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讲明末的文官阶层要对明朝的灭亡负责，是因为他们作为当时实际统治全国的精英阶层，不仅没有有效地应对明末的局面，扭转其崩溃之势，反而起了反作用，加快了明朝的灭亡。

大明帝国，虽说由皇帝一人独统，但实际上，即使是能力最强的皇帝，也无法做到事无巨细，样样过问。真正统治大明帝国的，还是那一班文官。因此，作为帝国实际统治者的文官集团，其能力、效率、责任心等方面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帝国统治的局面。

遗憾的是，明末文官集团的表现，实在是令人失望。

自张居正之后，文官集团已无法与皇帝进行有效合作（这当然也有皇帝方面的原因），双方关系屡屡发生危机，直接影响到了朝廷的统治能力。同时，其自身内部也无法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反而陷入长期分裂，门户森然，党争不断，争权夺利，到天启年间竟发展到互相残杀、血肉横飞的惨痛地步。崇祯帝即位后，诛杀魏忠贤等权阉，清洗阉党，虽大快人心，但本质上也是文官内部斗争的另一形式。经过几十年的激烈斗争，文官集团已是元气大伤。更严重的是，崇祯帝清除了所谓阉党之后，文官集团原已形成的这种风气仍未有丝毫改变，相互倾轧、争权夺利的内部斗争并没有停止，仍是相当激烈。朝廷的高级官员，能超然于外而洁身自好的，可以说是寥若晨星。

依崇祯帝的本意，是要严禁植党，根除党争的，但奇怪的是，党禁越严，党争却反而越演越烈。

本来，崇祯帝在清洗阉党之后，曾任命了以韩鑛为首的东林内阁。但至崇祯三年（1630）春，韩鑛被罢，李标、成命基等也先后被罢归，钱龙锡竟被逮问。东林内阁解体后，内阁遂被周延儒、温体仁掌握。

崇祯朝的党争，导火线是崇祯元年（1628）底的廷推内阁。当时身为礼部右侍郎的东林党人钱谦益，入阁呼声很高，并被会推人选。这引起了同样想急于入阁的吏部尚书温体仁、吏部侍郎周延儒的不满，他们先是放风说钱谦益操纵了会推，继而又翻出天启元年（1621）浙江乡试的科场旧案，成功地使崇祯帝轻信钱谦益的人品有问题，而且有植党嫌疑，最终导致钱谦益丢官，并同时取得了崇祯帝对自己的信任。事实上，真正植党的倒是周、温等人。

由于在钱谦益入阁问题上占了上风，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周延儒于崇祯元年十二月、温体仁于次年六月先后入阁，前者还担任了内阁首辅之要职。

周、温两人入阁以后，自然也不会免俗，纷纷培植自己的圈子，巩固地位。不久，这两位刚刚还进退一致的同党，竟发生了矛盾，再次掀起了党争**。

原来，温体仁虽经周延儒之助而得以入阁，但入阁之后，位居周延儒之下，总觉得不能满足，于是便想取而代之。当然，温体仁在表面上是不会露出丝毫声色来的。

周延儒也不是没有把柄。如他的姻亲陈于泰（宜兴人，与周为同乡）被点为殿试第一；他引用的人，如登莱巡抚孙元化，恰恰在这时出了大事；他的家人被破例提升，且在原籍有种种不法行为而激起民变等等；甚至还有传言说他受了陕西义军首领神一魁的巨贿。一时舆论大哗，纷纷上书攻击周延儒，倒周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些行为，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温体仁的暗中支持。

温体仁支持倒周，除了想取而代之外，也有其他的矛盾。如在用人方面，周延儒还不像温体仁那样，毫无原则。如温体仁与吏部尚书王永光，想重新起用逆案中的王之臣，周延儒明确反对，并对崇祯帝说：如王之臣能用，则崔呈秀也可平反了。于是崇祯帝打消了这一念头。而温体仁当然要对周延儒产生不满。由此也可看出两人之间的一些差别。

不过，在攻击周延儒的浪潮中，也有人上疏为周延儒辩护并攻击温体仁。如兵部员外郎华允诚就是如此。华允诚之疏首先指出：

“庙堂不以人心为忧，政府不以人才为重；四海渐成土崩瓦解之形，诸臣有角户分门之念。”

华允诚的意思是，局势已至如此，朝廷仍是这种样子，怎么得了！然后他笔锋一转，指责温体仁干预吏部之权，提拔同乡闵洪学接替王永光担任吏部尚书、党同伐异等罪状，给了温体仁一点颜色。

但温体仁并未就此罢休。当时与温体仁关系密切的宣府监视太监王坤，以陈于泰之事狠狠参了周延儒一本。像太监参劾内阁首辅，本来就不成体统，也史无前例。因此，朝廷上下多为周延儒辩护。周延儒身处困境，便求助于温体仁，希望他能出面说句公道话。温体仁当然不会援手，反而唆使其党羽陈赞化弹劾周延儒，罗织其罪名。吃了暗亏的周延儒，最终于崇祯六年（1633）六月被赶下了台。温体仁也就当仁不让地做了首辅，并一做就是四年。当时朝廷上下都讨厌温体仁，纷纷上书要求重新召回卸职的阁员何如宠，可惜何如宠坚决不肯应召，从而让温体仁顺利得手。

温体仁此人，工于心计，不露声色，精通权术，十分了得。自以为英明无比的崇祯帝，被他玩于股掌而不知，竟说他“纯忠亮节”。正是在崇祯帝的宠信之下，温体仁把他的权术发挥得炉火纯青，于不动声色中，把他不喜欢的那些大臣们，一一予以打击。

最典型的例子是打击文震孟。文震孟以正直、才卓而闻名。在他以少詹事的身份担任皇帝的日讲官时，就以敢讲、能讲而深得好感。崇祯八年（1635），文震孟以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作为首辅的温体仁，对这一任命并不欢迎，但他表面上却装模作样，极力与文震孟搞好关系。每次拟旨，温体仁都要找文震孟商量，有所改动也一概听从。因此此文震盂竞觉得温体仁相当不错，连说：

“温公相当谦虚，怎么都说他奸呢？”

深知温体仁本性的大学士何吾驺好意提醒说：

“此人机深，不可轻信！”

果然，时间稍长，温体仁就故意设下圈套让正直的文震孟钻。温体仁先唆使吏部尚书谢升弹劾御史许誉卿营求高官，因为这位许御史曾以中都凤阳失守而重参过温体仁，温体仁自然要还以颜色，然后便在谢升的奏疏上故意降低处罚程度，拟旨贬谪。深知皇帝性格的温体仁当然知道皇帝不会如此轻易放过，必定要加重处罚，发回重拟，而耿直的文震孟也肯定要帮许誉卿说话、辩护。这样一来，文震孟就会与皇帝发生对立，撞到枪口上。

不出温体仁所料，崇祯帝果然认为原定处罚太轻，退回票拟要求内阁重议。温体仁随即提高了处罚程度，将许誉卿削职为民。耿直的文震孟自然不会同意，当即与温体仁发生了顶撞。温体仁则以帝意之名坚持己见。几天后，圣旨传下，许誉卿果然被削籍为民，文震孟则愤愤不平。

温体仁接着走了第二步。他向皇帝密报说，文震孟到处讲，言官（指许誉卿）被罢是光荣之事，这分明是讽刺皇上您赏罚不公等等。崇祯帝哪里能受得了这种气，一怒之下，罢了文震孟的官。文震孟入阁仅三个月，就被赶下台，创了崇祯朝的记录。大学士何吾驺也受到牵连，被罢了官。温体仁一箭双雕，一下赶走了两个政敌。

温体仁心机很深，手段老辣。当时曾有人这样描述温体仁的伎俩：如果他要推荐某人，一定嘱咐他人先出来提名，自己则跟附其后，暗处使劲，显得其正大无私。如果他要排挤某人，则故意予以宽假，但一定设下圈套，让皇帝发怒生气，从而改重处罚，他自己还落得人情。此法屡试不爽。从文震孟被罢免之事，可知此言不诬。

当时也不是没有人奋起弹劾温体仁的。朝臣如刘宗周、许誉卿，宗藩如唐王朱聿键，勋臣如抚宁侯朱国弼，布衣何儒显等等，都先后弹劾过温体仁，但都受到了处罚。更有一位名叫杨光先的千户，先准备好棺材，然后上书弹劾温体仁，结果被崇祯帝下令打了八十大板，遣戍辽西。

自恃英明的崇祯帝，之所以如此倚信温体仁，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崇祯帝自己的性格及用人方式，另一方面也确实是与温体仁权术手段的高超有关。

不过，温体仁虽如此工于心计，精通权术，但最终还是露出马脚。他忘了别人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

崇祯十年（1637），温体仁接到常熟奸民张汉儒状告其死敌钱谦益、瞿式耜乡居不法的状子后，如获至宝，便想借机置之于死地，拟旨逮钱、瞿两人下诏狱严刑追查。没想到一向清高的钱谦益情急之下竟求助于太监曹化淳，请其援手。获悉这一情节后，温体仁立即上书崇祯帝，要求追治曹化淳之罪，却忘记了崇祯帝当时与太监的关系。崇祯帝接到其疏后，竟示之于曹化淳。曹化淳惶恐之极，竭力辩白，并最终弄清了原委，禀报了崇祯帝。深受蒙蔽的崇祯帝，一气之下，下令枷死了张汉儒，罢免了温体仁。圣旨传出，据说北京城中欢声雷动。回到老家浙江乌程县的温体仁，气急攻心，很快就病死了。

温体仁之后，朝廷党争也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文官内部的斗争，到后来几乎就变成了争权夺利的代名词。在这种情形之下，统治帝国的这些大臣们又有多少精力去处理朝政、应对时局呢？更何况他们本身的能力原本就平庸不堪。

明季文官的普遍无能，可以说是到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步。三言两语也说不清，这里仅以内阁为例。

内阁是当时最高决策机构，朝廷大事，基本上先由此决策，再由皇帝定夺认可后即付诸实行。按理说，进入内阁的大臣应该个个是精明能干之人，才不枉担此重任。然而，纵观崇祯朝阁臣，真正具有干练之才的并不多见。

阁臣的选拔，虽需一定的程序和条件，但真正的决定权还是掌握在皇帝手中。崇祯帝选拔阁臣，一度曾以抓阄之法来决定人选，把这种大事视作儿戏。后虽弃之不用，但崇祯帝的个人倾向仍是决定性的。现在看起来，被崇祯帝看中而选入内阁的，似乎也没有几个真才实学之人。

如在崇祯帝即位之初，通过抓阄被选入阁的阁臣周道登，就是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人物。某日，崇祯帝御经筵，问他道：

“‘宰相须用读书人’当作何解？”

周道登竟回答说：

“容臣等到阁中查明回奏。”

对这种迂腐之言，崇祯帝开始十分不悦，到后来也只好一笑了之。他接着又问：

“近来诸臣奏疏中，总有‘情面’两字。何谓情面？”

周道登竟又答道：

“情面者，面情之谓也。”

这种回答，竟然出自堂堂阁臣之口，令崇祯帝哭笑不得，就连边上的太监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再如稍后的另一位阁臣郑以伟，据说是过目不忘，学问很好，但就是不会票拟。对此，他自己也很着急，曾自叹道：

“我记诵万卷，却窘于数行（指票拟），竟要被后进所看不起！”

他有一次甚至把奏疏中的“何况”两字，误以为是人名，竟在票拟中随手写道：

“何况着按、抚提问。”

直到崇祯帝改正发回后，他才恍然醒悟。

这种成为一时笑谈的书呆子行为，当然只是少数。但当时阁臣之选，多重翰林、进士，却也是实情。这些人虽有文学之才，但不谙政务，不熟吏事，很难有经世作为，更枉谈因时应变以济时艰了。这确实是当时阁臣普遍存在的问题。

像周延儒，状元出身，出道很早，在当时也算得上一个才子。他在入阁前入阁后也都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来应对时局，除了揣摩帝意迎合讨好外，好像也没有特别之处。再如在阁长达八年而且做了四年首辅的温体仁，更是个无能之辈，而恰恰是这种庸才，却能长居高位。

温体仁不仅无能，而且还在皇帝面前以无能为荣。当崇祯帝召他询问兵饷诸事时，他竟然说：

“臣原先以文章待罪禁林，皇上不知臣笨而把臣拔到这个位置上。盗贼越来越多，真是万死不能塞责。然而臣虽愚笨无知，但票拟时却不说假话。兵饷之事，只有靠圣明裁决。”

温体仁身居如此要职，竟然以愚笨为借口，把军政职责推得干干净净，而崇祯帝竟然不治其罪，不去其位，反而觉得温体仁笨得可爱，笨得忠诚。说穿了，就是因为温体仁在说自己笨的同时，衬托出了崇祯帝的英明，崇祯帝听了十分舒心。在舒心之余，崇祯帝大概也觉得有自己这么英明的皇帝，大臣稍微笨一点，也无妨大局。

温体仁所引用的同类，也大都是平庸之辈。对内阁中的温体仁、王应熊、吴宗达三人，当时有一段民谣，专门予以讽刺，民谣称：

“内阁翻成妓馆，乌归、王巴、篾片，总是遭瘟。”

温体仁是乌程人，王应熊是巴县人，所以取其籍贯谐音，分别被名之为乌归、王巴，而吴宗达也因无所作为，被人讥之为篾片。事实上，这种说法也没有冤枉他们。温体仁等人在阁之时，内乱外患加剧，尤其是农民起义军越演越烈，而他们不仅未曾有什么大的建树，反而误事坏事不断。

如在崇祯七年（1634），当时农民军已遍布各地，形势相当危急，而身居相位的温体仁竟对山西巡抚吴甡说：

“流贼，癣疥疾，不足忧也！”

但是，就在一个多月后的崇祯八年（1635）正月，农民军竟火烧了中都凤阳和皇陵，天下震动。温体仁对形势判断的水平，由此可见！

又如崇祯九年（1636）九月对卢象升的调动，也可以充分说明温体仁的为官之道。当时中原战场的形势，一度曾十分有利于朝廷。但就在此时，镇压农民军最得力的前线大将卢象升，竟被召入援京师，从而给农民军以极好的喘息机会。更不可思议的是，卢象升旋即又被改调为宣（府）大（同）、山西总督，负责他很不熟悉的边事。卢象升的调离，使农民军失去了一个强劲的对手，而朝廷的剿灭局面也因此而日陷困境。卢象升的调动，名义上虽是由崇祯帝主持，实际上却是由温体仁操纵。温体仁不满卢象升不为己所用，又忌其功高，于是明知其不习边事，却仍力推卢象升出任边塞，使之身置重地，只要稍有闪失，便可任意治罪。最后卢象升战死边关，朝廷也失去了一位不可多得的将帅。

像这种内耗，在崇祯朝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大明朝步步溃退以致后来灭亡的原因，与其说是外患与内乱，还不如说是朝廷本身。而文官集团对此是要负相当的责任的。像上述的这些内耗，严重地影响了文官集团的精诚团结和统治能力，使其根本无法来应对时局，挽救危机。

文官集团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原因自然很多，但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原先约束该集团的伦理道德——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也是该集团用以立身处世、统治天下的根本武器——在新的形势下沦丧了。道德沦丧，导致文官私欲横流，普遍腐化；而文官不顾一切追求私利，反过来又在更大程度上瓦解道德，造成更普遍的腐败。如此之恶性循环，最终使局面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顾炎武说：“士大夫之无耻，谓之国耻。”

明末文官集团的腐败，真是触目惊心！真难想象这些自幼诵读圣贤书的精英们，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对这种情况，崇祯帝在登基伊始就十分清楚。他曾明确提出“文官不爱钱”之语，要求文官自律戒贪。对此，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一针见血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皇上要求文官不爱钱，但现在的世局，何处不是用钱之地？何官不是爱钱之人？皇人亦知文官不得不爱钱，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文官本来就是以钱晋官，做官之后自然要把本钱捞回来！”

韩一良接着就毫不客气地揭露当时的官场风气。他说：

“据臣所闻见，要谋得一督抚之位，至少须用银五六千两；而道府之美缺，也非用两三千两白银不可。以致于州县及佐贰之缺，也各有定价；举监及吏承之优选，俱以贿成，而吏部之始进可知矣。像科道之官、馆选之进，半数也是靠钱通关节而获得的。”

韩一良还以自己为例，来说明当时官场贿赂公行的情形。他毫不掩饰地说：

“臣是从做县官起步的，现居言路做给事中。对官而言，县官是行贿之首，而给事则是受贿之魁。现在只要一提蠹民搜刮，则全归罪于州县官之不廉。然而州县官又如何能廉？！他们俸薪才多少？而开支却不少！上司票取、书仪、岁送、荐谢之费等等，无不要钱。近来则发展至每遇考满朝觐，动辄三四千两白银。这些银子不会从天而降、自地而出，州县官能清廉吗？科道上的官员称之为开市。臣于二月之内就辞谢书仪五百余两。像臣这样交结不广的人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韩一良敢于直陈其事，自然难得，崇祯帝不久便提拔他做右佥都御史。不过，文官集团的腐败，却丝毫没有改观，反而是愈演愈烈。到崇祯六年（1633），崇祯帝在文华殿召见群臣时，又提到了官场的腐败行为。他说：

“吏、兵二部，用人根本，近来弊窦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俱是一般。近来听说被选官员动辄要借京债若干，一旦赴任，便要还债。这债出在何人身上？还不是要靠盘剥小民。这样怎么能选到好官？选拔的官员又怎么会爱吾百姓？”

崇祯帝心里十分清楚官场积弊，但对这种普遍腐败却无能为力。所以有人在长安门贴上一首诗谣，来讽刺当时的腐败风气。诗云：

督抚连车载，京堂上斗量。

好官昏夜考，美缺袖中商。

官员选拔在这样的氛围中进行，则整个文官集团难免要散发出呛人的铜臭味。靠钱谋得职位的平庸之辈们，最关心的自然是如何捞钱。他们不仅要捞回本钱，而且还要为进一步的升迁准备更多的资金。相比之下，像报效朝廷社稷之类的“琐事”，则显得无足轻重了。

据说崇祯帝后来自缢身亡而被陈尸禁门之外时，农民军的军师宋献策与李岩偕行散步，见两位僧人在为崇祯帝诵经礼忏，而明朝降臣却绣衣怒马，叱道而过，惟恐避之不及，毫无故臣惨戚之意。李岩对此大惑不解，便问宋献策道：

“何以纱帽（指官员）反不如和尚？”

宋献策不屑一顾道：

“此等纱帽原是陋品！”

李岩仍是不解，又问道：“明朝科举取士，制度周备，为什么到了国家多事之秋，却不见多少报效之人？”对此，宋献策作了一段精辟的回答：“明朝国政，误在重制科，循资格，所以到了国破君亡的时候，鲜见忠义之臣。

“满朝公卿，哪一个不享朝廷的高爵厚禄？以致一旦君父有难，各思自保。那些做官不久的人就会说，我这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寒窗辛苦，才博得一顶乌纱帽上头，一事未成，哪有即死之理？这说明科举之不得人也。那些旧任老臣则又说，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翼翼，才熬到这一地位。大臣又非我一人，我即独死无益！这说明资格之不得人也。这两种人都认为功名是自己苦熬而得，所以全无感戴朝廷之意，也难怪他们弃旧事新而漫不相关了。可见如此用人，本来就不显朝廷待士之恩。而朝廷却责其报效，不是痴人说梦吗？

“而那些依仗权势、通过情面而被提拔的官员，骄慢贪婪，孝悌尚且不能，怎能指望忠义？那些夤缘而进的富豪子弟，既然花了本钱，自然要捞钱赢利，哪里还能顾得上忠义？

“这就是近来朝廷取士之大弊也。”

宋献策与李岩的对话，是否真有其事，不得而知。但上述的分析，真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作为当时朝廷的中坚、社会的精英，文官集团要对晚明的悲剧负绝对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