗朗索瓦兹已经穿戴齐整，可我还没穿好衣服呢，我要求母亲让弗朗索瓦兹这一整天都归我支配，我一边起床，一边吩咐弗朗索瓦兹去乘出租车；她得赶到特罗卡代罗去，买好一张票，进场后务必找到阿尔贝蒂娜，把我写的一张字条交给她。我在字条上告诉她，我此刻被刚收到的一位夫人的来信弄得心情很乱，这位夫人她是知道的，在巴尔贝克的某个夜晚我那么苦恼，就是因为这位夫人的缘故。我提醒阿尔贝蒂娜说，第二天她怪我没唤她来着。因此我冒昧地请求她，我在字条上写道，为我牺牲观看演出的乐趣，回来和我一起去散散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那样会对我的身体有好处。不过由于我穿衣服、做准备还得有好些时间，所以她不妨趁弗朗索瓦兹也在，先到三区商店(这个店比较小，不像廉价商店那么让我担心)去买下那件她看中的白珠罗纱胸衣。
那张字条或许还是起了作用的。说实话，阿尔贝蒂娜在认识我以后做了些什么，甚至在认识我以前做过些什么，我都不知道。但在她说的那些话里，有某些自相矛盾、文过饰非的东西(但倘若我这么说，她一定会说我把她的意思听错了)，在我看来，它们无异于被我当场逮个正着的把柄，可是对阿尔贝蒂娜，它们却毫无用处，她常常会像孩子那样耍点小把戏，骤然之间把整个局势翻转过来，她每次都能彻底瓦解我的猛攻，立于不败之地。攻势再猛，也伤不到她。她说话的句式常会出现突然的跳跃，这有点类似语法学家所说的错格之类的名堂，但她这么做，可不是在讲究修辞手段，而是要给自己补漏洞。比如有一次说到女人，她冲口而出：“我记得前不久我——”突然，在一个十六分休止符之后，“我”变成了“她”，那是件她在悠闲地散步时看见的事情，而不是她自己做的什么事情。动作的主体并不是她。既然她这么缩了回去，我倒想把这个句子的开头记牢，然后凭自己的判断知道它该怎么结尾。可是结尾还没知道，开头就有些忘了，莫非它是看见我神情如此专注，悄悄地绕开我了？我却依然焦急地想弄明白，她到底在想什么，刚才究竟记起了什么事情。可惜啊，我们的情妇一段谎言的开头，就跟我们的爱情的开头，跟一项我们立志要做的事业的开头，没什么两样。我们都没来得及注意呢，它们就已经冒头了，成形了，消逝了。我们如果回想是怎么爱上一个女人，是怎么开头的，这时我们已经爱了；想到先前的那些梦，我们不会对自己说：当心哦，那是爱情的前奏；它们出其不意地来到我们面前，我们几乎都没来得及注意。同样，除一些相当罕见的情形之外，我这么经常把阿尔贝蒂娜的谎话跟她最初关于同一话题的说法放在一起，只是为了叙述方便罢了。这种最初的说法，往往让我无法想到它后来会变得面目全非，会变成自相矛盾的另一种说法，所以它不会引起我的注意，当然，耳朵里是听进去了，但我并没把它从阿尔贝蒂娜接下去说的一堆话中抽离出来。过后，觉着阿尔贝蒂娜在说谎，或者心生疑虑、感到不安的时候，我很想能回忆起她最初的说法；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我的记忆没有及时得到指令，还以为这个副本是无须保存的呢。
我嘱咐弗朗索瓦兹，去把阿尔贝蒂娜从剧场叫出来以后，要打电话通知我，而且，不管阿尔贝蒂娜乐意不乐意，务必把她带回家来。“她要是不乐意来见先生，那真是太不像话喽。”弗朗索瓦兹回答说。——“可说不定她并不高兴见我。”——“那不是忘恩负义吗？”弗朗索瓦兹说，阿尔贝蒂娜让她在时隔多年以后，重又尝到了当年欧拉莉得宠于我姑妈在她心中激起的嫉妒的痛楚。她不知道，阿尔贝蒂娜在我家里的这种待遇，并不是她想要得到，而是我想要给她的(出于自尊，也由于心存激怒一下弗朗索瓦兹的念头，我始终没有把这一点给她说穿)，对阿尔贝蒂娜的机灵乖巧，她是又爱又恨，跟别的用人说起她时，称她是耍着我玩儿的女戏子、骗子。她不敢进入对她宣战的状态，在阿尔贝蒂娜面前依然是和颜悦色，对着我则一再为自己表功，说她怎么在阿尔贝蒂娜和我的关系中为我出了大力，尽管她心里明白，现在她对我说什么都不管用，都无济于事，但她还是在伺机而动；一旦我和阿尔贝蒂娜的关系中出现了裂缝，她就会出手扩大裂缝，直至把我俩完全分开。“她忘恩负义？噢不，弗朗索瓦兹，忘恩负义的是我，您不知道她对我有多好哪。(装出一副被人爱的样子，心里美滋滋的!)您快去吧。”——“我这就去，走嘞。”
女儿的影响，让弗朗索瓦兹的语汇起了些许变化。所有的语言都是这样，都是由于添加了新词汇而丧失其纯洁性的。不过，对弗朗索瓦兹说话方式(我曾恭逢它的全盛时期)的这种堕落，我也负有间接的责任。要不是她女儿总喜欢跟母亲讲家乡话，她也不至于会把母亲的古典语言糟蹋成粗俗的切口。她一有机会就说家乡话，母女俩凡有机密事要谈，也不去厨房间，就在我的房间里大讲其家乡话，厨房的门关得再严实，也不如在我的房间说方言来得万无一失。根据我能从中听清楚的唯一的一个词m'esasperate[58]频繁出现的情形来判断，我感觉到母女俩的关系似乎不那么融洽(除非这种恼怒的对象是我)。可惜啊，一种语言哪怕再陌生，人家天天听，时时听，时间久了也会听懂。我很遗憾这是方言，既然这种乡谈我听多了能听懂，那么要是弗朗索瓦兹平时说的是波斯语，我想必照样能听懂。弗朗索瓦兹见我有了进步，就加快了语速，她女儿也这么做，但已经没用了。做母亲的先是为我听懂了她的家乡话而发愁，尔后又为听我讲她的家乡话感到高兴。说实话，这种高兴，其实是取笑，因为我的发音虽说已经跟她差不多了，但她总觉得我们两人的发音之间，有着一道鸿沟，这道鸿沟让她感到得意，教她想起了这么些年来早已忘在脑后的老乡，心想没法见到他们真是可惜了，他们要是听到我把他们的家乡话说得这么蹩脚，准会笑得前仰后合，而她就爱听这笑声。就这么一个想法，让她既乐不可支，又满怀惆怅，她在心里细数那些老乡，揣测某人某人一定会笑出眼泪来。但无论如何，开心掩不住伤心，就算我发音蹩脚，但我毕竟懂了她的家乡话。你一直防着某人，唯恐他闯进家来，可一旦他会用万能钥匙，或者能使撬门铁棒，所有的锁就都形同虚设。既然家乡话成了一种毫无价值的防御手段，她就又和女儿说起法语来了——那是一种很快就会变得像近代法语的语言。
我已准备好了，弗朗索瓦兹却还没有来电话；不要再等，这就出发？可谁知道她有没有找到阿尔贝蒂娜呢？她会不会在后台？还有，即便弗朗索瓦兹见着她了，她会跟弗朗索瓦兹回来吗？半小时后，电话铃响起，我又盼又怕，心头怦怦乱跳。电话是由接线生接过来的，一阵即刻飞来的声音，为我带来的是女接线员的说话声，弗朗索瓦兹此刻感受到的，是从父辈传下来的面对一件不曾见过的东西时的腼腆和忧郁，这让她没法壮起胆子，她宁愿去跟传染病患者接触，也不敢去拿起电话听筒。她在剧院走廊上找到了孤身一人的阿尔贝蒂娜，她见到弗朗索瓦兹后，跑去通知了一声安德蕾说她先走了，然后很快就回来了。“她没生气吗？噢!对不起!请您问一下这位女士，那位小姐有没有生气？……”——“这位女士要我对您说，她没生气，一点儿也没生气；总之，她就是不高兴了，别人也看不出。她们现在到三区商店去了，两点钟回来。”我明白，说两点钟就是三点钟的意思，这会儿就已经两点过了。这是弗朗索瓦兹身上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不可救药的缺点，或者说毛病，她从来都既不能看准，也不能说准时间。我一直弄不明白她脑子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弗朗索瓦兹看表时要是正好是两点钟，她就说一点钟，或者说三点钟，我一直弄不明白，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究竟是弗朗索瓦兹的视力，还是她的智力或语言表达能力；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这种现象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人类的历史很悠久。遗传，杂交，使很多坏习惯、不着调的本能反应都变得生命力非常旺盛。有人打喷嚏、哮喘，因为旁边有玫瑰花；有人闻到刚画好的油画味儿就发皮疹；很多人出门旅行前会腹痛拉肚子，小偷的孙子即便当了百万富翁而且平时出手大方，还是忍不住要偷你五十法郎。弗朗索瓦兹究竟为什么没法说准时间，她本人不曾就此为我提供任何线索。通常我遇到她这么没准头的回答，总是很生气，可她既不想为自己的过错道个歉，也不想做任何解释。她缄口不语，就像没听见我说话似的，这样一来我更是火冒三丈。我倒想听到一句辩解的话，那样至少可以有个突破口；可是不然，只有一片无动于衷的沉寂。但无论如何，今天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阿尔贝蒂娜三点钟要跟弗朗索瓦兹一起回来，她是不会去跟莱娅或那两个女友见面的。于是她可能跟她们重新建立联系的危险不复存在，它在我眼里顿时变得无足轻重了，看到它如此容易消除，我不由得为自己居然会以为这个危险无法消除，感到很惊奇了。我对阿尔贝蒂娜油然而生一股强烈的感激之情，她没去特罗卡代罗找莱娅的女友，她离开剧场按我的意思回家，以此向我表示她属于我，表示她对我的爱超出了我的预期，为这一切，我对她感激之至。在有人骑自行车给我送来一张字条的当口，这股感激之情更是无以复加，阿尔贝蒂娜让人送来这张字条，要我耐心等她，还写了好些她所熟悉的客气话：“我亲爱的乖马塞尔，我不能像这位骑车人来得这么快，我真想能骑上他的自行车早点见到您。您怎么会以为我会生气，怎么会以为还能有什么事，比得上和您在一起那么开心呢!两个人一起出去该有多好，永远都是两个人一起出去，想必就更好。瞧你都想了些什么呀？你这个马塞尔!你这个马塞尔呀!永远是您的 阿尔贝蒂娜。”
有了阿尔贝蒂娜这般低首下心的顺从，我给她买的裙子，给她说过的游艇，还有福迪尼的睡衣，全都不仅得到了补偿，而且得到了充分的回报，那些东西在我看来，不啻是我享有的特权；因为，一个主子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标志他的支配地位的组成部分，它们如同权力一样，界定和证明了他的主子身份。而她承认我拥有的那些权力，正使我的义务赋有了名副其实的特征：我有一个属于我的女人，我随手写一张字条给她，她就会郑重其事地打来电话，告诉我说她就回来，马上就跟去接她的人一起回来。我比我想的更像主子。更像主子，也就是说更像奴隶。我不再急不可待地要见到阿尔贝蒂娜了。我知道她正在和弗朗索瓦兹一起买东西，一会儿就会和她一起回来(我觉得她们迟点回来也挺好)，这种确信，犹如一颗绚丽而宁静的天体，照亮了一段我此刻宁愿独自一人享受的时光。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驱使我起床穿衣准备外出，但也是这种爱，使我没法感受到外出的乐趣。我心想，在这样的一个星期天，年轻女工、时装店女店员，还有那些轻佻的女人，想必都会去布洛涅树林散步。凭着年轻女工和时装店女店员这两个词儿(就像我在有关舞会的报道上看到一个姑娘的名字时常有的情形)，凭着一件白色贴身短上衣、一条短裙的形象——在这些词儿和形象后面，有我想象的某个兴许会爱我的陌生人儿——我自个儿就生成了我心仪的女人，我对自己说：“她们该是多可爱啊!”可是，既然我不会一个人独自外出，她们可爱不可爱，跟我有什么相干哪？
我趁这会儿还是一个人的工夫，半掩上窗帘免得阳光妨碍我看谱，坐在钢琴跟前，随手翻开放在那儿的凡特伊的奏鸣曲，弹了起来；阿尔贝蒂娜还要有一会儿才会回来，然而她要回来又是完全肯定的，所以我既有宽裕的时间，又有宽松的心境。等她和弗朗索瓦兹一起回来，是可以放宽心地等待，对她的温顺驯服，则可以充分信任，沐浴在这种等待和信任的温馨氛围中，就像沐浴在如屋外的阳光一般温暖的发自内心的光线中，周身浸透了幸福；这时我可以支配自己的思绪，让它暂时离开阿尔贝蒂娜，专注在奏鸣曲上。但即使这样，我也没法集中心思去注意其中两个主题的交织，享受的动机和焦虑的动机的组合，此时此刻跟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是多么吻合，这种爱情中曾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出现过嫉妒，以致我在私下里对斯万说过，我不知道什么叫嫉妒。不，我没有注意这些，我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首奏鸣曲，是把它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的作品来看待的，流淌的音符把我带回到贡布雷的时日——我不是指蒙舒凡和梅泽格利兹那边，而是指当年在盖尔芒特家那边散步的时日——那时我自己也想成为一个艺术家。放弃了这个远大志向，我是否就真的有所失了呢？生活能用艺术来安慰我吗？在艺术中是否有一种更深刻的现实，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从表现的真实个性，得以表现出来呢？可也是，每个大艺术家都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他们会使我们感觉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去寻找个性，只能是徒劳的。就在我这么想的当口，奏鸣曲中的一个小节让我心头一震，其实这个小节是我很熟悉的，但有时候当我们全神贯注的那一刹那，会突然灵光一现，有些我们熟悉已久的事物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从中看到了以前从未注意到的东西。在弹奏这一小节时，尽管凡特伊在其中表达的是一个与瓦格纳全然不相干的梦境，我却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特里斯当!”脸上漾起的笑意，正是某个家族的老朋友在做孙子的某个音调、某个手势里看到他祖父母的影子(尽管小孙子从没见过爷爷奶奶)那会儿绽出的笑意。我把《特里斯当》的总谱放到乐谱架上，搁在凡特伊的奏鸣曲上面，这意思就好比拿一张照片出来，看看到底跟某人像不像，我知道当天下午在拉穆勒音乐会[59]上正好要演出《特里斯当》的选段。我由衷仰慕拜罗伊特的大师[60]，不像有些人(尼采的追随者)那样顾虑重重，这些人觉得不仅在生活中而且在艺术中，责任都在策使他们逃避美的**，他们置《特里斯当》于不顾，正如他们抛弃《帕西法尔》，他们奉行精神上的禁欲主义，沿着那条血迹斑斑的十字架之路，苦修复苦修，终于达到了对《隆瑞莫的驿车夫》精粹理解、顶礼膜拜的高度[61]。我意识到瓦格纳的作品是充满现实精神的，我回想起那些执着而短暂的主题依次出现在一幕歌剧中，渐渐远去却又注定再要回来，它们有时是那么遥远，微弱，不绝如缕，但在另外的时刻，尽管依然影影绰绰，却是那么急切，那么迫近，那么满含内在的**，这些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发自肺腑的乐声，与其说是一个动机的重复出现，不如说是一种神经痛毛病的反复发作[62]。
就这一点而言，音乐是和阿尔贝蒂娜的那些女友迥然不同的，音乐帮助我进入自己的内心，在那儿有新的发现：那正是我在日常生活中，在旅途中徒然寻觅的多样性，而这音响之流溅起阳光闪烁的浪花拍击到我的脚下，勾起了我的怀念之情。那是双重的多样性。一如光谱向我们展示光是如何组成的，瓦格纳的和弦，埃尔斯蒂尔的色彩，都使我们得以了解一个人全部情感的本质属性，而单凭我们对另一个人的爱，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另外就是作品本身所蕴含的多样性，作品之所以多姿多彩，用的就是一种手段：把丰富多姿的个性集中起来。一个平庸的作曲家声称自己是在描绘一个骑士和他的扈从的形象，却让他俩唱同样的曲调，瓦格纳则不然，他把每个人物都放在不同的现实背景上，一个骑士扈从每次出现时，都是一个既头脑简单，又喜欢把事物搞得复杂化的特定的形象，兴高采烈和因循守旧这两条声线的交织碰撞，让这个角色在宏大壮阔的音响世界中有了一席之地。为数众多的音乐形象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存在，而正是它们，使一部音乐作品变得充实而饱满。这种独立的存在，也就是大自然的某个瞬间形象留给我们的印象。即便是跟大自然让我们体验到的情感最不相干的事物，也都有其外在的现实意义，都是完全确定的；鸟儿的鸣啭，猎人的号角声，牧人在芦笛上吹出的曲调，都在天幕上勾勒出了它们的音乐形象。是的，瓦格纳走近它们，握牢它们，把它们放进一个管弦乐队，让它们服从于最高的音乐理念，但他又时时处处尊重它们原生态的独创性，一如一个中世纪的细木工匠之于纹理——正在加工的木制品独有的标记。
然而，尽管在很多19世纪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叙事状物，在描绘不仅仅是一些人物名字的鲜活个体的同时，还陷于对大自然的沉思，但我在想，这些作品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真是不可思议——那就是它们都是不完整的，这是19世纪所有伟大作品的特征，这个世纪最伟大的作家没有把作品写全，但是他们在注视着自己的工作，仿佛他们既是干活的工人，又是检验产品质量的检验员，他们通过这种自我观照，提取出一种外在于作品而又高于作品的新颖的美，回过头去赋予作品一种它原先所没有的和谐统一和宏伟气势。我们且不多说在写完小说后从中看见了人间喜剧的那位[63]，也不多说把诗或散文硬生生叫成历代传奇或人类圣经的那二位[64]，但难道我们就不能说，最后这部作品精彩地反映了19世纪的时代精神，难道我们就不能说，米什莱最令人心醉的美，无须从他的作品本身，而不妨在他面对作品的态度中去找寻，无须从他的《法国史》或《法国大革命史》，而不妨在他为这些书撰写的序言中去找寻吗？所谓序言，就是作者在作品完成后写下的文字，他在其中审视自己的作品，觉得该加上通常都以“也许不妨这么说”[65]之类的语气开头的一些内容，它们并非学者的婉转陈词，而是音乐家的华彩乐段。而另一位音乐家，此刻令我感到心头狂喜的瓦格纳，他在记忆的抽屉里抽出一个美妙的片段，把它作为回想起来果然必要的主题，加入一部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创作的作品中去，然后写出了第一部神话题材的歌剧，然后是第二部，然后又有了另外两部，而在最后突然发现自己完成了一部四联剧的当口，他想必有如巴尔扎克那样感到了些许微醺般的陶醉，那是巴尔扎克在写完那些小说之后，以一种既是陌生人又是父亲的眼光去看它们时的感觉，他觉得这本中有拉斐尔的纯洁，那本中有福音书的淳朴，当他回过头去审视这些小说时，他骤然意识到，倘若把它们处理成主要人物贯穿始终的系列小说，整体结构会更完整，于是，为了完成这一衔接，他给整部作品添上了最后的，也是最精彩的一笔。这种整体效果是后来形成的，但绝非不自然的，否则整部作品就会沦为毫无价值的垃圾货色；有许多平庸作家热衷于写大部头作品，在书名和卷名上用足功夫，让人觉得作者自有一种一以贯之的、卓越超群的构思，其实那种作品都是这类货色。这种整体和谐的效果并没有任何不自然之处，甚至或许正因为它是后来形成的，是在作者意识到各个局部独缺整合这样一个充满**的时刻诞生的，所以它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的。这种和谐的整体性是事先不为人所知的，因而它是本原的、非逻辑的，它既不摈弃内容的多样性，也不压抑表现这些内容的热情。整体性是作为一个单独创作的作品(但这一次是在总体的规模上)出现的，它是由灵感激发，而不是由某个主题人为地发展而成的，因而是和其他部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在伊瑟到来前的那段很长的乐队前奏中，作品给自己引来了牧人几被遗忘的芦笛旋律。随着海船的驶近，音乐在向前推进，当乐队把握住牧笛的曲调，把它加以转换，融入自身激昂的旋律，打散它的节奏，丰富它的音色，加快它的速度，添加它的配器之时，瓦格纳大概在为自己从记忆中找到牧笛的曲调，把它加入自己的作品，赋予它全新的意义而感到欣喜。这种欣喜，可以说始终伴随着他。尽管他有诗人的忧郁气质，但在身为创造者的欢快情绪的抚慰之下，忧郁很快就被欢快所盖过——也就是说，令人遗憾地就此消散了。而这时，正如方才在凡特伊的乐句和瓦格纳的乐句之间注意到的相同之处让我心头激起涟漪一样，这种饱含火山喷涌般力度的技巧，使我感到心绪有些纷乱。我们之所以会有错觉，以为我们在那些艺术大师身上看到了一种固有的、执着的独创性，一种看似反映超自然的现实，实则是精心制作的产物的独创性，难道就是由于这种火山式技巧的缘故吗？倘若艺术就是这么回事，那么它就并不比生活更真实，我也就无须有那么多的遗憾了。我继续弹奏《特里斯当》。透过跟瓦格纳之间的声幕之隔，我听见了他欣喜若狂、邀请我分享他的欢乐的声音，我听见这永葆青春的笑声和齐格弗里德的锤击声重叠在一起；乐句的演奏越来越辉煌，创作者的技巧也就越来越灵动自如，托着这些乐句像鸟儿般地离开地面，它们并不像《罗恩格林》中的天鹅，却有点像我在巴尔贝克见过的那架飞机，我见过它把动能转换成升力，飞过波涛上方，消失在蓝天中。也许，就像飞得最高、飞得最快的鸟儿必有一双强劲的翅膀，这些钢铁的玩意儿要能去探索广袤的无限，必须有那神奇牌[66]的一百二十匹马力，不过，虽然我们飞得那么高，我们却还是难以真正领略万里长空的静穆，因为发动机始终在轰隆隆地响着呢!
我的遐想，在此刻以前一直耽于对音乐作品的回忆，可我不知道思绪为什么突然转到了演奏家身上，而且不避过誉之嫌，把莫雷尔也归入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出色的演奏家之列。我的思绪一下子又来了个急转弯，琢磨起了莫雷尔的性格，以及其中的一些奇特之处。不过——这一点可能跟始终折磨着他的神经衰弱有关，但毕竟不是一回事——虽说莫雷尔习惯了把自己生活中的事情都讲给别人听，可是他的讲述让你看到的场景是一片昏暗，你简直没法从中分辨出什么东西来。举例来说，他的一举一动完全听从德·夏尔吕先生的安排，条件是晚上得让他自由支配，因为他吃好晚饭以后要去上代数课。德·夏尔吕先生答应了，但要他上完课再回来。
“不可能，这是一幅意大利古画(这个玩笑用在这儿毫无意义；原来，德·夏尔吕先生曾让莫雷尔读《情感教育》，在倒数第二章中，弗雷德里克·莫罗说过这句话，就此以后，莫雷尔每逢说‘不可能’时，总不忘接着说‘这是一幅意大利古画’算是开玩笑)，下课时间很晚，我们已经够打扰老师了，还要怎么着的，他肯定会生气……”
“代数又不是游泳，也不是英文，要上什么课？自己找本书学学就行了。”德·夏尔吕先生说，其实一听到上课什么的，他就料定代数课里准有不明不白的花头。说不定是跟哪个女人睡觉，也没准是莫雷尔想钱心切，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不是去当密探，就是跟着保安警察去转悠，这谁知道呢？更糟糕的情况是到哪家妓院里去当面首。
“没准还是看书容易学呢，”莫雷尔回答德·夏尔吕先生说，“上代数课根本听不懂。”
“你干吗不到我家里去学呢，那岂不舒服得多了？”这句话都已经到了德·夏尔吕先生嘴边，但他憋住了没说出口，因为他知道，只要莫雷尔自由支配晚上时间之心不死，莫须有的代数课立马可以变成非去不可的舞蹈课或图画课。但眼看莫雷尔常来他家解方程式，德·夏尔吕先生又觉得自己可能是错怪，至少是部分错怪莫雷尔了。他告诉莫雷尔说，学代数对提琴家根本就没用。可莫雷尔对他说，学代数是个消遣，可以打发时间，对治疗神经衰弱也有好处。德·夏尔吕先生当然可以设法打听，弄清楚这些神秘兮兮、非上不可，而且时间非得放在晚上的代数课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他的社交事务实在太忙，抽不出空来理清莫雷尔这团乱麻。他得接待来客，得回访人家，得常去俱乐部走走，得参加时尚的晚宴，晚上还得去剧院看戏，他没空再去想莫雷尔到底在干些什么，也没空去理会人家所说的莫雷尔种种又粗暴又阴险的坏脾气，据说，莫雷尔每到一个社交场合，每到一个城市，这种坏脾气就会或发作或掩饰，而凡他所到之处，大家说起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噤若寒蝉。
很不幸，那天我正巧碰上了这种神经质坏脾气的发作。我弹好钢琴，下楼来到院子里，想等阿尔贝蒂娜回来。走过絮比安裁缝铺跟前，看见只有莫雷尔和那个我想不久就是他老婆的姑娘在铺子里，莫雷尔正在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性子一上来，竟然满口都是我从来不曾听到他说过的乡下土话，这种乡音他平时是不露出来的，听上去非常奇怪。说出的话也同样奇怪，从语言的角度看错误很多，简直有点不知所云。
“你不是要跑吗？我叫你跑，我叫你婊，我叫你婊。”他对着可怜的姑娘狠狠地喊道。她一开始没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67]，尔后气得浑身打战，一动不动，高傲地站在他面前。“我叫你跑呀，我叫你婊，我叫你婊；你去把你舅舅叫来，我要告诉他你是什么东西，你这**。”
这时，院子里传来絮比安的说话声，他跟一个朋友边说边走，正在进来。我知道莫雷尔是个胆小鬼，觉得絮比安和他的朋友不用我帮忙也行，瞧见他俩这会儿进了铺子，我就上楼而去，免得遇见莫雷尔，他尽管装出巴不得人家把絮比安叫来的样子(他可能是想这么虚张声势，吓唬一下那姑娘，好让她就范)，一听到絮比安进了院子，却忙不迭地避开了。耳闻为虚，听到的话还不足以解释我上楼时心跳为什么这么快。眼见为实，身经的场景往往会在军事专家部署进攻时所谓的奇袭中发挥一种无可估量的威力，尽管我刚才得知阿尔贝蒂娜不会留在特罗卡代罗，马上就要回到我身边的消息时，满心都是怡然自得的情绪，可这会儿却一点儿也不管用，耳畔一遍又一遍地响着那令我心神不宁的声音：“我叫你婊，我叫你婊。”
我内心的**渐渐平息下来。阿尔贝蒂娜就要回来了。不一会儿我就会听到门铃声了。我感到像这样有了一个女人以后，生活不可能再像原来一样，她就要回来了，我自然得去等她，从今往后，我的全部精力，我的所有活动，都将日渐集中到让她变得更美的目标上去，这就使我有如一根茎秆，虽然在长壮，但吸取了所有积聚的养分的饱满果实沉甸甸地压在它身上。一小时前我还是满心焦虑，这会儿心头却是一片宁静，而且，阿尔贝蒂娜就要回来赋予我的这种宁静，比早晨她出门前我所感到的宁静更宽广。我依稀看见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位女友的顺从使我俨然像个主人，变得更强韧，仿佛她近在眼前的、不可避免的、恼人而又甜蜜的存在充实了我，使我变得更稳重了，这种宁静(它使我们不必再从自身去寻找所谓的幸福)来自亲情和居家的幸福感。这种亲情和家庭的氛围，在我等待阿尔贝蒂娜时曾给我带来内心的安宁，而接下来，我在和她一起散步时又感受到了这种情感和氛围。有一小会儿，她摘下了手套，也许是要摸一下我的手，也许是要向我炫耀一下小指上的一枚戒指，在蓬当夫人送她的戒指边上的这枚戒指上，仿佛有着一片流光溢彩的晶莹的红宝石花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