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布雷，我们在复活节前的那个星期来到这儿。从十法里外的火车上望去，看到的仅是一座教堂，这就是贡布雷，在向远方宣告它的存在，诉说它的风致。当我们离得更近些了，教堂就像一个牧羊女把羊群拢在自己身边一样，在旷野里迎着风，把密匝的房屋那毛茸茸的灰色屋顶收在自己高高的深色披风周围。中世纪城墙的残垣，断断续续地把这些房屋围在中央，画出一条文艺复兴前期油画上小城那般溜圆的曲线。就居家而言，贡布雷稍稍显得有些阴郁，因为它的那些街道两旁的房舍都用当地色泽灰暗的石头砌成。门前有台阶，顶上的山墙把阴影投在门前，所以街上显得很暗，太阳刚下山，家家户户的厅堂里就撩起窗帘、点上灯了。一些街道是以圣徒庄严的名字命名的(其中不少都跟贡布雷早年几位领主的掌故有关)：圣伊莱尔街；圣雅各街，我姑妈的家就在那儿；圣伊尔德加德街，姑妈家的铁门冲着它；还有圣灵街，她家花园的边门开出去就是这条街。贡布雷的这些街道，留存在我的记忆深处，跟我此刻看出去的这个世界迥然不同，我觉得它们连同高踞在广场上的那座教堂，都显得比幻灯机打出的影像还要虚幻；有时我甚至觉得，要是还能穿过圣伊莱尔街，还能在鸟儿街上那座古色古香的飞鸟旅店租上一间客房——从那地下室的气窗里飘上来的厨房的气味，至今还不时一阵一阵地、热气腾腾地在我心头升起——那就好比是开始跟冥冥中的另一个世界有了联系，比结识戈洛或者跟热纳维埃芙·德·布拉邦[37]交谈更加神奇，更妙不可言。

那时我们住在莱奥妮姑妈家里，她母亲就是我姑婆，也就是我祖父的表妹。这位姑妈，自从她的丈夫，我的奥克塔夫姨夫去世以后，先是不肯离开贡布雷，接下来是不肯离开她在贡布雷的家，再接下来是不肯离开她的房间，最后是不肯离开她的床，干脆不下来了。她整天躺在**，处于那么一种状态之中，叫人难以确定那究竟是忧伤，是身体虚弱，是疾病缠身，还是抱着偏执的念头，抑或满怀虔诚的信心。她的那套房间临着圣雅各街，这条街远远地一直通到大草坪(这个名称相对于小草坪而言，后者绿意盎然地坐落在市中心的三岔路口)，街面很平坦，灰不溜秋的，几乎家家门口都有三级高高的台阶，看上去就像有位雕凿哥特式圣像的匠人，在本来可以刻个耶稣降生的马槽或受难的髑髅地的石头上，凿了一条狭道似的。我姑妈其实就只住两个毗连的房间，每天下午总在其中一间，好让用人给另一间换换空气。这是外省常见的那种房间，它们——如同在有些地区，大片大片的天空或海域浮游着无数肉眼看不见的原生动物，因而变得亮光闪闪或香气弥漫那样——会以上千种气味令我们心醉神迷，那是从美德、智慧和习俗，从一种隐秘的、看不见的、氤氲般悬凝在房间里的丰腴的精神生活中散发出来的气息；诚然，那仍是一种自然的气息，就像邻近田野上飘来的气息一样带有季节的色彩，但已经给幽闭起来，失去了野趣，变成了藏品，就像当年从果园摘下的水果给加工成了玲珑剔透的美味的果冻；这些气息也随季节的更迭而变换，但毕竟有了一种柜藏的特色和家常的风味，霜寒让新鲜热面包的温馨给消融以后，这些气息就变得像乡镇上报时的大钟那样闲适，那样一丝不苟，悠忽而又有条不紊，无忧无虑而又高瞻远瞩，有如洗衣女工那般清新，有如早晨那般宁谧，充满虔诚的意味，怡然自得地把整座小城笼罩在一种和平的氛围里，这种氛围对小城居民而言，只是让他们徒添愁绪，越发感到生活的平凡罢了，但这种平凡，对没有在这座小城生活过的匆匆的来客，却成了汩汩不绝的诗的源头。这两个房间的空气中充满着一种滋养膏腴、沁人心脾的静谧的精华，我往里走，就不禁变得垂涎欲滴起来。尤其是复活节的那个星期，我因为刚到贡布雷的缘故，对这种况味的感受特别敏锐：乍暖还寒的早晨，我进屋去向姑妈问安的时候，总得先在外面那间屋里等一会儿，残冬的阳光钻进屋来，挨在壁炉跟前取暖，炉膛的砖墙之间，火生得正旺，整个房间都有一股烟灰的味儿，犹如乡间两旁有挡墙的大炉灶或是城堡里的大壁炉台，坐在屋里，巴不得外面下雨飘雪，甚至狂风大作、暴雨滂沱，室内的恬适便添加了几分冬日蛰居的诗意；我在跪凳和轧花绒面的扶手椅中间走动了几步，这些扶手椅的靠背上总是蒙着卷叶饰边的布套；熊熊的炉火把那些诱人的香味，那些由整个房间里的空气凝聚而成的撩拨食欲的香味，犹如烤面团似的焙烤着——早晨湿润的、充满阳光的清新空气已经把这些香味和成面团，发了起来，炉火把它们不停地翻动、烤黄，让它们起酥、发泡，烘成一张乡下烘饼，一个硕大无朋的卷边果酱馅饼，我在这张大馅饼里一闻到壁橱、衣柜和印花墙纸的那种更松脆、更细腻、更令人肃然起敬但也更干涩的芳香，就会以一种连我自己也不肯承认的猴急劲儿，沉浸到绣花床罩的那股黏糊糊、淡幽幽，叫人难以消受的水果气味中去。

我听见姑妈在隔壁房间里低声地自言自语。她说话一向声音很轻，因为她总觉得自己脑子里有样什么东西碎了，来回晃**着，她要是话说得太响，它就会挪开去的，然而她即便独自一个人待着，也没法长时间熬住不说话，因为她觉得说说话对保护嗓子有好处，能防止喉咙淤血，对她常犯的胸闷心慌毛病也有缓解作用；再说，她整天生活在一种不活动的状态中，所以把自己哪怕一丁半点的感觉都看得极其重要；这些感觉被她赋予了一种运动机能，弄得她自己都很难留住它们，而由于没有知心的人可以交流，她就对着自己诉说这些感觉，这种经常的自言自语成了她唯一的活动方式。遗憾的是，她有了这个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的习惯以后，有时就顾不得隔壁房间有没有人了，我常听见她自言自语地说：“我可得记住，我刚才没睡觉噢。”(因为，从不睡觉是她最引以为荣的事情，我们平日里说起话来都很小心，有些字眼是要避讳的：每天早上弗朗索瓦兹不是去叫醒她，而是上她屋里去；每当姑妈在白天想打个盹儿的时候，大家就说她要静一静或者养养神；要是碰巧她一时忘乎所以，脱口说出“把我吵醒了”或者“我梦见什么什么”之类的话，她马上会脸涨得通红，忙不迭地改口。)

等了一会儿，我进去吻她，向她问安，弗朗索瓦兹给她沏茶。要是姑妈觉得情绪有些激动的话，就会吩咐以药代茶，这时就由我负责把一撮椴花茶从药袋倒在一只盆子里，随后别人再把它们放进开水杯里去。干枯的茶梗弯弯曲曲地组成一幅构图匪夷所思的立体图案，在虬曲盘绕的网络中间，绽开着一朵朵色泽幽淡的小花，仿佛是由哪位画家经心安排，有意点缀上去的。叶片由于失去了，或者说改变了原来的模样，看上去就像是杂沓的不协调的东西，有的宛如飞虫透明的翅翼，有的恰似标签白色的背面，有的好像玫瑰的花瓣，但都挤在一起给压碎了，或者像筑巢那样给编了缏。成百上千不能成茶的碎枝细末——这是药剂师可爱的浪费——在制作药茶时是得弃之不用的，但它们却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喜悦，我犹如在一本书里意外地看见了熟人的名字那样，惊奇地发现它们都是真正的椴树茎梗，就跟我在车站林荫道上看见的椴树是同样的东西。这些椴树茎梗看上去之所以变了样，恰恰是由于它们并非仿制品而是真货，只是放置时间久了的缘故。每种新的形态都是从旧的形态衍化而来的，我从那些灰不溜秋的小球身上，认出了当初尚未绽开的嫩绿骨朵儿的影子；尤其是那片月光也似的柔和的粉红光泽，在干茎枯梗之林中，把小朵金色玫瑰般的挂在林梢的花儿衬托得格外分明——这是一种标记，就像一绺微光照在墙上原先有过壁画的地方那样，显示出椴树一度色彩鲜艳的部位和原本就没有颜色的部位的差异——让我明白了，这些花瓣就是那些在装进药袋之前，曾经在春天的夜晚散发出馨香的花瓣儿。这片红红的烛光，依然是旧日的颜色，只是已经半明半灭，光影幢幢，俨然是今日花事衰颓的景象了。再过不一会儿，姑妈大概就要把一块小玛德莱娜蛋糕浸到她尝过的那些残花枯叶的热气腾腾的椴花茶里去，等完全泡软后给我尝一口了。

她的床的一边有一张用柠檬树木制成的高高的黄色衣柜，另外还有一张兼作药柜和祭坛的桌子，桌面上放着一尊小小的圣母雕像和一瓶维希矿泉水，下面还有几本祈祷书和一些药方，这样一来，在**做祷告和养身体就什么也不缺了，既不会错过服胃蛋白酶的时间，也不会耽误做晚祷的工夫。床的另一边沿着窗，看出去就是街道，她从早到晚望着街景，俨然像个波斯王公似的，靠浏览贡布雷的这部正在日复一日往下写，却又可以上溯到远古时代的编年史来解闷，过后还要跟弗朗索瓦兹一起进行评论。

我和姑妈在一起待上五分钟，她就要打发我走，因为怕我会累着她。她把苍白、憔悴的额头伸给我吻，在早晨的时候，她还没有把前额的假发梳理好，颈椎的骨突看上去就像荆冠上的那些尖尖或是诵经的念珠，她对我说：“行啦，可怜的孩子，去吧，准备望弥撒去吧。要是在楼下遇到弗朗索瓦兹，告诉她说别跟你们玩得太久了，让她一会儿就上来瞧瞧我是不是要什么东西。”

弗朗索瓦兹虽说服侍了姑妈多年，而且当时也没料到将来有一天会完全到我们家来帮佣，但我们住在那儿的几个月里，她对我姑妈确实有些不怎么尽心。在我小时候，我们还没来贡布雷之前，莱奥妮姑妈每年都是到巴黎姑婆家去过冬的。那时候我跟弗朗索瓦兹还很生疏，每逢元旦去看姑妈，母亲总要事先把一枚五法郎的硬币放在我手心里，对我说：“千万别认错人哟。等听到我说‘你好，弗朗索瓦兹’，就把这枚硬币给她。到时候我会轻轻地在你胳膊上按一下的。”我们刚迈进姑婆家幽暗的前厅，一眼就瞥见暗头里耸着一顶白得耀眼、熨得笔挺，像是用饴糖做的那般脆生生的无檐高帽，帽子下边是一张预先就在表示感激的笑脸，笑意有如同心圆似的在这张脸上**漾开来。那就是弗朗索瓦兹，她一动不动地伫立在过道小门的门框里，恰如壁龛里的一尊圣像。我们稍稍适应了这种小教堂的幽暗光线之后，就在她的脸上看到了充满人情味的无私爱心，以及对新年赏钱的期盼在心灵最恰当部位激发起来的对上等人的拳拳敬意。妈妈在我的胳膊上用力捏了一把，大声地说：“你好，弗朗索瓦兹。”一听到这个信号，我松开手指听凭那枚硬币落了下去，被一只局促不安伸将过来的手接个正着。自从我们来到贡布雷以后，弗朗索瓦兹就成了我最熟悉的人了。她喜欢我们，至少在开头几年里，她服侍我们就像服侍我姑妈一样周到，甚至更尽心尽力，因为我们除了属于这个家族的这点魅力以外(她对那种无形之中把一群人维系在一起的血缘关系的敬重，绝不亚于一个古希腊的悲剧诗人)，还占了一层便宜，那就是我们并非她平日里寻常服侍的主子。所以，我们在复活节前一天到达贡布雷的那会儿，她迎接我们时有多高兴啊。她口口声声地向我们数落天气怎么还不转晴，其实在那种时令，寒风凛冽本来就是很平常的事。在她唠叨的当儿，妈妈就问候她的家人，问她女儿和侄儿外甥都好吗，外孙乖不乖，打算让他长大以后干什么，小外孙长得像不像外婆。

等大家都走了以后，妈妈又语气轻柔地跟她谈起她的父母，不厌其详地询问他们在世时的种种生活细节，因为妈妈知道弗朗索瓦兹在双亲去世以后的这些年来，还一直在为他们伤心落泪。

妈妈早就看出来了，弗朗索瓦兹不喜欢女婿，因为有他在场，她跟女儿说起话来就有些不自在，是他败坏了她跟女儿共享天伦之乐的兴头。于是，当弗朗索瓦兹到离贡布雷几法里开外的地方去看他们的时候，妈妈笑吟吟地对她说：“弗朗索瓦兹，要是朱利安有事出门，只能整天都让玛格丽特一个人陪着您，您当然会觉得有点遗憾，不过也并不怎么太在乎。是不是呀？”弗朗索瓦兹就呵呵笑着回答说：“夫人什么都知道。夫人真比X光还厉害(她说X光时故意一笑，装作很拗口的样子，以此来自我解嘲。意思是说，瞧，我这么个无知无识的粗人，居然也搬弄起时兴的词儿来了)，有一回人家拿这玩意儿给奥克塔夫夫人摆弄过，你心里想些什么，它全能看得清清楚楚哩。”说完，她就躲了开去，仿佛别人的关心让她感到很不好意思，或许是不想让人看见她掉眼泪；在妈妈来这儿以前，还从来没有一个人给过她这种充满柔情的体验，让她感觉到她这么个乡下女人的生活，她的欢乐，她的悲伤，都还有另外一个女人也在关心，在分担着这些愉悦和忧愁。我们住在贡布雷期间，姑妈只能忍痛割爱，稍稍把弗朗索瓦兹让给我们点儿，因为她知道我母亲很喜欢这个既聪明又勤快的女仆。每天从早晨五点钟起，弗朗索瓦兹就在厨房戴上浆洗得又白又挺、看上去就像瓷器似的褶裥高帽，周身上下打扮得漂漂亮亮，仿佛要去望大弥撒的模样；她干什么事都挺勤快，而且不论身体好坏，干起活来总是像匹马那般使劲，但又从不炫耀，看上去就像没干过什么事似的。在姑妈的所有女佣当中，唯有她能在妈妈想要杯热水或清咖啡的时候，端来真正滚烫的开水或咖啡。她属于这样的一类用人，生客乍见之下会觉得不喜欢他们，原因也许在于他们心里很明白自己对客人一无所求，主人宁可客人从此不再上门，也决不会辞退他们的，所以不想费神去巴结客人，对客人献殷勤；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深受主人的器重，因为主人赏识的是他们的实际能力，而不是那种表面的讨人喜欢或者低声下气的逢迎，那固然能给客人留下个好印象，但背后却有着一种无法**的低能。

弗朗索瓦兹把我父母周到地照料停当以后，方才上楼到姑妈房里去给她服蛋白酶，问她午饭吃什么。这时候，姑妈少不得要就某个重大事件发表一通看法或者提供一番解释：

“弗朗索瓦兹，您知道怎么来着，古比尔夫人刚才去接她姐姐，比平时迟了一刻钟哪；要是她路上再磨磨蹭蹭的，我敢说她要到举扬圣体以后才能赶到教堂。”

“咳!可不是。”弗朗索瓦兹答道。

“弗朗索瓦兹，您要是早来五分钟，就能赶上瞧见安贝尔夫人打下面走过，手里捧的芦笋要比卡洛大妈那儿的粗一倍呢。您想法子到她的女仆那儿去打听一下，这是从哪儿弄来的。既然今年您用各式各样的沙司给我们做芦笋，您大概总能给咱们那几位远道来的客人也弄点这样的芦笋来吧。”

“这些芦笋，敢情是从神父先生家的园子里弄来的呗。”弗朗索瓦兹说。

“哦!瞧您说的，可怜的弗朗索瓦兹，”姑妈耸耸肩膀接口说，“神父先生家!您明明知道他种的芦笋长得又小又瘪。我告诉您吧，这些芦笋可有胳臂那么粗哩。当然不是您的胳臂，而是像我这今年又瘦了一匝的胳臂……弗朗索瓦兹，这震得我头昏脑涨的排钟声，难道您就没听见？”

“没听见，奥克塔夫夫人。”

“哦!可怜的姑娘，看来您的脑瓜子还挺结实，这是托仁慈的天主的福哪。刚才玛格洛娜去找皮普罗大夫来着。他马上就随她出了门，走到鸟儿街那头拐了弯。准是有哪个孩子病了。”

“哎呀!我的主啊。”弗朗索瓦兹叹着气说。她一听到人家提到有哪个不认识的人遭遇不幸，就觉得受不了，哪怕那人远在天边，她也要长吁短叹一阵。

“弗朗索瓦兹，那丧钟到底是为谁敲的呢？噢!我的主啊，敢情是为卢梭夫人呗。我怎么给忘了，她不是前两天才过世的吗？哦!我也快了，仁慈的天主也该要把我召回去了。打从我那可怜的奥克塔夫走了以后，我就不知道我这脑瓜子是怎么搞的了。不过，我这是在浪费您的时间了吧，我的姑娘。”

“瞧您说的，奥克塔夫夫人，我的时间可没那么金贵；天主给的时间，又没要我们花一个子儿。我就不过想去瞧瞧火熄了没有。”

就这样，弗朗索瓦兹和我姑妈在这场晨晤中，共同评论了当天发生的第一批事件。但有时候，事态特别神秘，特别严重，姑妈觉得不能坐等弗朗索瓦兹，于是四下震耳欲聋的铃声响彻了整幢房子。

“可是奥克塔夫夫人，这会儿还不到服蛋白酶的时候呀，”弗朗索瓦兹说，“莫非您觉得头晕啦？”

“不是，弗朗索瓦兹，”姑妈说，“哦，我是说，是有那么点儿。您也知道，现在我不头晕的时候已经难得有了；早晚有一天我也会像卢梭夫人一样，还没来得及缓过神来就一脚去了；可我并不是为这才打铃叫您的。您信不信？刚才那会儿，我就跟瞧见您一样清清楚楚地瞧见古比尔夫人领着个我不认识的小女孩过去。您上卡米的杂货铺去买两个苏的盐，那女孩究竟是谁，泰奥多尔准能给您说个八九不离十。”

“那敢情是皮潘先生的女儿呗。”弗朗索瓦兹说，她宁愿即刻做出一个解释，因为打早晨起她已经上卡米的铺子去过两回了。

“皮潘先生的女儿!哦!您打量我会信您哪，可怜的弗朗索瓦兹!他的女儿我还能不认识？”

“可我没说是大女儿呀，奥克塔夫夫人，我说的是那个丫头片子，就是在儒伊念寄宿学校的那个。我好像今儿早起见过她。”

“哦!这还差不多，”姑妈说，“她准是来过节的。没错!不用再去打听了，她就是来过节的。这下好了，咱们待会儿准能瞧见萨兹拉夫人敲她姐姐家的门来吃午饭啦。准没错儿!我刚瞧见加洛潘点心铺的小伙计端着一只水果馅饼过去。您瞧着吧，这只馅饼准是送到古比尔夫人家里去的。”

“古比尔夫人家里只要一来客人，奥克塔夫夫人，不多一会儿您就能瞧见她那一家子人全都赶来吃午饭啦。这不，说起来时光也不算早喽。”弗朗索瓦兹说，她急于下楼去张罗午饭，所以倘若能撇下我姑妈独自去望街景，她才巴不得呢。

“哦!起码要等到中午哩。”姑妈用一种无奈的语调回答说，一边心焦地瞅了瞅挂钟，但也只是偷偷地瞅一眼，因为她不想让旁人看见她这么个目无下尘的人，得知古比尔夫人请人吃饭，居然会兴致如此之高，更何况这点乐趣不巧还得等上一个多钟头才能享受得到呢。“偏偏又碰上我吃中饭的时候!”她又自言自语地嘟哝说。这顿午餐，在她已经是一桩足以过瘾的赏心乐事，所以她并不希望同时再来一桩别的趣事。“您总不会忘记把奶油浇煎蛋盛在一只浅底盆里给我端来吧？”只有浅底盆上才绘有故事人物，姑妈每次吃饭时总要乐滋滋地端详当天给她端上来的那只盆子上的图画故事。她戴上老花眼镜，细细地辨认着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阿拉丁和神灯，一边看一边笑吟吟地说：“真好，真好。”

“我还是上卡米的铺子去一趟吧……”弗朗索瓦兹看出姑妈不会再打发她上杂货铺去了，就这么说。

“不，不用去啦，那准是皮潘小姐。可怜的弗朗索瓦兹，真对不起，好端端地让您上楼跑一趟。”

可是姑妈心里很明白，她按铃唤弗朗索瓦兹上楼来，绝不是让她白跑一趟。在贡布雷，一个大家不认识的陌生人，简直就像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神祇一样令人不可思议，而且事实上，就我的记忆所及，凡是碰到圣灵街或是广场上出现了一位叫人瞠目结舌的人物，随之而来的周密调查，没有一次不是以化神奇为熟人而告终的，对此人的身份来历，或具体而微，或笼统大概，总能说出个所以然来，而且最后此人还总会跟贡布雷的某人沾亲带故。这位是索通夫人的儿子，刚服完兵役回来；那位是佩德罗神父的侄女，刚从修道院出来；还有那位是本堂神父的兄弟，夏多丹的税务官，他不是刚退休，就是来过节的。当初一见之下，居然会觉得在贡布雷还有大家不认识的陌生人，那只是因为骤然间没能认出他们，没能对得上号。其实索通夫人和本堂神父早就说起过他们在等远客来访呢。我晚上散步回来，上楼把一路遇见的事情讲给姑妈听，要是一不小心提到我们在老桥附近碰到一个男人，连外公也不认识他，那么姑妈即刻就会嚷道：“一个连你外公也不认识的男人，啊!你打量我会信你呀!”话虽这么说，这个消息毕竟使她有些激动，她决定要把事情弄个明白，于是外公给请来了。“您在老桥边上究竟遇见谁了，叔叔？一个您不认识的男人？”“谁说我不认识啦，”外公回答说，“那是普罗斯佩，布耶伯夫夫人的园丁的兄弟呗。”“噢!是这么回事，”姑妈说着，心定了下来，脸微微有些发红；她讪笑着耸耸肩膀，补上一句，“怪不得他告诉我说你们碰见个您不认识的人了哪!”于是，家里人关照我下次要当心些，千万别再随口乱讲，惹得姑妈情绪这样激动。在贡布雷，谁跟谁都认识，无论牲畜也好，人也好，大伙儿全都认识，所以，赶上哪天姑妈瞧见下面有条她不认识的狗跑过，她就会搜索枯肠，把她的推理才能和闲暇时间全都奉献给这桩令人费解的公案。

“没准儿这是萨兹拉夫人的狗。”弗朗索瓦兹说，她也没多大把握，但又想安安姑妈的心，免得她头昏脑涨。

“敢情我会不认识萨兹拉夫人的狗!”姑妈回答道，她的批判精神不容她如此轻易地接受一桩事实。

“哦!没准儿这是加洛潘先生新近从利齐厄带回来的那条狗吧。”

“哦!这还差不多。”

“听说这条狗可乖着哪，”弗朗索瓦兹说，她这是从泰奥多尔那儿听来的消息，“机灵得像人一个样，脾气又好，又和气，总是那么乖巧懂事。一只才这么大小的畜生就知道讨人喜欢，可真是难得哟。奥克塔夫夫人，我得告退了，我没时间闲聊，马上就到十点了，可我不光炉子没生旺，还有好些芦笋得剥呢。”

“怎么，弗朗索瓦兹，又是芦笋!今年您是买芦笋上瘾了吧，再这么下去，您要把咱们那几位巴黎人的胃口给吃倒喽!”

“才不会呢，奥克塔夫夫人，他们可喜欢吃哩。待会儿他们从教堂回来，胃口准好，您就等着瞧他们大口大口地吃吧。”

“说到教堂，他们这会儿该到那儿了；您最好别耽搁时间了。快去照看您的午饭吧。”

就在姑妈和弗朗索瓦兹这么闲聊的当口，我正陪着父母在望弥撒。咱们的那座教堂，我有多爱它，它此刻又多么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啊!我们走进教堂时穿过的那座古老的门廊，黑咕隆咚的，四处都是痘瘢似的斑斑点点，墙角已经歪斜，而且凹陷进去很深(门廊尽头的那只圣水缸也一样)，仿佛几世纪以来，进这教堂来的农妇的外衣，以及她们怯生生地去蘸圣水的手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擦过这些石块，天长日久就形成了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使坚硬的石块形状发生了欹斜，而且在上面磨出了一道道沟痕，犹如载货马车天天跟界石磕碰，总要在上面留下车轮的痕迹一般。贡布雷历代神父高贵的遗骨，埋在一方方墓石下面，犹如给祭坛铺就了一条带有灵气的通道，这些墓石本身已经失却僵硬、板滞的意味，因为时光使它们变得线条很柔和，沿着磨去棱角的石板轮廓线，有如稠厚的蜂蜜在流淌似的时起时伏，当年四四方方的边棱已不复可见，黄澄澄的流波所过之处，一个花写的哥特体大写字母变了形，大理石上镌刻的白色的紫堇图案也变得模糊了；而在近边的那块墓石上，不仅紫堇图案已经磨蚀，而且椭圆形的拉丁文铭文也挤挨在一起，字体的布局更无章法可言，一个词中的两个字母靠得特别近，其他几个字母则分得特别开。教堂的彩绘玻璃窗，愈是阳光不足的日子，愈是显得绚丽多彩，以致逢到外面天阴的时候，我总料定教堂里是光灿灿的；有一扇彩绘大玻璃窗，整个儿只画了一个纸牌里国王模样的人物，他就在那上面待着，头上是教堂建筑的拱盖，一副顶天立地的架势(有时在中午时分，碰上一星期中没有祭礼的日子——这是很难得的，教堂里空气流通，人也寥寥无几，阳光照耀在富丽堂皇的陈设上，使整座教堂变得更有人情味，也显得很豪华，看上去简直就像一座中世纪风味的旅馆里大理石上有着雕饰、玻璃上画着图案的大厅，完全是可以供人住宿的——在这扇彩绘玻璃窗反射的蓝幽幽的光照里，可以看见萨兹拉夫人来做上一小会儿祷告，扎得整整齐齐的一包小蛋糕就搁在旁边的跪凳上，那是她刚从对面糕点铺买来，准备带回家在午餐时吃的)；另一扇彩绘大玻璃窗上，画着一座粉红色的雪山，山下是打仗的场面，积雪仿佛把彩绘玻璃给冻住了，雾凇似的雪子使彩绘玻璃变得胖鼓鼓的，宛如普通房舍的玻璃窗上结满雪花，被晨曦照得发亮的模样(想必也正是这晨曦，给祭坛后面的彩屏抹上了一层分外娇艳的颜色，看上去仿佛那色彩并不是石料装饰屏上所固有的，而是由教堂外面行将收敛的晨光临时染上的)。所有这些彩绘玻璃窗，都已年代悠远，随处可以见到历经世纪沧桑的积尘，在荧光烁烁地显示着它们的年岁，由一扇扇彩绘玻璃窗织成的这幅美妙的挂毯，的确光亮灿烂，但也磨勚到了经纬毕露的地步。其中有一扇窗很像长条的棋盘，划分出上百块长方形的彩绘玻璃格子，一派蓝莹莹的色调，又好似一副硕大的纸牌，样子跟当年查理六世[38]玩过的纸牌相仿；可是，不知是由于掠过了一道光线，还是由于我移动的目光把这些渐次明灭的彩绘玻璃看成了一片跳动着的瑰丽的火焰，不一会儿，只见这排彩绘玻璃迸射出孔雀开屏般色彩缤纷的亮光，颤颤悠悠地波动起来，形成一道火红的奇异的雨帘，从幽暗的石头拱顶，沿着潮湿的墙壁往下流淌，仿佛我正置身于怪石嶙峋、虹光闪动的大岩洞里，跟随着手捧祈祷书的父母在洞穴的平地上往前走；俄顷，那些菱形小格玻璃都变得异样地清澈透明，有如并排镶嵌在一副硕大无朋的古罗马胸甲上的蓝宝石，显得坚硬无比，然而在它们背后，你又可以感觉到有一样比所有这些奇珍异宝更可爱的东西，那就是偶尔亮出的太阳的笑脸；在沐照那些彩绘玻璃的幽蓝柔和的光波里，就跟在广场的石板或市集的铺草上一样，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它的存在；甚至就在复活节前我们刚到贡布雷的那阵子，起初的几个星期天，地面依然是光秃秃、黑黝黝的，太阳的笑脸却像上溯到圣路易[39]的继位者时代的某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春天那样，让那幅金光灿灿、明亮夺目、用彩绘玻璃装饰成毋忘我草图案的大挂毯，焕发出盎然的生机。

两幅立经挂毯上，描绘的是以斯帖[40]加冕的场面(按照惯例，亚哈随鲁的脸画得像某位法国国王，而以斯帖则像这位国王钟爱的一位盖尔芒特府的贵夫人)，由于色彩变淡，画面反倒平添了一种表现力，一种立体感，一种亮度：以斯帖唇边的些许玫瑰红，游移到了嘴唇轮廓线的外边；长裙的黄色显得如此腻厚和浓重，以致整条长裙有种沉甸甸的质感，从仿佛往后退去的背景上猛不丁地突现了出来；在这幅用丝线和羊毛织成的挂毯的下部，依然保存着树木葱茏的面貌，但是到了挂毯的上部，色泽就发湮了，树顶泛黄的枝丫，看上去呈金黄色，而且仿佛被一道无形阳光的蛮横斜照抹去了一半色泽，显得有些暗淡。所有这一切，再加上那些在我几乎就像人物传说中的名人给教堂留下的珍迹(那枚雕镂精细的金十字架，据说是圣埃洛瓦的作品，当年由达戈贝尔[41]亲赐教堂，还有日耳曼人路易[42]的王子们的那个合葬墓，斑岩砌成的墓身上镶嵌着铜饰)，使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当我们向祷告席走去时，仿佛我并不是在教堂里行走，而是置身在一座仙女曾经去过的山谷，农夫在那里能惊奇地看到仙女们在岩石、树林和池沼间经过时留下的可触摸的痕迹。所有这些，使这教堂在我心目中成了跟小城别处迥然不同的所在：成了一座，不妨这么说吧，占据着四维空间的建筑——那第四维就是时间，如同航船穿行在世纪的长河里，驶过一个又一个厅堂，一座又一座圣殿，仿佛征服和跨越的不仅仅是区区几米路程，而是它以凯旋者的姿态从中驶过的一个又一个时代和纪元；它把野蛮粗鄙的十一世纪隐匿在厚厚的石壁之中，沉甸甸的拱腹塞满大块的砾石，堵得严严实实，只有钟楼楼梯在门廊边上形成的那个深陷的凹坑才透露出些许往昔的信息，但即使在这儿，那个时代的痕迹仍被遮掩在造型优雅的哥特式拱孔后面，这些拱孔风姿绰约地站在它前面，犹如一群大姐姐为了不让外人瞧见相貌粗蠢、脾气乖戾、衣衫不整的小弟弟，笑吟吟地挤在一起，把他挡在身后；它的塔楼高耸在广场上，塔尖直指蓝天，这座塔楼当年曾领略过圣路易的风采，而且仿佛至今依然还在重睹他的身影；它还能随着那座地下室坠入墨洛温王朝[43]的茫茫黑夜，而泰奥多尔和他姐姐，此刻正擎着蜡烛在里面为我们引路，昏黑的拱顶上突起着粗壮的横肋，好似一只巨大的蝙蝠张开的翼膜。他俩摸索着走在我们前面，烛光照亮了西日贝尔[44]的小女儿的墓，墓石上有一道很深的裂痕——很像化石上的印痕——据传是“让水晶玻璃灯给砸出来的，法兰克公主遇难的那天晚上，悬在现在后殿这地方的一盏水晶玻璃灯突然从金挂链上脱落下来，水晶玻璃没摔碎，灯火也没熄灭，但居然砸进了石头，在后来做了墓石的这块石头上留下了一道印痕”。

贡布雷教堂的后殿，对它真的还能说什么呢？它是那么粗俗，非但谈不上艺术的美感，而且毫无宗教的**可言。从外面看，由于它临着的那个交叉路口比较低，所以粗陋的外墙在底部垫了一层由毛毛糙糙的砾石砌成的墙基，全是小石子像皮刺似的戳在外面，看上去真是没点儿教堂的况味，彩绘玻璃的窗洞似乎又开得特别高，整堵墙的外貌与其说像教堂，倒不如说像监狱。当然，后来当我回忆起所有那些我见过的其他教堂辉煌的后殿时，我从来不曾想到把它们跟贡布雷的后殿进行对照。只是有一天，在外省的一条小街道的拐角处，我瞥见三条街道交会的路口对面，竖着一堵加高过的墙，墙面毛毛糙糙，彩绘玻璃窗的窗洞开得很高，外观就跟贡布雷的后殿一模一样的不对称。当时我并没有像在夏特勒或是兰斯那样去考虑宗教感情在那儿是何等有力地表现了出来，但我情不自禁地脱口喊出：“教堂!”

教堂!我们这熟稔的所在啊。它的北门坐落在圣伊莱尔街上，位于拉潘先生的药铺和卢瓦佐夫人住宅之间，跟这两户邻居紧挨着；倘若贡布雷的街道上有门牌号码的话，它作为贡布雷的一户住宅，准也有个门牌号码，而且恐怕邮差每天早晨来送信的时候，在前脚从拉潘先生的铺子出来，后脚还没进卢瓦佐夫人家的当口，也该在它前面停一停；然而在教堂跟所有不是教堂的住所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条我的理智无法逾越的界限。卢瓦佐夫人家窗台上的那盆吊钟海棠有个坏习惯，老爱把耷拉着脑袋的枝条到处乱伸，枝头的花骨朵儿长大以后，总又迫不及待地要把自己血色极好、红得发紫的脸颊凑到教堂阴暗的墙上去凉快凉快，但尽管如此，这些吊钟海棠在我的心目中并未因此而变得神圣起来；在这些花儿和它们所投身的黑乎乎的石块之间，虽然我的肉眼看不出间隙，但在我的心灵里却始终保留着一道鸿沟。

从很远的地方就能认出圣伊莱尔教堂的钟楼，贡布雷还没有在地平线上露面的时候，钟楼那令人难忘的身影，就已经远远地呈现在眼前了；复活节前的那个星期，我们从巴黎乘火车驶来的当口，父亲瞥见了这座在天空上轮番画过一道道弧线、尖顶上的风信鸡四下转动着的钟楼，就冲着我们说：“嗨，把毯子收拾好，咱们到了。”还有一次我们从贡布雷出发做长距离散步，沿着一段狭仄的小路走到一个地方，眼前骤然间出现一片非常开阔的空地，前方匝绕着一围丛林，远远望去，只见圣伊莱尔教堂钟楼优雅的尖顶高耸在参差不齐的林木之上，但它显得那么纤细，粉红的色泽又是那么淡然，看上去就像是有谁为给这片景色、这幅大自然的杰作添上一抹艺术的痕迹，一道仅有的人为的印记，才用指甲在天际划了这么个道道似的。当我们走得更近，能瞧见挨在钟楼边上显得稍矮的那座半圮的四方形塔楼时，使我们感到惊异的，是塔身石块的那种黑里泛红的色调；在秋雾弥漫的清晨，不妨这么说吧，就像有座色泽如地锦草[45]似的红彤彤的废墟，耸立在大片暗紫色的葡萄丛中。

我们回家路过广场时，外婆常会叫我停下望望这座钟楼。塔楼上的窗户两扇一组，分层排列，彼此间的距离保持着一种准确、别致的比例关系，这种比例关系所具有的美感和尊严，并不只适用于人的五官哩。每隔一阵就从塔楼窗口飞出一群乌鸦，它们凌空落下，聒噪着打着旋，仿佛那些先前任凭它们嬉戏而视若无睹的古老的石块，顷刻间变得无法容身，成了**之源，把这群惊惶不安的暮鸦轰了下来。随后，它们在暮霭沉沉的紫红色天幕上扑翅斜飞一通，突然又安静下来，重新飞回塔楼栖息，不安之源重又变成了福地；一些乌鸦上下错落地停歇在一个小钟楼的尖顶上，看起来像一动不动，但说不定是正待啄食小虫，就像海鸥以渔人般寂然不动的姿势停歇在浪尖上一样。我不太知道为什么，外婆总觉着圣伊莱尔教堂的钟楼超尘脱俗，从而使她更爱大自然(当人类的双手不曾像我姑婆的园丁那样去玷污它的时候)和天才的杰作，认定它们对造福人类都有重大影响。虽然人们所见的教堂的每个部分，都通过一种它天赋的思想显示着它与所有其他建筑的区别，然而让它真正意识到自己的价值，表明自己独具个性、责无旁贷的存在的，似乎还是这座钟楼。这座钟楼在为它立言哩。我隐隐约约地觉得，外婆在贡布雷的钟楼上找到了对她来说这世上最可珍贵的东西，那就是自然的风致和卓异的气度。她不懂建筑，但她爱说：“孩子们，你们爱笑我就笑吧，可我觉着，或许它不合规范，并不漂亮，可是那古里古怪的老派模样儿，让我瞧着挺受用。我敢说，要是它会弹琴的话，一准不会弹得干巴巴的。”她注视着钟楼，目光随着它徐徐升起，顺着塔身石块虔诚地倾向天空的斜势，眼望着两边的斜面彼此愈靠愈近，犹如双手在合掌祈祷，她的整个身心都跟尖顶的取势融为一体，目光也仿佛随它向天而去；与此同时，她朝向塔身陈旧剥蚀的石块亲切地笑着，此刻仅有塔尖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而一旦整个塔身进入这抹夕照的范围，就会敷上一层柔美的色调，仿佛骤然间升得又高又远，好似一支用假声升高八度演唱的歌。

圣伊莱尔教堂的钟楼，赋予所有的行业以象征的标志，赋予所有的时刻以美好的意义，也赋予所有关于城市的观点以真正的价值。从我的房间里望去，只能看见它那深灰色的板岩墙基；但当我在夏日的某个星期天炎热的早晨，望见这些板岩犹如一轮黑太阳那样熠熠生辉的时候，我就会对自己说：“我的天主!九点啦!得准备去望大弥撒了，要是我还想有时间先跟莱奥妮姑妈道个别的话。”而且我能确切地知道广场上的光线是什么颜色，我也知道市集上热浪滚滚，尘埃飞扬，我还知道店铺的凉棚投下浓荫，而妈妈也许会赶在望弥撒前走进去买几块手帕，店堂里散发着一股坯布的气味，掌柜的挺起腰来吩咐伙计拿货给妈妈挑选，他已经准备关门打烊，刚在后间换上了节日的上衣，正在洗手哩，说起这双手，他还有个习惯，每隔五分钟就要带着一副踌躇满志、雅兴大发的得意神情搓这双手，哪怕生意再不景气，也照搓不误。

弥撒过后，我们到泰奥多尔的铺子吩咐他送一只比平时大些的奶油圆球蛋糕上门，因为我的表兄弟趁今儿天气好，要从蒂贝尔齐赶来跟我们一起用午餐。钟楼耸立在我们面前，就像一只烤得金黄松脆的祝圣大蛋糕，鳞片似的砖瓦和松脂似的墙面，在阳光下闪烁着，锋利的尖顶直刺蓝天。傍晚时分，当我散步回来，想到过一会儿就要跟妈妈道晚安，就要再也见不到她了，这钟楼在一片薄暮中反倒显得格外温柔起来，它看上去犹如悬在苍茫的天际，像一只褐色的丝绒靠垫似的往后倚去，天空在它的轻压下微微凹陷进去，给它让出地方，并随即又团团围在它的四周；鸟儿绕着钟楼盘旋飞翔，它们的叫声仿佛更为钟楼增添了几分静谧，尖顶也越发显得高远，整个钟楼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意味。

即使当我们走在教堂背后的街上，看不见教堂的时候，周围的一切，其位置似乎仍是根据这座不时在屋宇间冒出头来的钟楼而定的，而且正因为这钟楼是在看不见教堂的情形下出现的，或许它才更能拨动人们的心弦。当然，有许多别的钟楼从这样的角度看过去要更美得多，我的记忆中有好些高耸于屋宇之上的钟楼的图景，跟贡布雷阴郁街巷构成的图景相比，确是另有一种艺术旨趣。我不会忘记巴尔贝克邻近的那座趣味盎然的诺曼底城市，城里有两座可爱的十八世纪的宅邸，对我来说，这两座宅邸在许多方面都亲切而可敬，当我从那台阶通往河沿的美丽花园望过去的时候，可以看见一座遮蔽在宅邸后面的教堂露出的哥特式尖顶，它高高地矗立着，看上去就像是在两座宅邸终止之后，再高踞其上，而它的模样是那么与众不同，那么弥足珍贵，那么节节向上，那么红而不艳，那么光泽迷人，在我眼里这个有如某种闪着珐琅的寒光、塔形贝壳似的紫红色的尖顶，仿佛夹在沙滩上两颗紧挨着的美丽的卵石中间，而又超脱于它们之上。甚至在巴黎城里一个最丑陋的街区，我也记得有那么一扇窗户，从那里看出去，穿过一街一街鳞次栉比的屋顶所构成的近景、中景，乃至远景，可以望见一座紫色的钟楼，有时它会变成淡红色，有时在从暮色中迭现出来的最典雅的影像上，它还会呈现一种由灰色调衬托着的黑色，那就是圣奥古斯丁教堂的圆顶钟楼，它使巴黎的这处景观具有了皮拉内西[46]笔下某些罗马风光版画的特点。可是，无论我的记忆以何种风格来描绘这些纤小的版画，其中任何一幅都没能体现出我早已失去的那种感情，那种使我们不是把某一对象当作观赏的目标，而是把它看作一种独一无二的存在的感情，它们全都没能如同从教堂后面的街巷所见到的贡布雷钟楼景观这样，深刻地影响我整个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下午五点钟我上邮局去取信时，在左边跟我才隔开几幢房屋的地方，会冷不丁地瞥见它那孤零零的尖顶耸起在一排屋顶之上；要是我不想往那个方向走，而是想到萨兹拉夫人府上去问个安的话，我就会看着这排屋顶沿着斜坡的另一侧通往低处，知道过了钟楼以后，到第二个街口就得拐弯了；要是我走得更远，往车站的方向而去，那么从斜刺里还能瞥见它展现屋脊和墙面的新的身影，好比一个刚体在旋转时冷不防被我觑见了似的；倘若从维沃纳河的岸边望去，由于透视的缘故，教堂后殿仿佛正在积聚力气，使足劲儿迸发出钟楼借以将尖顶引向云霄的力量；无论哪种情形，所有的一切最终都会回归到它身上，它永远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以它那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小尖塔，审视着全镇的房舍，这小小的尖顶矗立在我面前，就像是天主的手指，尽管天主隐迹于人群之中不露真身，但我并不会就此把他混同于芸芸众生啊。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要是在一座外省的大城市，或者在巴黎某个我不熟悉的街区，有哪位给我指路的行人，远远地指给我看前面那条街的街角上一家医院的大钟，或是一座修道院顶端像戴着僧帽的钟楼作为指示方位的标志，我总会隐隐约约地发觉在它身上有某些跟我那亲爱的、业已消失的形象颇为相似的地方，倘若这位行人转过身来想看看我有没有走错路，他准会惊愕地瞅见我还没迈步，兀自呆望着那座钟楼，忘了散步，忘了买东西，一连几个小时，寂然不动地伫立在那儿，在记忆深处寻觅着，感觉到在我内心深处有了一些从忘川夺回的正在干涸、正在重建的土地。这会儿，我或许比刚才向他问路时还要焦急，我依然在寻路，我转过了一条街……可是……那是在我心中的街哟……

做好弥撒回家的路上，我们常会遇见勒格朗丹先生，他在巴黎当工程师，平时除了休假，只有在星期六晚上到星期一早上才能待在贡布雷的宅邸。他是那类除了在科学生涯中成绩显著，还具有另外的文化修养的人，诸如文学、艺术，他们都很在行，这些修养跟从事的专业不相干，但在谈话时派得上用场。这些人比许多文学家更有文采(那时候我们不知道勒格朗丹先生还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所以看到有位著名音乐家为他的诗谱了曲，都有些大惊小怪的)，比好些画家技巧更纯熟，他们总以为眼下的生活并不适合自己，所以对待这份讲究实际的职业，不是抱一种随兴之所至的不在意态度，就是抱一种居高临下的认真态度，心里虽有牢骚，做事却一丝不苟。勒格朗丹先生个子高高的，风度优雅，清秀的脸上蓄着两撇长长的金黄色小胡子，显出若有所思的神情，蓝蓝的眼眸里射出参透世故的目光，举止彬彬有礼，说话滔滔不绝，在全家人的眼里，他就是以高雅方式生活的成功男人的典范，我们家里常常要谈起他。只有外婆觉得他说话太文绉绉，有点掉书袋，没有他那飘在胸前打大花结的领带和学生装式的单排纽上衣那样自然。外婆感到吃惊的还有他那些情绪激昂的长篇大论，这些宏论往往是抨击贵族阶层和热衷名利、附庸风雅的习尚的，“毫无疑问，圣保罗所说的无可赦免的罪孽，就是指的这种罪孽[47]”。

热衷于名利的野心，是外婆无从领略，而且几乎无法理解的一种感情，所以在她看来，似乎完全没有必要如此慷慨激昂地去大事讨伐。况且，外婆总觉着，既然勒格朗丹先生的姐姐在巴尔贝克附近嫁了一位下诺曼底的贵族，他再这么拼命攻击贵族阶层，甚至指责大革命没有把他们全送上断头台，那就未免有失雅量了。

“各位，你们好!”他迎上前来说。“你们能长住这儿，可真是有福气；可我明天就得回巴黎，回我那窝里去。哦!”他脸上挂着他所特有的那种微笑，略带嘲讽和失意，而又有点漫不经心，“当然我那个家里也什么劳什子都有。可就是缺了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一大片像这样的蓝天。尽力让您的生活中永远保持这片蓝天吧，孩子，”他转过脸来对我说，“您心地善良，禀赋卓异，天生有一种艺术家的气质，千万别辜负了它。”

我们回到家里，姑妈打发人来问，古比尔夫人做弥撒是不是迟到了，这下子我们可答不上来了。反过来，我们告诉她有位画家在教堂里临摹彩绘玻璃上的坏东西吉尔贝，却又让她增添了一层烦恼。弗朗索瓦兹即刻被派往杂货铺去打探消息，却因为没见着泰奥多尔，颓然而归；这个泰奥多尔，一身而兼二任，既是教堂唱诗班成员，在教堂担着些干系，又是杂货铺伙计，平时跟各色人等都打交道，所以，事无巨细没有他不知道的。

“唉!”姑妈叹口气，“真盼欧拉莉这会儿就来哟。这事儿也只有她能讲给我听喽。”

欧拉莉是个瘸腿的姑娘，天性好动又耳朵重听，她从小在德·拉布雷托纳里夫人府上帮工，夫人死后，她也就退休不干，在教堂边上找了间房子住下，平日里不时要下楼来，也不管是不是做日课的时间，就那么做一小会儿祷告或者给泰奥多尔帮个什么忙：剩下的时间里，她就去看望莱奥妮姑妈这类病人，把弥撒或晚祷中发生的事情讲给她们听。老东家给过她一笔小小的年金，但她并不反对再挣点外快，所以隔一阵就要上本堂神父或者贡布雷宗教界别的头面人物府上去揽点浆浆洗洗的活儿。她身披黑呢斗篷，头戴系带子的小白帽，差不多就像修女，由于患一种皮肤病的缘故，一部分脸颊和整个鹰钩鼻都染上了一层凤仙花般鲜艳的桃红色。她的来访是莱奥妮姑妈生活中一大乐事，因为她除了本堂神父以外，几乎已经不接待任何外人了。姑妈把所有的来访者一个个拒之门外，因为他们在她眼里分别归入了她所憎恨的两种类型。第一类人最糟糕，也是她最先撇开的，那些人居然劝她对自己的病“别太当回事”，公然主张到阳光下散散步，吃块带血的新鲜牛排，要比老躺在**服药对她有益得多。(也不想想，她就不过多喝了两口该死的矿泉水，胃里就折腾了十四个钟头哩!)尽管这些危险性很大的谬论，他们说的时候用的是否定的语气，而且是通过某种表示不同意的沉默或表示怀疑的微笑来婉转地表达出来的。另一类人，就是那些似乎相信她病得比她自己所想的还要厉害，或者跟她自己所说的一样厉害的家伙。比如说吧，那些经姑妈再三斟酌、弗朗索瓦兹再四恳请方才获准上楼的来访者，实在不懂什么叫领情，有人居然敢觍着脸说：“天气这么好，您是不是也该去透透空气？”或者情形正相反，当她对他们说“我不行了，真的不行了，活到头喽，我可怜的朋友们”的时候，他们居然回答她说：“咳!身体不行有什么法子呢!不过像您这样总还能有一阵子吧。”这两拨子人全都一样，以后就再也别想进她的门了。而弗朗索瓦兹，如果说她看着姑妈从**瞥见圣灵街上有个家伙像是往她家里而来，或者听见一阵门铃声骤然响起时的那副惊慌的模样，感到挺可乐的话，那么当她看到姑妈每回总有妙法把那些家伙撵走，瞧着他们那副吃了闭门羹打道回府的尴尬样儿，就越发乐不可支地开怀大笑了，她打心眼里佩服自己的东家，她断定，女主人不愿意接见那些人，那当然是因为她比他们高出一等啰。总之，姑妈是既要人家赞赏她的吃药卧床，又要人家同情她的病痛虚弱，同时还要人家对她担保她的前途乐观。

这些正是欧拉莉最拿手的。姑妈可以在一分钟里对她说上二十遍：“我不行了，可怜的欧拉莉。”欧拉莉每次都会回答：“您对自己的病看得这么准，奥克塔夫夫人，那就保准会活到一百岁，昨儿萨兹兰夫人还对我这么说来着。”(欧拉莉最坚定的信念之一，就是萨兹拉夫人应该叫萨兹兰夫人，尽管在付诸实行时一再被纠正，这一信念仍毫不动摇。)

“我可没想活一百岁。”姑妈回答说，她不喜欢人家把她的寿限说得这么确切。

此外，欧拉莉还知道怎样既给姑妈解闷，又不让她累着，所以她的来访是姑妈最高兴的事，每个星期天，只要没什么意外的事让她脱不开身，她是必定会来的，于是一到星期天，姑妈就翘首以待地盼她来，往往是起初心情挺好，可只要欧拉莉稍稍迟来一会儿，很快就变得浑身不对劲，就像饿过了头似的。期待欧拉莉的这种快乐，时间一长就变成痛苦，姑妈不停地看钟点，打呵欠，觉得自己眼看要支撑不住了。直等到天色都暗了下来，姑妈也已经不存指望的当口，才响起欧拉莉光临的门铃声，这时候，姑妈听着铃声，只觉得自己几乎要病倒了。说实在的，每逢星期天，姑妈心里就只惦着欧拉莉要来看她，所以午饭刚吃完，弗朗索瓦兹就急着等我们早点离开餐厅，好让她上楼去照料姑妈。可是(贡布雷进入天气晴朗的季节以来尤其如此)直到正午傲慢的钟声从圣伊莱尔教堂的塔楼传将下来，它那音响的花环一时间凝成十二朵花饰，为塔楼装点上纹徽，直到这钟声在我们放着祝圣面包的餐桌旁响起的时候，我们还久久地坐在画着《一千零一夜》故事的盆子跟前，由于天气炎热，更由于吃得太饱，而根本不想动弹。因为，除了鸡蛋、牛排、土豆、果酱、饼干这些事先不必报菜名的家常食品，弗朗索瓦兹还经常要添一两道菜点——添什么，视田里和果园的收成、海鲜的捕捞、市场的货源、邻居的馈赠等等情况，以及她本人的能耐而定，因此我们的菜谱，犹如十三世纪装饰在大教堂正门上的四季浮雕[48]一样，多多少少反映了生活中时令季节的嬗变更替——来一道菱鲆，是因为女鱼贩担保鱼很新鲜；来一道火鸡，是因为她看准鲁森维尔-勒潘菜市场上有一只挺不错；来一道牛骨髓烩刺菜蓟，是因为她以前没给我们吃过这种烧法的这道菜；来一道烤羊腿，是因为野外空气一准会让我们胃口大开，再说从这会儿到七点钟，也有足够的时间来消化；菠菜是为了换换口味；杏子是因为刚上市尝个鲜；醋栗是因为再过两个星期就要落市了；覆盆子是斯万先生特地带来的；樱桃是花园里那棵两年没结果的樱桃树刚结的果子；奶酪是我那时爱吃的；杏仁蛋糕是她头天晚上预订的；那只奶油圆球蛋糕，却是因为那天在教堂轮到我们奉献。等所有这些菜点全都上过以后，一道特地为我们制作，但尤其是献给算得上美食家的父亲的巧克力掼奶油端了上来，这道点心是弗朗索瓦兹的灵感与情意的结晶，稍纵即逝，清淡宜人，犹如一首倾注着她全部才华的即兴之作。要是有人不想尝上一口，说什么“我够了，吃不下了”，那就即刻被贬为不懂人情世故的粗坯，正好比艺术家送他一件作品，价值就在于这份情义和上面的签名，而他却一个劲儿地去掂它的分量，端详它的材料。哪怕在盆底留下一丁点儿没吃干净，也像在演奏听到一半就当着作曲家的面抽身离去一样，属于不懂礼貌。

临了母亲对我说：“行啦，别待在这儿不挪窝了，要是外面太热，就上楼回房间去吧，不过先去透透空气，不要离开餐桌就是看书。”我走到水泵和池槽旁边，池槽往往像哥特式的圣水器那样，刻着蝾螈的浮雕，蝾螈那富有寓意而线条流畅的躯体，在粗糙的石面上显得颇有动感。我坐在丁香树绿荫下的长条凳上，花园的这个角落，有一扇边门通往圣灵街，没人照料的泥地上高起两级台阶，凸出在整幢房子外面，这间近乎独立结构的小屋，就是厨房后间。依稀可以望见里面红彤彤的、斑岩般闪闪发亮的地砖。这小屋看上去不像弗朗索瓦兹的密室，倒像祭奉维纳斯女神的小庙。屋里满满当当地堆着乳品商、水果商、蔬菜商的供品，这些商贩有时从大老远的小村庄赶来，向她献上自己今年第一茬的收获。小屋的屋脊上，经常停着一只白鸽咕咕地叫。

以前，我从不在环抱这座小屋的神圣的树林中滞留，因为我在上楼去看书以前，要先到阿道夫叔公在底楼的小起居室去一下，他是外公的弟弟，当过军人，退休时的军衔是少校。这间起居室，即使窗都打开，让外面的暑气，甚至难得一见的阳光进到里面，依然不断散发出一阵阵幽幽的凉意，其中既有森林的气息，又有旧王朝的余味；一个人走进某座废弃的猎人小屋，闻到这股沁着凉意的气味，往往会浮想联翩。不过由于我的缘故，叔公和我们家有了一段过节，此后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去阿道夫叔公的起居室，他也不来贡布雷了。事情是这样的：

在巴黎时，每月总有一两次，家里人打发我去看看叔公，通常我去的时候他刚吃好午饭，身着法兰绒便装，由穿紫白相间的斜纹布号服的仆人伺候着。他嘟嘟囔囔地抱怨说我有好久没去看他了，大家把他给忘了。他给我吃一块杏仁饼，或者一只橘子；我俩穿过一个客厅，这个没人待的客厅从来不生火，墙壁上装饰着金色的线脚，天花板涂的一种蓝色，据说是模仿天空的颜色，家具就像外公家里一样，都衬上软垫再用缎子包面，不过缎子是黄色的。最后我们来到他自称的那间书房，墙上挂着些镌版的画片，黑色的背景上画着一位丰满肉感、肤色粉红的女神，或驾一辆战车，或踩一只圆球，或在额头缀一颗星星；这种画在第二帝国曾风靡一时，因为人们觉得其中有庞贝时代的情调，然后它受过一阵冷落，何以会再次流行虽然说法纷纭，其实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它们带有一种第二帝国的情调。我待在叔公旁边，直到他的贴身男仆来问叔公，马车夫想知道几点钟要套车。叔公于是陷入了深思，那惊奇的男仆生怕打扰他的思考，不敢有一丝动作，眼巴巴地等着结论，等着那一成不变的结论。叔公在踌躇再三之后，终于宣布了决定，而这决定必然是下面四个字：“两点一刻。”男仆神情惊讶但唯命是从地重复说：“两点一刻？好……我去跟他说……”

这一时期我热衷于戏剧。当然是柏拉图式的热衷，因为我父母还没允许我上剧场呢。我以一种极不准确的方式想象观众在剧场中享受的乐趣，甚至以为每个观众就像看立体镜那样，各自在看一个场景，尽管其他的观众都在看着成百上千相似的场景，但是那个场景毕竟只是给他一个人的。

每天早上我一口气奔到海报柱跟前，看上面张贴的剧目海报。海报上的每个剧目。组成剧名的那几个词浑然不可分的形象，以及剧名赫然出现在上面、糨糊鼓鼓囊囊还没干透的招贴画的颜色，在我的脑海中所引发的种种梦幻般的想象，是全无功利色彩、最令人陶醉的。像《塞扎尔·吉罗多的遗嘱》[49]和《俄狄浦斯王》[50]之类的戏，剧名不会印在喜歌剧院的绿色海报上，而只能出现在法兰西喜剧院的酡红色海报上，要不算这些戏的话，在我眼里《王冠上的钻石》[51]闪亮的白羽饰和《黑色多米诺骨牌》[52]柔滑神秘的缎子就算是大异其趣的了。这两部戏，爸爸妈妈说过，等我第一次去剧院看戏，就要在它们中间选一部，于是我就仔细琢磨这一部和那一部的剧名(除了剧名，我对它们真是一无所知)，逐一寻思它们能够给我带来的乐趣，再把两者加以比较。最后我总算使出浑身本事，把一部想象成光彩夺目、气势逼人，另一部想象成含情脉脉、圆润甜美；但我还是拿不定主意，到底更喜欢哪一部，这就好比上餐后甜点时，要我在牛奶米糕和巧克力掼奶油之间做出选择一样叫我为难。

我和同学一碰到就谈论演员，尽管那时我还没看过那些演员的演出，但是他们的演技，是艺术的种种表现形式中首屈一指、最能让我预感到艺术本身魅力的表现形式。同样一段台词，这个或那个演员在节奏、情绪的处理上会有所不同，而哪怕最细微的差别，在我看来也有非同小可的意义。根据同学们告诉我的细节，我把那些演员按才华排序，列成名单整天念叨；结果脑子好像给夯紧，让这些扎住根的名字弄得不听使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