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王由检绝对没有要做皇帝的准备，朝廷上下也没有人想到他竟然会做了皇帝。

在不太懂事时，信王曾不知深浅地问过他的皇兄天启帝，能否也做做天启帝做的那个“官”，皇兄当时也开玩笑地说这个“官”可以和他轮着做。不过这毕竟是戏言。据说信王也曾有过诸如梦见乌龙蟠绕殿柱、在宫中花园的两口井中同时打到两尾金光闪耀的金鱼之类的吉兆。但这些毕竟只是可信可不信的附会而已。懂事以后的信王，熟诵《皇明祖训》，对其中那些严禁诸王非分之想的训词，当然不会陌生。本朝为防止诸王乱政夺位，早已作了种种防范，真有点甚于防贼的味道。对这些，信王自然也懂。尽管皇兄天启帝一直没有子嗣，但皇兄才过二十，年纪轻轻，想来也不至于绝后，而要弟弟接位。因此，信王也一直是安于现状，没有什么非分之想。

不过，命运往往就是这样造化人，由不得你自己！天启帝的突然驾崩，竟然使信王由检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形下匆匆登上了皇帝宝座。

天启七年（1627）八月中旬，宫中突然传出天启帝病重的消息。

天启帝当时只有二十四虚岁，按理不应如此。据说在天启六年（一说是天启五年）八月，天启帝祭祀方泽，在回宫途中，曾去西苑**舟游耍，不幸落入水中。冷水浸袭，加上惊吓，从此落下病根。不过，一般人是不会知道这些事的，因为万岁爷的身体状况，尤其是生病之类的机密，只能是少数的圈内人知道。试想，被臣民口口声声颂作万寿无疆的万岁爷，突然得病，岂不尴尬？又有谁能保证天下臣民能不由此恐慌而致天下不安？甚至一小撮居心叵测的大逆不道之人乘机捣乱？因此生病之类的话是说不得的、传不得的。越是有病，越要把万寿无疆喊得更响。一来算是祝福，二来也是为了掩人耳目，做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事情。

不过，臣民们还是能从一些迹象中猜测到一二。魏忠贤的从子魏良卿不久前曾代天启帝享南郊、祭太庙这一反常举动，多少证实了这种猜测。果然，到了八月十八日，天启帝的病情恶化，看来是不行了。于是魏忠贤便与群臣商议，能否用“垂帘居摄”的办法应对。阁臣施凤来认为此举不妥，便说：

“居摄远不可考，且学他不得！”

意思很明白，就是此举行不通，而且群臣也一致要求信王入宫视疾。

据说魏忠贤也为此找过天启帝的皇后张氏商量对策。按魏忠贤的设想，是令宫妃中的某一位假称有孕，而将魏良卿之子领入宫中，接替皇位，由魏忠贤摄政，就像“新莽之于孺子婴”那样。此计关键是要有皇后张氏的通力合作。然而皇后张氏与客氏、魏忠贤宿有怨恨，而且张氏为人正直，在这种大是大非问题上绝不会含糊。因此当魏忠贤派来的人刚刚把话含蓄婉转地说完，张氏便严正拒绝，而且把话说得没有任何余地。她说：

“从命亦死，不从命亦死，等死耳。不从命而死，可以见列祖列宗在天之灵！”

话说到这种份儿上，魏忠贤也就不能再做下去了。

八月二十二日，信王由检被召入宫。

在此以前，信王只能待在信王府中，心里虽然着急，但面上之事则不敢轻举妄动。按理，皇兄病重，信王作为至亲，自然应早早入宫，尝药视膳，嘘寒问暖，方显兄弟亲情！但事实上，信王绝对不敢造次，除非有皇兄明确的旨意。因为这时的信王，已深知政事的复杂、人心的险恶。如信王入视，当然可以被说成是出于兄弟亲情，但如果有人反过来讲，说信王在皇兄尚未驾崩之时，就上蹿下跳，也未尝不可。这种做法，轻则可以说成是信王沉不住气，急于接班，重则可以说成是信王早有异心，妄窥大位，只不过是此时才显出本色。不过，此时已有皇兄天启帝明确要他进宫的御旨，情形就不一样了。

信王由检进宫见到皇兄后，自然是亲情尽露，同时也有点诚惶诚恐。此时的天启帝回光返照。他侧身靠在**，看着弟弟信王，眼光中包含着无限的哀怜、惜别之情。他对弟弟说：

“到我跟前来，你当为尧舜之君！”

此言一出，信王直吓得瞠目结舌，根本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信王才结结巴巴地说：

“臣死罪，死罪！陛下说这样的话，臣应万死！”

信王深知皇兄话中的含义，但又不敢确定真假，谁敢保证这些话不是皇兄乘病之机对信王的考验呢？不过，此时的天启帝自知将不久于世，倒是诚心诚意地说这番话的。他对信王再三劝慰，并明确告诉信王说：

“善视中宫。魏忠贤可任！”

信王听毕，更是万般恐惧。他转而与身边的魏忠贤搭话，诚恳地称赞魏忠贤，说他侍候皇兄，劳苦功高。魏忠贤当然是语气温和地谦虚一番。随后，信王立即出宫，像逃窜一般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就在信王入宫之前，天启帝还撑着病体，召见阁臣和五军府、六部、都察院等部院大臣，以及科道官员，已把身后由信王接位的意思告谕诸臣，并说：

“魏忠贤、王体乾皆恪守忠贞，可计大事。”

此言大有他们办事、朕即放心之意！魏忠贤的死党、内阁首辅黄立极立即回答：

“陛下任贤勿贰，诸臣无不仰体！”

话说得很明白，意思就是陛下您放心去吧，群臣会照办的。

至此，天启帝大概已放心了。就在召见信王后没多久，即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二日申时，天启帝在懋德殿驾崩了。

据说，魏忠贤至此仍未死心。他没有立即公布天启帝的死讯。但朝臣们已纷纷听到消息，在第二天天亮时都不约而同地赶到宫门，要求入宫行哭临之礼。守卫宫门的宦官却不准他们入内，说是要换丧服；百官回家换成丧服赶来，宦官却又说先帝尚未成服，百官仍不能进宫哭灵。如此来回折腾了三四回，气喘吁吁的百官在百般哀求之后，才得以进宫，行哭临之礼。

百官们进宫之后，只见魏忠贤、王体乾等少数几人守护着归天的天启帝。魏忠贤两眼红肿，侍立灵侧，不发一言。而王体乾则来回往复，忙着安排礼部官员准备治丧礼仪及器物用品。群臣礼毕退出后，突见内使十余人急出，传呼崔尚书（兵部尚书崔呈秀）。崔呈秀一人复进宫内，与魏忠贤密谈，具体内容无人知晓。有人推测，可能是魏忠贤与他重谈篡位自立之事。因为在此以前，魏忠贤曾召崔呈秀、田尔耕密谈过篡位之事，当时田尔耕诺诺连声，崔呈秀则是不肯表态，魏忠贤再三追问，崔呈秀才说：“恐外有义兵。”魏忠贤于是作罢。此次密谈，是否仍是旧话重提，而崔呈秀是否仍是力阻此举，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后来有关此时的材料，都是不利于魏忠贤的。魏忠贤既是十恶不赦之徒，给他多加几条罪状也无碍大事。人们更愿意相信，像魏忠贤这样的人，在此时肯定是有过篡位之举措的，久而久之便成了定论。不过细究起来，便不难发现，这种说法也并无多少确凿的证据来支持，不乏推测臆想的成分。好在魏忠贤已死，不会争辩，当然即使不死，也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几年前，魏忠贤在整东林党人时，也没给过东林党人争辩的机会，就干脆利落地将他们置于死地。当时朝廷上下也都认为没有什么不妥（至少没有几个人敢公开提出抗争），甚至称魏忠贤是英明果断，翦除奸党，可以与孔子诛少正卯相提并论。因此几年之后，当魏忠贤倒台，人们自然也就用相同的办法，来对付魏忠贤之流，而且更没有人会认为这不是顺应民心。说穿了，就是被打倒的一方没有发言权，奸臣迫害忠臣是如此，忠臣打击奸臣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似乎没有多少差别，手段也几乎完全相同。至于谁是忠臣、谁又是奸臣，时间一长当然会弄清楚，但在当时，似乎仍跳不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逻辑。

平心而论，魏忠贤当时确实没有走出篡位这一关键之步。如果一切是魏忠贤说了算，而魏忠贤又是如此奸恶，那么魏忠贤篡位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当然，魏忠贤没有这样做，并不是就可以说魏忠贤从来没有起过此心，也不是说魏忠贤也不一定就像原先说得那样坏，而是要强调，魏忠贤所以能作恶无忌，不仅仅是由于其自身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由于当时朝廷体制方面存在着不足，可供魏忠贤之流利用。魏忠贤尽管能把这种不足最大限度地为其所用，但他的所作所为，仍只是这种体制的产物，即在内依靠皇帝的信任，在外建立自己的亲信集团，打击异己，达到目的。他的做法，与六十年前权臣张居正的做法，本质上本无二致，只不过张居正是出于公心，而魏忠贤是循着私心。也正因为如此，一旦先前的条件不再存在时，魏忠贤便不能再继续作恶。崇祯帝即位后几个月，魏忠贤便乖乖地去了他该去的地方，而不是像当时不少人所设想的那样要如何如何。原因只有一个，魏忠贤只是依靠了皇权这一至高无上的权威。一旦失去，便无所作为。至于魏忠贤是否想过让自己成为这个权威，后人不得而知，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魏忠贤并没有敢走出这一步，原因大概也不是他胆子小，而是体制的制约。

既然魏忠贤不敢或不想自己取而代之，那么他就得让合法的继承人信王由检即位。

八月二十三日，魏忠贤宣布了皇后懿旨，将天启帝的死讯布告天下。内阁大学士施凤来、黄立极，英国公张惟贤等纷纷具笺往信王府劝进。原在信王府做过事的太监徐文元，则向魏忠贤自请去信王府迎接信王入宫。这时的信王，大概是悲喜忧惧齐上心头。皇兄英年早逝，作为兄弟至亲的信王，自然是悲痛；皇兄之死，竟把他推向了皇帝的宝座，心中自有欣喜之感；魏忠贤当时是势倾朝野，内宫外廷，都由他控制，能否顺利即位，信王也是心中无数，难免忧心；再想到魏忠贤的为人处世，信王又担心此番进宫，魏忠贤会乘机加害自己，则万般恐惧，一起涌来。此番心境，真是一般人难以体会的！

从信王当时的举措，不难看出他心中的恐惧。

他在入宫前，就预先准备好一些炒熟的米麦之类的干粮，带人宫中。进宫之后，他就在乾清官西向而坐，绝不轻易开口。宦官、朝臣们不时地在为一些琐事争吵，如天启帝的灵柩应放在哪里，皇后是否应该移宫等等，信王也只是在旁冷眼观看，不发表任何意见，一切任其自然。当时朝臣们的举止言行，尽入信王眼中，却没有人能捉摸透信王的心思。信王既不喝宫中一口水，也不吃宫中一粒米。到了晚上，信王独自在乾清官秉烛而坐，不敢合眼片刻。他见一太监持剑而过，便佯装好奇的样子，要留下剑来细看，随后就顺手把它放在身前的桌上，并答应日后付钱给那位小太监。当听到宫中巡逻之声，信王随即起身慰劳巡夜太监，连道辛苦，甚至还要左右侍从通知光禄寺赐与酒食，一时宫内欢声雷动。

这就是即位前的信王！

当时朝廷上下对信王的继位意见已经一致，遗诏也已公布。遗诏称：

“皇五弟信王朱由检聪明夙著，仁孝性成。爰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命诏伦序，即皇帝位。勉修令德，亲贤纳规，讲学勤政，宽恤民生，严修边备，勿过毁伤。内外文武诸臣，协心辅佐，恪守典则，保皇固本。”

八月二十三日，公、侯、伯、驸马、文武百官及军民耆老等呈劝进表文。

依例，劝进表文要先后进呈三次。前两次总是要被退回，直到第三次新皇帝才会“勉强”同意。饱览诗书的信王，对这套繁文缛节，自然熟知，绝不会出错。

第一次劝进表文呈上后，信王不受。他是这样回答的：

“览所进笺，具见卿等忧国至意，顾予哀痛方切，继统之事，岂忍遽闻，所请不允。”

话说得很明白，意思是你们的为国之心我很明白，但现在皇兄新逝，我悲痛还来不及，哪里还有什么心思来听你们谈那些继统接位的事。大臣们当然也知道这是信王按照常例做出的客套，于是便再次呈上劝进表文，内容依旧，不过是多了几句劝信王要以国为重、节哀即位之类的话。信王览后，便又答道：

“卿等为祖宗至意，言益谆切，披览之余，愈增哀痛，岂忍遂即大位！所请不允。”

这次话说得白了一点。信王尽管在“披览之余，愈增哀痛”，但已从“岂忍遽闻”改成了“岂忍遂即大位”，即从原先的听都不想听，到了现在的不想立即即位，事情已大有转机！群臣们便一鼓作气，三呈劝进表文，痛陈利害关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信王果然被感动了，于是他明确表示：

“卿等合词陈请，至再而三，已悉忠恳。天位至重，诚难久虚。遗命在躬，不敢固逊，勉以所请。”

一天之中，信王对继位的态度，从不想听到群臣提起，到终于同意立即登基，变化不可谓不大。大家都知道这是在演戏，却越演越真。这当然不能怪信王，也不能归咎于群臣，因为这是列祖列宗传下来的规矩，每位新天子即位时都要上演一番，尽管还从来没有一位新天子真把此事当真，而不做皇帝的。

本朝以礼仪立国，道德治世。假如道德礼仪真能化解功利，抑制私欲，理顺人心，则也不失为一种治国救世之道。否则，就必然要走向反面，成为功利的外衣，私欲的借口，甚至是人心动乱的根源。这种遮羞布式的假道德、假礼仪，讲还不如不讲！崇祯即位时的道德，大概就是属于后者。但可悲的是，人人都不敢不讲，包括贵为天子的崇祯帝！

既然信王已经勉为其难，同意即位，礼部便把早已准备好的礼仪程式呈进。

八月二十四日清早，朱由检身穿孝服，在大行皇帝灵前那放满祭品的几案前，亲自祭奠受命。接着，朱由检改穿衮冕，在皇极殿前设香案，备酒果，行告天礼。然后便前往奉先殿谒告祖宗，再在皇祖宣懿昭妃（刘昭妃）前行五拜三叩之礼，在皇后（即皇嫂张氏）前行四拜之礼，最后回到中极殿。另外，他还遣宁国公魏良卿、保定侯梁世勋分别祭告南郊、北郊，驸马侯拱辰祭告太庙，宁晋伯刘天锡祭告社稷。

据说信王在午时来到皇极殿行登基大礼时，突然天雷轰鸣，令在场朝见的群臣大惊失色，以为是不祥之兆。朱由检自然也不高兴。不过，即位仪式仍照常进行。君臣俗套之后，新天子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即位诏》，照本宣读。

《即位诏》自然还是那老一套：先颂列祖列宗、皇明基业；再赞大行皇帝，天启帝几乎被吹得就像是当今尧舜；尔后是叙述登基经过，公布新朝“崇祯”年号；最后，《即位诏》以新天子的口吻，说出了新朝的治国方针：

“朕以冲龄统承鸿业。祖功宗德，惟祗服于典章；吏治民艰，将求宜于变通。毗尔中外文武之贤，赞矛股肱耳目之用，光昭旧绪，愈茂新猷。”

不过，这个《即位诏》并不是崇祯帝的意思，而是内阁大学士们的杰作。此时的内阁，仍由魏忠贤的人控制，因此在诏书的字里行间，自然也充溢着这位旧朝权贵的旨意。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份诏书也是魏忠贤及其党羽给新朝新天子今后的大政方针所做出的一个基本规定，大有既定方针的味道。然而，胸怀中兴大志的新天子对此能甘心顺从吗？他还能像他的皇兄天启帝那样容忍魏忠贤之流继续权倾朝野、一手遮天吗？

从新天子不动声色的言行举止中，群臣们暂时还找不到答案。以魏忠贤为首的那些旧朝的既得利益者，此时仍心存一丝侥幸；而他们的对手，却已开始看到了朦胧的希望；更多的人则是在观望。

对这位新天子，天下臣民都在拭目以待！此时新天子本人的心中到底在盘算着什么呢？那只有他自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