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的一个早晨，和总统见面之前，海伦·杜·普雷先跑了五英里，整理一下思路。她知道不仅是整个行政部门，包括她本人，现在都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十字路口。
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她因为拒绝在弹劾肯尼迪的议案上签名而成为了肯尼迪心中的英雄和高级幕僚，这一点还是让她很高兴——尽管肯尼迪的想法完全来自于男性的荣誉感，而这一点正是她看不上的。
还有很多危险的问题。克里到底做了什么？有没有可能他本来是可以阻止这次原子弹爆炸事件的？他真的任由炸弹爆炸，只是因为这样可以挽救总统吗？她相信克里做得出来，不过弗朗西斯·肯尼迪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毫无疑问，只有得到总统的许可，克里才敢那么做。
可是呢，话说回来，现在肯尼迪的性格中出现了一种危险的倾向。很明显，他希望能有一帮马屁精来组成国会，可以执行他的命令。他会让这样的国会做什么呢？显而易见，肯尼迪会利用诈骗操纵和贿赂组织的指控来打压苏格拉底俱乐部中的所有重要成员。这样运用权力是十分危险的。他会不会抛弃所有民主和伦理准则，就为了推行他“让美国更美好”的愿景？肯尼迪努力想要保护克里，而奥德布拉德·格雷则开始反叛。海伦·杜·普雷很害怕出现这种分歧。总统幕僚存在的意义就是为总统服务，副总统必须跟从总统，没得商量，除非她辞职。这样的话不仅对肯尼迪是个巨大的打击，也是她政治事业的终结。她将成为最终的背叛者。可怜的弗朗西斯，他又会怎么对付亚布里尔呢？
她意识到，肯尼迪也会变得残忍无情，就跟他的对手一样。国会、苏格拉底俱乐部、亚布里尔。啊，弗朗西斯可以把他们都灭掉——人生悲剧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他的思考方式。
她觉得背后直冒冷汗，大腿的肌肉酸痛，她幻想着就这样一直跑下去，跑下去，永远不用回到白宫。
载德·安纳肯医生很害怕与肯尼迪总统及其幕僚会见。让他讲解科学的同时还要把政治和社会目的搅和进来，这让他有些不舒服。他本来是绝对不会做总统的医疗科学顾问的，但是只有这样，他才能保证自己深爱的国家脑科学研究中心有充足的资金，所以他才勉为其难地接受了。
他直接面对弗朗西斯·肯尼迪的时候，情况还不算太坏。总统很聪明，而且有点科学天分，当然，报纸上所谓总统原本能成为伟大科学家的说法仍属无稽之谈。但是肯尼迪的确懂得研究的微妙价值，也明白即便是最不着边际的科学理论，也可能带来奇迹般的效果。肯尼迪并不是问题，关键是他的幕僚、国会以及所有官僚老爷们，还要算上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他们总想在背后对他的研究进行偷窥。
直到安纳肯开始为华盛顿服务，他才多少意识到科学和社会之间的巨大差异。人脑研究在科学上已经出现巨大飞跃，但是政治和社会学原则还依然停留在原地不动。
他发现，人类竟然还在发动战争，这不仅要耗费巨大的代价，而且无利可图；医学上已经有了治疗措施，可以抹去人类的杀人倾向，但是男男女女仍然在自相残杀，这真是不可思议，令人费解。科学上的基因拼接技术受到政治家和新闻媒体的攻击，就好像生物重组是对圣灵的腐蚀一样，这让他感到那些人十分卑鄙。特别是当前的基因构成证明，人类迟早都是要灭亡的。
安纳肯医生已经得到通知，大概知道了这次会面的基本内容。他们仍然怀疑原子弹爆炸是恐怖分子阴谋的一部分，目的就是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就是说，他们仍然想知道两个年轻的物理教授——格莱斯和提波特——与恐怖分子头目亚布里尔之间是否有什么联系。他们想问他的问题就是，是否应该使用PET脑扫描技术来审讯在押嫌疑人，并且确认最终的真相。
这个问题让安纳肯医生很是烦躁。为什么原子弹爆炸之前他们没要求他进行PET测试？克里斯蒂安·克里曾经说过他一直忙着处理劫机危机，炸弹威胁看来没那么重要。典型的混蛋逻辑。而且，肯尼迪总统出于人道主义原因，当时拒绝了克里进行PET脑扫描测试的要求。是的，如果两个年轻人是无辜的，而扫描期间他们的大脑受到了伤害，那么这个测试的确不人道。但是，安纳肯知道这其实是政治家遮羞的理由罢了，他曾经向肯尼迪概述过测试的全过程，肯尼迪也明白PET扫描几乎是绝对安全的，而且能够让测试者诚实地回答问题。他们本来完全可以找到原子弹的准确位置，并且将其拆除，本来一切都来得及。
这么多人在爆炸事故中伤亡，至少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但是安纳肯对两名年轻的科学家隐隐还有些佩服，他希望自己能有他们那样的胆魄，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虽然的确非常疯狂，但是有意义。他们的行为说明，由于人们普遍的知识更加丰富，于是个人造成核灾难的可能性就增加了；同时，某个贪婪的企业家或者妄想自大的政治家也可能会做出同样的事情。但是这两个小子很明显一心要搞社会改革，而不是什么科学实验。他们考虑的是压制科学，停止其发展的步伐。当然，真正的解决办法是改变人的基因结构，让暴力行为不可能发生。就是要在基因中和大脑里增加一个停止信号，好像给引擎安装刹车一样，如此而已。
安纳肯在白宫的内阁会议室等着总统到来，一边阅读自己带来的一摞备忘录和论文，这样别人就不会来打扰他了。他经常感到自己对总统的那帮幕僚十分抗拒。克里斯蒂安·克里总是盯着国家脑研究中心的一举一动，有时候还突然甩给他一个秘密研究命令。安纳肯不喜欢这样，所以经常顾左右而言他，希望能将克里打发过去。但是他很惊奇地发现，克里在这样的事情上总是比他聪明。至于其他的幕僚，尤金·戴兹、奥德布拉德·格雷和阿瑟·威克斯，他们简直就是原始人，没有任何科学素养，全部精力都放在相对来说不那么重要的社会和国家事务上。
他注意到副总统海伦·杜·普雷也在场，还有中情局的局长西奥多·泰佩。女人能做美国副总统，他一直都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他觉得这一点从科学角度上说不通。做大脑研究的时候，他认为总有一天会发现男性和女性的大脑存在本质区别。不过他并没有发现，这让他觉得很可笑。觉得可笑是因为如果他真的发现了两者的差异，那可真是要天下大乱了。
他总是把西奥多·泰佩看成像尼安德特人一样的史前人类，因为此人常喜欢在外交事务上耍阴谋诡计，却又没有任何实质效果。最后不过就是比别国的人民多占那么一点优势，长期来看，这根本就是徒劳无功的努力。
安纳肯医生从手提箱中拿出几篇论文，其中一篇很有意思，介绍了一种叫超光子的假设性粒子。他敢肯定这个会议室里没有一个人听说过这个词。尽管安纳肯医生的研究领域是大脑，但是他对各个学科的知识都有广泛涉猎。
所以，他现在就在研究这篇关于超光子的论文。超光子真的存在吗？物理学家们已经为此争论了二十年。超光子如果存在，爱因斯坦的理论就会分崩离析。超光子运动的速度将超越光速，但是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没什么能超过光速。的确，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论调，就是超光子从本质上就比光速快，可是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而且一个超光子的质量还是个负数，应该说这也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不可能在数学的奇妙世界里都能变成可能。然后又会怎样呢？谁知道？谁在乎？这个房间里那些位高权重的人肯定是不知道也不在乎的。真是讽刺。就算把这些人所有的知识都集合起来，也无法匹敌超光子对人类生活的改变。
最后，总统走进房间，所有人都站起来，安纳肯医生也把论文收起来。如果他保持警觉，并且数数房间里人的眨眼次数，那么他就会很享受这次会见。研究证实，一个人眨眼的次数可以显示他是否说谎，这个房间里将会出现很多次眨眼。
弗朗西斯·肯尼迪穿着舒适的宽松裤和白衬衫，外面套一件无袖蓝色开司米毛衫，他来参加会面似乎心情很好，对于一个正在经历重重困难的人来说，真是很不寻常。
跟大家打过招呼之后，他说：“今天我们请安纳肯医生来帮大家解决问题，确认恐怖分子亚布里尔是否和原子弹爆炸有任何关联。由此，我们也可以就报纸和电视上的指控作出回应。他们说我们这些政府官员本来可以在爆炸之前确认原子弹位置的。”
海伦·杜·普雷觉得她一定得提那个问题：“总统先生，您在对国会发表演讲的时候说，亚布里尔是原子弹爆炸阴谋的参与者。您当时很强调这一点，您这样说有确凿的证据吗？”
肯尼迪对这个问题早就胸有成竹，所以他平静而笃定地道：“我当时相信是真的，我现在也相信是真的。”
“但是有没有确凿证据呢？”奥德布拉德·格雷紧逼一步。
肯尼迪和克里迅速交换了个眼神，然后转向安纳肯，突然很和蔼地咧嘴一笑：“这就是我们到这里来的目的，找出证据。安纳肯医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或许你能帮助我们。就算帮我个忙吧，你先不要琢磨你笔记本上那些宇宙的秘密了，你的发现已经够多了，让我们都陷入了麻烦。”
安纳肯曾经当着总统的面在笔记本上划拉数学公式，所以他明白总统表面上对他赞扬，实则是在指责他。他说：“我仍然不明白，当初在原子弹爆炸之前，您为什么不肯签署命令进行PET测试。您已经将两个年轻人拘押，而且按照《核武器控制法》，您也有权作出决定。”
克里斯蒂安马上说：“我们当时正处在更大的危机当中，你应该还记得，所以我以为这事还能再多等一天。格莱斯和提波特宣称他们是无辜的，而我们手头的证据足够拘押他们，却不够起诉。后来有人指点了一下提波特的父亲，结果我们就面临了一大帮昂贵的律师，随时等着找我们的麻烦。所以，那时我们决定先等到别的危机过去，或许就可以多找到一些证据。”
副总统杜·普雷问道：“克里斯蒂安，你知道老提波特是从哪儿得到指点的吗？”
克里斯蒂安说：“我们查询了波士顿所有电话公司的记录，希望能找到老提波特电话的源头，但是至今仍一无所获。”
中情局局长西奥多·泰佩说道：“你们有那么多的高科技设备，应该早就查出来了。”
“海伦，你让大家都跑题了，”肯尼迪说，“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吧。安纳肯医生，让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克里斯蒂安是想帮我分担一些压力，这也是总统需要幕僚的原因。但是我决定不授权那个脑测试，是因为根据报告，测试存在伤害大脑的危险，而我不想冒这个险。那两个年轻人什么都不承认，除了那封恐吓信之外，也没有证据表明确实有这样一颗炸弹。现在，新闻媒体是在对我们恶意中伤，背后撑腰的便是国会议员。我想问一个具体问题。如果我们给亚布里尔以及提波特和格莱斯两位教授都做PET脑扫描，是否就可以排除他们之间共谋的可能性？这个测试能解决问题吗？”
安纳肯医生干脆地说道：“是的，但是现在你们的情况不一样了。你们希望使用《核武器控制法》在刑事审判中搜集证据，而不是要发现某个核武器的藏匿地点。这样的情况下无权使用PET扫描测试。”
“而且，”戴兹跟着说，“因为他们有合法申诉的权利，我们对他们也做不了什么。”
肯尼迪总统对戴兹冷笑一下。“医生，”他说，“我们手里还有亚布里尔，我希望亚布里尔能接受这个脑测试。我们得这么问他：他还有没有什么大阴谋？原子弹爆炸是不是阴谋的一部分？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后果将十分严重。他们可能还有进一步的阴谋，破坏面或许比纽约市还要大。恐怖组织百人先驱团中的其余成员还会安置其他的核弹。现在你明白了吗？”
安纳肯医生问道：“总统先生，您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吗？”
肯尼迪说：“我们得澄清一切疑虑。我会签署命令，声明按照《核武器控制法》，此医学性审讯有足够根据。”
阿瑟·威克斯说：“这会造成严重的骚乱，他们会说我们实施前脑叶白质切除术。”
尤金·戴兹冷冷地问：“难道不是吗？”
安纳肯医生突然大为恼怒，他在美国总统的面前极力克制着自己。“这不是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他说，“只不过是化学物质干预下的脑扫描，病人在审讯结束之后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除非发生一点小小失误。”戴兹说。
宣传部长马修·格莱德斯说：“总统先生，测试结果将最终决定我们作出怎样的声明。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如果测试证明亚布里尔、格莱斯和提波特之间确实存在共谋关系，我们就没什么顾虑了。如果证明他们之间没有关系，你就得有很多解释工作要做。”
肯尼迪干脆地道：“我们继续谈别的问题吧。”
尤金·戴兹看着面前的简报说：“国会要求传讯克里斯蒂安到他们的调查委员会。兰博蒂诺参议员和金兹众议员想从他这里寻求突破。他们宣称，而且已经广而告之各大媒体，说总检察长克里斯蒂安·克里是所有这些荒谬行动的始作俑者。”
“启动行政特权，”肯尼迪说，“作为总统，我命令他不必接受任何国会委员会的传唤。”
安纳肯医生对这些政治议题感到腻烦，就开玩笑道：“克里斯蒂安，你为什么不做一名志愿者，接受我们的PET扫描呢？这样你就可以毫无争议地证明你的清白，同时也保证了所有行动都是正当的。”
“医生，”克里斯蒂安说，“我对你所谓的自证清白不感兴趣。清白这玩意儿是你的科学永远也证明不了的。脑扫描测试是为了证明另一个人的诚实，我对这种做法是否正当也不感兴趣。我们这里讨论的不是清白或者道德，我们讨论的是运用权力来推动社会运转，在这个领域，你的科学完全无用。就像你经常跟我说的，不要涉足那些你并不专业的领域。所以我得说，操你妈的。”
在这样的幕僚会议上，这种情绪爆发是极为罕见的，在副总统杜·普雷在场的情况下使用粗俗的语言则更是不被容许——虽然这并不代表副总统是个古板的女人。内阁会议室的人都为克里斯蒂安·克里的情绪失控而吃了一惊。
安纳肯医生吓了一跳。他不过是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他跟很多人一样喜欢克里。这个人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而且看起来比别的律师要聪明得多。安纳肯医生身为一名出色的科学家，对自己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渊博很是自豪，但是很遗憾，他一样有着人性的小小弱点，因此克里的话让他的感情很受伤害。所以他想也没想就说：“你过去在中情局工作，克里先生。中情局总部大楼有块大理石碑，上面写着‘知晓真理，便得自由’。”
克里斯蒂安又恢复了他的好脾气。“那可不是我写的，”他说，“而且我也不信那套。”
安纳肯医生也回过神来，开始分析刚才那段小插曲。为什么一个开玩笑的问题会让他产生那么激烈的反应呢？总检察长这位世界地位最高的法律长官，难道真有什么实情隐瞒不成？他真是巴不得能把这个人送上脑扫描的手术台。
弗朗西斯·肯尼迪一直在旁边看着两人斗气，目光严肃，但似乎也被逗乐了。此时他和蔼地说道：“载德，到时候你能让这项大脑测谎技术进一步完善，消除那些副作用，我们可能就得把这个行动隐藏起来。在这个国家，没有哪个政治家能经得住它的考验。”
安纳肯医生打断他的话：“这些问题都完全不相关。行动已经开始了，科学已经开始了对人类大脑的探索。一旦某个行动开始实施，你就无法让它停止，起义的路德分子们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他们无法阻止工业革命的进程，你不能禁止火药的使用——日本人在几百年里都严禁火药，结果被西方国家征服，才明白了这个道理。一旦发明了原子弹，你就不能阻止它爆炸。大脑测谎技术也会一直存在，我向你们各位保证。”
克里说：“这项技术违背宪法。”
肯尼迪总统干脆地道：“我们可能不得不修宪。”
马修·格拉德斯的脸上露出恐惧的表情：“如果新闻媒体听到了这段对话，他们会把我们从这座城市赶出去的。”
肯尼迪说：“要用恰当的措辞，在恰当的时间，将我们的谈话告知公众，这就是你的工作了。记住，美国人民要作出选择，就在宪法的框架下。现在，我认为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办法就是发动反击。克里斯蒂安，以诈骗操纵和贿赂组织法的名义对伯特·奥蒂克提起公诉。他的公司伙同舍哈本君主国以欺诈的手段造成石油短缺，从而抬高价格。以犯罪预谋控告他们，这是其一。”
他转向奥德布拉德·格雷：“敲打敲打国会让他们搞搞清楚，主要电视台网来更新执照的时候，会发现他们的执照就要被新联邦通信委员吊销了。那些大银行和华尔街原来占尽行业优势给自己捞了不少钱，新的法律也要对此进行监管。我们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奥托。”
海伦·杜·普雷知道，尽管副总统在公开场合必须赞成总统的决定，但在目前这种私下会议中，她完全有权利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不过她还是犹豫了一下，然后才谨慎地说：“您不觉得我们会一下子树敌太多吗？是不是等到我们竞选连任成功之后再采取这些行动更好呢？如果我们真的能得到更加支持我们政策的国会，何必要与现任国会开战呢？我们现在并不占绝对优势，为什么要让所有的利益集团都站在我们的对立面？”
“我们不能再等了，”肯尼迪说，“无论我们做什么，他们都准备向我们进攻。不管我们怎样妥协，他们都要继续阻止我竞选连任，阻止我建立新的国会。我们反击他们，是为了让他们重新考虑，他们简直是天不怕地不怕，我们不能再由着他们为所欲为了。”
大家都沉默不语，随后肯尼迪站起身，对他的幕僚说道：“你们可以进一步研究细节，然后把必要的计划方案做出来。”
就在这时，阿瑟·威克斯提到，国会唆使了媒体对肯尼迪总统发动攻击，大肆宣扬针对总统的安保措施耗费了国家巨大的人力和财力。
威克斯说：“他们这次抨击的关键就在于把您抹黑成类似恺撒一样的国王形象，而您的特勤局就像是皇家卫队。对公众来说，一万个人外加一亿美元只用来保卫一个人，即使是美国总统，也太过分了一些。这样会造成很糟糕的公众形象。”
大家依然沉默。对肯尼迪家族的几次遇刺事件的回忆让这个话题变得特别敏感。而且，他们所有人都在肯尼迪身边工作，因此都明白，总统现在对自己的人身安全也很不放心。肯尼迪转向总检察长：“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我们应该接受批评。克里斯蒂安，我知道我给过你一项权利，可以否决任何对安保工作进行改变的议案。不过嘛，如果我们宣布将把特勤局白宫分部的人员削减一半，预算也同样削减一半，你看如何？克里斯蒂安，我希望这次你不要使用你的否决权。”
克里斯蒂安笑了笑：“或许我干得有点积极过头了，总统先生。我不会行使否决权，何况您总是可以否决我的否决权嘛。”大家都大笑起来。
但是格莱德斯对这种看似轻松的胜利好像还是很担心：“总检察长先生，你不能光说不做。国会会一直盯着我们的预算和款项支出数字的。”
“好吧，”克里斯蒂安说，“但是当你对媒体公布这个消息的时候，一定要强调我对此强烈反对，并且要让他们感到，总统是在国会的压力下屈服了。”
肯尼迪说：“我很感谢各位，现在休会。”
白宫军事办公室主任亨利·卡努将军是所有行政人员中最积极向上、镇定自如的人。他积极向上，因为他觉得自己干的是全国最好的工作，他只需对美国总统负责，而且掌管着保存在五角大楼的总统秘密资金，除了总统和他本人之外，该项资金不必经过任何审计。此外，他还是一名严格意义上的管理者，他不必决定政策问题，甚至连建议都不必给。他负责为总统及其幕僚安排好所有的飞机、直升机以及豪华轿车；他负责白宫建筑和维护方面的支出，而且被列为机密；他负责着“足球”机关，监管那里的准尉，以及他为总统保管的存有原子弹密码的手提箱。每当总统想做点什么需要花钱的事，但是又不想让国会和媒体知道，亨利·卡努就会从秘密资金中支出，同时将其款项账目批准为最高机密。
所以，一个五月下旬的下午，当总检察长克里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亨利·卡努热情地跟他打了个招呼。他们过去一起共事过，而且在他刚从事这方面的管理工作时，总统曾经授意卡努，总检察长想要什么，都可以从秘密资金中支出。一开始几次，卡努还和总统一起查账，后来也就随他去了。“克里斯蒂安，”他高兴地说，“你来是为了消息还是钞票呢？”
“两样都要。”克里斯蒂安说，“首先是钱。我们要向公众保证削减白宫特勤局一半的人手和预算，所以我总得走个形式。其实就是一纸调动而已，其他什么都不变。但是我不希望被国会揪住资金的尾巴。所以你们军事顾问办公室得从五角大楼弄到这笔钱，然后将这笔钱的使用批为最高机密。”
“老天，”亨利·卡努说，“这可是很大一笔钱啊，我办是可以办，但是不能坚持太久。”
“只要撑到十一月的大选结束就行，”克里斯蒂安说，“然后我们要么给一脚踢出去，要么就强势连任，让国会不敢再有什么异议。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得装装门面。”
“好吧。”卡努说。
“然后是消息，”克里斯蒂安说，“最近有没有国会委员会的人来打探消息？”
“当然有了，”卡努说，“比以往来得多。他们一直想弄清楚总统到底有几架直升机，几辆豪华轿车，几架大型客机，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呗。他们还想弄清楚行政部门到底在干些什么。要是他们真知道了这些东西的真实数量，非发疯不可。”
“具体是哪些议员？”克里斯蒂安问。
“金兹，”卡努说，“他有个行政助理，萨尔·特洛伊卡，这小子聪明着呢。他说他就是想知道我们到底有几架直升机，我告诉他有三架。他说‘我听说你有十五架’，我就说‘白宫要十五架直升机到底能有什么用？’但是他的数字已经很接近了，我们有十六架。”
克里也很奇怪：“我们要十六架到底能有什么用？”
“直升机很容易坏，”卡努说，“如果总统跟我要一架，然后我说没有，因为都在修理呢，这样能行吗？而且，有几个幕僚也经常要用直升机。你这方面还不错，克里斯蒂安，但是中情局的泰佩和威克斯绝对是用了很多次。戴兹也是，至于什么原因我就不知道了。”
“你还是不知道的好，”克里斯蒂安说，“我想要你写份报告，任何议员来打探总统的后勤服务的，都要报告。这关系到安保工作。这是最高机密，直接向我报告。”
“好的，”卡努很兴奋，“任何时候你需要对私人住宅进行维护，我们也可以从秘密资金里给你支出。”
“谢了，”克里斯蒂安说，“我自己有钱。”
当天晚间，肯尼迪总统坐在椭圆办公室，抽他的纤细型哈瓦那雪茄。他把白天的事情又回顾了一遍——只不过稍稍亮了亮手里的几张牌，他就获得了幕僚的支持。
克里的反应还是那么恰如其分，就好像他能看透总统的心思，卡努已经向他汇报过了；安纳肯可进可退；如果不小心的话，海伦·杜·普雷倒可能是个麻烦，但是他需要她的头脑，以及她在女性组织中的政治人脉。
弗朗西斯·肯尼迪感觉棒极了，连他自己都很惊奇。他已经不再沮丧，而且精神抖擞，这是自妻子病逝以来从未有过的最佳状态。这是否因为他终于将美国巨大而复杂的政治机制玩弄于股掌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