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以后跟外婆一起去巴尔贝克的时候，我对吉尔贝特几乎已经完全无所谓了。当我对一张新的脸庞看得着了迷，当我期盼另一位少女带我去参观哥特式大教堂、意大利宫殿和花园时，我会伤感地想到，我们的爱，只要它是对某个活生生的人的爱，那就可能不是很真实的东西。因为，虽然在一段时间里欢欣或痛苦的梦也许会把这种爱跟一个女人联系在一起，使我们以为它是命定由她激发的，但是，一旦我们反过来自觉或不自觉地摆脱了这种联系，这种爱，既然它完全自发地源于我们自己，就会再次萌生，献给另一个女人。然而这次动身去巴尔贝克时，以及我在那儿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我的那种无所谓还是时断时续的。往往(我们的生活常常并不是按年月顺序安排的，时日的序列中会插进许多时序错乱的日子)，我并不是生活在前一天或前两天过后的这一天，而是生活在离那更远的日子，在那些我还爱着吉尔贝特的日子里。这时，见不到她会使我突然感到一阵揪心，就像当初的情形一样。当初爱着她的那个我，虽然已经几乎完全被另一个我所替代，此时却又蓦地冒了出来，这种时刻往往不是由重大的事情，而是由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引起的。举例来说(我这是把诺曼底小住的那段时间提前来说了)，我在巴尔贝克有一次听见大坝上碰到的一个陌生人提起了“邮政部司长一家子”。按说(因为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一家子将会对我的生活造成那么大的影响)，这话我原本是该听了只当耳边风的，想不到它却让我伤心了好一阵子，那是大部分早就被取代了的那个我，在为见不到吉尔贝特而伤心呢。不过，爱情的回忆还得服从记忆的一般规律，而记忆的一般规律又受习惯的更一般规律所支配。由于习惯会使一切变淡变弱，最能让我们记起一个人的，恰恰是我们曾经忘记的事情(因为那是无足轻重的事情，我们就听凭它保留了它的全部能量)。正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记忆中最美好的部分，都存在于我们自身之外，存在于一缕带着雨丝的清风中，存在于一个房间幽闭的气息或一点初起的火苗的气味里；但凡我们能从自己身上发现智力由于不屑而懒得去探究的东西的地方，都有这些美好的记忆存在，它们是往昔最后的保留，是其中最美好的，当我们的泪泉看似已经干涸之时，还能让我们潸然泪下的东西。它当真是在我们自身之外吗？更确切地说，它是在我们心中，但避开了我们的视线，藏进了或长或短的忘川之中。而也只是靠了这种遗忘，我们才能不时找到我们曾经是过的那个人，才能像这个人曾经做过的那样去面对各种事物，也才会重新感到痛苦，因为我们已不再是我们，而是他，我们现在觉得无所谓的东西，却是他所爱的。在习惯性记忆的强光下，往昔的图像渐渐变得愈来愈淡，最后什么也没留下，我们再也找不到他了。或者更准确地说，要不是有些个词儿(比如邮政局司长)被小心翼翼地藏在了忘川之中，我们恐怕就再也找不到他了，这就好比国立图书馆里的一本书，要是一不小心没归架的话，以后恐怕就别想找到了。

但是，这种痛苦，这种对吉尔贝特爱情的复萌，并不比梦中的痛苦和爱情持续得更长久。这一次，倒是因为到了巴尔贝克，往日的习惯不在这儿，这些情感才没再持续下去。如果说习惯的这两种效果看似矛盾，那恰恰是因为它遵循的是多重法则。在巴黎，我愈来愈不在乎吉尔贝特，那是由于这种习惯的缘故。习惯的改变，也就是说这种习惯的暂时中止，在我动身来巴尔贝克之际使这种习惯的影响发挥到了极致。它固然变弱了，但它是稳定的，它固然引起了解体，但它使这种解体无限地持续了下去。多年以来，我每天的精神状态或多或少可以说是前一天状态的翻版。可到了巴尔贝克，床换了，早晨放在床边的，是一顿跟在巴黎不一样的早餐，当初滋养我对吉尔贝特的爱的种种念头，在这张**自然就转不起来了。有时候(当然这种情形非常少见)，久居一地会使时日停滞，赢得时间的最好办法，就是换个地方。我这次来巴尔贝克，就好比大病初愈的病人第一次出门，他早就盼着能出趟门，让自己看到真的已经痊愈了。

这样的旅行，如今大概都是乘汽车了，一般人都觉得这会更舒服一些。我们会看到，在那样的情况下，旅程甚至会在某种意义上变得更真实，因为我们更贴近、更真切地看到了地貌怎样以种种方式在渐次变化。不过说到底，旅行特有的乐趣并不在于可以顺道而下，累了就歇，而在于尽可能让出发地和目的地之间的差异变得清晰可见(而不是尽可能让这种差异变得无法感觉)，如同我们的想象通过一个跳跃把我们从所在地带到目的地时，我们头脑中所想的那样，整体地、完好地感受这种差异；这个跳跃让我们觉得神奇，主要并不是因为它一下子穿越了一段距离，而是因为它把地球上两个不同的地点连接在一起，把我们从一个地名带到了另一个地名，在火车站这个特定地点完成的神秘过程(它比散步更说明问题，散步是走到哪儿想停就可以停的，所以无所谓哪儿是目的地)概括了这一跳跃；火车站可以说并不是城市的一部分，但它却包含着城市个性的精髓，犹如站台上的地名那般显示了城市的特征。

然而无论什么物品，我们时代的风气，就是非要把它和现实生活中的环境一起拿出来让人看，这一来，就抹去了本质的东西，亦即将它从所处环境中分离出来的精神活动。一幅油画被放在同时代的家具、摆设和壁毯中间展示，就成了俗套的装饰，一个家庭主妇早些天还对此一窍不通，在档案馆和图书馆里泡了两天过后，现在居然可以在宅邸里很娴熟地摆弄这些玩意儿了。殊不知，坐在这些装饰中间边进餐边看画，是根本无法领略在博物馆大厅见到它时那种令人心醉的欣喜的，而博物馆大厅那没有任何装饰、近乎光秃秃的环境，恰恰更好地凸显了艺术家在其中驰骋想象进行创作的内心空间。

不幸的是，这些叫作火车站，人们从此出发去往远方某个目的地的美妙所在，恰恰也是一些悲情四伏的所在，因为虽说靠着这里发生的奇迹，原先始终只不过存在于我们头脑之中的城镇，就将成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城镇，但因此也必须从走出候车室那一刻起，就断了一个念头，不再想着一会儿还能回到刚才待在里面的那个熟悉的房间。一旦下决心进入这个通向神秘的臭烘烘的场所，进入这个装着玻璃窗的大棚，你就必须抛弃回家过夜的一切希望。我要寻找去巴尔贝克列车的圣拉扎尔车站，正是这么一个巨大的工棚，在开膛剖腹的城市上方，**出一片粗野、刺目的天空，凝聚起充满悲剧色彩的森严氛围，就像蒙泰尼亚或委罗内塞画中某些几乎成了巴黎现代特色的天空，置身在这样的天空下，人们所能做出的，唯有乘火车出行或竖立十字架之类的可怕壮举了。

当我躺在巴黎屋里的**，眼前悠悠然浮现漫天风雪中巴尔贝克那座波斯风味的教堂的时候，我的身体没有对这次旅行表示任何异议。但当它知道它得事必躬亲，而且在抵达当晚，人家会给我安排一个它全然陌生的房间，它就提出了异议。动身前夜，我听说母亲不能陪我们去，而父亲在和德·诺布瓦先生同去西班牙之前一直要留在部里，所以干脆在巴黎郊外租了个房子，这时候它提出的已不只是异议，而是强烈的抗议了。不过，巴尔贝克的景色，似乎并不因为必须付出病痛的代价才能欣赏，而变得魅力稍有减退，这病痛在我看来，正好是使我心向往之的那个印象得以体现、得以落实的保证，而那印象，是任何号称堪与媲美的景观、任何我毫不费力就可以前去(甚至照样可以回家睡在自己**)的名胜佳境所不能取代的。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又感觉到，钟情的人和得到快乐的人，不会是同一拨人。动身那天早上，平时给我看病的大夫见我闷闷不乐的样子，惊奇地对我说：“依我说呀，只要能让我去海边吹上一个星期的海风，我就求之不得喽。您可以看到海上的帆船比赛，这有多棒。”我相信我也像这位大夫一样，对巴尔贝克一往情深。但我早在去看拉贝玛演出之前，就已经知道无论我钟情于什么，它只有在历经痛苦的追求之后，才会出现在我面前。为了最终得到它，在追求的过程中，我首先必须牺牲我的快乐——而不是寻觅我的快乐。

我外婆对这次旅行的看法自然跟我又有些不同，她一如既往，总想赋予我收到的礼物一种艺术的气质。为了让我在这次旅行中获得一种局部具有古典意味的体验，她曾经打算把行程分成两半，一半乘火车，另一半循着当年塞维涅夫人从巴黎经肖讷和奥德梅尔桥到东方城[166]去的路线，乘汽车而行。但由于父亲的极力劝阻，外婆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父亲知道，外婆只要安排一次外出，总想让旅行所能包含的智力方面的裨益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时你就等着瞧吧，赶不上火车啦、丢失行李啦、喉咙发炎啦、违章啦，都是早晚会发生的事儿。不过有个念头还是让她挺高兴，那就是我们去海滩的时候，不会有她亲爱的塞维涅所说的讨厌的马车客半路拦住我们，因为，勒格朗丹没为我们给他姐姐写信，所以我们在巴尔贝克没有认识的人。他不写信之举，颇为我两位姨婆塞里娜和维克多娃[167]所不齿，她们还是小姑娘时就认识他的母亲，为了显示这份旧日的亲昵关系，她俩至今仍管她叫蕾内·德·康布尔梅，把她送的礼物放在房间里、谈话中显摆，也不管它们跟眼下的现实有多对不上榫。她俩从此以后在勒格朗丹老太太家绝口不提她女儿的名字，一出门则用“你知道的那个人，我压根儿就不提”“我想她们心里明白”之类的话相互庆贺，以为这样就给我们出了气、雪了耻。

于是，我们定下乘一点二十二分的火车从巴黎出发，很久以来我常常兴致盎然地在火车时刻表上找寻这趟车，每次看到它，我都会感到激动，生出一种已经启程出发的开心的错觉，久而久之便产生了一种对这趟车已经很熟悉的感觉。在我们的想象中某种形式的幸福到底是怎样的，主要取决于它究竟怎样激起我们的向往，而不在于我们对它有多少了解，所以我感到自己对这次的幸福已经了解得够详细了。我一点也不怀疑，当白天的暑气渐渐散去时，我将会在车厢里体验到一种特殊的快乐，而在临近每个车站时，我都会出神地凝望眼前的景象。这列始终唤起我对同一些城市的想象的火车，在我眼里被笼罩在它穿行而过的下午时分的明亮光线之中，我觉得它不同于所有其他的火车。平时我们对某人有好感，往往还没等见到他，就已经把自己想作他的朋友了，现在也是这样，我把一种独特而永恒的表情，赋予了一位富有艺术家气质的金发旅客，认定他会把我带上他的旅途，而且在他渐行渐远走向落日之前，我会在圣洛大教堂跟前和他诀别。

外婆好不容易才下决心去巴尔贝克，她不想白去一趟，所以要在一位女友家待上二十四小时。当天晚上我先走，一则免得多打扰人家，二则，第二天可以去看巴尔贝克的教堂，我们事先就听说，教堂离巴尔贝克海滩挺远的，我怕海水浴疗程开始以后，就抽不出时间再去那儿了。对我来说，能把这次旅程的重头戏安排在第一夜之前，也许还是值得宽慰的，因为在那令人痛苦的第一天晚上，我得进入一个陌生的处所，而且不得不把那儿当作一个新的家。但是，要认一个新的家，就先得离开那个老的家；母亲安排在这一天去圣克卢，她准备，或者说假装准备在陪我们到火车站以后，就直接去圣克卢，中途不再回家——她是怕我到时候不肯去巴尔贝克，缠着她要一起回家呀。她推说刚租下的房子里有好多事要料理，抽不出时间(其实是想避免那幕残忍的告别场景)，决意不等火车启动就先走。在火车开动的这一刻，先前被来去匆匆、忙这忙那所掩盖的离别，由于已经无法回避，完全集中在了一个令人黯然神伤而又头脑格外清醒的时刻，总会突然显得让人无法忍受。

我第一次感觉到，母亲没有我，也能过另一种不为我而活着的生活。她要和我父亲一起去住了，她也许觉得我羸弱的身体，还有我的神经质，都使我父亲的生活变得有点复杂、有点难弄。这次分别让我格外感到伤心，因为我心想，在母亲看来这大概意味着她对我的一次又一次失望到了头，她没对我说过，但在经历了这么些失望以后，她明白她很难再和我一起过假期了。随着她和父亲岁月的老去，这也许也是她向命运妥协，决意过另一种生活的最初尝试。在那种生活中，我不会像现在这么经常见到她，到那时——这可是即使在噩梦中也从没出现过的场景哦——她会在我眼里变成一位有些陌生的夫人，人们看见她独自走进一所没有我在那儿的房子，问看门人有没有我的信。

车站雇员要来帮我提箱子，我看着他几乎说不出话来。母亲想用她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来安慰我。她觉得不能再装着没看出我的忧伤，因为装了也没用，她温柔地拿这份忧伤来开玩笑：

“嘿，巴尔贝克的教堂要是知道你愁眉苦脸地去看它，它会怎么说呢？拉斯金说的快快活活的旅行家，怎么能这样呢？没事儿，你一路上好不好我都会知道的，哪怕隔得再远，我也永远和我的小宝贝在一起。你明天就会收到妈妈给你的信。”

“我的女儿，”外婆说，“我瞧你就像塞维涅夫人，只要跟前有张地图，就随时随地和我们在一起啰。”

妈妈想让我散散心，就问我晚饭想点什么菜，还把弗朗索瓦兹大大夸了一通，称赞她把一顶帽子和一件大衣改得认不出来了，要知道当初新帽子戴在姨婆头上、新大衣穿在姨婆身上的那会儿，妈妈可是觉得难看极了的：帽子上耸着一只很大的鸟，大衣上布满丑陋的图案和乌亮的斑点。后来大衣不能穿了，弗朗索瓦兹就让人把它翻了个面，让色调和谐悦目的衬里露在外面。至于那只鸟，折断以后也早就给扔了。有时最清醒的艺术家着意寻找的精致，却碰巧出现在一首民歌里，或者在一间农舍的门面上——在门楣上方恰到好处地装点一朵白色或淡黄色怒放的玫瑰，叫你看了怦然心动；弗朗索瓦兹也是这样，她凭着那份自信而又天真的审美情趣，把夏尔丹或惠斯勒的肖像画上那些令人着迷的丝绒结或蝴蝶结缀在了帽子上，顿时使那顶帽子添了几分可爱。

还在早几年的时候，每当我们这位老女仆拿到人家送她的旧衣裳，她脸上常会有一种由谦逊和正直而来的庄重表情。她是个谨慎但绝不卑下的女人，懂得“守本分，不越轨”的道理，那些衣裳，她留着出门时才穿，这样她和我们在一起既不显得寒碜，也不显得张扬。她这么穿着式样过时的鲜红呢大衣，领口的皮毛软软地耷拉下来，让人不由得想起当年一位大师在祈祷书中画的布列塔尼的安娜。这些安娜的形象，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到位，总体的基调洋溢在画幅的每个细部，因鲜艳、陈旧而显得奇特的服饰，因此就如眼睛、嘴唇和双手一样，表达出那种充满虔诚的庄严意味。

对于弗朗索瓦兹，是没法儿说什么思想不思想的。她什么都不知道，而我们这里说的什么都不知道，完全就是什么都不懂——除了很少的一点可以凭本能直接感觉到的最朴素的道理之外——的意思。广阔的思维世界，对她来说是不存在的。然而，面对她明澈的目光，面对这个鼻子、这两片嘴唇精致的线条，面对许多有文化教养的人身上所没有的这些见证(对他们而言，这样的见证就意味着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确实是卓尔不群、超凡脱俗了)，你会像面对一条狗聪明而善良的目光那样，情不自禁地心慌意乱起来——尽管你知道，人类的所有观念，这条狗是全然无知的。面对它们，你会暗自思忖，在其他那些卑微的弟兄——那些农民中间，是否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可以作为头脑简单的人群中的优秀分子，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于命运的不公，他们注定要生活在头脑简单的人群中间，没有受过启蒙教育，但是他们从本质上来说，天生就比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更接近精英的本意呢。他们就像神圣家族那些离散、迷途、丧失了理性的成员，就像最有智慧的阶层那些始终稚气未脱的亲属一样，他们跟天才之间就只差那么一点——尽管他们的目光还无法专注，但他们眼中的光芒明白无误地这样告诉我们——只差那么一点靠学习可以获得的知识。

妈妈见我差点儿要哭出来了，就对我说：“雷古卢斯[168]是见惯大场面的……再说，这样对你妈妈可不好呀。我们也像你外婆一样引用德·塞维涅夫人的话吧：‘你要是鼓不起勇气，就只好由我来尽力而为了。’”她又想起，关心别人会转移对自身痛苦的注意力，于是她一个劲儿地对我说，她的这趟圣克卢之行一准会很愉快，预订的马车让她挺满意，车夫很有礼貌，车子也很舒适。她这么说当然是想让我开心起来。我听着她说这一个个细节，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做出很高兴听她这么说的样子点了点头。可是她愈是说得详细，我对她的离去就愈是想象得真切。我望着妈妈，心头揪得紧紧的，仿佛她已经离我而去，戴着那顶为去乡间而买的圆草帽，穿着一身薄薄的长裙，那是特地为这次骄阳下的长途旅行准备的，这条长裙使妈妈变了样，她已经属于那个让我就此见不到她的蒙特尔图[169]别墅了。

为了避免旅行引起胸闷气塞，医生建议我动身前稍许多喝点啤酒或白兰地，让自己处于他所谓的欣快状态，神经系统暂时不那么脆弱。我还没拿定主意要不要喝酒，但我至少希望外婆能明白，如果我做出决定的话，那是因为我有权也有足够的判断力这么做。所以我说这事的口气，就仿佛我只是吃不准该去哪儿，是上冷餐部还是上酒吧车厢，去喝酒。可是，看见外婆脸上露出带有责备，甚至根本不想过问一下我有什么想法的表情，我顿时下了决心非要去喝酒不可，既然口头声明没能获得无异议通过，那么具体实施就是必须采取的步骤了。我大声说道：

“你瞧你，你知道我有病，知道医生是怎么关照我的，可你还这么对我!”

我把自己怎么不舒服的情况告诉外婆以后，她对我说：“好吧，既然对你有好处，你就快去喝点啤酒或白兰地吧。”我看见她的神情那么歉疚、那么诚恳，不由得纵身朝她扑过去，拼命地吻她。我之所以到火车的酒吧去喝了好多酒，也是因为我觉得必须这样做否则我就会发病，而那是最让她难受的事。火车到了第一站，我回到自己的车厢，对着外婆说我有多么喜欢去巴尔贝克，说我觉得一切都安排得挺好，跟妈妈分开我反正很快也会习惯的，说这火车真舒服，酒吧掌柜和伙计都非常可爱，我真想常乘这条线路，好跟他们多见见面。可是对于所有这些好消息，外婆听了似乎并不像我那么兴高采烈。她有意把目光避开我说：“也许你得想法子睡一会儿。”随即把目光转向挂着软帘的窗口。我们已经把窗帘放下来了，但它没能遮住整块窗玻璃，阳光还是钻了进来，投射在上蜡的车门和软座的罩套上(看上去就像展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活的一幅广告，而且比挂在车厢高处的广告牌要高明得多，铁路公司把广告牌挂得那么高，那些风景我都看不清它们的地名)，这种暖和而倦慵的阳光，正是在林中空地催人小憩的阳光。

外婆以为我闭上了眼睛，可我觑见她时不时地透过带大圆点的面纱，朝我投来一道目光，随即收回目光，然后又重新开始，就像一个人要想养成习惯，努力在做一种很费力的练习似的。

我开口和她说话，但她似乎并不怎么喜欢谈话。我感到自己身体的每个最不易察觉、最不外露的动作，都让我开心，同样，自己的声音也让我开心。于是我尽量让这些动作延续得长久一些，把每个词儿都说得抑扬顿挫，尾音拖得长长的，我感觉到自己的目光变得有些沉甸甸的，在每个地方停留的时间都比往常要长一些。

“好了，你休息吧，”外婆对我说，“睡不着，就看看书。”

她递给我一本塞维涅夫人的书。我打开书，她自己专心地看起波塞尚夫人的《回忆录》来。她每次出门，总要带上她俩的书，每人各带一本。她俩是她最喜爱的作家。这会儿我有意让头部一动不动，保持一个既定的姿势，让我感到莫大的乐趣。我仍然把塞维涅夫人的书拿在手里，但不去翻动也不去低头看它，我的眼前只有那片蓝莹莹的窗帘。我凝视着窗帘，觉得妙不可言，此刻若是有人要我转过脸去，我肯定不会搭理他的。从我出生之日起，直到我喝下那么些酒，酒劲开始发作之时，我所见过的所有的色彩，仿佛都被这窗帘的蓝颜色——或许并非被它的美，而是被它的生机蓬勃——给抹杀了。在窗帘的这种蓝色的相比之下，所有那些色彩都在我眼里变得黯然失色，似有若无了；有些先天的盲人后来接受了手术，终于看见了色彩，他们当初生活在其中的黑暗世界，相比就是这样的。一个上了年纪的列车员过来查票。他身穿制服，金属的纽扣银光闪闪，看得我惊羡不已。我想请他来和我们一起坐坐。可是他上另一节车厢去了。我不胜怅惘地怀想着铁路员工的生活，他们所有的时间都在铁路上度过，想必每天都能见到这位上了年纪的列车员吧。望着蓝色窗帘，感觉到自己的嘴半张着的那种快乐，终于消退了。我有点坐不定了；我挪动一下身子，翻开外婆给我的书，挑了几页看起来，心思渐渐集中到了书上。读着读着，我觉得对塞维涅夫人愈来愈崇拜了。

千万不要被那些带有那个时代、那种沙龙生活印记的纯表面的东西所迷惑。有些人只看到那些表面的特点，以为只要说些“我等着您的回音，我的好人儿”或“这个伯爵看上去挺风趣的”或“翻晒草料是这世上最美妙的事情”之类的话儿，自己俨然就成了那位塞维涅了。西弥娅纳夫人就是前车之鉴，她以为自己挺像那位外祖母，就因为她写了“德·拉布里先生健康状况极佳，先生，即使听到他去世的消息也完全经受得住”，或“哦!亲爱的侯爵，您的信太让我高兴了!我怎么能不给您回信呢”，或者“先生，我觉得您欠我一封回信，我呢，还欠您几个香柠檬木的鼻烟盒。我刚还了八个，这就又来了……；地里还从没长过这么些香柠檬木呢。看来那是要讨您喜欢呢”。她还用同样的语气写放血、柠檬等，满以为这就是塞维涅夫人的书信了。而我外婆，则是从内在的情感，从作者对家人和大自然的爱，来接近塞维涅夫人的，她教会了我怎样去爱其中真正的美妙之处，那是全然不同的另一种美。这种美马上就要使我感到震撼了，因为，我们到巴尔贝克，要去看一位名叫埃尔斯蒂尔的画家，这位和大文豪塞维涅夫人同宗的画家，将会对我观察事物的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我在巴尔贝克意识到，塞维涅夫人向我们展示事物的方式，跟埃尔斯蒂尔是一样的。她不是一开始就依据事物的起因来诠释它们，而是按照我们感知的顺序来展现它们。不过就在这个下午，当我在车厢里重新读到下面这封弥漫着月光的信时，我心头已经不胜欣喜地看到了《塞维涅夫人书信集》中一种稍后我称之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意趣(难道她不是如同他描绘人物那样，以同样的方式描绘了眼前的景色吗？)的东西：

我无法抵御月光的**，穿戴整齐，出门来到屋外的林荫道。其实我没必要穿那么多，街上气温宜人，一如卧室里那么舒适。但眼前却是一派光怪陆离的景象，修道士们身穿白袍黑衫，几个修女或灰或白，东一件衬衣西一件短衫，还有那些直挺挺的隐没在树木间的身影，等等等等。

晚上，把外婆送到朋友家，我也在那儿待了几个小时以后，我独自回来上了火车。这时，我并不觉得已经降临的夜色很瘆人，因为我至少不用囚在一个房间里，让睡意蒙眬的空间折腾得睡意全无了。我置身在行进的车厢中，轻微的晃动使我感到心头宁静，它执意伴随着我，在我没有睡意时轻轻与我絮语，咔嚓咔嚓的声响在我听来犹如贡布雷教堂的钟声，时而是一种节奏，时而是另一种节奏(依我的遐想而变，起先是四个音值相等的十六分音符，继而是一个骤然冲向四分音符的十六分音符)；它们施加的反向作用力，抵消了失眠的离心力，使我保持在平衡的状态。我的端坐不动，以及稍后袭来的睡意，都带有一种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憩息的清新印象；倘若我有一刹那能化身为一条倦意朦胧的鱼儿，半睡半醒地在海面上随波逐浪，或者化身为一头苍鹰，任凭风狂雨骤，兀自被风力托举在半空，我想必也会在充满生命力的大自然的怀抱里感受到这种清新的印象。

日出陪伴着我们的旅途，就像煮鸡蛋、带插图的报纸、纸牌以及那些河流一样——船在河里使劲往前却始终不动。我想把刚才脑子里转过的念头理一下，弄明白那会儿到底有没有睡着(不过，我因为弄不清而要提出这么个问题，这本身就已经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而就在这时，我从车窗看出去，只见黑黝黝的小树林上方，有几片凹形的云朵，柔和的云絮是粉红色的，那是一种凝定的、沉寂的粉红色，仿佛鸟翼羽毛的颜色，或者画家即兴涂在画布上的一抹色彩那样，就此不变了。但是我却感觉到，这片色彩既不呆滞，也不随意，它是势所必然的、充满生机的。不一会儿，只见云彩背后聚集起了大团的光亮。云彩变得鲜艳了，天空呈现出一种浅浅的肉红色。我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想看得更清楚些，因为我觉得它和大自然深邃的存在有着一种联系。但是铁路轨道转向了，列车拐了个弯，车窗中的拂晓景色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月光下的村庄蓝蒙蒙的屋顶。在仍然缀满繁星的夜空下，污浊的洗衣池泛着乳白的珠光。我正为那片玫瑰色天空的隐没感到惋惜，却在铁路拐第二个弯，那片天空离弃对面车窗之际，蓦然又见到了它，不过这回是鲜红色的；这景色真是太美了，我禁不住从一边车窗奔到另一边车窗，想把这彤红而多变的清晨一幅又一幅相向而现的图景连缀起来，拼接成一幅完整的连续的图景。

景色变得地势起伏而险峻，列车停在两座山之间的小站上。峡谷底部，湍流边上，只见道口看守人的那座小屋浸在水中，河水齐到了窗下。如果说一个人可以是土地的产物，我们能从他或她身上领略到土地的独特魅力——当初我独自在梅泽格利兹那边游**，在鲁森镇的树林里心心念念想见到的那位村姑，也未必会让我有这样的感受——那么，我看到从小屋里出来的高个子姑娘，想必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提着一罐牛奶，在朝阳斜斜地照亮的小路上，向车站走来。在山岭遮蔽了世界其余部分的这座峡谷里，她见到过的人，大概就是这些只停一小会儿的列车上的乘客。她沿着车厢往前走，给几位已经醒来的旅客倒上加奶的咖啡。朝霞映红了她的脸，看上去比玫瑰色的天空更娇艳。面对着她，我再次感受到生活的欲望，每当我们重又意识到美和幸福的时候，这种生活欲望就会再次在心中萌生。我们经常会忘记，这些美和幸福，它们是各不相同的。我们会在脑子里用一个通用的形象，用我们所喜爱的脸、我们所熟悉的愉悦的所谓均值来代替它们。留在脑际的，仅仅是一些抽象的东西，苍白无力，了无生气，因为它们缺乏的恰恰是一个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东西的全新对象的特性——那正是美与幸福所具有的特性哟。我们对生活做出悲观的判断，还因为自以为把幸福和美都考虑在内了，只觉得自己的判断很有道理。其实我们还是遗漏了它们，换上了一些与它们没有任何一点相通之处的综合性概念。正因如此，一位饱学之士听到人家说起一本新出的好书，马上会打起哈欠来，原来他想到的是他所读过的所有那些好书的一种合成物，而一本真正的好书，应该是独特的、无从预见的，它不是已曾有过的那些杰作的总和，而是另外的一样东西，即便有一本书真能包容这一总和，也还是跟它不相干，因为，它恰好是在这一总和之外的。刚才满脸倦容的那位饱学之士，一旦看了那本新书，还是会被书中写的现实所吸引的。同样，这位跟我独自一人时所想象的美的形象完全不同的美丽少女，立刻让我领略到了某种形态的幸福(唯有在这种始终独一无二的形态下，我们才能品尝到幸福的滋味)，那就是留下来生活在她身边时将会变成现实的幸福。不过，习惯的暂时中止，还是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为这位卖牛奶姑娘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就是此刻面对着她的，是一个完完整整的、随时准备去品尝激动人心的欢愉的我。平日里，我们总把自身的存在压缩到一种最低的限度；我们的绝大部分功能都处于休眠状态，因为这些功能是依赖于习惯的，而习惯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根本用不着它们。在旅途的早晨，我的生命离开了常规，地点、时间都有了改变，那些功能也就有了用武之地。我的习惯是待在家里，早上起得挺晚，现在情况变了，所有那些功能就都争先恐后地——犹如浪涛，齐刷刷地涌到一个异乎寻常的高度——赶来顶习惯的缺，从最低级的直到最高贵的，从呼吸、胃纳、血液循环直到感知、想象的功能。

我不知道，在我让自己相信这个姑娘跟其他女性都不一样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地方粗犷的景色为她增添了魅力，但我知道，她确实是为这个地方增添了魅力。我想，倘若我真能时时刻刻和她在一起，肩并肩地走向湍流，走向奶牛，走向火车，永远在她身边，感觉得到她了解我，在她心里有我的位置，那样的生活该是多么甜蜜啊。我盼着她来解开其中奥秘，带我领略乡村生活和晨曦的魅力。我对她招手，让她过来给我一杯牛奶咖啡。我要她注意我。她没看见，我就喊她。在她高大的身躯上，那张脸膛闪着金光和鲜艳的玫瑰色，像是透过灯光照亮的彩绘玻璃看见似的。她快步走来，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她那愈来愈大的脸庞，它就像一轮容你直视的太阳，正在朝你趋近，你愈来愈近地注视着它，红彤彤的金色光芒照得你头晕目眩。她那炯炯的目光向我投来，可就在这时列车员关上了车门，列车启动了；我目送她离开车站，返回那条小路，现在天完全亮了：我正远离黎明而去。我不知道我这么兴奋激动是由她引起的，抑或我因在她身边感到的愉悦大半来自我的这种激动，反正她与我的快乐已然交融在一起，再次见到她的欲望，首先就是别让这种兴奋的状态完全消失，别让曾经(即便是在她不知情时)和这种状态密切关联的这位姑娘就此与我分离的一种精神上的欲望。这并不仅仅因为这种状态是令人愉快的。更重要的是(如同琴弦绷得更紧或缀线振动得更快时，音响或颜色会有所改变)它赋予了我所见到的事物一种全新的色调，引领我作为其中的一个角色，进入一个陌生的、奇妙无比的天地。火车愈开愈快，依稀还能看见那美丽少女的身影，她俨然是另一种生活的组成部分，那种生活由一条窄窄的地带跟我所熟悉的生活隔开了。在这种生活中，周围事物所唤起的感觉，和往常完全不同；而现在从中出来，我觉得心在死去一般。要想感受到这种生活的温馨，我只要住得离这个小站近一些，能每天早晨到姑娘这儿来买一杯牛奶咖啡就可以了。可是，唉!我正在愈来愈快地奔它而去的那种生活，她是不会出现在其中了，而我之所以能接受那种生活，正是因为我设想有一天我还会乘坐同一辆火车，停在这同一个车站。这个设想还有一个好处。要从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不计利害关系的角度出发，去分析、深化一种曾经有过的愉快的印象，是必须做出努力的，为了回避这种努力，我们心里原来就有着利己的、主动的、实用的、无所谓的、懒惰的、离心的倾向，这一设想，恰恰为精神状态的这种倾向提供了养分。而另一方面，我们还是愿意让这一印象继续留存的，所以我们喜欢想象它在未来会是怎样的，巧妙地为它的再现做好准备。这样做，于了解它的本质并无丝毫裨益，却使我们无须费神在头脑中复制，就有可能从外界重新感受这一印象。

有些城镇的名字，维兹莱和夏特尔也好，布尔日和博韦也好，都是当地大教堂的简称。我们经常采用这种以偏概全的命名法，结果——假如这些城镇我们还不熟悉的话——就把这个名字整个儿地刻在了脑子里。从此，当我们看着这个名字想象这座城镇——我们还没见过的这座城镇——的模样的时候，这个名字就会——犹如铸模似的——给它印上风格雷同的刻纹，把它变成一种大教堂。然而巴尔贝克这个字体有几分像波斯文的蓝地白字的名字，我是在一座火车站上看见的。我快步走出车站，穿过车站前的那条大街。我打听海滩在哪儿，说我想去看教堂和大海。人家好像不明白我想说什么。我这是在巴尔贝克老城，在巴尔贝克陆地，既没有什么海滩，也没有什么海港。没错，在传说中，显圣的基督的确是渔民从海里找到的；教堂就在离我几米开外的地方，教堂里的一扇彩绘玻璃上，画的就是这个故事，修建教堂大殿和钟楼的石头，也确实是从海浪拍击的峭壁上开采的。可是，被我想成舔到教堂脚下的这座大海，是在五里开外，在巴尔贝克海滩那儿呢。教堂圆顶边上的钟楼，因为我曾经在书上读到过，说它本身就是一座籽粒聚集、群鸟盘旋的诺曼底悬崖，所以在我的印象中，钟楼底座始终是浪花飞溅的。其实，这座钟楼矗立在一个广场上，两条有轨电车的线路在这儿交会。钟楼对面是一家咖啡馆，招牌上写着“台球”两个金字；在它背后，只见一片屋宇，不见半根桅杆。教堂——除了咖啡馆、方才我问讯的路人，以及我还得回去的火车站，这座教堂也成了我关注的对象——融合在周围的景物中，好似一种偶然，好似这个已近黄昏的下午的产物，此刻它那软绵绵、圆鼓鼓的穹顶在天空的映衬下，犹如一枚果子，屋宇烟囱沐浴其中的那同一片阳光，催熟了它红嫣嫣、金灿灿，仿佛入口即化的果皮。但当我认出了众使徒的雕像——我曾在特洛卡德罗博物馆见过他们浇铸的塑像，就满脑子净想着这些雕像的永恒意义，别的什么也不想了。这些雕像站在教堂大门的门洞里，列队等候在圣母像两旁，就像在欢迎我。他们脸容和蔼而亲切，鼻子微塌，弓着腰，仿佛有一天会唱着“哈利路亚”迎上前来似的。不过我注意到，他们的表情是呆滞的，如同死人一般，只有在你绕着他们转的时候，才会有所变化。我心想：是这儿，这就是巴尔贝克教堂。这个仿佛知晓自己的荣耀的广场，是世上唯一拥有这座巴尔贝克教堂的地方。在这以前我见过的，仅仅是这座教堂、这些使徒以及门廊里的圣母雕像的著名照片，只是些拓片。现在我见到的，是真正的教堂、真正的雕像；它们是独一无二的，是照片所远远不能相比的。

但也不一定。这就好比一个小伙子，到了考试或决斗那天，当他想到自己拥有的知识和要用行动来证实的勇气时，教师的提问或他射出的子弹，在他眼里就不值一提了。同样，原来在我的头脑中，门廊里的圣母像远非我以前见过的那些复制品所能相比，岁月流逝、世事沧桑可以让这些复制品面目全非乃至损毁殆尽，但这座圣母像却是容貌依旧、屹立不倒的，它是完美无瑕、有着普遍价值的。所以当我现在看到这座在我脑海中成百上千次雕过的圣母像就在眼前，看到它就不过是座石头雕像，在我举臂可及的地方，我不禁感到非常惊讶。这座圣母像紧挨着一张竞选海报，任由我用手杖尖去触碰，它连着广场，朝向大街的出口，躲不过咖啡馆和电车调度亭里投来的目光，脸上领受着落日余晖——稍后，再过几个小时，就会换成街灯的亮光——的这一半(那另一半则由银行贴现分理处领受)，而且和这家银行分支机构共同承受糕饼店灶间的阵阵怪味。游人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倘若我想在石头上留个签名，这尊著名的圣母像，这尊迄今被我赋予神圣而不可亵渎之美的、巴尔贝克独一无二(唉，也就是说只有这么一个)的圣母像，这尊和附近房舍一样沾满烟炱的圣母像，也只能把我用粉笔头写下的名字，展示在每个前来瞻仰的游人面前。于是，这件不朽的艺术珍品、这件我心仪已久的杰作，终于在我心目中——如同这座教堂一样——沦为了一座矮小的老妇石像，我可以量她的高度，也可以数她的皱纹。

时间过得很快，该回车站了。我要在火车站等外婆和弗朗索瓦兹一起去巴尔贝克海滩。我想起以前读过的对巴尔贝克的描写，想起斯万说的那句话：“精美之至，和锡耶纳一样美。”我没法儿掩饰心中的失望，只能怪事情不凑巧，自己心情不好，过于疲劳，不会欣赏。我安慰自己说，没去过的城市还多着呢，说不定我很快就会去那些地方，或是漫步在细雨如珠的坎佩莱街头，倾听屋檐清脆的滴水声，或是穿过阿旺桥那玫瑰色中透着绿意的夕照。可是要说巴尔贝克，从我踏上这片土地起，我就像把一个本应密封得严严实实的名字给打了开来，并且从这个不慎开启的口子里，放出了原先一直生活在这个地名中的种种景象：电车、咖啡馆、广场上的行人、银行贴现分理处，它们经受不住外部的压力，先是在地名内部鼓起，然后从中喷薄而出(地名本身旋即重又闭合)，簇拥在波斯风味的教堂周围。从此，提到巴尔贝克的地名，我就想到了这一切。

在通往巴尔贝克海滨的当地小火车上，我找到了外婆，但她是一个人——她打发弗朗索瓦兹先动身来巴尔贝克，好预先做些准备，不承想她指点有误，弗朗索瓦兹乘上了反方向的列车。这会儿，不用说，弗朗索瓦兹的火车正在全速驶往南特，她说不定要到波尔多才会醒呢。外婆的车厢里弥漫着转瞬即逝的余晖和午后持续难消的暑热(前者照亮了外婆的脸，让我清楚地看到她是怎样为后者所累的)，我刚坐下，外婆就笑吟吟地问我：“巴尔贝克怎么样？”她以为我一定满心喜悦，所以问这话时脸上洋溢着希望的光芒，我一时倒不敢告诉她我很失望了。再说，身子愈来愈接近它早晚得适应的地方，脑子里寻寻觅觅的印象也就不那么挥之不去了。临了，旅程还剩一个多小时路程，我就在心里揣摩起巴尔贝克大酒店经理的模样来了，此刻我于他还是不存在的，我真想到时候引我见他的不是外婆，而是某一位更有气派、不像外婆那样见面就要纠缠于打折的同伴。我觉得这位经理一定傲气十足，但又想不出他到底是怎么个模样。

火车到达巴尔贝克海滩前，在一个又一个小车站边停靠，这些站名(安卡镇、马库镇、多镇、库勒弗尔桥、阿朗布镇、圣老马尔斯、埃尔蒙镇、梅纳镇)听上去都挺奇怪的，可要是在哪本书上读到这些名字，又会觉得它们同贡布雷附近的镇名有些关系。不过，两个乐句即使都由相同的音符组成，但只要和声和配器不同，在一个音乐家听来就是不一样的。同样，这些阴郁的地名让人想起的尽是沙子、旷野和盐，“镇”这个字，就像“鸽子飞”[170]里的“飞”字，一下子就无影无踪了，让我没法儿联想起鲁森镇或马丁镇那些地名。因为在“厅”里吃饭时常听姑婆说起这两个镇的名字，它们在我心中被蒙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泽，其中掺和着果酱的甜味、柴火和贝戈特某本书的书页的气味，以及对面房子砂岩的色彩。直至今日，当这两个镇名如同气泡似的从记忆深处升腾而起，穿越层层叠叠的中间层，到达记忆表层之时，它们仍然保持着那股特有的魅力。

这些小车站从沙丘上俯瞰远处的大海，或位于颜色绿得刺眼的山冈脚下，已然准备睡去。山冈的形状让人看着就不舒服，活像你刚走进旅馆的房间，劈面看到的一张长沙发。山冈上有几座别墅，再往下是一个网球场，有时是赌场，门前的旗子在凉风中猎猎作响，门内则空空****，一派惶惶不安的气氛。就这样，这些小车站第一次向我展示了这儿的人们，当然我看到的只是他们的外表——戴着白色遮阳帽的打网球的人；土生土长的车站站长，屋旁种着柽柳和玫瑰；一位沿着我所不熟悉的生活轨道过日子的夫人，头戴扁平的狭边草帽，呼唤她的猎兔犬归来，走进灯火已经点亮的木屋——这些日常中显出奇怪、亲切中透着倨傲的景象，无情地刺伤了我陌生的目光和落寞的心。

我和外婆走进巴尔贝克大酒店大堂的时候，我的心又被重重地刺了一下。面对着仿大理石的宽敞楼梯，听着外婆一个劲儿地和酒店经理砍价，全然不顾周围那些陌生人透着不屑的不友好的目光——我们接下去可是要和这些人共同相处的呀。酒店经理是个不倒翁似的矮胖子，那副尊容、那副嗓音，让人不敢恭维(挤痘痘落下了脸上的瘢痕，地域遥远的祖籍和满世界乱跑的童年，落下了南腔北调的口音)。他身穿出入社交场合的常礼服，眼睛里射出心理学家的目光，慢车一到，他总把那些阔佬当成爱还价的客人，把到酒店来顺手牵羊的小偷当成阔佬!他大概忘了自己的月薪还不到五百法郎，总是从心底里瞧不起那些把五百法郎，或者如他所说的二十五个路易看成一笔不小的钱的客人，把他们一律归入不配来住大酒店的贱民之列。没错，在这家豪华的酒店里，有的客人付的房钱并不很贵，照样可以受到礼遇，前提是酒店经理能吃准这些客人注意开支是由于吝啬，而不是由于没钱。吝啬是一种毛病，在每个社会阶层都可能碰到，因此不能因为客人吝啬就对他失礼。有没有社会地位，是经理唯一注意的事情，而他眼里的社会地位，就是他认为足以表明这种地位的标志，诸如走进大厅不脱帽子、穿高尔夫球裤和束腰短大衣、从轧花皮匣子里取出一支箍着金丝红线的雪茄(可惜的是，所有这些体面的标志，我都沾不上边)。他爱用一些他以为很讲究的说法，其中有语病也浑然不觉。

我坐在大堂的长凳上等外婆，看着外婆拿腔拿调地问经理：“你们这儿，房价怎么算啊？……哦!比我的预算贵得多喽。”经理听着她讲，帽子也不摘下，嘴里还吹着口哨，外婆却并不生气。而我，一心只想能隐身在心灵深处，藏匿在永无休止的思绪后面，不让脸上留下一丝一毫表情，一丝一毫有生气的东西——就像有些动物面临伤害时，出于抑制作用的本能，一动不动地装死——我对这个环境完全不习惯，看着眼前的人们那么习惯自如，就变得加倍敏感起来，要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只有努力让自己麻木才行。此刻在我眼前的，有一位举止优雅的夫人，经理对她毕恭毕敬，对跟在她身后的那条小狗也体贴有加，还有一位刚从外面回来的年轻人，衣着讲究，样子有些可笑，帽子上插着根翎毛，正在问“有没有我的信”，还有那些沿着仿大理石楼梯拾级而上的男男女女，瞧他们的神气，就像是回到了家里。与此同时，几位看上去并无接待经验，却有着总接待头衔的先生，朝我板着脸，把弥诺斯、埃阿科斯和拉达曼堤斯[171]的目光(我的灵魂**在这目光下，犹如**在一片全无遮挡的陌生世界中)向我射来。稍远处，在一块长玻璃后面，一些人坐在阅览室里，我若要描写这个阅览室，恐怕非得从但丁的《神曲》中依次引用有关天堂和地狱的描写不可：想到这些有福之人有幸在里面安静地看书，我想必会选些描写天堂的段落；但想到外婆要是不顾我的感受，硬要我也进去，我会感到多么恐惧，这时我恐怕就要选描写地狱的段落了。

过了一会儿，我的孤独感变得更强烈了。我跟外婆说，我不大舒服，我觉得我们得回巴黎了，外婆没说什么，只说了句她出去买点东西，不管我们是走是留，这些东西都用得着(我后来才知道，那都是给我买的，弗朗索瓦兹把我可能要用的东西都随身带走了)。我信步在街上走着，等外婆回来。街上行人熙熙攘攘，炎热程度不亚于室内，理发店和一家糕点铺都还没打烊，顾客在糕点铺里吃冰淇淋，脸冲着杜盖-特鲁安[172]的铜像。我惊奇地看到，竟然有这么多跟我不同的人，酒店经理何不劝我到城里到处走走，消遣消遣呢？那样我就可以知道，一个使我痛苦不堪的所在(全然陌生的住处)，在有些人眼前真可能就是酒店广告上说的“乐园”呢。广告也许有些夸张，却是迎合某一个顾客群口味的。对这一消费群的顾客而言，这本广告小册子不仅激起了他们到大酒店来享用“珍馐佳肴”、一睹“游乐场美妙风光”的欲望，而且激起了他们的好奇心，因为这是“时尚女王的裁决，谁要是拒不执行女王的裁决，就将立即被判为庸夫俗子，但凡有良好教养者，谅必无人愿冒此风险”。

我担心自己让外婆感到失望了，所以就更离不开她。她大概真的对我没有信心，觉得我连这点劳累都受不了，就没法儿指望旅行会对我有好处了。我决定回酒店去等她。酒店经理亲自为我摁了一个按钮：一个我还不认识、人称lift[173]的角色登场了(他高踞于酒店最高处，相当于诺曼底教堂的顶塔所在的位置，好似玻璃棚里的一位摄影师，或者演奏室里的一位管风琴师)，只见他快速朝我而下，有如驯养的松鼠那般敏捷，受制中不失灵巧。随后，他又带着我沿一根立柱升向这座商业殿堂的穹顶。在每一层楼，通道楼梯两侧呈扇形排列着的幽暗的走廊上，时而有收拾房间的侍女抱着长枕头走过。我想把自己最富有**的梦中见到的表情，赋予侍女那张在暮色中显得朦胧的脸，但从她瞥来的目光中，我看到的却是对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的厌恶神情。由每层一个厕所形成的那排玻璃竖窗，把这个了无诗意的所在照得半明半暗，在无穷无尽的上升过程中，为了驱散我在穿越这神秘的寂静时感到的莫名恐慌，我开口跟年轻的管风琴师搭腔——这位旅途相遇的艺匠、幽禁中的伴侣，始终在他的庞然大物上拉音栓、推音管。我为自己占了这么大的地方，给他添了这么多麻烦，向他表示歉意，问他我是否妨碍了他的演奏。我一心讨好这位演奏高手，所以不光表示了我的好奇，而且诚恳地倾诉了我的仰慕。可是他没有搭理我。或许我的话让他感到惊讶了，或许他是在专心工作，或许他是出于礼貌，或许他是有些耳背，所以看上去态度有些生硬，或许他对这个地方充满了敬畏感，生怕会出事，或许他是懒得动脑子，要不就是经理这么关照过。

也许再没有什么东西，会比某一个人(无论他是多么微不足道)与我们相关的状态——在我们认识他之前和之后——的改变，更能让我们感觉到周围世界的现实性了。我还是那天下午乘小火车来巴尔贝克的那个人，我的头脑也还是原先的那个。可是在这个头脑的某个位置，也就是那天六点钟由于无法想象豪华酒店、经理和员工的模样，朦朦胧胧有些害怕地等待着抵达时刻的那个位置，现在却换上了走南闯北的酒店经理脸上的粉刺瘢痕(照他的说法——因为他爱用他以为高雅的说法，经常用错而自己一无所知——他“乡关[174]罗马尼亚”，其实他是入了摩纳哥公国国籍的人)，他摁按钮招呼电梯的姿势，以及电梯本身这些从大酒店这个潘多拉盒子里弹出来，现身在舞台顶端帷幕上的一个个木偶角色，它们就在那儿，由不得我愿意不愿意，而且像所有业已成为现实存在的东西一样，再也不能像在头脑里那样腾挪变化了。这种状态的改变，我并未参与其中，但是它至少向我证明了一点，那就是在我身外确实发生过某些事情——尽管这些事情本身可能并没有什么意义——而我有如一个游客，刚上路时，太阳在他前面，待到看见太阳落到了身后，这才发觉已经过去了好长一段时间。

我累得筋疲力尽，发着烧，真想好好睡一觉，可是**用品手边一件也没有。我想，哪怕就在**躺一会儿也好，但转念一想，甩不开这种种感觉，躺下也没法儿休息呀，那躺下又有什么用呢？这些感觉，对我们每个人而言，即便不是生理意义上的身体，至少也是心理意义上的身体吧。既然那些陌生的物件一旦把我们包围住了，就会迫使我们的感官处于一种严阵以待的紧张状态，那么它们自然就会把我的视觉、听觉乃至一切感觉，都置于有如拉巴吕红衣主教在他的铁笼里既不能站又不能坐[175](即使我能伸直双腿)的那种极其别扭、很不舒服的状态。一个房间，其中的物件因我们的关注而各就各位，又因习惯而俨然一一隐去，依稀腾出了地方。可我(仅仅名义上是我的)在巴尔贝克的这个房间，却根本没有空地方可言，里面满满当当的都是些跟我素不相识的东西，我对它们投去不信任的目光，它们还我以怀疑的眼色，而且全然不顾我就在场，摆出一副我干扰了它们的日常生活秩序的模样。挂钟——在家里那会儿，一个星期中，我只有在长时间沉思过后缓过神来的那几秒钟里，会听到它的嘀嗒声——一刻不停地絮絮叨叨，我听不懂它在说什么，但猜得出不是在说我好话，因为高高的紫色窗帘在一旁听着，不作一声，但做出的那副模样，就像人家故意耸耸肩膀，表示他看见有个第三者在场非常恼火似的。这些窗帘，给这个高敞的房间平添了一种近乎历史感的意味，让这个房间变成了很适合行刺德·吉斯公爵[176]，以及后来的旅游者由库克旅行社[177]导游领来参观的所在——不过，对我的睡眠而言就不然了。沿墙放着一溜儿玻璃小书橱，看着它们我就感到不舒服，而横在房间中间的一面落地穿衣镜，更让我觉得在受罪，我心想，只要这面镜子一天不搬走，我就一天不得安宁。我时时抬起眼来望着天花板——在巴黎，我房间里的物件从来不会妨碍我的视线，正如我的眼眸不会妨碍它一样，因为那些物件无非是我器官的附件，是我这个人的延伸而已——外婆特意为我挑选的这个酒店顶层的房间，天花板比别的房间都来得高；香根草的气味，越过我们平时用以看和听的部位，挺进到我们辨别幽微气息的部位，几乎已经突破我最后的防线，抵达了我的内心深处，我徒然进行着无谓的抵抗。周围的一切，这个房间，我这个人，仿佛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团团围住我的敌人，只是沦肌浃髓的热度，我感到孤独，我真想死了算了。这时，外婆进来了；我那颗压抑已久的心顿时绽放了开来，无限广阔的空间一下子敞开在我眼前。

她穿着一件细棉布便裙，平时我们当中有谁生病的时候，她在家里总穿这条长裙(照她的说法，是因为这样穿着更自在些——她总爱把自己做的事说成有个自私的理由)，那是为了照料我们、看护我们，那就是她的女佣服、工作服和修女服。而女佣也好，看护也好，修女也好，她们的悉心照料，她们的善良和蔼，我们在她们身上看到的种种美德，以及我们对她们的感激之情，都会加深我们的两个印象，一是我们对她们来说毕竟是外人，二是越发感到自己的孤独。因此，思想观念、生活态度这些方面的问题，即便成了压在心头的重负，我们也还得自己来承担。但当我和外婆在一起时，我知道不管我的忧伤有多浩茫，它都会被一种更广阔的怜恤所接纳、所包容；我一切的一切，我的担忧、我的企盼，都会在外婆身上激发起一种保护我，让我生活得更好的意愿，这种意愿甚至比我自己的意愿更为强烈。我的思绪延伸到她那儿，不会有半点走样，因为这些思绪从我的脑海通到她的脑海，介质没变，人也没变。而且——就像一个人对着镜子打领带时，不会意识到他所见到的其实是另一边的影像，或者像一条狗不去理会虫子的跳跃前行，兀自追逐着虫子在地上的影子——由于我们身处这个无从直接感知灵魂的世界，势必要受躯体外表的引导，我就一下子扑进外婆的怀里，把嘴唇贴在她的脸上，仿佛这样就进入了她向我敞开的广袤的心田。当我把嘴紧贴外婆的脸颊、前额时，我从那儿吮吸到的东西是那么有益健康、那么滋养心灵，我保持着一动不动，犹如吃奶的婴孩那般全神贯注地、恬静地大口大口吮吸着。

我凝视着她宽宽的脸膛，觉得怎么看也看不够，这张轮廓分明的脸，有如充满热力的安详的云朵，从那背后你能感觉到光芒四射的柔情。凡是能和她分享她的感觉，哪怕只是一丁点儿，凡是能说得上是属于她的东西，立时会变得如此超俗、如此圣洁，我情不自禁地用手掌去抚摩她那略显花白的秀发，我是那么小心翼翼、那么轻柔、那么充满敬意，仿佛我抚摩的是她那颗善良的心。她甘愿为我受苦，为的是让我少受那一份苦，她感到乐在其中，看到我疲乏的四肢能静静地歇一会儿，她就觉得心里甜滋滋的。所以，当我做个手势，不让她帮我脱鞋躺下，自己开始脱衣服，刚解开上衣和皮鞋的几粒纽扣的时候，她用央求的目光止住了我。

“哦，让我来吧，”她对我说，“这是外婆最高兴做的。还有，夜里你想要什么东西，就敲敲墙壁好了，我的床就靠着你的床，板壁很薄。待会儿你睡到**，先敲两下，看看咱们是不是听得清楚。”

这天夜里，我照这样敲了三下——一星期以后，我感到不舒服的那会儿，有几天早晨我也这么敲了，因为外婆坚持一早就要给我把牛奶拿过来。就这样，当我觉得听见外婆刚醒——这当口敲，可以让她不用等，而且随后很快又能重新入睡——我就鼓起勇气在墙上敲三下，怯生生的，轻悠悠的，同时又是很清晰的，因为虽然我生怕自己万一弄错，在她睡着的时候吵醒了她，可我也不想让她由于一开始没听清楚，而我又不敢再敲，就那么一直等着。我刚敲完三下，马上就听到了另外三下，音调和我的不同，其中自有一种安详的权威意味，敲完一遍又敲一遍，好让我听得更清楚，那意思是说：“别急，我听见了；我马上就过来。”一会儿工夫，外婆就来了。我告诉她我刚才挺怕她没听见，或者以为是哪个邻居在敲。她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