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年（1629）十月下旬，一直与袁崇焕商谈议和的皇太极，突然率兵绕开宁远、山海关一带的明朝防线，由蒙古境内开拔，抵达老河。然后兵分三路，分别从大安口、龙井关、洪山口突袭长城防线，并迅速得手，至十一月初二日，皇太极的三路兵马已到达了遵化城下，形势告急！

皇太极这次突袭，有内外双重因素。崇祯二年（1629），不仅新附后金的蒙古诸部遭受严重灾荒，后金本身也遭重灾，日子艰难。皇太极为了摆脱经济困难，巩固汗位，急于开战。而当时的形势，也有利于进攻。虽说袁崇焕统辖的宁远、山海关防线不容易攻破，但由于蒙古已经归附后金，后金的军队可以在蒙古军的协助下，选择山海关以西的薄弱之处，作为突破口，攻破长城防线。而且此时朝鲜也已归附后金，皇太极不必像原先那样担心朝鲜人在后面攻击他的大本营，没有了后顾之忧。

当时明朝在山海关以西的长城防线十分薄弱。在蒙古喀尔沁等部尚未依附后金前，这段防线尚有缓冲地区，形势不算严峻。但至蒙古诸部归附后金之后，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因为这段长城防线直接面临着后金的威胁。对此，袁崇焕已清醒地意识到了，所以，他一再上书朝廷，要求在这一线增兵，尤其要用重兵把守蓟州镇（今河北迁西）、遵化（今河北遵化）、蓟州（今河北蓟县）等要地。但朝廷未能依此具体实施。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朝廷无力布防，二是因为崇祯帝及朝廷上下都认为，对付后金只要袁崇焕就行了，不必再另作筹划。没想到，袁崇焕担心的事，皇太极也想到了，而且迅速实行并一举成功，把明朝打了个措手不及。

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得知长城防线被攻破的军情后，立即率守关兵马飞驰三昼夜，赶到迁西西北的三屯营，却被驻守此镇的总兵官朱国彦阻止，不得入城。赵率教无奈之下，继续西行，遇后金军队伏击，双方激战，结果赵率教战死，其部也全军覆没。

打掉援军的后金军队，乘胜攻打遵化城。巡抚王元雅、保定府推官李献明、永平推官何天球以及现任、前任两位知县和几位武官，或自尽，或战死，遵化沦陷。

遵化一破，三屯营随即军心动摇，一批守将临阵脱逃。总兵官朱国彦愤怒之余，在城中张榜公布逃跑将领的名单，并散尽家财，与妻子张氏双双上吊自杀。形势十分危急。

袁崇焕在十一月初一日赶到山海关后，才得知后金军队已从蒙古攻入长城的有关详情。他立即调兵遣将，进行堵截，自己则亲率祖大寿、何可刚入卫，于十一月十日赶抵蓟州。崇祯帝对袁崇焕“温旨褒勉”，并发内帑犒赏将士，令袁崇焕统率各路兵马。袁崇焕立即作了布置：

以原总兵朱梅、副总兵徐敷奏等守山海关；参将杨春守永平，游击满库守迁安，都司刘振华守建昌，参将邵忠武守丰润，游击蔡裕守玉田、昌平；总兵尤世威仍还镇护诸陵；宣府总兵侯世禄守三河，扼其西下；保定总兵曹鸣雷、辽东总兵祖大寿驻蓟州遏敌，保定总兵刘策还驻密云。

同时，袁崇焕命游击钟宇，中军王应忠、李应元为右翼，继副总兵张弘谟而进；中军何可刚，游击靳国臣、赵国忠、孙志远、陈景荣、陈继盛，都司刘抚民组成中权，继朱梅而进；祖大寿为后援，继何可刚而进。袁崇焕自己率军居二线之中策应。

朝廷当时一片混乱。当后金军队突破长城防线的消息报到京师，毫无准备的朝廷上下大为震惊。崇祯帝立即下令京师戒严。遵化沦陷后，京师大震，人心惶惶。崇祯帝任命吏部侍郎成基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又召原先赋闲在家的孙承宗任兵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督理兵马，负责京师防卫。一时间，只要听说有能用之人，崇祯帝便毫不吝啬，立即给官给钱，予以实权，可见崇祯帝当时的心态。而原任兵部尚书的王洽，则倒了大霉，被逮捕入狱，不久便死于非命。这位王尚书，本是位不错的文官，没想到却丢了性命。王洽被杀，与周延儒有很大关系。在遵化失陷后，崇祯帝召见群臣，周延儒阴森森地说了一番话，而正是这番话要了王尚书的命。周延儒是这样说的：

“世宗斩一丁汝夔，将士震悚，疆敌宵遁。”

此言就是要崇祯帝杀一儆百。崇祯帝认为言之有理，便把王洽下了狱。这位周延儒，总是出这样的鬼点子，害了不少人，最终也害了自己。崇祯帝实用主又的做事风格和变化无常的性格，由此也暴露无遗。

皇太极攻陷遵化后，并没有像袁崇焕所预计的那样强攻蓟州城，而是与蓟州城稍有接触之后，便绕城而过，迅速向西挺进，连陷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县，直逼京师。在通州以北二十里处扎营后，又分兵向彰义门、天津、密云、居庸关、良乡、固安推进。形势已是十分严峻。

袁崇焕弄清了皇太极的意图后，立即率兵火速向京师靠拢，于十五日赶到了通州附近的河西务。当时朝廷上下已有谣言说袁崇焕勾结后金，所以朝廷命袁崇焕的驻地不得越过蓟州，而袁崇焕此时已越界到了通州附近。因此，部将中有人提醒他，干脆就把部队停驻在河西务，不要再往京师靠近，视敌情而作攻守进退。但袁崇焕勤王心切，没有采纳，反而亲率九千兵马，于十六日抵达左安门（外城即外罗城的东南门。外城在内城之南，呈长方形，环抱内城东西角楼，共有七个城门）。

除袁崇焕这支军队外，京师附近尚有孙承宗驻屯通州，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也率援军赶到了德胜门外驻扎。京师的守卫则由新上任的兵部尚书李邦华、右侍郎刘之纶主持。督师袁崇焕赶到后，崇祯帝仍赐彩币和玉带，命其统辖各路兵马。

十九日，皇太极率兵进至京师之北土城关之东。皇太极巡视京城外围之后，进兵关厢二里列营进击。宣府总兵侯世禄避其锋芒，不与之战。大同总兵满桂则独自率领自己带来的五千骑兵迎战。在德胜门城楼上督战的兵部尚书李邦华，急令开炮助战，没想到炮弹无眼，误伤了满桂。满桂被抬下来休息。后来有人误把伤满桂的账算到袁崇焕头上，这的确是冤枉。

袁崇焕急忙令都司戴承恩在广渠门（外城之东门，俗称沙窝门）择地布阵，祖大寿在南，王承胤等在西北，自己在西，严阵以待。此日午时，后金兵马在外城以东发起攻击，先由东南方向进攻，祖大寿等人力战却敌。后金兵转而由西面攻击，袁崇焕亲自上阵督战，战斗十分激烈。在敌往后金军的攻势以后，袁崇焕挥师合击，进行反扑，敌军退却至浑河。皇太极鸣金收兵，移营南海子。攻城之势稍稍缓和。

在京师被攻之际，崇祯帝诏天下镇巡官勤王。崇祯帝此时真是有点急了，担心京师守不住，所以才严令各地率师入卫勤王，一时间天下震动。各地援军纷纷向京师集结，围攻南海子，后金军队开始后撤。

十一月二十三日，崇祯帝在平台召见袁崇焕、满桂等人，对袁崇焕依然是态度和蔼，且有赏赐。当时袁崇焕鉴于局势危急，自感不安，便将传旨的太监留在营中，自己则青衣玄帽独自人城进见。依袁崇焕的初衷，他原准备向皇上提出议和的建议，所以开始时把敌情说得很严重，让崇祯帝等人听得直发慌，但他最终还是没敢提出议和的建议。后来有人说袁崇焕把传旨的太监留在营中，是扣为人质，以防不测，真是妄语。

不过，此时崇祯帝心中已对袁崇焕起了疑心，尽管他不露声色。因此，当袁崇焕提出要率兵人城时，崇祯帝便一口回绝。两天后，当袁崇焕再次提出把自己的部队开进外城休整并请辅臣出援时，崇祯帝仍然拒绝。而大同总兵满桂的部队却可以驻扎在外城休整。袁崇焕至此已觉察到有些不对头了。

崇祯帝之所以不让袁崇焕入城，主要是怀疑他已勾结后金，入城叛乱。有关袁崇焕暗中勾结后金的传言，也已有些时日。袁崇焕斩杀毛文龙后，就有人说他是为了帮后金除掉心腹之患。他与后金之间的谈判，也可以被说成暗降后金的具体步骤。更有人说后金从蒙古犯边，正是袁崇焕的主意，并列出不少证据：身为督师，怎能不预知敌军这么大的动作？蓟州一战，后金出兵仅二百余骑，而袁崇焕放炮，连敌人的毫毛也没伤着，双方交战如同儿戏，要不是预先勾结，怎会这样？朝廷明令袁崇焕不要过蓟州，而他却一直移师到京城脚下，来了以后也不认真备战，只是做表面文章，这哪像保卫京师？更有人说，袁崇焕的军队与后金的军队相邻扎营，形同友军，朝廷给袁崇焕的军饷，转眼便到了后金军营。满桂率军对敌激战，袁崇焕不仅无动于衷，反而乘满桂路过营门时，施放暗炮，射伤满桂等等。这些话难免传到崇祯帝耳中。崇祯帝开始尚将信将疑，但当他得到从南海子逃回来的两位太监的密报之后，便坚信不疑了。

这两位太监，一名杨春，一名王成德，职任大堤马房提督。后金兵驻南海子时，他们成了俘虏。皇太极当时正虑除不掉袁崇焕，便想借此二人使用反间计。此时的皇太极，已不像他的父亲努尔哈赤那样，只能从《三国演义》中借用谋略了，而是拥有无数汉人谋士为他出谋划策了。像反间计之类，已是小菜一碟，不在话下。于是，皇太极派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两位手下，来到羁押两位太监之处，乘他俩似睡未睡之机，故作耳语，却又让他们听到，意思是袁崇焕与皇太极已有密约，大事可成之类。第二天，高、鲍两人故意让出空当，放跑太监杨春、王成德。

杨、王两人回到宫中，急忙把这些重大情报向崇祯帝汇报。崇祯帝果然中计，深信不疑，并着手安排有关事宜。

十二月初一日，崇祯帝在安排妥当之后，便以议饷名义召见袁崇焕、满桂、祖大寿等人。袁崇焕一赶到平台，崇祯帝冷着脸劈头就问：为什么要杀毛文龙？援兵为什么逗留迟缓？崇祯帝好像忘记了他自己几个月来的言行：当初袁崇焕斩杀毛文龙，崇祯帝“优旨褒答”，并下令公布毛文龙之罪，收捕其爪牙，距今不过几个月；袁崇焕自山海关率军增援赶到蓟州时，崇祯帝还“温旨褒勉”，这也是二十天前的事。就在不到十天之前，崇祯帝还给袁崇焕不少赏赐，以奖其功。

毫无准备的袁崇焕，被崇祯帝这么没来由地一问，连话都说不出来，根本无法辩解。其实崇祯帝也不要袁崇焕辩解，当场下令锦衣卫进来捆人，押赴诏狱。

阁臣成基命当时在场，预先对崇祯帝的计划一无所知。他见此情形，立即跪下叩头，请皇帝慎重。崇祯帝说：

“慎重即因循，何益？”

成基命再次叩头，说：

“兵临城下，非他时比！”

崇祯帝哪里听得进去。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兵临城下，才要果断行事，要不是自己英明无比，明察秋毫，岂不是让袁崇焕得了手，坏了大事！

他随即宣布由满桂总理各路兵马，节制诸将，马世龙、祖大寿分理辽东兵马。

这样一来，祖大寿就待不下去了。祖大寿与不久前战死的赵率教，是袁崇焕手下最得力的两员大将。祖大寿与袁崇焕还有一层更深的关系。当初祖大寿曾犯过大事，罪可至死，全亏袁崇焕保全提携，才有今天。袁崇焕入狱，无论于公于私，祖大寿都咽不下这口气。

不仅如此，接替袁崇焕的满桂，原先也在辽东前线，后因与袁崇焕不和，才被调任。现在满桂统辖各军，祖大寿自然担心受其压制。事实上，祖大寿的部下已受到了歧视。他们在城下守城，而城上的人却向他们扔石头，砸死了几人。他的手下兵卒，动不动被作为间谍处死。甚至有人扬言要用大炮轰击他们。在很多人眼里，祖大寿的部队几乎就是叛军。

祖大寿没法，便不辞而别，突然率军离开京城，往辽东开拔，至山海关时，破关而出，直奔宁远。祖大寿这一走，不仅带走了守城的主力，而且还很可能谋反。

这一招令崇祯帝猝不及防。他一面指责袁崇焕的罪状，同时又褒扬祖大寿等人，说是两者有别，不搞株连，一面却又告谕孙承宗说，辽东的兵马，是我竭天下财力培养训成，又是你旧日部曲，要孙承宗赶紧想办法。

孙承宗没法，命游击石柱国飞驰追赶祖大寿，但只追到了其部下，未能见到祖大寿本人。

同时，阁臣成基命给皇帝出主意，建议请狱中的袁崇焕给祖大寿写信，以袁、祖之间的私交和上下级关系，来阻止祖大寿谋反。袁崇焕依令写了信，朝廷立即遣都司贾登科追赶祖大寿，把此信交给了他。有意思的是，崇祯帝以叛逆罪把袁崇焕下了诏狱，却又令袁崇焕写信劝其部下不要谋反，真不知是什么逻辑！

孙承宗还趁热打铁，写密信给祖大寿出主意。他要祖大寿立即上章自列，并且为朝廷立功，帮袁崇焕赎罪，并承诺为祖大寿在皇帝面前开脱。

既有袁崇焕的信函，又有孙承宗的许诺，祖大寿便上疏朝廷，自列请罪。崇祯帝当然不会追究，便下诏把祖大寿安慰一番，让他继续镇守宁远。到后来，崇祯帝还命孙承宗、马世远移镇山海关。孙、马在辽东将士中很有威信，由他们出面，能安定辽东将士的心。

诸招并下，辽东兵马才稍稍安定下来，没有进一步生出事端。

袁崇焕既然被下了狱，入卫的各路兵马就失去了统帅。于是朝廷又设文武经略，分别由尚书梁廷栋、满桂充任，并各赐尚方剑，分驻西直门和安定门，以加强防御，协调各军。

此时的皇太极，仍率兵在长城之内游弋待机，并两次派使者与明朝廷议和。后金兵马，本是长期游牧的部落，很习惯这种且猎且行的生活。当皇太极得知反间计奏效、袁崇焕下狱后，欣喜若狂。他实在没想到崇祯帝会这么轻易地上了他的当，自毁长城。

欣喜之余，皇太极随即挥师攻下京师西南的良乡城，知县党还醇等战死。他的另一支兵马攻下了固安城，然后回兵卢沟桥。当时驻守卢沟桥的是副总兵申甫、监军金声。这位申甫，本是位僧人，平时好谈兵。时局危急后，崇祯帝下令破格选才。庶吉士金声就把这位申甫推荐给朝廷。崇祯帝立即召见申甫，并参观了申甫的战车，觉得申甫是难得的人才，便提拔他做了副总兵，给他钱粮招兵买马，修建战车。庶吉士金声也因推荐有功，被提拔为御史，做了申甫的监军。

申甫招的人马，都是些地痞无赖，根本没经过训练。而他的新式武器战车，能有多大用处，也只有天知道。就是这群乌合之众，竟被派去驻守京师外围的重地卢沟桥。结果是在后金兵马的锐利攻势之下，这支军队被全歼，申甫战死，他的战车当然也没什么用处。

占领卢沟桥后，后金军乘胜推进到京师的永定门（京师外城正南门）。满桂正率兵驻扎在外城之内，他自知兵力薄弱，敌不住后金兵锋，所以想依托城墙工事坚守。但崇祯帝严令满桂出城迎敌。无奈之下，满桂挥泪率五千兵马出城布阵。至十七日黎明，潮水一般的后金兵马向满桂发起猛攻，前后十余战。满桂身先士卒，骁勇无比，终因寡不敌众，节节败退。此役满桂战死，副将孙祖寿及参将周旗等三十余将阵亡，总兵官黑云龙、麻登云等被擒，最后投降。

到此时，原先在辽东前线最能打仗的四员大将，已被折腾得差不多了。袁崇焕被下了狱，赵率教、满桂战死，祖大寿被逼走，差点谋反。若要论起来，崇祯帝就是最大的罪魁祸首。

皇太极打败满桂以后，其手下纷纷要求攻打京师。皇太极却不急，他笑着说：

“城中痴儿，取之若反掌耳。但其疆圉（域）尚强，非旦夕可溃者，得之易，守之难，不若简兵练旅，以待天命可也。”

若是让崇祯帝听到这番话，真要当场昏过去。他自命不凡，以明君自居，没想到在皇太极眼中，仅是一位“痴儿”而已。

皇太极自知后金实力尚不足守住中原之大，于是再次致书崇祯帝，重申议和之意，然后解了京师之围。

崇祯帝此时仍根本不把皇太极放在眼里。在他看来，堂堂天朝，怎么能屈尊与这小小的建州藩属议和呢？因此他绝对不予考虑！他仍要求各路兵马剿灭皇太极。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根本不可能。没有一路兵马能挡得住后金的锋芒，更不用说能组织起进攻了。

皇太极从京师撤围后，先挥师攻良乡，击溃山西巡抚耿如杞的援兵，再到京师东南的房山，拜谒后金太祖陵，然后挥师向东趋通州，攻下通州以南的张家湾，再东渡运河，攻下香河、三河、玉田、永平、滦州，最后驻扎在三屯营。明朝官员将领几十人战死，而各路援兵却不敢前往救援。当时只有兵部侍郎刘之纶敢率兵去碰后金军队。

这位刘之纶，原本是翰林院的庶吉士。他看到官军节节败退，心里着急，便给皇帝上疏陈方略、出计谋，而且还借钱制造小炮、战车。崇祯帝认为他是个人才，便破格提拔他做兵部侍郎，协理京营戎政，给他一个空头官做做。刘之纶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到满桂战死后，刘之纶向皇帝请兵一万，出城迎战后金，崇祯帝哪里有这么多人给他。因此刘之纶的部队也是些乌合之众。当他带着部队赶到通州时，皇太极开始已过通州，连下香河、永平，势不可挡。这位书呆子率兵急赶遵化，在遵化城外八里的娘娘庙上扎营，为了牵制皇太极，他还联络总兵马世龙、吴自勉，要他们增援。

皇太极派出三万骑兵迎战。马世龙虽在不远的蓟州，但就是拥兵不救。刘之纶只好单独应战，先用自制的小炮轰敌，开始还有点效果。但时间一长，小炮因质量不过关，纷纷自爆，军队大乱。手下人一看大事不妙，请求撤退。刘之纶不肯，大声说道：

“吾受天子厚恩，誓捐躯以报。战不捷，死耳！敢言退者斩！”

此言一出，无人敢退。战斗自辰时打到酉时，异常激烈，刘之纶身先士卒，带领部下殊死力斗，弓箭射尽，则短兵相接，近身肉搏。打到后来，刘之纶自知必死，大呼：

“死！死！负天子恩！”

说完，便解下佩印，交付家人，嘱其交还朝廷。不久，他便中矢身亡，其部下也几乎是全军覆没，十分壮烈。

攻下遵化后，皇太极以遵化、永平、迁安、滦州为据点，分兵把守。当时朝廷的主力有两支：一支由孙承宗、祖大寿率领，在敌军之东，被敌军切断了与京师的联络；一支由马世龙率领，在敌军之西。两支军队之间根本无法联络。孙承宗只知京师危急，急募敢死队绕过敌占区，沿海边直趋京师，到了京师后，才知京城并没有战事。孙承宗分别派兵驻守开平营（在今唐山市西北）、收复建昌营（在迁安城西北），才算打通了与西路军的联络。

到了此年的三月初，在关内已转了近半年的皇太极开始撤退。从冷口（长城关口之一，当时属迁安县）出，长城进入蒙古境内回沈阳。他临撤之前，再次遗书明朝廷，表达了议和的意向，把事情做得有条有理。不久，他又派遣大贝勒阿敏、贝勒硕托率五千兵马前去换防，驻守永平、滦州、迁安、遵化。至五月初，孙承宗先后收复四城，把后金兵赶出长城，局势才稍稍平息。阿敏在撤退时，下令对永平、迁安进行了残酷的屠城，给明朝只留下了空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