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历经正德、嘉靖和隆庆三朝而至万历，近七十年的风风雨雨，已使它千疮百孔，根基不稳了。当时的明帝国，已到了非彻底整治不可的紧要关头。开国之君朱元璋留下来的那一套“祖宗之法”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现实需要。两百多年前朱元璋的统治政策，是依据帝国当时的实际情形制定的。这位从凤阳农村杀出来的半文盲皇帝，做梦也想不到两百多年后帝国的具体状况，这事实上也不能归咎于他。但不幸的是，他的治国之策仍必须被奉为金科玉律，在帝国推行。尽管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朝廷也做过些修修补补，但“祖宗之法”的大义宏旨，无法也无人敢去从根本上触动。这种制度与现实的严重脱节，导致了一系列问题，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危机，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这种局面，对于万历帝这个不满十岁的小皇帝来说，自然无能为力。幸好有首辅张居正能承担辅佐幼主的重任。他在两位实权人物万历生母慈圣太后和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的有力支持下，控制了局面，使帝国在万历初期一度呈现出中兴的势头。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是明代后期最有作为也是最有争议的权臣。他属于那种有出众才能并且能通过政治手腕去施展才能的杰出文官。他的从政经历，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嘉靖二十六年（1547）考中进士的张居正，熬到隆庆元年（1567）二月，终于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的身份入阁，并在同年的四月晋升为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入阁之初，张居正本是一般的大学士，但他很快就利用上层矛盾，踢开了绊脚石，爬到了最高的位置。

他首先支持另一位大学士高拱，赶走了资深的首辅徐阶，让高拱取而代之，自己则伺机而待。隆庆帝死后，张居正终于抓住机会，利用高拱一个言辞不当的失误，把高拱赶回了老家，自己登上了首辅的宝座。在这一过程中，太监冯保主持的司礼监起了关键作用。作为大学士的张居正，去结纳一个太监，即使在当时也算不上什么光彩的事，但张居正毫不犹豫地去做了。因为他深知冯保与万历帝、慈圣太后朝夕相处，在宫内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在这一点上，张居正要比其对手高拱精明得多。这也是张居正做事的一贯风格。

张居正的官职是内阁首辅。内阁是明代才开始设立的一种机构。明初丞相一职被废除后，皇帝直接控制中央各行政权力机构，承担了大量繁杂的行政事务。事实上，任何一个皇帝，无论他有多么英明能干、精力过人，大概都无法做到事必躬亲，而必须依靠一个秘书机构来做先期处理，分担压力。内阁的出现，正是迎合了这种需求。

既然是皇帝的秘书机构，那么，内阁的权力就很值得玩味。在某些时候，如皇帝年富力强精明能干时，内阁就可能仅仅是一个处理公文至多也只是提出初步意见的秘书班子。但假如皇帝不具备上述的条件时，内阁就很有可能变成实际上的权力机构，而领导内阁的首辅也就很有可能成为帝国的真正统治者了。

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位利用各种条件使自己拥有实权的首辅。在万历朝最初的十年中，张居正在慈圣太后、冯保的有力支持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治和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到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去世时，帝国的局面已有了明显的改观。如张居正经过数年的努力，给万历帝留下了一笔数目不小的财政积余，南北两京及一些省份，都有相当数量的存银。这相对于隆庆朝时的财政而言，简直可以说是奇迹。张居正的理财能力，确实令人叹服！也正是有了这笔积累，万历皇帝亲政后尚能支撑住局面，大明朝也尚能经得起一番折腾。

不过，张居正的做法，在当时就有不少人看不过去。现在看来，张居正之所以要这样做，除个人利益之外，也实在是有迫不得已的客观原因。

张居正交结冯保，并通过冯保影响慈圣太后和小皇帝的做法，就引起不少非议。其实，张居正此举也是传统做法。张居正的所作所为，必须借皇帝的名义进行，才具有合法性。但此时的皇帝，还仅是个孩子，事实上并不具备亲政的能力。因此，张居正自然要交结内廷，取得支持，而同时也希望通过严格的教育，来引导小皇帝能走正路。尽管小皇帝在臣民心目中拥有至高无上的至尊地位，但张居正深知小皇帝也是个孩子，只有严加督导才能成为明君。前任首辅高拱曾说当时的万历帝，是“十岁幼童何能尽理天下事？”真可谓是一语中的。虽然张居正就是用这句话扳倒了高拱，但他心底里也完全明白高拱道出的是实情。他后来对小皇帝的管教是如此之严，其“不敬”的程度远远要超过高拱的那句话，以致万历帝只要听说“张先生来了”，就打心眼里感到害怕。当然，张居正在死后也为他的做法付出了惨重代价。

张居正在任用亲信、打击异己、独揽大权方面的做法，也招致许多攻击。他在统治期间，大量安插自己的亲信，不仅在北京有一批得力干将，如吏部尚书张瀚、王国光，都御史陈玠等等，绝对听命于他，而且在地方行政以及军队等部门也安插亲信，执行旨意，控制地方。张居正要这样做，原因自然复杂，也不能排除私情方面的因素，但最根本的是帝国体制方面的原因。因为张居正虽位尊首辅，但实际上却不能对现行制度做出重大修改，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没有立法权。不仅如此，即使在具体行政事务上，他往往也只能先用私人渠道，把自己的意见通知下面的亲信，再由这些亲信用公文的形式上达，然后张居正才可以堂而皇之地正式表态，提出处理意见，并用皇帝的名义向下面推行。以张居正为中心的这套非正式的网络，其效率之高，是本朝的行政机构所难以相比的。

因此，从体制的角度来看，张居正所用的手法，在本质上与后来的魏忠贤并无二致。他在内依凭皇帝的信任和权威，在外则广植亲信，自成体系，以避开行政系统的低效率及其干扰。这也是明代权臣首选的政治手法。至于对朝廷的影响，则要看具体的操作者本人如何了。

这并不是要替张居正说什么辩护词。事实上，张居正也确实做了不少传统权臣难免要做的事。他的两个儿子竟先后考中了进士，入了翰林院，别人则自然要起疑心，怀疑张居正是否做了手脚。张居正在其父亲去世后，尽管再三要求“丁忧”回乡，但最后还是不得不遵照皇帝之旨，“夺情”留京，带孝理政。但在许多人看来，张居正是贪恋权位，不遵孝道。张居正回家省亲时，竟用了三十二人的大轿。尽管这是皇帝特许的，但不少人仍坚持认为，这种行为是有逾大臣身份的。更严重的是，张居正在家乡的财产急剧增长，而仅靠他每年数百两白银的俸禄，是绝无可能做到的，这样也就难免别人有进一步的联想了。到张居正一死，这些都成为他罪行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