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报接二连三地传来，真可谓兵败如山倒。
三月十五日，居庸关失守，京师门户大开。居庸关是京师北面的天险，素有“北门锁钥”之称，至此却因守将唐通及监军太监杜之秩的投降，竟未起丝毫作用。
三月十六日，昌平被攻破，“十二陵”被焚。京师之北已无险可守了。
昌平失守的消息传来时，崇祯帝正在依次召对考选诸臣，题目当然是关于外虏内寇方面的。到了这种时候，崇祯帝居然还做如此无聊之举，不知是何用意？其实，他本人亦已方寸大乱。据说他一会儿凭几而听，一会儿东张西望，又是磨墨，又是倒茶，已经坐立不安了。就在此时，内官匆匆递进一封密件，崇祯帝拆开一看，大惊失色，并立即退入后宫。而那班大臣则被晾在那里，一个个不知所措。
崇祯帝拿到的密件，就是昌平失守的败报！昌平一失，崇祯帝深感大限已到，再也无法掩饰内心的恐慌了。
对这一天的到来，崇祯帝应该是有预感的。不过，当预感以如此之快的速度真的要变成现实时，崇祯帝仍是感到突然，甚至有点难以接受。因为他对时局的估计，一直就抱有幻想和侥幸。也正是这些幻想和侥幸，才使他落到了此时进退无路的地步。
当李自成的军队杀过黄河，势如破竹时，崇祯帝及其朝廷就在商讨应对之策。除前述李建泰奉命督师的闹剧外，当时还提出来两个对策：一是调辽东总兵吴三桂部进关守卫京畿，抵挡李自成；一是南迁，退守东南半壁江山。
早在正月十九日，崇祯帝就在召对群臣时提出调吴三桂入关之事。他主张抽调五千精兵随吴三桂入关，并认为关外余兵尚多，调走五千仍可支撑局面。不过，他没有直接下达调兵命令，而是要求大臣们商议后再决定是否实行。说到底，他是怕负责任。
崇祯帝把皮球踢给了大臣们，大臣们则又把皮球踢了回来。首辅陈演坚决反对调吴三桂入关，兵部尚书张缙彦也持此态度。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即担心吴三桂率精兵一撤，不仅宁远等地不保，就连山海关能否守住也成了问题。如此重大之事，哪里是大臣们能负得了责的，因此还得请皇帝圣裁。结果最后还是由崇祯帝自己决定放弃宁远，调吴三桂进关。
不过，陈演等人并没有立即去执行此策。他们一议再议，不断扯皮，千方百计地想推卸责任。直到二月二十一日，蓟辽总督王永吉、巡抚杨鹗、吏科给事中吴麟征，再次奏请放弃关外宁远等地，调吴三桂入关屯卫京师。崇祯帝对陈演等人的拖延也已十分不满，便将此疏让陈演及大学士魏藻德阅读，两人不敢应对。即使是到了这时候，陈演等仍因怕负责任而不敢决策。他们先是请崇祯帝召见吴三桂之父吴襄，询问吴襄的意见。在得到吴襄肯定答复后，他们竟又请崇祯帝下令派人赴关外询问吴三桂的意见。这样一来一往，便到了月底。
直到三月初四，崇祯帝才下定决心，于是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蓟镇总兵唐通为定西伯，挂平贼将军印援剿总兵左良玉为宁南伯，凤庐总兵黄得功为靖南伯。不久又补封山东总兵刘泽清为平东伯。
三月初六日，崇祯帝下令放弃宁远，命蓟辽总督王永吉、宁远总兵吴三桂入卫京师，同时檄调蓟镇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率部勤王。结果是吴三桂根本没有来得及赶到北京，刘泽清则谎称有伤，在大掠临清后率兵南逃。而唐通虽及时赶到，却把居庸关拱手让给了李自成。
南迁之议，也早在正月初便由左中允李明睿悄悄向崇祯帝提出。崇祯帝也曾与李明睿秘密商议过此事。随着形势的急剧恶化，驸马巩永固、督师李建泰、左都御史李邦华等纷纷提出南迁之议。其中有人主张崇祯帝赴南京，太子留守北京，有人则主张太子先赴南京，崇祯帝本人则留守北京。依崇祯帝的意思，则倾向于自己赴南京，而把太子留在北京。同时为照顾面子，他希望大臣们能出面固请，并以亲征之类的名义出京南赴。但以陈演为首的内阁却不肯出面承担责任，更有不少大臣反对此举。到后来，崇祯帝看到不少大臣都倾向于太子南下监军，担心生出事端来，便下决心留在北京。他说：
“祖宗辛苦百战，定鼎此土，贼至而去，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失事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独去，如宗庙社稷何？如十二陵寝何？如京师百万生灵何？”
他对太子南下监军之主张更是不满。他斥责道：
“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且如此不济，孩子家又能做什么？”
崇祯帝最终未能下决心南迁，还有另外一原因，那就是对时局仍抱有幻想和侥幸。他先是寄希望于李建泰的督师，后又幻想吴三桂等部的入卫。他甚至认为即使李自成兵临城下，也未必就能攻破北京城。
不过，事实证明他的这些想法是大错特错了。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部进抵北京城下，开始攻城。当时京城的防守，外则由襄城伯李国桢主持，内则由提督太监王承恩负责。
李国桢的“三大营”驻扎在城外。当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率部掩杀而来时，“三大营”基本上未作抵抗，便已瓦解、投降。其火炮等利器转而被用作攻城。
城外“三大营”瓦解后，守城的重任全由太监负责。当时登陴守御的兵卒仅五六万而已，外加数千小太监，根本难挡攻城之势。更严重的是，主持守城的宦官此时已起异心，准备献城。
据说在北京城破前夕，已降于李自成的原宣府监军太监杜勋射书城中，与守城太监曹化淳联系。有人甚至断定，杜勋曾进入城中，转达了李自成要求崇祯帝逊位的意见。
十八日下午，太监曹化淳打开彰仪门，向农民军投降，外城被占领。而城内竟不知此事！
也就在这一天，崇祯帝下了最后一次“罪己诏”，痴人说梦般地宣布只追究李自成一人之罪，其余的人都可获赦。
到了此日的晚上，崇祯帝得知外城已失的消息后，几近疯狂。他逼周后自杀，手刃袁妃、乐安公主、昭仁公主等，又令太子、永王、定王设法出逃。他还发了最后一道谕旨，令成国公朱纯臣总督内外诸军，并把太子托付给他。不过，这道谕旨被送到内阁时，内阁已无人在，不久便被农民军缴获。
崇祯帝最后是如何走上煤山的，死前到底做了什么，实际上已无法弄清。因为当时惟一在他身边的提督太监王承恩，也随他一起自杀了。
实际上，在崇祯帝的遗体被发现之前，包括农民军在内，都不知他是死是活。
三月十九日，农民军进占内城。此日中午，李自成在群臣的前护后拥下，由德胜门进城。至承天门下，李自成挽弓搭箭，射向写着“奉天承运”的门匾。可惜未能射个正着，而略有偏差。
当李自成一行进宫时，跪迎于门左的太子朱慈烺，伏地不起，李自成命人扶起。不久又搜得永王、定王。李自成安慰他们道：今日即同我子，不失富贵！并把他们送到刘宗敏处。
直至二十二日，农民军才于煤山发现了崇祯帝的遗体。其衣袖上写有两行墨书。一行称：“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不敢终于正寝。”另一行称：“百官俱赴东宫行在。”
李自成等这下才放下心来。
皇帝已死，太子被擒，京师被占，大明朝至此气数全尽！
不过，尽管大明朝已亡，而戏却并未落幕！李自成的大顺朝、福王的弘光朝等，还先后在北京、南京等地作了最后的表演，直到被入关的大清朝依次击溃、收拾。最终的结果是大清朝入主中原，一统江山！
从这“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短短一年中，或许更能领略到大明朝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