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附带的情况，那就是他在谈话中偏爱某些字眼、某些形容词，而且往往在发音上有意强调，以一种很特别的，显得过于刻意、着力也略嫌太过的方式，把每一个音节读得很清楚，最末的音节则拖得很长(比如不说figure，总用visage[116]来代替，v、s和g都发音特别有力，仿佛是从他此刻张开的手心中迸发出来的)，这种发音方式，恰恰对应着他在散文中遣词造句的方式，他爱把喜欢的词放在突出的位置，前面有所谓的空白，而这些按文句总体韵律精心安排的词，读者必须注意到它们的时值，才能感受到它们的节奏。在贝戈特的说话中，却觉察不到他本人和别的作家作品中的那种闪光点，那种每每使这些词在文句中变得熠熠生辉的闪光点。这大概是因为它来自极为幽深的所在，当我们在谈话中向别人开放，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向自我关闭之时，它无法把光亮带到我们的话语上来。就这一点而言，他的文章比他的说话更顿挫有致，更有语调感：这种无关文体美的语调，与最隐秘的自我密不可分，因而作者本人也未必意识得到。当贝戈特在写作中进入自由挥洒的境界时，正是这种语调使他笔下那些看似毫无意义的词句有了节奏的律动。这种语调在文章中并未特地注明，全无标记可寻，然而它是词句所固有的，你不能换一种方式去读这些词句，这是作家身上稍纵即逝却又最深刻的东西，它印证了他的真性情，我们能透过峻刻的笔触看到内心的温柔，透过佻薄的行文看到细腻的情感。
在贝戈特的说话中隐约可见的某些发音特点，并非他所专有，我稍后认识他的弟妹后，在他们身上更明显地看到了这些特点。欢快的语句，最末几个词会吐字很突然，有种嘶哑的味道，忧伤的语句末尾，则声音微弱，给人一种有气无力的感觉。斯万从小就认识这位大师，他告诉我说，当年贝戈特和他弟妹们一样，从兴奋得无法自已的大声叫喊，到愁绪难以排遣的喃喃低语，都带着这种钤有家族印记的声调变化，兄弟姐妹一起在客厅里玩耍时，在时而震耳欲聋时而低声细语的声浪中，贝戈特的声音总听得很清楚。出自任何人之口的声音，无论怎么特别，总是转瞬即逝，人一走就消失的。但贝戈特家族则不然。虽说我们难以明白，比如说《工匠歌手》中，作曲家何以能听着鸟儿鸣啭就谱出曲子来？然而贝戈特确实把那种拖长的语音，把欣喜时一遍又一遍的欢叫，或忧伤时绵绵不尽的吁叹，都转换成文字，在他的散文中保存了下来。在他的书里，句末铿锵的音调反复出现，犹如歌剧序曲曲终时那般欲罢不能，在乐队指挥放下指挥棒之前，最后那几个和弦已经重复了好几次。我后来注意到，这些句末的音调有一种意味，和贝戈特家族富有铜管乐色彩的语音恰好是呼应的。不过就贝戈特而言，他把这种人声铜管乐带进作品中以后，就下意识地不再在说话中使用它们。从他开始写作之日起——我认识他在那以后，情形更其如此——铜管乐色彩就从他的嗓音中消失了。
这些年轻的贝戈特——未来的作家及其兄妹们——未必比别的年轻人出色，那些更为文雅、更有才情的年轻人，会觉得贝戈特这家子人吵吵嚷嚷，甚至有点粗俗，开玩笑不知分寸则是这家人特有的既自负又傻气的做派。然而天分，甚至了不起的天才，并不来自优于他人的智力因素或社交修养，而来自改造、转换这些智力因素的能力。要把电灯泡用来加热**，所需要的不是亮度特大的灯泡，而是能不射出光线，让电能转换成热能而不是光能的灯泡。要在空中翱翔，所需要的不是功率特大的发动机，而是能让运动范围不囿于地面，能把往前行进变为竖直向上、把水平速度转换成升力的发动机。作品中横溢的那些作家，未必生活在最高雅的环境里，也未必是咳唾成珠、博学强记之士，他们只是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能骤然间不再为自己而生活，把自己的人格力量当作一面镜子，让生活在其中映照出来——尽管这样的生活可能从世俗的观点，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从智力的观点来看，都是非常平庸的。天才，在于映照的能力，而不在于被映照对象的内在品质。青年贝戈特让读者看到了自己度过童年时代的那个品位不高的客厅，以及在那儿和兄弟们不很有趣的谈话，而从他这么做的那一天起，他就已经高于那些更风趣、更高雅的朋友了。那些朋友乘坐豪华的罗尔斯-罗伊斯回家，对贝戈特家的粗俗颇有微词之际，贝戈特靠着他那看上去不起眼，但终于腾空而起的发动机，飞越了他们的上空。
他讲话时的另一些特点，并不是和家庭成员，而是和同时代的某些作家共通的。更年轻一些的作家，起先都想撇清，声称和他没有任何相承关系，但这种关系却在他们不经意间表露出来，一样的副词，一样的介词，都是他平时喜欢一用再用的，一样的遣词造句，一样的冲淡而迂缓的语调——这是对上一代作家雄辩、圆熟的语言风格的反拨。这些年轻人也许(我们下面会看到情况确实如此)并不认识贝戈特。可是他的思维方式对他们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他们笔下引发了句式和语调的变化，而那是与观念的创新有必然联系的。对这种联系，下文还会做进一步的解释。如果说贝戈特在文体上并无师承的话，他的话语方式却深受一个老同学的影响，他不知不觉地在谈话中模仿这个谈锋极健的老同学，而此人才华并不如贝戈特，从未写过真正出色的作品。所以，单就叙述手法的独创性而言，贝戈特只算得上一个学徒，一个用二手货的作家。然而，就在谈吐上受惠于这个朋友之际，贝戈特已经是开一代风气、充满创造力的作家了。也许是要和耽于抽象概念与老一套表述方式的前辈作家有所区别，贝戈特想说一本书好的时候，提到的一般都是某个诉诸形象的场景、某个并无理性含义的画面。“瞧您说的，”他会说，“很好啊!这个围着橘红披巾的小姑娘，真的很好。”或者，“可不是!这支军队行进在小城街上的场景，写得真好!”他的文体，与时代并不完全合拍(而且他有一种法国情结，不喜欢托尔斯泰、乔治·艾略特、易卜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赞扬一种文体常用“柔和”这个词。“可我，在夏多布里昂的《阿达拉》和《朗赛传》里，还是更喜欢《阿达拉》，我觉得它更柔和。”他说这话，就像医生听病人抱怨说喝了牛奶胃不舒服，回答病人说：“可它挺柔和的。”确实，贝戈特的文体中有一种和谐之美，跟古人称颂的某些演说家庶几近之，但现代语言不讲究这一点，我们习惯于现代语言，也就难以领略此中的情趣了。
人家称赞他作品中的某些篇章时，他会腼腆地笑着说：“我觉得这写得比较真实、比较准确，大概还有用吧，”但这只是谦虚，正如有人称赞一位女士裙子漂亮或女儿可爱时，她回答说“它挺合身”或“她性格很好”。然而，建筑师的本能在贝戈特身上根深蒂固，他不可能不知道，唯一能表明他建造的东西有用、真实的，就是他的作品首先给自己，而后给别人带来了欢乐。可是多年以后，他的才思枯竭了，每当写出一部自己并不满意的作品，本该付之一炬却又不舍得，还是拿去发表的时候，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自己说：“不管怎么说，写得还相当准确，为国家想想，也不至于全无用处吧。”以前对崇拜者柔声说这些话，是略有心计的谦虚，到头来在心底对自己这么说，却透着一种内心纷扰的骄傲。对早期作品的辉煌来说大可不必的谦辞，对晚期作品的黯然而言，成了聊以**的浮词。
当年他对文学作品的鉴赏眼光近于苛刻，对自己的东西也务求够得上“很柔和”的评价，因此多年来一直被看作一个无病呻吟、流于雕琢而不出成果的作家。其实他的作品之所以有力，其奥秘就在于这种鉴赏眼光，因为，习惯既造成个人的性格，也造就作家的风格。倘若一个作家屡屡满足于按某种现成套路来表达思想，用不了多久他就为自己的才能设定了一道从此难以逾越的藩篱，这就像一个人在抑制不住享乐、懒惰的**，害怕吃苦受累的同时，已经为自己的人品勾勒出行止有亏的概貌，并划定了德行操守的限度。
虽说我是在后来才看出作家和普通人之间的许多共通之处，最初在斯万夫人府上见到贝戈特时，我委实不相信我面前的这位先生就是贝戈特，就是我惊为天人的大作家，但或许这也算不上是多大的过错，因为连他自己也不相信(就这个词的本义而言)自己。若不是不相信自己，他何至于对那些社交场中人物如此殷勤(按说他并不爱赶时髦呀)，又何至于对才识远不如他的文人、记者这般热忱呢？诚然，现在他从别人的赞扬中知道了自己是有天才的，而与之相比，社会地位和官职都是算不了什么的。他知道了自己有天才，但是他还是不相信自己，依然对那些平庸的作家做出谦恭的样子，为的是不久以后能当上法兰西学院院士，而其实，法兰西学院也好，圣日耳曼区也好，都跟贝戈特著作中一以贯之的永恒精神毫不相干，正如它们跟因果律和天主的信念毫不相干一样。这他也知道，但就像有偷窃癖的人知道偷东西不好，却管不住自己的手。这个蓄着山羊胡子的翘鼻子男人，自有雅贼席间偷餐叉的本领，在他向觊觎已久的院士交椅，向若干张选票在握的某位公爵夫人挪动挨近之际，鄙夷这般狗苟蝇营的人，根本觉察不到他有所动作。他只成功了一半。在听他说话时，我们会听到两个不同的贝戈特，时而是真实的贝戈特，时而是另一个自私的、有野心的，为了让人看重自己，只想着谈论一些显要、权贵或有钱人的贝戈特，而在他的著作中，当他真正是他自己时，却曾满怀深情地向我们描述过，穷苦人的纯洁如何像一眼清泉那般可爱。
至于德·诺布瓦先生暗示过的其他那些丑行，那种近于**的情爱(据说其中还有钱财上的猫腻)，它们显然都与贝戈特最近那几本小说的价值取向南辕北辙。那些小说的字里行间，处处可见作者对美好事物执着而痛苦的思考，主人公哪怕一丁点儿的欢乐，也无不蒙上这样一层阴影，而当读者感染上这种忧郁的情绪以后，最安适的生活也会让他觉得难以忍受。然而，即便这些丑行在贝戈特身上都能坐实，我们也不能因此断言他的文学创作是说谎、他的艺术敏感是作秀。按照病理学的观点，某些相似的病症，其病理机制全然不同，有的是血压过高、分泌过多所致，有的却是血压偏低、分泌不足引起的；同样，行为不检既可能是过于敏感所致，也可能是不够敏感造成的。也许，道德问题只有在真正道德沦丧的生活中才会更严峻地凸现出来，令人感到焦虑和不安。对这一问题，艺术家并不从他个人生活的层面来给出回答，而是给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和文学色彩的回答——对他来说，唯有文学中的生活才是他的真实生活。品格端方的教堂圣师，往往还得经历世间的磨难，品尝罪孽的滋味，方能最终修得圣洁之身；同样，大艺术家的无德无行，往往并不妨碍他从中构想人人适用的道德准则。作家在生活中的种种丑行(或者仅仅是不足之处、可笑之事)，孟浪荒唐的谈吐、女儿的轻浮、妻子的不贞、本人的失检，这些都是他每每在文章中痛斥的现象，但他决不会因此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弥漫在周遭的恶俗情调也不可能有所改变。这种对比，在贝戈特的时代要比以前更为醒目，这是因为，一方面随着社会的日趋腐败，道德观念变得愈来愈高尚；另一方面公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了解作家的私生活了。有些夜晚，我当年在贡布雷不胜仰慕的这位作家会在剧场中露面，他坐在包厢后座，而和他同时出现在包厢里的其余那几位，不啻对他在最新作品中所持观点的一种极其可笑，或者说极其可悲的讽刺，一种恬不知耻的背叛。我听到的说法，对贝戈特有褒有贬，可以说是莫衷一是。他的一位近亲举证斥责他绝情，有位陌生人却说了一件事(由于贝戈特本人无意为人所知，越发令人感动)，表明他其实心肠很软。他对妻子很冷漠。但是有一回他夜宿小镇旅店，却彻夜陪在一个跳河轻生的穷苦女人床边，临动身时，特地留给店主一笔钱，叮嘱他别撵走那女人，好好照料她。也许，在贝戈特身上，那个留着山羊胡子的男人正演变为大作家，在这一过程中，他的个人生活日渐淹没在他想象出来的形形色色生活之中，他觉得自己无须再去承担任何具体的责任，因为，它们已经被想象种种别的生活的责任所取代。与此同时，由于他想象他人情感时感同身受，遇到要和一个不幸(至少是此刻受着痛苦煎熬)的人相处时，他就不是站在自己的立场，而是设身处地把自己想作这个遭遇不幸的人儿。从这一立场出发，他受不了那些不顾他人痛苦，一味盘算个人蝇头小利的人，他们的说话让他反感。这样一来，他招来了理所当然的怨恨，也赢得了铭记心头的感激。
他这个人真正喜爱的，其实是某些意象，是用文字(犹如制作首饰匣里的细密画那样)来构想和描绘这些意象。如果有人送他一件不值钱的小东西，而这件小东西恰恰引发了他的某些联想，他会一遍又一遍地表示他的谢忱。但对贵重的礼物，他却会毫无表示。倘若有一天他得出庭为自己辩护，他大概也不会考虑怎样措辞能给法官留下一个好印象，他想要表达的只怕仍是一些法官肯定无法窥见的意象。
在吉尔贝特父母家第一次见到贝戈特时，我告诉他，我前不久刚看了拉贝玛演的《菲德尔》；他对我说有一场戏里拉贝玛举手齐肩，在舞台上凝立不动——这是全场掌声最热烈的场景——这时拉贝玛以其卓越的演技再现了古典杰作的意蕴，而这些杰作想必是她不曾见过的，例如奥林匹斯圣殿中楣的间饰上有着这个姿势的赫斯珀里得斯[117]，以及古老的厄瑞克修姆神庙[118]的那些美丽圣女。
“这可能是一种直觉，我想她去过那些博物馆。探究这一点是挺有意思的(探究是贝戈特惯用的一个词，很多年轻人没见过他，但仿佛受了远程催眠术的影响，说起话来也像他一样爱用这么个词儿)。”
“您是指女像柱？”斯万问。
“不，不，”贝戈特说，“除了她向厄诺娜[119]**心中**的那场戏，也就是她姿势很像凯拉美科斯的赫盖索墓碑雕像[120]的那场戏，她整个儿让人想起的是一种更为古老的艺术。我刚才提到古代厄瑞克修姆神庙的少女像柱，我承认那也许跟拉辛的戏剧没什么相干，可是《菲德尔》已经有那么丰富的内涵……再添一点儿……哦，再说，六世纪那位可爱的菲德尔有多美，垂直的胳膊，大理石般的鬈发，对，她想必从中汲取了灵感，这真是了不起。比起今年出的好些所谓古典著作来，拉贝玛的古典味儿要浓得多。”
对这些古老的雕像，贝戈特在一本书里写下过著名的颂词，因此他此刻说话的含义，我心领神会，而且心里添了一个喜欢拉贝玛表演的理由。我努力回想拉贝玛的那场戏，还记得起她举手齐肩的形象。我对自己说：“这就是奥林匹斯的赫斯珀里得斯；这就是雅典卫城美妙陵墓雕像的姐妹；这就是崇高的艺术。”但拉贝玛在台上的姿势所蕴含的美，贝戈特要是能在我看演出前告诉我，那有多好。那样的话，当拉贝玛的造型确确实实在我眼前，当正在发生的场景还有着全部真实性的那时候，我就能从中提取出古代雕像的概念了。而现在，对那个场景中的拉贝玛，我保留的只是一种无可变更的记忆，那是一个很单薄的图像，缺乏实时实地作为它的底蕴，因而无从往深处探究，无从切实地从中得到一个新的东西，对这个图像的任何解释都已无法得到客观的证实或认可，这个图像也就无法被追加新的解释了。斯万夫人想加入我们的谈话，便问我吉尔贝特有没有想到让我读一读贝戈特评论《菲德尔》的小册子。“我有个粗心的女儿，”她对贝戈特说。贝戈特谦虚地微微一笑，说那东西没多大意思。“瞧您说的，这部小作品，这本tract[121]，写得迷人极了，”斯万夫人这么说，是尽沙龙女主人的职责，是让人知道她读过这本小册子，也是她不喜欢一味恭维贝戈特，而要在他写的东西中做个选择，对他有所引导。其实，她对他是给了启发的，不过她自己并不知道那是怎样的启发。不过说到底，斯万夫人沙龙的优雅，贝戈特作品的某一侧面，这两者之间确乎有着种种联系，对今天的老人而言，也许不妨说它们是互为诠释的。
我在兴头上，一个劲地说着我看戏的印象。贝戈特往往并不赞同我的看法，但还是耐心地听着我往下讲。我告诉他我喜欢菲德尔举起手臂时那绿莹莹的光线。“哦!布景师听您这么说会很高兴，他是个很出色的艺术家，我会转告他的，他对这样的灯光处理很得意呢。可我得说，我并不很喜欢，整个舞台蓝蒙蒙的一片，可怜的菲德尔站在那儿，就像水族缸里的珊瑚枝。您会说这是营造悲剧那种超尘脱俗的气氛。说得没错。不过，要是换成一出发生在奈普顿[122]宫殿的戏，那会更合适些。我知道，戏里有央求奈普顿报仇[123]的台词。哦，我并不指望有人老想着波尔-罗雅尔[124]，可是拉辛写的毕竟不是海洋生物的爱情。话说回来，这是我朋友的主意，确实很有效果，也挺漂亮。这不，您就喜欢这光线，您也明白，呃，我俩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他的主意有点离奇，呃，可还是挺聪明的。”贝戈特的看法即便像这样与我不同，也绝不会打住我的话头，让我待在那儿发愣——就如德·诺布瓦先生于我。并不是说贝戈特的见解不如前任大使高明，情况正相反。在辩驳的过程中，一个有真知灼见的想法，或多或少会使对方受到它的感染。作为智力活动全部价值的组成部分，它越过众多相近的观念，楔入并融入对方的头脑，而对方借助于那些相近的观念，又扳回一些局面，补充并修正自己的想法；因此，最后的结论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辩论双方的共同成果。只有那些确切地说算不上思想的东西，那些无所依傍，在对方脑子里找不到任何支点，找不到可容栖身之处的所谓思想，才会让对方——与纯粹的虚无在搏斗的对方——感到无从应答。德·诺布瓦先生(有关艺术)的论点是无可辩驳的，因为它们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看贝戈特并不排斥我的不同看法，我就坦率地告诉他，这些看法曾被德·诺布瓦先生嗤之以鼻。“他是个头脑简单的老头，”贝戈特对我说，“他还以为面前是块松糕，或者是条墨鱼呢，所以一个劲地啄您。”——“怎么!您认识诺布瓦？”斯万问我。——“哦!这老头有股让人讨厌的霉味儿。”斯万夫人插进来说，她对贝戈特看人的眼光信任有加，再说她大概也怕德·诺布瓦先生对我说了她什么坏话，“那天吃过晚饭，我想和他聊聊，可也不知道他是上了年岁呢，还是吃饱了没消化，我觉得他脑子很糊涂。看来真得让他服点兴奋剂!”——“可不是，”贝戈特说，“他得时时顾着闭上自己那张嘴才行，要不然，等不到晚会结束，藏在衬衫襟饰和白背心当中的那点蠢话早就说光了。”——“我觉得贝戈特和我妻子都太苛刻了。”斯万说，他在家里充当的是通情达理男人的角色。“我承认，诺布瓦不会使你们很感兴趣，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斯万喜欢采撷生活中的美)，他还挺有意思，是个挺有意思的情人。在罗马使馆当秘书那会儿，”他往旁边看了看，确准吉尔贝特听不到才接着往下说，“他在巴黎有个情妇。他爱她爱得发狂，想方设法每星期回两次巴黎，就为和她待上两个钟头。那女人端的是又聪明又迷人，可现在是老太太啰。那段时间他还有好些别的情妇。换了我，要是我爱的女人住在巴黎，而我待在罗马，我准得疯了。那些情绪容易激动的男人，应该去爱，照普通平民的说法，够不上他们的女人，这样，他心爱的女人就会出于利害得失的考虑，事事都听从他们。”这当儿，斯万觉着了这话我也可以用在他和奥黛特身上。他对我来了气；因为，即使很优秀的人物，即使在看似和你一起翱翔于生活之上的时刻，事关面子他们毕竟还是斤斤计较的。但他的不快只在心神不定的目光中有所流露。当时他对我什么也没说。这并不奇怪。当年拉辛，照一则逸闻的说法——故事可能是后人编排的，但类似的事情在巴黎的生活中日复一日地重演着——那天晚上拉辛在路易十四面前提到斯卡隆[125]，这位世上最有权势的国王当场对他什么也没说。第二天，拉辛就失宠了。
但凡理论总需要完整的阐述，于是斯万在片刻的不快，在擦拭单片眼镜的镜片过后，对自己的思想做了补充，他的这番话日后在我的记忆中有如预言一般珍贵，可我当时什么也没意识到。“这种爱情的危险性，在于女人的驯顺一时间平息了男人的嫉妒，但与此同时，却使嫉妒升了级。到头来他会让情妇生活得有如女囚，日夜亮着灯生怕她逃跑。结局往往是悲剧。”
我把话头拉回到德·诺布瓦先生身上。“他这人您信不得，老是讲人家坏话。”斯万夫人对我说，听这口气好像德·诺布瓦先生真说过她的坏话，斯万以一种责备的神气瞧着她，仿佛是不让她再讲下去，这就更让人觉得确有其事了。
吉尔贝特已经让人催了两次，叫她去换衣服准备出门，可她依然坐在父母中间听我们交谈，脑袋撒娇地靠在父亲肩上。乍一看，这个姑娘和她母亲毫无相像之处，斯万夫人的头发是深色的，吉尔贝特却是一头浅发，皮肤依稀闪着金色的光亮。但稍一细看，便能在吉尔贝特身上认出她母亲的面容——例如，仿佛由一位看不见摸不着的雕刻家用雕刻刀果断、利索刻出的那个鼻子，这位不可见的艺术家用这把雕刻刀，业已塑造了好几代人的面貌——和表情、动作；若以另一种艺术做比喻，她就像一幅画得有些离谱的斯万夫人的肖像，画家涂抹色彩一时兴起，把她画成了正要赴化装晚宴的威尼斯女人。她不仅戴上了金黄色的假发，而且肌肤上连一丁点儿的深颜色都不让留下；除尽深色的肌肤，仿佛显得更**，而一无遮拦地照射这**的肌肤的，正是内心的阳光，于是，这就不再是外表的化妆，而是近乎脱胎换骨了。吉尔贝特看上去像在扮故事中的某种动物，或是神话中的某个人物。亮里透红的皮肤来自父亲，似乎造物主在创造吉尔贝特时，面对如何一点一点重塑斯万夫人的问题，手边可用的材料却只有斯万先生的皮肤。造物主把这材料运用得尽善尽美，犹如一个中世纪的能工巧匠，刻意在精美的制品上留下了木料的纹理和节疤。在吉尔贝特的脸上，复制得惟妙惟肖的奥黛特的鼻子边上，皮肤相继隆起，一丝不苟地重现了斯万先生点缀面容的那两颗痣。坐在斯万夫人旁边的，是她的一个新品种，犹如紫丁香旁边的一株白丁香。但这并不是说，两种不同的相像之间就有了一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有时吉尔贝特笑起来，你会在这张酷似母亲的脸上，看到父亲的那张鹅蛋脸，仿佛有人将这两张脸放在一起，想看看混合的效果；鹅蛋脸如同胚胎成形那般，渐渐变得清晰，呈椭圆形伸展、膨胀，少顷便消失不见了。吉尔贝特的眼睛里，有她父亲坦诚的目光；她当初把仿玛瑙的弹子给我，对我说“留着做个纪念吧”，那双眼睛里闪动的就是这样的目光。但是，只要有人问起她刚才或头几天在做什么，在这双眼睛里看见的就是尴尬、犹豫、躲闪、沮丧的神情，以前斯万问奥黛特去了哪儿，奥黛特回答斯万时说了谎，她的眼神就是这样。但当年伤心欲绝的情人如今成了小心谨慎的丈夫，瞧见妻子这眼神他马上会把话头岔开了。在香榭丽舍公园玩的那会儿，每当看见吉尔贝特的这种眼神，我心里就不踏实。不过在大部分情形，我是多心了。对吉尔贝特而言，这眼神——至少是这眼神吧——来自母亲身上的遗传，仅此而已。当吉尔贝特要去学校，或者得回家上钢琴课的时候，她瞳孔里露出的眼神，正是从前奥黛特白天接待了某个情人，或者急着要去赴一次幽会，却又藏藏掖掖生怕斯万知道时的眼神。就这样，我看见了斯万先生和斯万夫人的两种性格、气质在这个梅吕齐娜[126]身上**漾，涌动，此起彼伏地交相叠印。
当然，一个孩子总是像父母的。不过，孩子所继承的父母的优缺点，往往搭配得很奇怪，在父母一方身上看似不可分的两个优点，到了孩子身上会只剩下一个，而且和父母另一方某个看似扞格的缺点搭配在一起。精神层面的优点物化为几难相容的相貌缺点，差不多成了子女与父母如何相像的一条规律。两姐妹中，一个有父亲令人骄傲的身形，头脑却像母亲一样褊狭；另一个，内秀得自父亲，世人看到的却是得自母亲的相貌，母亲硕大的鼻子、瘪陷的胸部，乃至说话的声音，都给女儿的禀赋罩上了一层外衣，全无人们想见的精致优雅。反正两姐妹都有充分的理由说自己最像父亲或母亲。没错，吉尔贝特是独生女，但是至少有两个吉尔贝特。两种禀性分别得自父亲和母亲，在她身上混合了；非但混合，它们还时时在争夺她——这样说还是不够确切，会让人以为在这过程中，有第三个吉尔贝特由于受到那两个吉尔贝特争夺而痛苦。其实，吉尔贝特轮流是这一个或那一个，每一时刻只是其中的一个，也就是说，当她是较不好的吉尔贝特时，她并不会因此感到痛苦，因为较好的吉尔贝特暂时还不存在，根本无从瞧见这德行。同样，较不好的那个也心安理得地享受着那些格调不高的乐趣。当较好的吉尔贝特怀着父亲的心胸说话时，她的识见让人乐于和她一起，去做一件既有意义也能获益的事情，你这么告诉了她，可就是事情要拍板的当儿，轮到她母亲的脾性上场了；和你搭腔的是这个时分的吉尔贝特。她褊狭的思路和狡黠的傻笑，都叫你失望而愠怒——就像发现面前的人突然被调了个包那般困惑而惊讶——而这种思路、这种傻笑，吉尔贝特却是安之若素，因为它们正出自此时此刻的她。两个吉尔贝特的差别，甚至可以大到让人暗自发问(不过问了也是白问)，自己到底哪儿得罪她了，她居然一下子就变了嘴脸。她自己提出的约会，非但到时候不去，事后也不打个招呼，而且，甭管她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临时改变了主意，她随后就完全变了个样儿，让你觉得自己就像《双胞胎》[127]里认错孪生兄弟的剧中人那样出了洋相，她一旦觉着自己被人错认却又不想做任何解释，因而向你使起性子来，那也只是因为你面前的她并非原先彬彬有礼表示要见你的那个她。
“好啦，去吧，别让我们等你了。”她母亲对她说。
“我在爸爸旁边挺好的，我还要待一会儿。”吉尔贝特边说边把脑袋藏进父亲的臂弯里，斯万用手指温柔地捋着她金黄色的头发。
斯万这类的男人长期生活在爱情的幻想中，他们眼看众多的女人受惠于己，却听不到她们一声感激的话语，看不到一个深情的表示；而在子女身上，他们相信自己感觉到了一种亲情，这种体现在名字上的亲情，能使生命在他们身后仍得以延续。有一天这世上会没有夏尔·斯万，但仍有一位斯万小姐或娘家姓斯万的某某夫人，她依然爱着已经远去的父亲。此刻，斯万说不定已经在担心女儿的这份爱太深太浓了呢，他充满柔情地对吉尔贝特说：“你真是个乖女儿。”当我们知道一个人必定要在我们身后继续活下去，担心他或她对自己的感情过于深挚之时，我们的话音是会这么充满柔情的。他不想让人觉出他内心的激动，便加入进来一起谈论拉贝玛。他对我讲起拉贝玛的台词——用的是一种冷漠的、无所谓的口吻，仿佛要和自己所说的话保持距离——要我注意她对厄诺娜说“你一定知道!”[128]时的语调是多么准确细腻、多么惟妙惟肖，其中自有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魅力。他的话有道理：拉贝玛说得确实既清楚又明白，我崇拜拉贝玛，心心念念想为此找到无可辩驳的理由，按说这一下我的心愿实现了。可是不然，恰恰因为它太清楚、太明白了，我反而感到不满足。拉贝玛的语调如此美妙，台词的含义乃至弦外之音又是如此明显，倒像它本来就在那儿，每个有灵气的女演员都可以得到它似的。这样念台词是很高明，但又好像只要细细揣摩，任谁都能想到这个点子上去。当然，它毕竟是拉贝玛发现的，可是，当我们在谈论发现某样东西，而这种所谓发现跟现成地接受并没有区别，而且，既然这样东西别人也能得到，实际上它就跟当初的这个人并没有关系，这时我们还能用发现这个词儿吗？
“哟，今天您一来，谈话档次就高了!”斯万对我这么说，像是在向贝戈特表示歉意似的；斯万沿袭盖尔芒特府上的习惯，接待大艺术家一如招待熟朋友，主人只顾尽心让大家吃好、玩好，要是在乡间就加上运动好。“这不，我们大谈其艺术。”斯万说。——“这挺好，我就喜欢这样。”斯万夫人说这话时，朝我投来感激的一瞥，这既是出于好心，也是因为她当年向往层次较高的谈话，至今余兴尚浓。接下去，贝戈特就和别人交谈，和吉尔贝特谈得最多。我方才居然把我的所思所感一股脑儿向他倾诉了出来，这种无拘无束的态度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这种态度其实跟我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有关，这些年(在那些无以胜数的孤零零独自看书的时刻，他对于我来说不啻我自己最好的那部分)我已经习惯了对他真诚、坦率和信任，所以当他出现在我面前时，我不觉得是在跟一位初次见面的客人交谈，不觉得局促和胆怯。然而，正因为如此，我就特别在意自己留给他的印象，我总以为他会看不起我的这些想法，这种忧虑并不是今天才有，它可以追溯到我刚开始读他的书，在贡布雷花园里的那会儿。也许我该提醒自己，既然在听任思绪放松的情况下，我一方面对贝戈特的作品心驰神往；一方面又在剧场里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失望，二者都是发自内心的，那么，这两种本能的反应想必并不是互不相干，而是有共同规律的；我读他的书而心向往之的这位长者，应该不会对我的失望，对我无法解释这失望的惶惑感到非常陌生，感到不屑一顾。因为我想，我的领悟力(intelligence)应该是一种——抑或这东西本来也就只有一种，天下人之于它，犹如同一寓所的房客之于寓所——一种这样的领悟力，各人自不同的身躯注目于它，好比剧场中人各有座，舞台却只有一个。诚然，我心心念念想要弄清楚的那些问题，未必是贝戈特平日在书中探讨的问题。但是，如果他和我，我们共有的是同一种领悟力，那他在听我解释自己的想法时，一定会回想起这些想法，喜欢它们，微笑着倾听它们。而且，无论我设想他在做什么，想必他会让心灵的慧眼注视着领悟力的另一组成部分——与曾在他的作品中留下痕迹的、我据以想象过他整个精神世界的那部分全然不同的另一部分。神父有最丰富的心灵体验，对并非身经的罪愆就最能原谅；同样，天才有最丰富的悟性经验，对与自己著作的基本观念赫然对立的观念就最能理解。这些都是我本该想到的(不过，想到了也并不怎么叫人愉快：才情出众之人的好意，到头来只会引起平庸之人的不解和敌意。而大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显示的情谊，即便让我们感到高兴，这高兴也是有限的；一个我们不曾考虑她是否聪明而身不由己爱上的女人，会以她的敌意使我们痛苦，那种高兴的程度，远非这种痛苦可比)。这些都是我本该想到的，可是我没想到，我因此觉着自己在贝戈特眼里一定显得很蠢；却不料吉尔贝特凑在我耳边轻声说：
“我真是太高兴了，您把我的老朋友贝戈特给迷住了。他对妈妈夸您绝顶聪明呢。”
“我们去哪儿？”我问吉尔贝特。
“哦!去哪儿都行，您是知道的，对我来说……”[129]
自从发生了她祖父忌日的那件事以后，我就一直在寻思，吉尔贝特的性格，是否跟我想的并不一样。她的那种审慎、那种沉静、那种始终如一的温良恭顺，背后是否恰恰隐藏着恣肆奔放的欲念，她只是出于自尊，不想让人觑见它们罢了，而当它们偶或受到压抑，她骤起反抗之际，它们还是会灵光一现的。
因为贝戈特和我父母住在同一个街区，我们就一同回家；马车行驶途中，他和我谈起我的身体：“斯万夫妇告诉我，您的身体不大好。对此我感到很遗憾。不过我也并不感到太遗憾，因为我看得出，您有一种思考的乐趣，对您和所有品尝过这种乐趣的人来说，这可能是更为要紧的。”
唉!贝戈特说的话，我感到实在对我不合适；我这人就怕思考，深入的思考让我望而生畏，对我来说，最开心的就是悠游自在到处闲逛的时候；我觉得我在生活中所想望的，都是些纯粹物质的东西，对智力活动我是敬而远之的。要说乐趣，我既辨别不出它们的不同来源，也说不清它们到底浓不浓、持久不持久。所以我在回答贝戈特的时候，心想我巴望过的大概就是那样一种生活吧，一要可以和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来往；二要闻得到香榭丽舍那座废弃小亭里的气息，那股让我想起贡布雷的阴凉气息。我没敢向贝戈特说，这样的生活理想跟思考的乐趣根本就沾不上边。
“不，先生，我没有什么思考的乐趣，我想要的并不是这个，这究竟是什么味道，我只怕都说不上来呢。”
“您真这么想吗？”他说，“嗯，您听我说，我相信您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我想应该如此，不会错的。”
他的话我并没当真；但我高兴起来，不那么局促了。德·诺布瓦先生说的那番话，让我感到以前那些充满憧憬、遐想和自信的时刻纯粹是主观臆想的、完全不真实的。而按贝戈特——他看来很了解我的情况——的说法，被我自己所忽略的病征恰恰是犹豫不决和自暴自弃。尤其是他说德·诺布瓦先生的那些话，让那位先生对我的判决(我原以为那是无可变更的)不再那么沉重地压在我心头了。
“您身体好些了吗？”贝戈特问我，“谁在给您看病？”我告诉他是戈达尔给我看的病，往后大概也是他吧。“他怎么能看您的病!”他说，“他的医术如何，我不了解。但我在斯万夫人府上见过他。此人是个笨蛋。有人说笨蛋也能当个好医生，我可不相信；退一步说，就算是这样，那么碰上病人是艺术家、聪明人，他也就当不成好医生了。像您这样的人，要有对路的医生，甚至要有专门的食谱和药剂。戈达尔会让您觉得厌烦，这样一来治疗就无法奏效。再说，对您的治疗，不能混同于一般的治疗。聪明人的病因，有四分之三在于他们的智力活动。当医生的，起码得明白这一点。您想想，戈达尔怎么治得好您的病呢？他想得到的，无非就是消化不良，就是胃功能障碍，他根本想不到读了莎士比亚会……所以他对您做的诊断肯定是不正确的，平衡被打破了，那个浮沉子始终是浮起的。他的诊断是胃扩张，无须再做任何检查，诊断已经写在了他的眼睛里。这您也能看得见，它在夹鼻眼镜后面闪烁着呢。”听他这么讲话，我觉得很累，我自作聪明地思忖：“胃扩张不会在戈达尔教授的夹鼻眼镜背后闪烁，就像蠢话不会藏在德·诺布瓦先生的白背心里面一样。”可贝戈特在接着往下说：“我想还是给您推荐迪·布尔邦大夫吧，他非常聪明。”——“他是您的大作的热心读者。”我说。我看出贝戈特早知道了，我也由此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互有好感的人总是很快就会走到一起的，真正的不相识的朋友是少而又少的。贝戈特说戈达尔的这些话，跟我原先想的完全相反，所以我很吃惊。我不在乎自己的医生是不是叫人讨厌；我指望他能靠一种我不明就里的本事，在检查我的脏腑的时候，就我的健康状况做出无可置疑的权威论断。我并不要求他凭借自己的智力(在这方面，我也许可以弥补他的不足)来试图理解我的智力活动，在我看来智力本身并无意义可言，它只是一种可以用来探知外界事物真相的手段而已。聪明人的饮食方式是否得有别于傻瓜，对此我颇为怀疑，我更容易接受的倒是后面那些人的饮食方式。“有个人确实需要有个好医生，那就是我们的朋友斯万。”贝戈特说。我问斯万先生是不是病了，贝戈特回答说：“他呀，娶了个风尘女子，就此不得安生，想着那些不愿接待他妻子的女人，还有那些跟他妻子睡过觉的男人，他的嘴角就耷拉了下来。下次您留心看看，他回家瞅见客厅里那些客人的当口，眉头皱得有多紧。”贝戈特会在一个并不熟悉的人面前这样说自己朋友的坏话，而且是多年来一直把他奉为上宾的朋友，这使我感到很意外，同样，他在斯万家和他们夫妇俩说话时用的那种近于温柔的语气，也让我觉得很不习惯。的确，我听见贝戈特对斯万说的那些动听的话，一个比如说像我姑婆那样的人，是不可能说出口的。姑婆即便对自己喜欢的人，也爱说些不中听的话。可是当这些人不在场时，她决不会说任何不能让他们听见的话。没有哪个社交圈，比我们贡布雷的那个社交圈更不像上流社会了。斯万的社交圈已然向上流社会，向波澜起伏的大海靠近了一些。它还不是大海，但已是潟湖[130]了。“这些话到你我为止。”马车到了家门口，贝戈特在我下车时对我说。换在若干年以后，我会回答说：“我一个字也不会说出去。”这是上流社会的套话，对方讲了人家坏话，你这么说是虚应故事，让他觉得放心。我本该这么回答贝戈特的，按社交场合的规矩，好些话都是现成的，你照说就行。可那时我还不懂该怎么说。而要是让姑婆遇上这种场合，她准会说：“您既然不想让我说出去，那干吗要对我说呢？”当然，这么回答的人有孤僻、乖戾之嫌。我不是那样的人：我欠了欠身，没作声。
一些在我眼里俨然是庞然大物的文人，为能结交贝戈特，苦苦攀附多年只攀了个文字上的泛泛之交，贝戈特出了书房就想不起他们。而我却毫不费事地一下子跻身于这位大作家的朋友之列，这就好比很多人在排队，能买到的只是些位置不佳的票子，我却获准从一条写着“闲人止步”的通道进了剧场，坐在了最好的位子上。斯万让我进入这条通道，也许就像一个国王把子女的朋友请进王室包厢或王家游艇，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吉尔贝特的父母犹如那位国王，把女儿的朋友请到家里，让他们置身于自己所拥有的珍贵的藏品，以及更为珍贵的私谊中间。但当时我心想——没准还想对了——斯万对我这么好，间接是他想对我父母好的缘故。我记得在贡布雷那会儿听说过，斯万见我挺崇拜贝戈特，就向我父母提议带我去他家吃晚饭，可他们没答应，说我还太小，说话不知轻重，不宜出门做客。我父母在有些人，而且往往是在我认为最了不起的那些人心目中的形象，大概是跟我对他们的印象全然不相干的，所以当初粉衣女郎把父亲说得那么好，我只觉得他根本承当不起[131]。现在的情况则是，我巴望父母能明白，我适才收受的礼物有多珍贵，我但愿他们能对这位慷慨殷勤的斯万先生送给我，或者不如说送给他们的礼物表示谢忱。尽管斯万看来并没有意识到这份礼物的珍贵，一如卢伊尼壁画上金发钩鼻的东方博士[132]那般可爱，而那位博士，早就有人发现活脱脱就是个斯万先生。
回到家里，我来不及脱外套，就忙着把斯万给我的这份厚意大声告诉父母，只盼他们也能像我一样感动，果断地做出答谢斯万夫妇的重大决定，可惜他们好像对斯万这么做并不怎么看重。“斯万把你介绍给贝戈特了？介绍得好啊，你结交大人物了!”父亲大声揶揄说，“这下够过瘾了吧!”唉，偏偏我又说了贝戈特不喜欢德·诺布瓦先生。
“那当然!”父亲马上说，“这就表明他判断失当、心术不正。孩子啊孩子，你本来就容易犯浑，现在眼看你愈来愈不像话，我心里真不好受。”
我常去斯万家，本来就让父母觉得心里不痛快。和贝戈特结识，在他们看来就是第一个错误必然的苦果了，那个错误是他们一时不检犯下的，按外公的说法叫失足。我心想，要是再告诉他们，这个看不起德·诺布瓦先生的人居然说我非常聪明，那无疑是给他们的气恼火上浇油。这不，就拿父亲来说，他要是觉着有人，比如说我的一个同学，走上了歧途——就像我现在这样——偏巧某个让父亲反感的人称赞此人，那他就会认为，这种赞许恰恰证实了他那令人遗憾的判断。在他眼里，此人因此反而罪加一等。我好像已经听见他在嚷嚷：“没有什么好说的，都是一丘之貉!”这使我影影绰绰地感到有一个巨变正在逼近，他这就是在宣称巨变马上要降临我恬静的生活，想到这儿，我不寒而栗。可是，无论我是不是把贝戈特说我的话讲出来，父母心中的印象反正是抹不掉了，既然如此，就让这印象再坏一点，也没多大关系。况且，我觉得他们太不公正、太不肯认错，要让他们转变态度回到公正的立场，我不单不存希望，几乎是不做此想。我在把话说出口的当儿，感觉得到父母听了我的话会多么震惊，因为我竟然得到这样一个人的赏识，这个人把聪明人说成笨蛋，他的举止为正直的人所不齿，他对我的夸奖虽然我听着很受用，其实是让我在歧途上愈走愈远。所以我在说完前面那些话后，是低声地、带着几分羞愧地说出煞尾那句话的：“他对斯万他们说，他觉得我非常聪明。”这就像一条中毒的狗在田里乱啃野草，碰巧那草汁就是它身上毒素的解药，我刚才说出口的，想不到竟是唯一能消除父母成见的那句话，就这一句话，就让他们对贝戈特的成见，那任凭我做出多么雄辩的论证，任凭我把他说得花好桃好都打消不了的成见，消弭在无形之中了。顿时，局势全然改观：
“哦!……他说他觉得你聪明？”母亲说，“这让我很高兴，因为他是个很有才华的人。”
“怎么!他这么说了？”父亲接口说，“……我并不否认他在文学上的造诣，那是人人敬佩的，让人惋惜的是他生活上有失检点，诺布瓦老爹很隐晦地提到过这一点。”父亲这么说的时候，没有意识到我刚才那句话自有一种魔力，神效所至，无坚不摧，别说贝戈特判断错误，就连他道德败坏的说法也不攻自破了。
“哦!亲爱的，”妈妈接着父亲的话头说，“何以见得就真是那样呢？传言未必可信。德·诺布瓦先生虽说为人挺和气，但有时候也有些尖刻，尤其是对那些跟他不是一路的人。”
“这倒是，我也注意到了，”父亲说。
“再说，贝戈特既然说我的儿子好，许多地方我们都该原谅他才是。”妈妈边说边抚摸我的头发，耽于梦幻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我的脸上。
母亲其实在知道贝戈特对我的评价以前，已经对我说过，我有朋友下午来吃点心的时候，可以把吉尔贝特也一起请来。可是我不敢这么做，原因有二：一是在吉尔贝特家大家只喝茶，而我们家则不然，妈妈执意还要有热巧克力。我怕吉尔贝特会觉得这很粗俗，从心底里瞧不起我们。另一原因是有个礼仪上的问题，我始终解决不了。我每次到斯万夫人府上去，她总会问我：
“您母亲好吗？”
我在妈妈面前提过几次，想弄明白万一吉尔贝特来了，她会不会也这么问她。在我眼里，这要比路易十四宫廷里那声“殿下”的称呼更为重要[133]。可是妈妈根本不想听我的。
“那怎么行？我又不认识斯万夫人。”
“她不也不认识你吗？”
“我没说她认识我。可我们也不一定非得和人家一模一样呀。我要换个方式来接待吉尔贝特，斯万夫人是想不到的。”
但我信不过，宁可不请吉尔贝特来玩。
离开爸爸妈妈以后，我去换衣服，摸衣袋时冷不丁摸到一个信封，那是斯万夫人府上的总管在把我领进客厅前递给我的。现在旁边没人。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请柬，上面注着我应该把她搀到餐桌跟前的那位女士的姓名。
就在这段时间里，布洛克把我对周围世界的看法给搅乱了。他为我展现了获得幸福的全新的可能性(但它早晚有一天会变为给人带来痛苦的可能性)。他非常肯定地对我说，女人最想做的事，其实就是**，这跟我去梅泽格利兹那边散步那会儿的想法，是截然相反的。尔后，他又一次言教身带地开导我(我很久以后才真正领悟此举的意义)：他带我去了一家打炮屋[134]，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去这种地方。他早就对我说过，在那儿有许多漂亮妞儿等着人去享用。可是这些女人在我的印象中始终是模模糊糊的，直到去了打炮屋，她们的脸才一张张地变得分明起来。我感激布洛克——他给我带来了喜讯，让我得知我们的幸福，我们对美的占有和享受，并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因而是不应该放弃的——这很像感激某位医生或哲学家，他的乐观使我们不仅对人世间抱有希望，相信自己能长寿，而且对另一个世界也无所畏惧，相信即便去了那儿，也不会全然与人世隔绝。若干年过后，我已不是幽会屋的生客，这个场所——为我提供了幸福的样本，让我得以在女性美的观念中加入一种无从揆度的成分，它不仅仅是我们所熟知的美的精粹，它是神奇美妙的馈予，是唯一我们无法从自身领受、无法凭逻辑思维得到，只能求之于现实生活的贻赠：那就是鲜活的个人的魅力——对我而言，这个场所完全可以和另一些起源较近而功效相仿的东西，和那些让我们受益多多的东西(在它们出现之前，我们只能凭借别的画家、别的音乐家、别的城市来想象曼坦那[135]、瓦格纳和锡耶纳[136]，那种想象是缺乏**的)相提并论：插图版的历史书、交响音乐会和《艺术城市》[137]。但布洛克带我去的那家打炮屋(他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去那儿)档次太低，里面的姑娘姿色平庸而又难得更换，对我来说既满足不了旧有的好奇心，也催生不了新萌的好奇心。人家点名要的妞儿，老鸨一概不认识，她手边现成的尽是些人家不想要的货色。其中有个妞儿，她在我面前把她吹得天花乱坠，脸上堆着包你满意的笑容(好像那是件珍品，是盘佳肴似的)说：“她是个犹太妞儿!您不感兴趣？”(大概就为这缘故，她管这妞儿叫拉谢尔。)她傻里傻气地装出极度兴奋的样子，指望能就这样打动我，最后居然像**达到**时那样喘起气来：“年轻人，您倒是想想，一个犹太妞儿，会让您销魂的呀!哦!”这个拉谢尔我见过，但她不知道。这个褐发的妞儿长得并不漂亮，但看上去不笨，时不时还用舌尖舔舔嘴唇，老鸨把她领去见嫖客，人家跟她搭话时，她放肆地笑着。参差不齐的黑色鬈发，围在瘦削的脸蛋四周，犹如中国水墨画晕染的效果。老鸨不依不饶地缠住我，说她如何聪明、如何有教养，我答应改日一定专程来结交她——我已经给她取了个绰号叫“拉谢尔当从主”[138]。不过，就在我去那儿的第一天晚上，我听见她临走时对老鸨说：
“那么说定了，明儿我有空，您这儿来了人别忘了叫我。”
听着这些话，我无法感觉到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因为她一下子就被我归入了某个类型，这类女人都有个共同之处，就是每晚过来瞧瞧，有没有一个、两个路易好赚。她只是有时换个说法而已，比如换成“如果您需要我”或者“如果您需要有个人”等。
那老鸨没看过阿莱维的歌剧，不懂我为什么老是说“拉谢尔当从主”。然而，不懂意思并不妨碍她觉得这说法特逗。每回她都乐不可支地对我说：
“得，今晚就跟‘拉谢尔当从主’成个双怎么样？瞧您说得多可乐：‘拉谢尔当从主!’哈!这话真妙。我来给您牵个线。您瞧着，包您不后悔。”
有一次我都下决心了，可她在“接活儿”，另一次是在听那个发型师摆布，这个糟老头儿跟姑娘什么也不干，就是往她们披散的头发上倒生发油，然后给她们梳头。虽说有人过来给我冲药茶，陪我说话，我还是等得不耐烦了。这几个自称女工的婆娘，从不见她们去上班，倒是整天泡在打炮屋里，身份自然比那些姑娘更低；她们半裸甚至**着身子，我和她们为时不短的谈话因此——尽管谈的事挺严肃——染上了一层颇有讽刺意味的轻佻色彩。不过为了那些家具的缘故，后来我也就不去这家打炮屋了。起先，我看那老鸨需要家具，就做个人情，把莱奥妮姑妈留给我的几件家具——其中有一张长沙发——给了她。这些家具我父母嫌家里放不下，一直堆在储藏室里，我原本都没怎么见过。这会儿在打炮屋，看见它们在供这些女人役用，眼前却不由得浮现出姑妈在贡布雷的卧室，依稀又闻到那些从美德中散发出来的气息。然而，这些气息被眼前这粗暴的场景所玷污，这些家具因我而沦于孤苦无助的境地，备受痛苦的折磨!我此刻的心情，真比眼看一个死去的女人遭受凌辱更为悲愤。我不再去这家打炮屋，那些家具在我心中是活着的，它们在向我哀求，它们有如波斯神话故事中看似没有生命的东西，里面囚禁着**不安的灵魂，在受着折磨，在祈求解脱。而我们的回忆，往往不是按时间顺序逐一呈现的记忆，而是时序错乱的灵光闪现，因而我直到很久以后才想起，好多年以前，正是在这张长沙发上，我和一位小表妹初涉爱河。当时我不知找哪儿才好，这位表妹出了这个挺悬的主意，趁姑妈出门的一个小时，跟我一起在长沙发上尝了禁果的滋味。
我没听父母的劝告，把剩下的家具，包括莱奥妮姑妈那套精美的旧银餐具全都卖了，为的是有更多的钱，可以给斯万夫人送更多的花。斯万夫人收到装满兰花的大花篮时，常对我说：“我要是令尊的话，一定会给您找个指定监护人[139]。”将来有一天，我会为卖掉这套银餐具而感到歉疚，会觉得向吉尔贝特父母献殷勤远非另一些乐趣可比，简直可以说不值一哂，可我当时怎么想得到呢？我为了吉尔贝特，为了不离开她，甚至决定不去驻外使馆任职。促使一个人做出最后抉择的，往往总是某种持续时间并不长的情绪。吉尔贝特身上有一种奇瑰的东西，那是她固有的，而又从她父母身上流露出来，在她的住所居室闪闪发光，这种令我痴迷到忘却周围一切的奇瑰的东西，我简直无法想象它会离她而去，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而且，即使转移了，即使那还是同样的东西，它对我的作用也会迥然不同。因为，就拿一种病来说吧，病情是会加剧的：随着年岁的增长，心脏的承受力变弱以后，一种对健康有害的食品哪怕再美味可口，也非得禁食不可了。
不过，我父母自然指望贝戈特认定我具备的那份智力能有一番惊人的表现。我还没认识斯万夫妇的那会儿，总以为自己无心写作是由于想见而见不到吉尔贝特，心绪不宁的缘故。而在他们家的门向我打开以后，我却往往刚在书房坐下，就迫不及待地跳起身来向他们家跑去。每次和他们分手回到家里，看似孤独的我，思绪依然无法抵挡刚才一连几小时沉溺其中的那股汩汩不绝的话语之流。尽管只有我一个人，我还是不断设想出一个又一个能取悦于斯万夫妇的话头，玩到意兴浓处，我干脆同时扮演不在场的对话者，自己向自己提一些假想的问题，而所选的问题都是便于自己施展辩才、巧妙作答的。一切都在静默中进行，但那不是默想，而是对话；在我，这样的独处是一种精神上的沙龙生活，左右我所说的话的，不是我本人，而是想象中的对话双方。我并不觉得我说的就是自己的真实想法，它们只是些随口而出、不会有反馈的话语，我在其中领略到的乐趣，正是一个吃得太饱，独自静静待着让食物消化的人所感到的那种滞胀的乐趣。
要不是我下了决心要像模像样地写作，我说不定倒会马上开始写了。可既然我是很明确地做了决定，而再过二十四小时(明天是一个空框架，我还没进去，所以里面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我的计划就可以顺顺当当地付诸实行，那何必选这么个心情不好的夜晚来开头呢——遗憾的是，接下去的两天仍然不是吉日。但我是个懂事的人。几年都等下来了，如果再等三天就等不了，那岂不太孩子气啦？我确信三天以后我准能写出几页东西来，所以关于我的计划我不再对父母提起一个字；我要再耐心等几天，到时候拿出手头正写着的作品去给外婆看，让她感到安慰，同时也心服口服。可惜，下一天并不是我所热切企盼于框架外的那个宽舒明亮的日子。过完一天，无非是惰性又延续了二十四小时，也无非是为克服内心的障碍又苦苦挣扎了二十四小时而已。一连几天过去，事情毫无进展，我已经不指望计划能立即实现，也不敢再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这上面：我又开始睡得很晚，因为重要工作必定始于某一天早晨(因而头天晚上必须早睡)的信念有些动摇了。在热情重新激发之前我先得好好放松一下。外婆看我这样，有一次实在忍不住，责备了我一句。她语气很温和，但失望之情形之于色：“怎么，写作的事儿你连提也不提了？”我对她满心怨气，心想她怎么看不到我是决心已定、无可改变了？她这么说对我很不公正，这会使我神经紧张，无法开始工作，结果计划实行的时间只好往后拖，说不定还得拖很久呢。外婆意识到她的疑问无意中伤了我的自尊心，连忙道歉，把我搂在怀里说：“对不起，我再也不说了。”为了让我别泄气，她语气肯定地说，哪天我身体好了，马上就能写出东西来。
“再说，”我心想，“我整天泡在斯万夫妇家里，贝戈特不也这样吗？”在我父母眼里，我虽说有惰性，但能和一位大作家待在同一个客厅里，也就差不多是在过一种对天才最合适的生活了。可是，以为一个人无须靠自身淬砺，就可以从别人那儿沾来一份才气，那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就好比一个人平时饮食起居全无规律，经常暴饮暴食，却以为常和哪个医生一起下个馆子，就能不生病了。这种幻想，害了我，也害了我父母，而它最大的受害者却是斯万夫人。当我对她说我得留在家里用功，不能去她家的时候，她那神气仿佛她看出了我在装腔作势，觉得我那么说既有点傻气，又有点做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