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军攻击的目标，是南直隶西北部的凤阳等府，即今皖北地区。

凤阳是明王朝的“龙兴”之地，即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朱元璋得天下后，曾在这里大兴土木，先后为自己的父母修建了陵墓即皇陵，扩建了自己少年时代当过和尚的龙兴寺，并按南京的规格修建凤阳城，定其为中都。因此，凤阳对明王朝有特定的意义。

同时，凤阳府也是南京的北方门户，如果凤阳一失，则南京门户洞开，必受兵锋威胁。如果南京出了问题，那东南赋税重地、半壁江山就很难保住，大明朝的气数也就差不多了。因此，凤阳一带，无论从哪方面而言，都不应该出任何差错。

令人费解的是，朝廷并没有十分重视凤阳的防守。本来，朝廷在凤阳设有留守司，以及班军、高墙军、操军和护陵军六千余人。凤阳巡抚督漕驻淮安，兼护泗陵（皇祖陵），太监驻凤阳。但由于承平日久，已无多少战斗力。

早在崇祯六年（1633）冬，当农民军突破黄河南渡河南以后，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就上书朝廷，要求派兵防守凤阳祖陵。崇祯七年（1634），兵部尚书张凤翼也请饬凤阳抚按加强防守。崇祯帝曾召谕兵户两部，令淮安巡抚朱大典和杨御蕃扼守南畿和凤阳祖陵。但总的来说，凤阳的防守仍很薄弱，尤其是负责防护的巡抚杨一鹏、太监杨泽都不得力。许多人甚至还认为，农民军大概不会杀向凤阳一线。

不幸的是，农民军恰恰选中了朝廷防守比较薄弱的凤阳地区作为主攻方向。

在闯王高迎祥、张献忠等率领下，农民军经河南汝宁，先南下攻破固始，再攻占凤阳府霍丘县。与此同时，另一支农民军在扫地王的率领下，也攻占了凤阳府的颍州城。

霍丘、颍州的朝廷官员，在农民军面前倒还很有骨气。霍丘城破时，县丞张有俊、教谕倪可大、训导何炳若以及大豪绅田既庭等，都不屈而死。颍州被破时，知州尹梦鳌亲持大刀搏杀，后寡不敌众，投城下乌龙潭自杀，其弟、侄七人随之自杀。通判赵士宽，也率家人参与巷战，后投水自杀。其妻则带着三个女儿登楼自焚。

当时的颍州城中，还住着一位任过兵部尚书的张鹤鸣。天启年间，当时担任兵部尚书的张鹤鸣，曾全力支持巡抚王化贞进攻后金而不服从经略熊廷弼的指挥，导致辽东全线败退，张鹤鸣因此丢官返乡。这次正好被农民军逮个正着。据说张鹤鸣和他的弟弟张鹤腾被抓到后，态度十分强硬。农民军便把张尚书倒悬在树上，张尚书仍骂不绝口，最后被杀。其弟张鹤腾、子张大同也同时被杀。

颍州张鹤鸣大概是农民军在崇祯八年以前处死的最高级别的官员。说也奇怪，颍州城对农民军的反抗，也十分刚烈。城破之后，遇难的官绅士庶多达一百五十人，妇女殉节者二十七人，烈女八人，其“忠烈”之称，一时独盛。

不过，几天后发生在凤阳城中的情形，就与颍州城很不一样了。

农民军破颍州、霍县后，一部分南下攻入庐州府境，另一部分即杀向寿州（今寿县）、凤阳。

凤阳当时的情形已是很糟糕。不过这倒帮了农民军的大忙。

本来，凤阳作为龙兴之地，享有特殊的政治地位。明太祖朱元璋曾予以特殊照顾，在赋役方面给了不少优惠。但至明末，这种优惠已不复见。相反，凤阳作为中都，百姓承担的差役、造作多如牛毛，日子几乎到了过不下去的地步。

崇祯四年（1631）十一月，当时任南京礼部右侍郎的钱士升（后于崇祯七年入内阁），在奉命祭告凤阳皇陵之后，曾向朝廷上疏汇报了凤阳地区衰败的景象：

“凤阳号称帝乡，但一入其境，只见土地多荒，庐舍寥落，一望萧然。

“究其原因，是因为凤阳土地本就贫瘠，在江北属下下之郡。一遇灾荒，百姓往往向外逃荒。而走掉的那部分户口本应承担的赋役，就须让留在本地的人承担。如此恶性循环，结果自然是户口越来越少，荒地越来越多。”

所以，钱士升最后要求朝廷对凤阳予以特殊照顾，蠲免凤阳的赋税。

崇祯帝在看过奏疏后，也未有多大反应，只是轻描淡写地批了一句。他是怕开了先例，各地起而效尤。当时他正想方设法增加收入，自然不愿接受钱士升的建议。

既然如此，凤阳的局势便不可避免地要恶化下去了。崇祯七年（1634），凤阳守军曾发生兵变，皇陵卫指挥侯定国被乱兵杀死。

到了崇祯八年（1635）正月，凤阳守备太监杨泽得知农民军已围寿州后，急令留守朱国相准备迎敌，令凤阳知府颜容瑄领乡兵防守。这位杨泽，声名不佳，唯财是贪。凤阳商民对他很是不满，便诉告于巡按御史吴振缨。吴振缨哪敢得罪杨泽，当然不接受诉告。群情激奋之下，百姓一拥而至太监署，点火焚烧。吴振缨则伺机逃脱。

于是，一些极端的百姓便偷偷地赴颍州去接纳农民军。

正月十五日夜，适逢元宵节，凤阳城中依然是仕女如云，笙歌彻耳。农民军的先头部队约三百人，化装成商贾、车夫，悄悄潜入凤阳城中。突然，城中火光四起，喊声冲天，百姓狂奔，一片混乱。农民军乘乱占城，大军随后而至。

当时的凤阳本无城墙，无险可守。城中虽有数千兵马，但根本无法组织抵抗。留守朱国相、指挥袁瑞征仓促应战而死。

据说农民军首领扫地王、太平王杀入府署，抓到了身穿囚衣混迹于囚犯中的知府颜容瑄，用棍子把他活活打杀堂下。推官戴文英等六位文官及四十一位武官，也被处死。据说士民被杀者多达数万人。

或许是农民军这么多年来一直被追杀，吃足苦头，因此把怒气都发泄到了凤阳，以报复崇祯帝和朝廷。

他们把太祖朱元璋父母的陵墓即皇陵糟蹋得面目全非。他们放火烧掉了皇陵、享殿以及陵区内的三十万棵蟠松，杀掉了守陵太监六十余人，把关押在陵区高墙内的罪宗（即犯罪的宗室人员）百余人放跑。他们放火焚烧城中的公私邸舍二万余间。龙兴寺也被点着了大火。一时间，凤阳城内外火光冲天，光照百里之外。

农民军公开打出“古元真龙皇帝”的旗号，在凤阳地区恣掠三日，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过了几天舒心日子，庆祝他们前所未有的胜利。

据说农民军曾在凤阳神祠中占枚问神，得了个下签。一怒之下，剖神像，拔营而去。在分兵撤退时，还有一个小插曲。据说李自成曾向张献忠索要皇陵中那些善拉会吹的小太监，张献忠舍不得给。李自成一怒之下，便与张献忠分开。当然，这些记载是否属实，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从农民军流动作战的一贯手法而言，农民军撤出凤阳地区也是意料中的事。他们根本不会久留此地。另外，凤阳沦陷后，周边的官兵纷纷向凤阳进发。太监卢九德等率川兵三千急驰救援，山东巡抚朱大典也调徐州总兵马、睢州总兵骆举率兵进援。南京方面也有进兵动作。农民军绝不会留在凤阳等着官军来进攻。

具体而言，农民军撤离凤阳地区后的主要攻击路线，有这样几路：

一路由高迎祥、李自成等人率领，从凤阳府太和县进入河南。经河南鹿邑、杞县，进入密县山中。

一路由扫地王等率领，攻亳州（今安徽亳县），走河南夏邑，围归德。这两支部队后在河南归德地区会师，图谋西人潼关。

一路由张献忠等人率领，杀入庐州府境内，先后攻陷庐江（今庐江），屠戮巢县（今巢县）、无为（今无为）及安庆府的潜山（今潜山）、太湖（今太湖）、宿松（今宿松），后遇应天巡抚张国维的抵抗，又杀入湖北麻城，进入河南境内。

张献忠一支，攻掠最凶，南下庐州、安庆两府后，除庐江一城未下外，其余各城无不攻陷，令朝廷无法抵挡。

凤阳失陷的消息传到北京，朝廷上下一片惊慌。

兵部尚书张凤翼接到败报后，大惊失色，几乎要站立不住，晕倒在地！

崇祯帝接到中都沦陷、皇陵被焚的消息后，悲痛欲绝。此日本当开讲经筵，崇祯帝特传旨免行。他自己素服避殿，亲自赴太庙祭告祖宗之灵，并命百官修省。

凤阳之变在崇祯帝心中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创伤。他在默默承受着朝廷上下各种有形或无形的压力之际，不得不面对列祖列宗，反省自己即位以来的种种举措。不过，他更希望他的军队能在短期内剿灭农民军，为他报仇雪恨。

为此，他进行了新的部署。他首先作了人事上的调动。

凤阳被焚，总要有人顶罪。漕运御史兼凤阳巡抚杨一鹏在劫难逃，后被斩首弃市。其实，杨一鹏也有点冤。作为巡抚，杨一鹏因年老多病，是不太称职。但斩他的罪名，却是他没及时救援，或没有及时从淮安移镇凤阳。而在这一点上，杨一鹏却没有死罪。镇守淮安，本是朝廷的规定。而且杨一鹏事先也征求过朝廷的意见，崇祯帝则明确表示不必移镇。当然，话虽是崇祯帝以圣旨的名义说的，实际上却是内阁首辅温体仁的意见。就此而言，朝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与杨一鹏一起被追究的，还有凤阳巡按吴振缨。他也被逮下狱，最后充军戍边。守陵太监杨泽则自知罪孽深重，先畏罪自杀了。

杨一鹏被逮后，由朱大典总督漕运，巡抚凤阳，协同洪承畴围剿农民军。再发精锐的辽兵三千，由总兵祖宽率领，开赴前线。同时急令洪承畴加紧围剿工作。

但前线的战事，并没像崇祯帝所迫切希望的那样，有迅速好转的迹象，反而越来越糟糕。

洪承畴依据当时的形势，制定了一个初步的方案，具体布阵如下：

四川镇抚所属各部，移驻夔门、达州一线，进援湖广襄汉；

湖广抚镇，则分驻承天、襄阳，郧阳巡抚驻郧阳；

漕运总督移驻颍州、亳州，进援河南的汝宁、归德；

山东巡抚移镇曹州、濮州，向南支持江北江南；

山西巡抚移驻蒲州，进援河南灵宝、陕州；

陕西巡抚移镇商州，以便策应、调度陕西南部的兴安、汉中诸地；

河南巡抚移镇汝州、南阳间；

保定抚镇移镇邯郸、磁州一带。

洪承畴的如意计划，是想南北策应，形成一个大包围圈，把农民军困在河南，一举歼灭。

然而，农民军并不会如此“听话”，留在河南等朝廷来围剿。他们不久又故伎重演，杀向关中。

就在洪承畴出潼关进入河南后，原先留在河南西部的农民军便乘陕西空虚，杀回陕西境内。至此，由安徽进入河南的高迎祥、李自成等部，以及由湖北进入河南的张献忠等部，加上原先留在河南的农民军，纷纷杀向河南之西部，并重回陕西境内。

忙了半天的洪承畴，急忙修改战略，由河南回救陕西。他于四月二十日前后在河南汝宁召开了会议，进行了布置。基本情况是：

他本人亲率贺人龙、刘成功等部将，杀入陕西，与农民军决战，同时命曹文诏由湖广进入河南，与他共同作战。

总兵左良玉、汤九州率兵五千，扼守陕西商南县境内的瓦屋、吴村两个要隘，切断农民军进入河南内乡、淅川的捷径；

总兵尤世威、徐来朝率兵五千，扼守陕西洛南县境内的兰草川、朱阳关，防止农民军由此进入河南的灵宝、陕州、卢氏等县；

总兵陈永福率官兵近二千名，扼守河南卢氏、永宁境内诸隘口，协助河南巡抚陈必谦堵截农民军南北往来；

总兵邓圮、尤翟文、张应昌、许成名，各以所部防守汉江南北之上津、郧西、平利、竹溪等县，防止农民军从此地进入湖广境内；

同时请敕朱大典防江北。

这是洪承畴针对农民军流动作战的一贯作风而制定的不得已的策略。他想用拙策死守之法，来对付农民军的轻逸飘忽。此招虽笨，但如能彻底贯彻，至少能把农民军困在陕西，并有机会用精锐之师杀入关中，寻机决战。

遗憾的是，洪承畴的计划，得不到保质保量的贯彻。

先是总兵徐来朝的部卒不听调遣，反叛于卢氏县，此部不战自溃。

接着，总兵邓圮之部众因缺饷而叛变于樊城。邓圮越墙逃跑时，不幸落入大火身亡。其部众一哄而散。

网刚张开，却已先破。

洪承畴只有仰天长叹！长叹之余，洪承畴亲率贺人龙、刘成功两总兵进击，于四月底进驻河南灵宝。五月，移驻西安之北的高岭。

曹文诏从河南阌乡赶到陕西商州，并于金岭川大胜农民军，把农民军压向北部，并一路追击。农民军在老回回、张献忠等率领下，在凤翔与高迎祥等部会合。然后往北、往西挺进。散布陕西各地的农民军也纷纷攻城略地。

洪承畴当时实际上没有多少兵力，根本无法与数十万农民军打硬仗。但慑于“六月廓清”的限期，洪承畴虽苦于兵寡，仍令进兵，咬住农民军，结果是连遭败绩。

六月十一日，乱马川一役，官军前锋刘宏烈被农民军生俘。

六月十四日，副总兵艾万年、刘成功、柳国镇，游击王锡命奉命引兵三千，前往宁州（今甘肃宁县）增援，以解农民军之围。当时李自成正率兵猛攻宁州城。双方交战于宁州附近的襄乐镇。官军抵挡不住，被迫撤退，至巴家寨时被农民军伏击。艾万年、柳国镇均被击毙，部卒被歼一千多人。而刘成功、王锡命则身负重伤，率残卒突围而逃。

前线的败报接踵而至，洪承畴无兵可调，急得团团转。

此时，恰好曹文诏赶到。曹文诏听到这些消息后，拔剑砍地，发誓要与农民军决一死战，报仇雪恨。

仗打到这种份儿上，还有入主动请战，洪承畴自然大喜。他连忙说：

“非将军不足办此贼！”

但高帽子戴过之后，洪承畴又诉苦道：

我手中已无兵可调，不能与你策应。你先行一步，我将从泾阳（今泾阳）趋淳化（今淳化），为将军作后盾！

洪承畴确实无兵可调，只能亲率大营为曹文诏策应。

曹文诏便带着兵卒三千向甘肃进发。在真宁（今正宁）境内的湫头镇与农民军相遇。曹文诏命其子曹变蛟为前锋，自己殿后，进行生死决战。

曹变蛟首先冲杀，斩敌五百，并急追三十里。曹文诏率步卒随后而进。没想到农民军数万骑设伏于此，突然杀出，把曹文诏等团团围住。一时间，箭如蝗飞，杀声震天。

当时农民军并不知道曹文诏的真实身份。不巧的是，有一位被俘的小卒，情急之中，大喊：“将军救我！”

这一喊，引起了农民军的注意。原先做过曹文诏部下的降卒，一下认出了曹文诏，便大喊道：

“这位就是曹总兵！”

农民军自然不会放过曹文诏！不惜一切，坚决追杀。势单力竭的曹文诏，边杀边逃，最后自知难以脱身，便举刀自刎。

一代名将就这样战死疆场！

如果站在朝廷的角度来讲，曹文诏的战死甚至可以与中都凤阳的沦陷相提并论。凤阳之变，虽是惨烈，但毁掉的仅是中都，尽管中都凤阳的意义非同小可。而曹文诏之死，使朝廷失去了一位非同一般的良将，对朝廷的围剿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

曹文诏在当时被称为良将第一，忠勇冠世。如果从他的战绩而言，这种说法一点也不为过。他先后在陕西、山西参加对农民军的围剿，几乎每仗必胜，是农民军最头痛、也是最害怕的一位将领。后来曹文诏曾一度被调任大同总兵，期间因后金入侵而被朝廷处罚。经山西巡抚吴甡的力保，曹文诏才得以重新出任助剿总兵，戴罪立功，并先后转战河南、湖广、陕西，敢打肯打，让农民军吃尽了苦头。

农民军得知曹文诏的死讯后，一时人心大快，士气大振。

与此相反，曹文诏战死的消息，却使前线官兵大受震动，严重影响了士气。

洪承畴接到曹文诏败死的消息后，仰天痛哭，泪血沾衣，追悔不已。洪承畴的功绩，多半是由曹文诏为他挣来的。曹文诏在陕西时，打仗屡屡得胜，而作为上司的洪承畴，却经常不给他上报，而贪为已功。此次曹文诏孤军深入，洪承畴明知凶险，却仍同意他冒险。在洪承畴看来，曹文诏大概还没有打不赢的仗！没想到这种轻率决定，终使一代良将丧命。

崇祯帝接到曹文诏的死讯后，深感痛惜，大概也有点后悔。想当初，曹文诏在山西战场连连得手时，崇祯帝却轻信流言，把他调任大同总兵。后又以后金入侵丢失守地为由，惩处曹文诏充军，幸亏吴甡力保。此时曹文诏战死，崇祯帝才痛感良将难得。他下令给曹文诏赐祭葬，世荫指挥佥事，并令有司建祠，春秋致祭。

洪承畴于正月受命出潼关时，崇祯帝曾命他于六个月内肃清农民军。当时，洪承畴就觉得很勉强。他给皇帝上疏说：

“地阔则难固，兵少则弗敌，鞠躬尽瘁，胜负未可知也。”

话虽是这么说，但洪承畴绝没有预计到六个月后竟会败到这种地步。无兵可用的洪承畴，面对凶狠的农民军，使尽了浑身解数，保住西安等城。他于七月份曾上疏诉苦道：

“官兵不能当贼十分之一，合省宁剿仅四万余人，其势不敌明甚。”

洪承畴能保住西安，已是不错，因为陕西境内的农民军，已占绝对优势。但农民军不久发现，陕西因连年战争、灾荒，粮食供应很成问题，于是图谋东出，进入河南。

张献忠等部试图从陕西蓝田突入河南卢氏县，遭总兵尤世威阻击，一度进入商洛山中。参将徐来朝所率部卒三千人，不肯进山追击，发生哗变，被农民军乘机击溃。徐来朝部一溃，尤世威部失去侧翼保护，加上士兵久戍荒山，水土不服，病疫发作，终于被农民军击溃，豫西边界被突破。

农民军遂分营十余路，一齐杀入河南。除高迎祥、李自成等部留陕之外，大部分都进入河南。据说农民军进入河南时，大队东行，尘埃蔽天，队伍宽四十里，长百余里，老弱居中，精骑在外保护，声势十分浩大。面对如此浩**大队，总兵左良玉、祖宽竟不敢出击，眼睁睁地看着农民军进入河南。河南再次成为中心战场。

身为五省总督的洪承畴，竟然连陕西一省都应付不了。现在农民军主力又东出河南，更让洪承畴力所不及。朝廷见此情形，急忙商讨对策。

崇祯八年（1635）八月，朝廷任命卢象升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五省军务，特赐尚方宝剑，可便宜行事。

朝廷还给洪承畴、卢象升的任务作了分工。洪承畴主剿西北，卢象升主剿东南，如遇农民军再入陕西，卢象升则进关合击。同时，朝廷分别任命戴东曼、苗祚士和史可法为河南、湖广、南直隶监军御史。

卢象升被推到了叔师的位置。在明这个悲剧时代，此次任命预示着他后来的悲惨结局。

卢象升，字建斗，号九台，南直隶宜兴人。天启戌科（1622）进士，授户部主事，因得力能干再升大名知府，迁山东副使。崇祯二年（1629），因京师危急，募兵勤王。后金兵退后，再迁天雄兵备。当时正逢农民军由山西进犯河北，卢象升积极备战，虽身负重伤，但仍能多次退敌，立下战功，被农民军称为“卢阎王”，博得声名。崇祯七年（1634），卢象升被任命为郧阳巡抚，调赴湖广。任职期间，卢象升如日中天，声名远扬，并于次年五月被提拔为湖广巡抚。至此，卢象升终于升为五省总督，不久又升为七省总督，与洪承畴一起，成为围剿农民军的两大台柱。

当时卢象升手中的兵力，主要是湖广主客兵约二万人。洪承畴在陕西，也是捉襟见肘。崇祯帝为增加兵力，竭尽全力。他先调兵七万，参加围剿，后又增兵二万，而且还从辽东前线抽调精锐之师参战。

为了配合剿灭，崇祯帝还采取了一些其他措施。他甚至在此年的十月，破天荒地下了一份“罪己诏”，摆出一些难得的姿态，来收笼民心。

崇祯帝这一切，目的很明确，那就是为了剿灭农民军，腾出精力来对付关外的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