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在襄阳大杀异己、巩固地位后，便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即下一步该怎么走？

正当部下众说纷纭，而李自成本人也举棋不定时，却传来了孙传庭率兵出关、主动出击的消息。李自成再三权衡后，便毅然采纳了顾君恩的建议，定下先取关中，建立基业，然后旁略三边，资其兵力，再攻取山西，进克北京的计划，并随即挥师北上，迎击孙传庭。

孙传庭的出关求战，在某种意义上说，倒是帮助李自成下了决心，选用顾君恩之策。后来的进程也表明，李自成此举无疑是正确的，尽管他疏忽了山海关外清朝的存在。

那么，在当时这种情况下，孙传庭为什么要主动出击呢？因为这种做法，在当时无疑是自取灭亡，而且肯定会危及全局。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先讲讲当时崇祯帝及朝廷的决策。

崇祯十六年（1643）春，李自成部在湖北大发神威，几乎攻克全境，而驻守此地的左良玉部却一退再退，根本不敢与李自成交战。湖北就这样白白断送！

崇祯帝心急如焚。

他认为局面之所以弄到这般地步，就是因为在杨嗣昌之后，没有一个能干的大臣能代他分劳，总负其责。于是，他又开始物色人选。

崇祯帝这次选中了吴甡。当时已任大学士的吴甡，曾任过陕西巡抚和山西巡抚，曾有长期对付农民军的经历，崇祯帝选中他也不奇怪。在此时的满朝文武中，大概也只有吴甡可堪一用了。

崇祯帝本希望吴甡能自告奋勇，主动站出来请命。三月，崇祯帝召对大臣，说起承天祖陵被毁之事，声泪俱下。接着，他又指责文武大臣调遣失度，暗示要进行人事变动。对当时的形势，文武大臣自然是心中有数，所以没有人肯接话，只是一味跪着叩头。吴甡自然也是如此。

崇祯帝见吴甡不作表示，只得在第二天再次召对大臣，并开门见山地点了吴甡。他对吴甡说：自杨嗣昌死后，督师无人，以致弄到这种地步。你过去曾长期担任过相关职务，可去湖广督师，以图恢复。如此一来，吴甡再也不便推脱，只得以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的身份出任督师，而大理寺评事万元吉则被任命为职方郎中，赞画军前。

吴甡过去能长期自保，而没有像其他大臣那样丢官丧命，靠的就是精明老练。他虽口口声声说不惜一死，愿赴疆场，但也决不会贸然行事。他自然要向皇帝提提条件。

吴甡于是上疏崇祯帝，请拨精兵三万，而且还要有敢战之将率领。其理由是，湖广左良玉部军纪败坏，不肯用命，如单派他孤身前往，等于就是无兵之帅，难以有所作为。不仅如此，吴甡还提出了一个保守的进兵方案，说自己先赴金陵，用自己的精兵先胁制住左良玉后，再进兵湖广，与陕西孙传庭夹击李自成。

崇祯帝看到此疏，自然很不高兴，便把此疏留中不发。吴甡要求呈见，以便当面解释。第二天，崇祯帝便在文昭阁召见了吴甡。

崇祯帝开门见山，批评吴甡说：“昨天先生之疏，需兵太多，仓猝之间，哪里去调集？南京与湖广相隔太远，似乎也不是退守之地。”

他还为左良玉作了辩护，说左良玉之退，也是因为地方官不为他筹措粮饷。此支劲旅可供先生之用。吴甡则据理力争：

“左良玉的跋扈，人人皆知，昔年杨嗣昌九檄征调左兵，左竟一兵不发！臣不如杨嗣昌，而左良玉更是今非昔比。如不能节制，则损威重。再说自襄阳顺流可直达南京，易如反掌，因此臣是兼顾南京，而不是退守。”

吴甡当时十分清楚，如果自己不带兵南下，将肯定是一事无成，所以他在这一点上绝不让步。而崇祯帝则认为，到了现在这种地步，你叫我哪里去调这么多兵？况且左良玉的二十万大军，如果处置得当，也不是不可用。正当双方僵持不下时，次辅陈演插进来帮皇帝打圆场，说了一句：

“督师出，则督抚之兵皆其兵也！”

吴甡一听，立即回敬道：

“次辅读书中秘，不熟悉军旅，我之所以要请兵，正是因为督抚手中无兵。”

他于是列举了河南总督只有数十名随员，河南巡抚也仅剩下标营千人，湖广巡抚更是两手空空等例子，来说明督抚已无兵可用。

崇祯帝只得令兵部速议发兵。可是兵部也已无兵可调，最后只得拟拨总兵唐通部、马科部及京营兵共一万人，交吴甡指挥。可是唐通当时正率部与入侵的清兵作战，无法抽身，于是吴甡便不肯赴任，在京坐等。

崇祯帝十分希望吴甡能立即赴任，而吴甡也下定决心，手下无兵，决不督师。崇祯帝对此十分不满。不久，首辅周延儒自请督师，朝受命而夕启行；陕西总督孙传庭上疏主动请战，要统兵东出潼关。两位的做法让崇祯帝大感满意，相比之下，更加深了对吴甡的不满。就在此时，那位被吴甡奚落过的次辅陈演，不失时机，再次向皇帝提出，唐通肩负京师拱卫重任，不能轻调，同时也顺手把孙传庭的奋勇直前和吴甡的畏葸不前作了一些对比。忍耐已到了极限的崇祯帝，终于发作了。

当时，已与崇祯帝抗争了两个月的吴甡，也感到不能再抗，准备赴任。临行前一天，吴甡犒劳随从兵马，崇祯帝还令宦官赐银牌给赏。然而到了第二天，崇祯帝突然下诏，令吴甡速进宫入值。吴甡顿感不妙，连上两疏辞职。崇祯帝也就顺水推舟，不予挽留，准其致仕。吴甡自以为脱掉了枷锁，没想到后来还是被重惩。八月，崇祯帝以吴甡延误师期，导致武昌失守的罪名，令锦衣卫把吴甡逮捕入京，论罪遣戍云南金齿卫。

崇祯帝之所以肯准允吴甡致仕，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已决定重用孙传庭了。五月，他令孙传庭兼督河南、四川。不久，又进孙传庭为兵部尚书，改任督师，总制应天、凤阳、河南、湖广、四川、贵州军务，仍兼督三边，赐尚方宝剑。他这次又把宝押到了孙传庭身上。

他一方面要孙传庭迅速出兵，一方面又做出了很多姿态。他再一次下了“罪己诏”，并宣布免河南五府三年田租，而事实上那时的河南早就不在朝廷控制之下了。他还下了赏格：“擒李自成者，赏万金，爵通侯；擒张献忠者，官极品，世袭锦衣卫指挥使。”此时的崇祯帝，似乎仍没有认清形势，反而像一个赌红了眼的赌徒，梦想再作最后一搏。

他当时的本钱就是孙传庭。因此，他一再严令孙传庭率兵出关，主动出击。

而在当时朝廷的文武官员中，对孙传庭是否出关是有分歧的。有少数官员抱着与崇祯帝一样的幻想，希望孙传庭出关作战，能与左良玉部形成夹击之势。而左良玉部也在朝廷严令之下，于六月向西挺进。也有一些陕西籍官员希望孙传庭能早日出关，以减轻陕西的负担。不过，绝大部分官员却认为出关是冒险之举，一旦失败，不仅陕西不保，而且会危及全局，所以他们力主孙传庭呆在陕西不动，视形势变化再作决断。

兵部尚书冯元飙为阻止冒险，一面在皇帝面前力争不可轻战，一面专门写信给孙传庭，希望他不可轻举妄动，并要求他不要再用白广恩、高杰为将。兵部侍郎张凤翔也极力劝崇祯帝不能速战。他说，孙传庭手下的精兵良将，是皇帝最后的家当，不可轻动。中允刘理顺也写信给孙传庭，说此举系天下安危，不仅仅是河南、湖广的问题。出关之策就像药中的劫剂。

但崇祯帝却根本听不进去。他一再严令孙传庭出关。

孙传庭对出关作战能否取胜也没有把握。但在皇帝的严令下，他也只有一途可选。他说：“我当然也知道出关作战未必能胜，不过仍希望能侥幸而有万一之功。大大夫岂能再对狱吏乎？”他确实是坐牢坐怕了。

此时的孙传庭，也有了点实力。自从十五年（1642）兵败柿园后，他便退回关中，屯田、缮器、积粟，广招兵马，恢复了不少元气。但他当时之所以敢于冒险出关，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他收到了丘之陶的秘信。

丘之陶本是大官僚丘瑜之子，投顺李自成后，被任命兵部侍郎。李自成出襄阳后，他留在襄阳留守，便写信给孙传庭，约以内应。孙传庭大喜之余，自然多了一份信心。没想到他的信使已被李自成的手下中途截获，事情已泄，而他与丘之陶却仍蒙在鼓里。

八月初一日，孙传庭在西安关帝庙誓师。他命总兵马、秦翼明，随陕西巡抚冯师孔，取道商洛进驻南阳，作偏师之用。自己则率大军由灵宝入豫。高杰为中军，王定、官抚民领延绥、宁夏兵为后劲，白广恩则率火车营。为配合自己出关，孙传庭檄左良玉统兵西上，进行夹击，同时令河南总兵卜从善、陈永福在洛阳与自己会合。

孙传庭何曾料到，自己此次出关，却正是走向自己的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