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岁浙西大旱，漕事迫。嘉之崇德、湖之德清素顽梗，属年饥，益不办。大中丞奉旨谴责。令予专督崇德，而自督德清。予疏剔月余，遂与他邑相后先矣。
然则牧斋于辛巳三月廿四日过钓台经杭州，于四月朔日即在嘉兴遇见卧子。自三月廿四日至四月初一日，其间时日甚短，故知牧斋此次由黄山返家，行色匆匆，与前之往游新安，从容留滞者，绝不相同。盖牧斋因河东君之不愿同游，独自归松江，恐有变化，于是筹划经营不遗余力，终于经两月之时间，遂大功告成矣。卧子此时不知是否得知河东君过访半野堂之消息。但牧斋于此际遇见卧子，其心中感想若何，虽未能悉。然钱、陈皆一时能诗之人，卧子既有篇什，牧斋不容缺而不报。今《初学集》中此时之诗，独不见卧子踪迹者，当是牧斋不欲卧子之名著录于此际，转致有所不便耶？卧子此题二首之一有句云，“山川留谢傅”，殊不知河东君访半野堂初赠诗有“东山葱岭莫辞从”句。陈、柳两诗语意不谋而合，可笑也。
又检《陈忠裕全集·一八·湘真阁稿·赠钱牧斋少宗伯（五言排律）》云：
明主终收璧，宵人失要津。南冠荣衮绣，北郭偃松筠。艰险思良佐，孤危得大臣。东山云壑里，早晚下蒲轮。
此诗作成之时日未能确定。但既有“南冠”“北郭”一联，则至早不能在牧斋因张汉儒诬讦被逮至北京入狱经年，得释归里以前，即崇祯十一年冬季以前。据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二年己卯”条云：“季秋，禫除。”“十三年庚辰”条略云：“三月，北发。六月，就选人，得绍兴司李。七月，南还。八月，奉太安人携家渡钱塘。”则此诗有作于崇祯十二年或十三年之可能。更考《初学集·一七·移居诗集》崇祯十三年庚辰八月所作《永遇乐词·十六夜见月》云：“天公试手，浴堂金殿，瞥见清明时节。”句下自注云：“时中朝新有大奸距脱之信。”据《明史·一百一十·宰辅年表》“崇祯十三年六月薛国观致仕”，国观乃温体仁党，夙与东林为敌（参《明史·二五三·薛国观传》并详牧斋《永遇乐词》钱曾《注》）。牧斋所谓“大奸”，当指韩城而言。卧子诗“宵人失要津”，或即兼指温、薛辈。盖温、薛皆去，牧斋可以起用矣。又牧斋《永遇乐词》尚有《十七夜》一首云：“生公石上，周遭云树，遮掩一分残阙。”似牧斋此时亦游寓苏州。但《初学集·四三·保砚斋记》略云：
保砚斋者，戈子庄乐奉其先人文甫所藏唐式端研以诒其子棠而以名其斋也。戈子携其子过余山中，熏沐肃拜而请为之记。崇祯庚辰中秋记。
则崇祯十三年中秋日牧斋犹在常熟。是否十七日即至苏州，尚难确知。假定其实至苏州者，卧子赠诗自应同在吴苑矣。更检杜于皇（濬）《变雅堂诗集·一》载《奉赠钱牧斋先生（五古）》一首，不知何时所作。唯诗中有句云：
何期虎丘月，一沃龙门雨。
此首前一题《半塘》云：
虎丘连半塘，五里共风光。此时素秋节，远胜三春阳。西风扫不尽，满路桂花香。
故知茶村于中秋前后在虎丘遇见牧斋，或即是崇祯十三年秋季与卧子赋赠牧斋诗同时同地。盖杜氏与几社名士本具气类之雅（见《变雅堂集·五·送朱矞三之任松江序》及杜登春《社事本末》），殊有同时同地赋诗以赠党社魁首之可能也。俟考。总而言之，钱、陈两人交谊如此笃挚，当日牧斋应有诗书以答卧子厚意。后来刻《初学集》删去不录，亦与删去酬答卧子禾城赠诗同一事例，似因避去柳、陈关系之嫌所致。此点若非出自牧斋，则必由于瞿稼轩之主张。瞿氏于此未免拘泥《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之旨（见《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遂为师母讳耶？
复检杜登春《社事本末》略云：
是时乌程（指温体仁）去位，杨（嗣昌）、薛（国观）相继秉国钧。西铭（指张溥）中夜不安，唯恐朝端尚以党魁目之也。计非起复宜兴（指周延儒），终是孤立之局。乃与钱蒙叟（谦益）、项水心（煜）、徐勿斋（汧）、马素修（世奇）诸先生谋于虎丘石佛寺。遣干仆王成贻七札入选君吴来之先生昌时邸中。时吴手操朝柄，呼吸通帝座，而辇毂番子密布，内外线索难通，王成以七札熟读，一字一割，杂败絮中，至吴帐中，为蓑衣裱法，得达群要。此辛巳二月间事。于是宜兴以四月起（寅恪案：《明史·一百一十·宰辅年表》“崇祯十四年辛巳”栏载：“延儒二月召，九月入。”同书三百零八《奸臣传·周延儒传》云：“（崇祯）十四年二月诏起延儒。九月至京，复为首辅。”杜氏“四月”之语，误），而西铭即以四月暴病云殂。
寅恪案：牧斋与张、项、徐、马谋于虎丘石佛寺，杜氏虽未确言何时，以当日情势推之，或即在崇祯十三年中秋前后，亦即卧子茶村赋诗赠牧斋之时也。俟考。
至于钱、陈两人论诗之宗旨，虽非所欲详论，然亦可略引牧斋之言，以见一斑。
《有学集·四七·题徐季白卷后》略云：
余之评诗，与当世牴牾者，莫甚于二李及弇州。二李且置勿论，弇州则吾先世之契家也。余发覆额时，读前后《四部稿》皆能成诵，暗记其行墨。今所谓晚年定论者，皆举扬其《集》中追悔少作与其欲改正卮言，勿误后人之语，以戒当世之耳论目食、刻舟胶柱者。初非敢凿空杜馔，欺诬先哲也。云间之才子如卧子、舒章，余故爱其才情，美其声律，惟其渊源流别，各有从来，余亦尝面规之，而二子亦不以为耳瑱。采诗之役，未及甲申以后，岂有意刊落料拣哉？如云间之诗，自国初海叟诸公以迄陈、李，可谓极盛矣。
据此可知牧斋虽与卧子、舒章论诗宗旨不同，然亦能赏其才藻，不甚诃诋。卧子、舒章二人亦甚推重牧斋。观卧子此次在嘉兴赠牧斋之诗，及《陈忠裕全集·一八·湘真阁集·赠钱牧斋少宗伯（五言排律）》。
又卧子《安雅堂稿·一八·壬午冬上少宗伯牧斋先生书》并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年丁丑”条述牧斋、稼轩由苏被逮至京事。其略云：
予与钱（谦益）、瞿（式耜）素称知己。钱、瞿（被逮）至西郊，朝士未有与通者，予欲往见，仆夫曰：“较事者耳目多，请微服往。”予曰：“亲者无失其为亲，无伤也。”冠盖策马而去，周旋竟日乃还。其后狱益急，予颇为奔奏，闻于时贵。
等可为例证。至于舒章，则有一事关涉钱、柳，疑问殊多，颇堪玩味。舒章《蓼斋集·三五·与卧子书》第二通略云：
昔诸葛元逊述陆伯元语，以为方今人物凋尽，宜相辅车，共为珍惜。不欲使将进之徒，意不欢笑。弟反复此言，未尝不叹其至也。但以迩来君子之失，每不尚同，自托山薮，良非易事。故弟欲少加澄论，使不至于披猖。是以对某某而思公叔之义，见某某而怀仲举之节。谈议之间，微有感慨，非好为不全之意，见峰岠于同人也。某某才意本是通颖，而袅情嫫母，遂致纷纷。谤议之来，不在于虞山，而在于武水。弟欲大明其不然，而诸君亦无深求者，更无所用解嘲之语耳。春令之作，始于辕文。此是少年之事，而弟忽与之连类，犹之壮夫作优俳耳。
寅恪案：前第三章论春令问题中已略引及舒章此书。据《卧子年谱》推测舒章作此书时当在崇祯十年卧子将由京南旋之际。书中所谓“虞山”乃指牧斋，自不待言。“武水”疑指海盐姚叔祥（士粦）。可参《初学集·一七·移居诗集·姚叔祥过明发堂共论近代词人戏作绝句十六首》。
据舒章之语，则对于牧斋殊无恶意，可以推见。所可注意者，舒章所谓“才意通颖”之某某，究属谁指？其所“袅情”之“嫫母”又是何人？据李《书》此节下文即接以春令问题，似此两事实有关联，即与河东君有关也。前第三章引钱肇鳌《质直谈耳》谓河东君“在云间，则宋辕文、李存我、陈卧子三先生交最密”。钱氏之语必有根据，但关于李待问一节，材料甚为缺乏，或者此函中“才意通颖”之“某某”，即指“问郎”而言耶？以舒章作书之年月推之，谓所指乃存我在此时间与河东君之关系，似亦颇有可能。若所推测者不谬，则舒章以“嫫母”目河东君，未免唐突西子，而与牧斋《有美诗》“输面一金钱”之句，用西施之典故以誉河东君之美者，实相违反矣。一笑！
牧斋此次之游西湖及黄山，不独与河东君本有观梅湖上之约，疑亦与程松圆有类似预期之事。据前引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牍》第三十通云：
弟方耽游，蜡屐或至，阁梅梁雪，彦会可怀。不尔，则春怀伊迩，薄游在斯，当偕某翁便过通德，一景道风也。
考此札之作，当在崇祯十三年庚辰冬季。此时松圆亦同在牧斋家中。颇疑牧斋因松圆此际正心情痛苦，进退维谷，将离虞山归新安之时。特作此往游西湖及黄山之预约，以免独与新相知偕行，而不与耦耕旧侣同游之嫌，所以聊慰平生老友之微意，未必迟至崇祯十四年辛巳春间，始遣人持书远至新安作此预约也。但检《初学集·四六·游黄山记序》略云：
辛巳春，余与程孟阳订黄山之游，约以梅花时相寻于武林之西溪。逾月而不至。余遂有事于白岳，黄山之兴少阑矣。壬午孟陬，虞山老民钱谦益序。
及《有学集·一八·耦耕堂诗序》略云：
崇祯癸未十二月，吾友孟阳卒于新安之长翰山。又十二年，岁在甲午，余所辑《列朝诗集》始出。（初）辛巳春，约游黄山，首途差池，归舟值孟阳于桐江。篝灯夜谈，质明分手，遂泫然为长别矣。
《黄山记序》作于崇祯十五年正月，《耦耕堂序》作年虽不详，亦在孟阳既卒十二年以后，皆牧斋事后追忆之笔。两《序》文意，若作预约孟阳于辛巳春为黄山之游，而非于辛巳春始作此约，则与当日事理相合。然绎两《序文》之辞语，似于辛巳春始作此约者，恐是牧斋事后追忆，因致笔误耳。或者牧斋当崇祯十三四年冬春之间，新知初遇、旧友将离、情感冲突、心理失常之际，作《游黄山记》时，正值河东君患病甚剧。作《耦耕堂诗序》时，抚今追昔，不胜感慨。此等时间，精神恍惚，记忆差错，遂有如是之记载耶？至若《游黄山记》之一云：“二月初五日发商山，初七日抵汤院。”证以《初学集·一九·东山诗集·二》下注“起辛巳三月，尽一月”之语，则此记“二月”之“二”字，乃是“三”字之讹，固不待辨也。
复次，孟阳与牧斋之关系，其详可于两人之《集》中见之，兹不备论。但其同时人如前第三章引朱鹤龄《愚庵小集·与吴梅村书》，载宋辕文深鄙松圆，称为牧斋之“书佣”。后来文士如朱竹垞论松圆诗，亦深致不满。兹略录朱氏之言，以见三百年来评论松圆诗者之一例。
《明诗综·六五》所选程嘉燧诗，附《诗话》云：
孟阳格调卑卑，才庸气弱。近体多于古风，七律多于五律。如此伎俩，令三家村夫子诵百翻《兔园册》，即优为之，奚必读书破万卷乎？牧斋尚书深惩何李、王李流派，乃于明三百年中特尊之为诗老。六朝人语云：“欲持荷作柱，荷弱不胜梁。欲持荷作镜，荷暗本无光。”得无类是与？姑就其《集》中稍成章者，录得八首。
夫松圆之诗固非高品，自不待言，但其别裁明代之伪体，实为有功。古今文学领域至广，创作家与批评家各有所长，不必合一。松圆可视为文学批评家，不必为文学创作者。竹垞所言，固非平情通识之论也。
松圆与牧斋两人平生论诗之旨极相契合一点，兹姑不论。唯就崇祯十三四年冬春之间，两人之交谊言之，则殊觉可笑可怜。松圆本欲徇例往牧斋家度岁，忽遇见河东君亦在虞山，遂狼狈归里。牧斋又约其于西湖赏梅。松圆因恐河东君亦随往，故意负约不至杭州。俟牧斋独游新安，访孟阳于长翰山居，孟阳又复避去，盖未知河东君是否同来之故。及牧斋留题于山居别去之后，松圆返家，始悉河东君未随来游，于是追及牧斋于桐江，留此最后之一别。噫！年逾七十垂死之老翁，跋涉奔驰，藏头露尾，有如幼稚之儿童为捉迷藏之戏者，岂不可笑可怜哉？牧斋固深知孟阳之苦趣，于孟阳卒后，其诗文中涉及孟阳者，则往往追惜于桐江之死别，情感溢于言表。由今观之，牧斋内心之痛苦，抑又可推见矣。
牧斋此次，即崇祯十四年二月之大部分时间，滞留杭州。其踪迹皆于《初学集·一八·东山诗集·一》寓杭州诸诗中推寻得之。检此集此卷所载诸诗，自《有美诗》后至《余杭道中望天目山》，只就牧斋本人所作，而河东君和章不计外，共得九题。取《东山酬和集·二》所载牧斋之诗参较，则《初学集》所载多《东山酬和集》五题。盖此五题之所咏，皆与河东君无关故也。但此五题虽与河东君无关，然皆牧斋崇祯十四年二月留滞杭州所作。在此时间，牧斋既因河东君之未肯同来，程松圆复不愿践约，失望之余，无可奈何之际，只得聊与当时当地诸人，作不甚快心满意之酬酢。实与此时此地所赋有关河东君诸诗出于真挚情感者，区以别矣。此类酬应之作，原与本文主旨无涉，自可不论。唯其中亦略有间接关系，故仅就其题中之地或人稍述之，以备读者作比较推寻之数据云尔。
《初学集·一八·东山诗集·一·栖水访卓去病》云：
（诗略。）
寅恪案：《有学集·三二·卓去病先生墓志铭》略云：
去病姓卓氏，名尔康。杭之塘西里人。
又光绪修《唐栖志·二·山水门》“官塘运河”条云：
下塘在县之东北，泄上塘之水，受钱湖之流，历五林、唐栖，会于崇德，北达漕河，故曰“新开运河。”
据此知牧斋于崇祯十四年正月晦日，即廿九日，在鸳湖舟中赋《有美诗》后，当不易原来与河东君同乘之舟，直达杭州。初次所访之友人，即“杭之塘西里人”卓去病。后此九年，即顺治七年，牧斋访马进宝于婺州，途经杭州，东归常熟，《有学集·三·庚寅夏五集·西湖杂感序》云：“是月晦日记于塘栖道中。”亦由此水道者。盖吴越往来所必经也。
《夜集胡休复庶尝故第》云：
惟余寡妇持门户，更倩穷交作主宾。
寅恪案：此两句下，牧斋自注云：“休复无子，去病代为主人。”又《初学集·八一》载《为卓去病募饭疏》一文，列于《书西溪济舟长老册子》及《追荐亡友绥安谢耳伯疏》后。故知此三文当为崇祯十四年二月留滞杭州同时所作也。休复名允嘉，仁和人。事迹见光绪修《杭州府志·一四四·文苑传·一》。
《西溪郑庵为济舟长老题壁》云：
频炷香灯频扫地，不拈佛法不谈诗。落梅风里经声远，修竹阴中梵响迟。
寅恪案：《初学集·八一·书西溪济舟长老册子》略云：
献岁拏舟游武林，泊蒋村，策杖看梅，遍历西溪法华，憩郑家庵。济舟长老具汤饼相劳。观其举止朴拙，语言笃挚，宛然云栖老人家风也。口占一诗赠之，有“频炷香灯频扫地，不拈佛法不谈诗”之句，不独倾倒于师，实为眼底禅和子痛下一钳锤耳。师以此地为云栖下院，经营数载，未溃于成，乞余一言为唱导。辛巳仲春聚沙居士书于蒋村之舟次。
光绪修《杭州府志·三五·寺观·二》“古法华寺”条云：
在西溪之东，法华山下。明隆万间，云栖袾宏以云间郑昭服所舍园宅为常住，址在龙归径北，约八亩有奇。初号“云栖别室”，俗名“郑庵”。崇祯（六年）癸酉秋，郡守庞承宠给额称“古法华寺”。
此条下附吴应宾（吴氏事迹见《明诗综·五五》及《明诗纪事·庚·一五》等）《古法华寺记》云：
古杭法华山有云栖别院者，乃云间青莲居士郑昭服所施建也。居士归依莲大师，法名广瞻，雅发大愿，将昔所置楼房宅舍山场园林若干，施与弥天之释，为布地之金。大师命僧济舟等居焉。青莲弃世，其子文学食贫，而此永为法华道场。众请郡守庞公承宠捐金给额，改为古法华寺，济舟乞余言以纪其事。
前论牧斋崇祯庚辰冬至日示孙爱诗，已引此《书济舟册子》之文上一节，痛斥嘉禾门人所寄乞叙之某禅师开堂语录，兹不重录。济舟虽为能守“云栖老人家风”之弟子，且能求当世文人为之赋诗作记，似亦一风雅道人，但据牧斋此文下一节所描绘，则殊非具有学识、贯通梵典之高僧。今忽为之赋诗，并作文唱导募化，未免前后自相冲突，遂故为抑扬之辞，借资掩饰，用心亦良苦矣。噫！牧斋当此时此地，河东君未同来，程松圆不践约，孤游无俚，难以消遣之中，不得已而与此老迈专事念佛之僧徒往来酬酢。其羁旅寂寞之情况，今日犹能想见。所咏之诗，亦不过借以解嘲之语言，其非此卷诸诗中之上品，无足怪也。
《西溪湖水看梅赠吴仁和》云：
（诗略。）
寅恪案：吴仁和者，当时仁和县知县吴坦公培昌也。光绪修《杭州府志·一百零二·职官·四》“仁和县知县”云：
吴培昌，华亭人，进士。（崇祯）十一年任。胡士瑾，贵池人，进士。（崇祯）十五年任。
又，《陈忠裕全集·一六·湘真阁集·寄仁和令吴坦公（七律）》题下附考证可互参。卧子《寄坦公》诗，有句云：
常严剑佩迎朝贵，更饬厨传给隐沦。
可谓适切坦公当日忙于送往迎来之情况。若牧斋者，以达官而兼名士，正处于朝贵隐沦之间，宜乎有剑佩之迎、厨传之给也。
《横山题江道暗蝶庵》云：
疏丘架壑置柴关，冢笔巢书断往还。尽揽烟峦归几上，不教云物到人间。
萧疏屋宇松头石，峭茜风期竹外山。莫殢蝶庵成蝶梦，似君龙卧未应闲。
寅恪案：江道暗本末未详，俟更考。但检马元调《横山游记》（下引各节可参光绪修《杭州府志·三十·古迹·二》“横山草堂”条及所附江元祚《横山草堂记》）卷首崇祯十年夏五月《自序》略云：
武林余所旧游，未闻有横山焉者。今年春偶来湖上，一日梦文陆子历叙此中读书谈道之士，为余所未见者六七人。余因请六七人室庐安在？梦文谓诸子近耳，独江道暗邦玉在黄山深处。然言黄山，不言横山。（寅恪案：江元祚文云：“黄山旧名‘横山’，土音呼‘横’为‘黄’，遂相传为‘黄山’”等语，可供参证。）
同书“楼西小瀑”条云：
返乎竹浪（居），而道暗适自城中归蝶庵。亟来晤，相见恨晚。抗言往昔，谈谐间发，极尔清欢，夜分乃歇。
同书“白龙潭”条云：
（四月）廿八日早起即问白龙潭，邦玉谓草深竹密，宜俟露晞。乃先走蝶庵，访道暗。蝶庵者，道暗藏修精舍，径在绿香亭外。沿溪得小山口，绿阴沉沉，编荆即是。秀竹千竿，掩映山阁。历磴连呼，衡门始豁。升堂坐定，寂如夜中，仰看屋梁，大字凡四，“读书谈道”。心胸若披，乐哉斯人，饮水当饱。
同书卷末载崇祯十年丁丑小寒日勾甬万泰《跋》略云：
自邦玉氏诛茅结庐，一时名流多乐与之游，而人始知有横山。会同人江子道暗挈妻子读书其中，因得偕陆子文虎（彪）策杖从之。
可知江道暗为杭州名士无疑，而马氏游记关于蝶庵之叙述，尤可与钱诗相印证也。至马、万二氏所言之邦玉，或即作《横山草堂记》之江元祚。但牧斋此次游横山之诗什，不及邦玉之名与其园林之胜，殊不可解。今亦未悉其本末，并与道暗之关系，当再详检。
光绪修《杭州府志·三三·名胜门》“西溪探梅”条云：
由松木场入古**溪，溪流浅狭，不容巨舟。自古**而西至于留下，并称“西溪”。曲水周环，群山四绕。名园古刹，前后踵接，又多芦汀沙溆，重重隔断，略彴通行，有舆马不能至者。其地宜稻宜蔬宜竹，而独盛于梅花。盖居民以为业，种梅处不事杂植，且勤加修护，本极大而有致。又多临水，早春时沿溪泛舟而入，弥漫如香雪海。
沈德潜等辑《西湖志纂·一三·西溪胜迹门》云：
西溪溪流深曲，受余杭南湖之浸，横山环之，凡三十六里。
牧斋留滞杭州时间几达一月之久，其踪迹似未越出西溪横山之区域。号为赏花，实则怀人。于无可奈何之际，当亦寻访名胜，愁对隐沦。凡此诸人诸地，并不能惊破其罗浮酣梦也。
钱氏此次之游杭州，共得诗九首。直接及间接有关于梅花者，凡六首。其中二首，一为当地寺僧，一为当地官吏而作，可不计外，余四首实皆为河东君而赋也。观梅之举，本约河东君同行，河东君既不偕游，于是牧斋独对梅花，远怀美人，即景生情，故此四首咏梅之作，悉是河东君之写真矣。
《东山酬和集·二》牧翁《西溪永兴寺看绿萼梅有怀》（寅恪案：《初学集·一八》此题下多“梅二株蟉虬可爱，是冯祭酒手植”十三字）云：
略彴缘溪一径斜，寒梅偏占老僧家。共怜祭酒风流在，未惜看花道路赊。绕树繁英团小阁，回舟玉雪漾晴沙。道人未醒罗浮梦，正忆新妆萼绿华。
河东《次韵永兴看梅见怀之作》云：
乡愁春思两欹斜，那得看梅不忆家。折赠可怜疏影好，低回应惜薄寒赊。穿帘小朵亭亭雪，漾月流光细细沙。欲向此中为阁道，与君坐卧领芳华。
寅恪案：《西湖志纂·一三·西溪胜迹门》“永兴寺”条引《西湖梵隐志》（参光绪修《杭州府志·三五·寺观·二》“永兴寺”条）云：
明万历初冯梦桢太史延僧真麟新之。手植绿萼梅二本，题其堂曰“二雪”。
然则杭州之梅花，以西溪永兴寺冯具区所植之绿萼梅为最有名。牧斋此次游杭州看梅，历时颇久，而多在西溪者，即由于此。何况汪然明别墅亦在此间。赏今日梅花之盛放，忆昔时美人之旧游，对景生情，更足增其诗兴也。夫古来赋咏梅花之篇什甚多，其以梅花比美人者，亦复不少。牧斋博学能诗，凡所吟咏，用事皆适切不泛，辞意往往双关。读者若不察及此端，则于欣赏其诗幽美之处，尚有所不足也。上录七律所用故实，初视之亦颇平常，不过《龙城录》赵师雄罗浮梦事并苏子瞻和杨公济《梅花诗》（见《东坡集·一八·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及《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及高季迪《梅花诗》（见高启《青丘集·一五·梅花（七律）九首》之一）等出处耳。但细绎之，则《龙城录》中云：
赵师雄于松林间，见一女人，淡妆素服。（寅恪案：今所见《龙城录》，诸本皆作“女人”，惟佩文斋增补阴氏《韵府群玉·十灰韵》，“梅”下引《龙城录》“女人”作“美人”。疑阴氏所见本作“美人”也。）
及高诗“月明林下美人来”之句，皆以昔时“美人”两字之古典，确指今日河东君之专名。其精当不移有如此者。又前论牧斋《冬日同如是泛舟》诗“莫为朱颜叹白头”句，引顾公燮《消夏闲记》等书，足征河东君皮肤之白。永兴寺冯开之所植之双梅，乃绿萼梅，故署其堂曰“二雪”。凡梅之白花者，其萼色绿。范成大《范村梅谱》“绿萼梅”条（见涵芬楼本《说郛·七十》并参博古斋影印《百川学海》本）云：
绿萼梅，凡梅花跗蒂皆绛紫色，惟此纯绿。枝梗亦青，特为清高。好事者比之九疑仙人萼绿华。京师艮岳有萼绿华堂，其下专植此本。人间亦不多有，为时所贵重。
故牧斋取此眼前相对之白梅，以比远隔他乡美人之颜色，已甚适切。复借永兴寺之绿萼梅，以譬《真诰》中神女之萼绿华（见《真诰·一·运象篇·第一》萼绿华诗），即河东君，尤为词旨关联，今古贯通。牧斋此诗“道人未醒罗浮梦，正忆新妆萼绿华”两句，可谓言语妙绝天下矣。抑更有可论者，“新妆”二字亦有深意，李太白诗（见《全唐诗·第三函·李白·四·清平调词三首》之二）云：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据顾云美《河东君传》云：
君为人短小，结束俏丽。
则河东君可比赵飞燕，而与肥硕之杨玉环迥异。寅恪初读牧斋此诗，未解“新妆”二字之用意，一夕默诵太白诗，始恍然大悟，故标出之，以告读者。
河东君和作《初学集》不载。或是以所作未能竞胜牧斋原诗之故。其诗结语云“欲向此中为阁道，与君坐卧领芳华”，当出王摩诘诗“阁道回看上苑花”之句（见《全唐诗·第二函·王维·四·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七律）》）。盖牧斋原作与右丞之作同韵，岂河东君因和牧斋之故，忆及王诗，遂有“阁道”之语耶？
《东山酬和集·二》牧翁《二月九日再过永兴看梅梅花烂发仿佛有怀适仲芳以画册索题遂作短歌书于纸尾》（寅恪案：《初学集·一八·东山诗集·一》“仲芳”上有“吾家”二字）云：
西溪梅花千万树，低亚凝香塞行路。永兴两树最绰约，素艳孤荣自相顾。飘黄拂绿傍香楼，春寒日暮含清愁。依然翠袖修林里，遥忆美人溪水头。徙倚沉吟正愁绝，见君画册思飘瞥。开怀落落生云山，触眼纷纷缀香雪。羡君画高神亦闲，趣在苍茫近远间。仲圭残墨泼武水，子久粉本留虞山。我将梅花比君画，月地云阶吐光怪。乞君挥洒墨汁余，向我萧闲草堂挂。草堂深柳净无尘，淡墨疏窗会赏真。还将玉雪横斜意，举似凌风却月人。
寅恪案：仲芳者，钱棻之字。光绪修《嘉善县志·二二》（参光绪修《嘉兴府志·五五·钱棻传》）略云：
钱棻，字仲芳。崇祯十五年经魁。构园曰“萧林”，种梅百本。晚岁键户谢客，著书大涤山，赋诗作画。年七十八卒。
牧斋此诗以花比人，辞语精妙，自不待言。而“遥忆美人溪水头”，乃一篇之主旨也。至其结语云：“乞君挥洒墨汁余，向我萧闲草堂挂。草堂深柳净无尘，淡墨疏窗会赏真。还将玉雪横斜意，举似凌风却月人。”其欲贮河东君于金屋之意，情见乎辞矣。牧斋此诗后未载河东君和章，盖河东君此时已不作长句古诗。其所以如此之故，今未敢妄测。然必不可以朱竹垞之论程松圆者论河东君，则可断言也。（见《明诗综·六五》“程嘉燧”条。）
更有可论者，光绪修《常昭合志稿·四四·艺文·闺秀遗箸》云：
《河东君诗文集》十二卷。《梅花集句》三卷。柳隐，钱受之副室。
《河东君文集》十二卷未见，不知内容如何。但据从胡文楷君处抄得之三卷本《梅花集句》题云：
我闻室《梅花集句》，河东柳是如是氏集。
今检《列朝诗集·闰·五·集句诗类》载《童琥小传》云：
琥，字廷瑞，兰溪人。有《草窗梅花集句》三卷，凡三百有十首。
牧斋选廷瑞《梅花集句诗》共六首。取三卷之钞本校之，则牧斋所选者，悉在其中，惟有数字不同耳。由此言之，可证所谓河东君集本，实廷瑞所集。至何以误为出自河东君，则殊难考知。但检《初学集·一三·试拈诗集》有《戏书梅花集句诗（七绝）》一首。题下自注云：
本朝沈行、童琥集，各三百余首。
牧斋此诗作于崇祯十一年，可证牧斋在河东君未访半野堂前，家中早已藏有廷瑞《集句》。河东君既归牧斋之后，曾手抄其本，或题署书名，或加钤图记。后人不察，遂误认为河东君所集耶？方志纪载错误，因恐辗转传讹，特附订正之于此。
《东山酬和集·二》牧翁《横山汪氏书楼》云：
（诗见前论《河东君尺牍》第一通所引。今不重录。）
寅恪案：前论《河东君尺牍》第一通，谓河东君于崇祯十二年游杭时，曾借居汪氏别墅，即此诗之“横山汪氏书楼”也。牧斋此次游杭州，本约河东君同行，疑其且欲同寓汪氏别墅。不意河东君未能同游，故牧斋于此深有感触。其用“琴台”之典，以司马相如自比，并以卓文君比河东君，实取《杜工部集·一一·琴台（五律）》所云：
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归凤求皇意，寥寥不复闻。
之意。又以“云”为河东君之名，并用子美诗“片云何意傍琴台”之句（见《杜工部集·一一·野老（七律）》）。糅合江文通杂体诗《休上人》诗“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辞意（见《文选·三一》），构成此诗七、八两句，甚为精巧。钱遵王止注“碧云”之出处，殊不赅备。盖未能了解牧斋之思之微妙。牧斋前于崇祯十三年冬《答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初赠诗》有“文君放诞想流风”之句，亦即赋此诗时之意也。《东山酬和集·二》牧翁《二月十二春分日横山晚归作》（寅恪案：郑氏《近世中西史日表》，崇祯十四年辛巳二月十日春分，与牧斋诗题不合）云：
杏园村店酒旗新，度竹穿林踏好春。南浦舟中曾计日，西溪楼下又经旬。残梅糁雪飘香粉，新柳含风漾曲尘。最是花朝并春半，与君遥夜共芳辰。
河东《次韵》云：
年光诗思竞鲜新，忽漫韶华逗晚春。止为花开停十日，已怜腰缓足三旬。枝枝媚柳含香粉，面面夭桃拂软尘。回首东皇飞辔促，安歌吾欲撰良辰。
寅恪案：此题除前于《河东君尺牍》第一通所论者外，尚有可言者，即钱诗“南浦舟中曾记日，西溪楼下又经旬”与柳诗“止为花开停十日，已怜腰缓足三旬”两联互相印证是也。牧斋送河东君由虞山返茸城，于崇祯十四年元夕抵虎丘。河东君又送牧斋自苏州至鸳湖，然后别去，独返松江。计其由虞山出发之时，至是年花朝，盖已一月矣。受之此次游杭州，赏梅花，当即寄寓汪然明横山别墅。自抵杭州至赋此诗时，已阅旬日。江文通《别赋》云：“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见《文选·一六》并此句李善《注》引《楚辞·九歌》“河伯曰：‘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寅恪案：王逸《楚辞注》云，“子谓河伯也。言屈原与河伯别。子宜东行，还于九河之居，我亦欲归也。”又《文选·别赋（五臣注）》张铣曰：“送君，送夫也。南浦，送别之处。”皆可与钱、柳诗互证通用。）故钱诗此联上句，即柳诗此联下句。又“腰缓”之句，自是出《文选·二九·古诗十九首》之一“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并可参李善《注》引《古乐府歌》曰：“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不过古诗乃女思男之辞，河东君借用其语句以指牧斋，非古诗作者本旨也。若就宋人诗余言之，牧斋当如柳耆卿之“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见《乐章集·蝶恋花》），而河东君当如史邦卿之“讳道相思，偷理绡裙，自惊腰衩”（见《梅溪词·三姝媚》）始为合理。否则，牧斋岂不成为单相思？一笑！其后来刻《初学集》，删去河东君和作，殆由柳诗微有语病之故耶？至柳诗七、八两句，出《楚辞·九歌·东皇太一》“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及“疏缓节兮安歌”，自是人所习知，不待多论。
又《初学集·六·游黄山记序》云：
辛巳春，余与孟阳订黄山之游，约以梅花时，相寻于武林之西溪。逾月不至，余遂有事于白岳，黄山之兴少阑矣。徐维翰书来劝驾，读之两腋欲举，遂挟吴去尘以行。吴长孺为戒车马、庀糗脯，子含、去非群从，相向怂恿，而皆不能从也。
寅恪案：牧斋此次本拟偕河东君同行，又期程松圆于杭州，与美人、诗老共作湖山之游，洵可称赏心乐事。岂意河东君中途返回松江，而松圆又迟行后期，于是不得已挟吴去尘为伴，以游黄山。去尘者，《列朝诗集·丁·一五·吴布衣拭小传》（参《明诗综·七一·吴拭小传》及光绪修《常昭合志稿·四十·游寓·吴拭传》。又《春星堂集·一·不系园集》亦载吴氏诗）略云：
拭，字去尘，居新安之上山。宗族多富人，去尘独好读书鼓琴，游名山水。仿易水法制墨，遇通人文士，倒囊相赠，富家翁厚价购之，辄大笑曰：“勿以孔方兄辱吾客卿也。”（寅恪检徐康《前尘梦影录·上》“虞山钱牧斋有蒙叟墨”条载牧斋门生歙人吴闻礼、闻诗兄弟，为牧斋制“为天下式”及“秋水阁”墨事。可供参考。）坐此益大困。耳聋头眩，为悍妇所逐，落魄游吴门。遇乱，死虞山舟中。毛子晋为收葬之。
然则牧斋此行虽无罗浮之新艳，犹有隃糜之古香。陶诗云，“慰情聊胜无”，牧斋于此亦可怜矣。牧斋所选去尘诗，不及竹垞所选者之佳。吴氏既能诗，又生长黄山，此次伴牧斋同游，当有篇什，何以牧斋游黄山诸诗，既不附录吴作，诗题中亦未道及其名字，颇觉可怪。岂此时牧斋心中，专注河东君一人，其余皆不顾及，亦如其《书西溪济舟长老册子》所言者耶？（见《初学集·八一》。）竹垞所选去尘诗中有《无题和斗生二首》，诗颇佳，其中所言，未敢妄测，但两首起句皆有“云”字，颇可玩味，特附录之，以俟好事者之参究。诗云：
海外云生碧浪阴，赪鳞苍雁总浮沉。寥寥天汉双星小，寂寂黎花一院深。贞玉有光还易见，明珠无定杳难寻。轻鸾欲绣愁无力，除是灵芸七孔针。
巫山远在暮云中，愁隔春灯一点红。莫道金刀难剪水，须知纨扇也惊风。化为蝴蝶飞才并，除是鸳鸯睡不同。最是游丝无赖甚，又牵春去过墙东。
《东山酬和集·二》牧翁《陌上花乐府东坡记吴越王妃事也临安道中感而和之和其词而反其意以有寄焉》云：
陌上花开正掩扉，茸城草绿雉媒肥。狂夫不合堂堂去，小妇翻歌缓缓归。
陌上花开燕子飞，柳条初扑曲尘衣。请看石镜明明在，忍撇妆台缓缓归。
陌上花开音信稀，暗将红泪裹春衣。花开容易纷纷落，春暖休教缓缓归。
河东《奉和陌上花三首》云：
陌上花开照板扉，鸳湖水涨绿波肥。班骓雪后迟迟去，油壁风前缓缓归。
陌上花开一片飞，还留片片点郎衣。云山好处亭亭去，风月佳时缓缓归。
陌上花开花信稀，楝花风暖飏罗衣。残花和梦垂垂谢，弱柳如人缓缓归。
寅恪案：前论牧斋所作《吴巽之持孟阳画扇索题》诗节，曾引《耦耕堂存稿文·下·题归舟漫兴册》云：
庚辰腊月望，海虞半野堂订游黄山。正月（十）六日，牧翁已泊舟半塘矣。又停舟西溪，相迟半月，乃先发。余三月一日始入舟，望日至湖上，将陆行从，而忽传归耗，遂溯江逆之，犹冀一遇也。
牧斋之由杭州出发，往游黄山，虽难确定为何日，但综合孟阳“又停舟西溪，相迟半月”之语及牧斋《二月十二春分日横山晚归作（七律）》后，即接以《和东坡陌上花》之题两点推之，则知牧斋由杭州启程，必在二月下半月。其余杭道中《和陌上花》诗，亦当在此时所作也。孟阳于崇祯十四年庚辰十二月望日定游黄山之约后，匆匆归新安。据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牍》第三十通“阁梅梁雪”之语，知牧斋之游杭州，实欲乘游黄山之便，中途在杭州看梅。此事松圆别虞山时必已早悉，何以迟至三月一日梅花谢后，始入舟往杭。然则松圆迟迟其行，扑空赴约，如捉迷藏，其故意避免与河东君相见，绝无疑义。意者，孟阳于二月半后始探知河东君仅送牧斋至鸳湖，即返松江，遂敢于三月一日入舟至杭州会晤牧斋，其后期之原因，实在于此，殊可笑矣。又牧斋此诗序中所谓“和其词而反其意”者，《东坡集·五·陌上花三首序》云：
父老云，吴越王妃每岁春必归临安。王以书遗妃曰：“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盖吴越王妃每岁必归其临安之家，故王有“陌上花开，可缓缓归”之语。今牧斋以守其家法之故，正值花开之时，令河东君归其茸城之家，然深致悔恨，遂有“狂夫不合堂堂去，小妇翻歌缓缓归”“请看石镜明明在，忍撇妆台缓缓归”及“花开容易纷纷落，春暖休教缓缓归”等句，借以寄其欲河东君来与同游之思，即所谓“用其词，而反其意”者。河东君和诗“陌上花开一片飞，还留片片点郎衣”即其《鸳湖舟中送牧翁之新安》诗所谓“只怜不得因风去，飘拂征衫比落梅”之意也。后来河东君于顺治七年庚寅和牧斋《人日示内》诗（见《有学集·二·秋槐支集》），其第二首结语云：
香灯绣阁春常好，不唱卿家缓缓吟。
犹涉及牧斋临安道中此诗。当庚寅人日河东君赋诗之时，牧斋既得免于黄毓祺案之牵累，所生女婴复在身侧，颇有承平家庭乐趣，所以举出“陌上花”之典，借慰牧斋，且用王安丰妇之语，以“卿家”为言（见《世说新语·惑溺类》“王安丰妇常卿安丰”条）。三百年前闺中戏谑之情况，尚历历如睹。牧斋于顺治十三年丙申赋《茸城惜别》诗（见《有学集·七·高会堂诗集》），叙述其与河东君之因缘，其中亦云：
陌上催归曲，云间赠妇篇。（寅恪案：“云间赠妇篇”指《文选·二四》陆士衡《为顾彦先赠妇二首》及二五陆士龙《为顾彦先赠妇二首》并《玉台新咏·三》陆机《为顾彦先赠妇二首》及陆云《为顾彦先赠妇往返四首》而言。机、云兄弟皆云间人，且其诗皆夫妇赠答之作，与《东山酬和集》之为钱、柳赠答之作者，甚相类似，于此可证牧斋用典之精切也。）
据此可见钱、柳二人终始不忘此“陌上花”之曲有若是者也。《东山酬和集·二》牧翁《响雪阁》诗，前论《河东君尺牍》第八通时，已引其全文，并详释之，今不更诠述。至此诗后未载河东君和作者，恐是河东君本不喜游山，昔年作商山之游，实非得已，故亦不欲于兹有所赋咏也。
《东山酬和集·二》牧翁《禊后五日浴黄山下汤池留题四绝句遥寄河东君》云：
香溪禊后试温汤，寒食东风谷水阳。却忆春衫新浴后，窃黄浅绛道家装。
山比骊山汤比香，承恩并浴少鸳鸯。阿瞒果是风流主，妃子应居第一汤。（寅恪案：《初学集·一九·东山诗集·二》此句下自注云：“《南部新书》，御汤西北角则妃子汤，余汤逦迤相属而下。”）
沐浴频看称意身，刈兰赠药想芳春。凭将一掬香泉水，噀向茸城洗玉人。（寅恪案：《初学集》“噀”作“喷”。）
齐心同体正相因，祓濯何曾是两人。料得盈盈罗袜步，也应抖擞拂香尘。
河东《奉和黄山汤池留题遥寄之作》云：
素女千年供奉汤，拍浮浑似踏春阳。可怜兰泽都无分，宋玉何繇赋薄装。
浴罢汤泉粉汗香，还看被底浴鸳鸯。黟山可似骊山好，白玉莲花解捧汤。
睡眠朦胧试浴身，芳华竟体欲生春。怜君遥噀香溪水，兰气梅魂暗着人。
旌心白水是前因，觑浴何曾许别人。煎得兰汤三百斛，与君携手祓征尘。
寅恪案：牧斋此题及河东君和章，乃关于钱、柳因缘之重要作品。盖河东君不肯与牧斋同游杭州及黄山，独自径归松江。牧斋心中当亦知其犹豫顾虑之情。故鸳湖别后，屡寄诗篇。不仅致己身怀念之思，实兼借以探河东君之意也。河东君和诗第四首有“旌心白水是前因，觑浴何曾许别人”之句，乃对牧斋表示决心之语。想牧斋接诵此诗，必大感动。阅二十年，至顺治十六年己亥，牧斋因郑延平失败，欲随之入海，赋诗留别河东君，有“白水旌心视此陂”之句（见《投笔集·后秋兴之三》及《有学集·十·红豆二集·后秋兴八首》），其不忘情于河东君此诗者如此。若仅以用《左传》之典，步杜诗之韵目之者，犹未达一间。苟明乎此义，则《东山酬和集》此题之后，即接以《六月七日迎河东君于云间》之诗，便不觉其突兀无因矣。
牧斋诗第一首“却忆春衫新浴后，窃黄浅绛道家装”，钱遵王注此诗，引薛能《蜀黄葵》诗“记得玉人春病后，道家装束厌禳时。”（寅恪案：《才调集·一》“后”作“校”。《全唐诗·第九函·薛能·四》此诗题“蜀黄葵”作“黄蜀葵”。诗中“春”作“初”，“后”作“起”，一作“较”。）虽能知其出处，似尚未发明牧斋文心之妙。盖河东君肌肤洁白，本合于蜀先主甘后“玉人”之条件。前论钱、柳《冬日泛舟》诗，引顾公燮《消夏闲记》等书，已详言之。即牧斋此题第三首“噀向茸城洗玉人”句亦是实指，并非泛用典故。又河东君于崇祯十四年辛巳春初患病，牧斋赋此诗，在是年三月初八日。薛诗“春病后”或“春病校”之语，尤为适切河东君此时情况也。河东君和诗“可怜兰泽都无分，宋玉何繇赋薄装”两句，自用《文选·一九》宋玉《神女赋》中“脱薄装，沐兰泽”之语，实寓《诗·卫风·伯兮篇》“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之意。情思缠绵，想牧斋读此，必为之魂销心醉也。
此题第二首钱、柳二人之作，皆用华清池故事。《全唐诗·第九函·郑嵎·津阳门》诗“暖山度腊东风微，宫娃赐浴长汤池。刻成玉莲喷香液，漱回烟浪深逶迤”，《注》云：
宫内除供奉两汤池，内外更有汤十六所。长汤每赐诸嫔御，其修广与诸汤不侔。甃以文瑶宝石，中间有玉莲捧汤泉，喷以成池。
《全唐文·六一二》陈鸿《华清汤池记》云：
玄宗幸华清宫。新广汤池，制作宏丽。安禄山于范阳以白玉石为鱼龙凫雁，仍以石梁及石莲花以献。雕镌巧妙，殆非人工。上大悦，命陈于汤中，仍以石梁亘汤上，而莲花才出水际。
据此，河东君“白玉莲花解捧汤”之“白玉”，实兼取陈氏《记》中之语。其所用典故，盖有轶出牧斋诗句之外者矣。
此题第三首牧斋诗下半两句，若依《初学集》作“喷”，则与郑嵎诗注相合。虽较“噀”字为妥，但“噀”字出于葛洪《神仙传·五·栾巴传》中“赐百官酒，又不饮，而向西南噀之”及同书九《成仙公传》中“先生忽以杯酒向东南噀之”等，实与“遥”字有关。（检《太平广记·三十·神仙门·三十》“张果”条云：“果常乘一白驴，日行数万里。休则重叠之。其厚如纸，置于巾箱中，乘则以水噀之，还成驴矣。”虽非遥噀，然亦属神仙道术，故附记于此，以供参证。）黄山下之汤池与松江之横云山离隔甚远，遥噀香泉，正是神通道术，倘改为“喷”字，似不甚适切。至河东君诗“怜君遥噀香溪水”，自是兼采《神仙传》并刘孝标《送橘启》（见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二二·食甘》诗注所引），而不局于《津阳门》诗注也。
抑更有可论者，《东坡集·一三·食甘》诗“清泉蔌蔌先流齿，香雾霏霏欲噀人”，河东君诗“怜君遥噀香溪水”句，其下即接以“梅魂”之语，当与东坡诗有关。盖东坡此诗前一题《（元丰）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其结语云：“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前论河东君《金明池·咏寒柳》词及牧斋《我闻室落成》诗已详及之，兹不更赘。所可注意者，牧斋以“梅魂”自比，故河东君和牧斋诗，亦以“梅魂”目之，其心许之意，尤为明显。又据此可推知河东君当是时必常披览苏《集》，于东坡之诗有所取材，实已突破何、李派之范围矣。
此题第四首牧斋诗“罗袜”“香尘”之语，出于曹子建《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见《文选·一九》）自不待言。所可笑者，前引汪然明《无题》云：“老奴愧我非温峤，美女疑君是洛神。”汪氏作诗时在崇祯十一年秋，虽与牧斋同以“洛神”目河东君，然不敢自命为温太真。阅三年，至崇祯十四年春，牧斋作此诗，亦以洛神目河东君，竟敢以老奴自许，而下其玉镜台矣。河东君和诗“与君携手祓征尘”之句，不独与“祓濯”香汤有关，且“携手”之语正是暗指前引《牧斋初学集·一七·〈永遇乐·十六夜有感再次前韵〉》词“何日里，并肩携手，双双拜月”之结语而言。于是钱、柳两人文字相思之公案，得此遂告一结束矣。《初学集·一九·东山诗集·二·三月廿四日过钓台有感》（自注：“是日闻阳羡再召。”）云：
严濑曈曈旭日余，桐江泷尽挂帆初。老夫自有渔湾在，不用先生买菜书。
寅恪案：牧斋于崇祯十四年辛巳三月初八日浴汤池，寄诗河东君后，阅三月至六月七日，遂有茸城舟中合欢诗之作。此三月中实为平生最快心满意之时。忽闻周玉绳再入相之命，胸中不觉发生一希望与失望交战之情感。诗题所谓“有感”，殆即此种感触也。第三章论杨、陈两人《五日》诗，引及牧斋《病榻消寒杂咏》中关涉周氏之诗，以见其垂死之时，犹追恨不已之事例。斯乃由失望所致，与赋此诗时之情感，尚有所不同。但牧斋此际姑醒黄扉之残梦，专采红豆之相思，亦情事所不得不然者矣。此诗末句即用皇甫谧《高士传·下·严光传·下》“买菜乎？求益也”之语，意谓不欲借周氏之力以求起用。然此不过牧斋欺人之辞耳。详见后论黄梨洲《南雷文定后集·二·顾玉书墓志铭》，兹暂不述。若《初学集·八十》有《复阳羡相公书》及《寄长安诸公书》。（此题下自注：“癸未四月。”）其《寄长安诸公书》中云：“令得管领山林，优游齿发。”并同书二十下《东山诗集·四·（癸未）元日杂题长句八首》其六云：“庙廊题目片言中，准拟山林著此翁。”句下自注云“阳羡公语所知曰‘虞山正堪领袖山林’”等，仅可视作失望之后怨怼矫饰之言，不得认为弃仇复好、甘心恬退之意。至《初学集·二十·下·东山诗集·四》最后一题《甲申元日》诗中“幸子魂销槃水前”及“衰残敢负苍生望，自理东山旧管弦”等句，则更是快意恩仇之语，“东山管弦”一辞，亦涉及河东君，并以结束“东山”名集之意也。又《有学集·一·秋槐诗集》载《金坛逢水榭故妓感叹而作凡四绝句》，其第三首云：“身轻浑欲出鹅笼。”此题下即接以《鹅笼曲四首示水榭旧宾客》。此两题共八绝句，皆为诋笑玉绳之作。其时君亡国破，犹不忘区区之旧隙。怨毒之于人，有若是者，诚可畏哉！钱、周两人之是非本末，于此姑不置论，唯略举牧斋平生胸中恩怨及苦乐，形诸文字，间接关涉儿女私情者如此，聊见明末士大夫风习之一斑也。
牧斋于崇祯十四年三月初八日浴黄山下汤池，寄诗河东君，得其心许之和章。但诗简往返，颇需时日。牧斋是否由黄山还家，中途经过杭州时，得诵河东君所和之诗，以无确证，不必多论。若一检《有美诗》如“东山约已坚”之语，则知河东君固与牧斋已有宿约，惟尚未决定何时履行耳。牧斋本欲及早完成此事，过钓台时，复得玉绳再召入相之讯，更宜如前所言，火急遄返虞山，筹备合卺之大礼矣。据陈氏《二十史朔闰表》，崇祯十四年三月小尽，并《三子合稿·五》卧子所作《孟夏一日遇钱牧斋宗伯于禾城（五律）二首》（《陈忠裕全集·一四·三子诗稿》此诗题多“夜谈时事”四字），则知牧斋自钓台至禾城，至多不过历时五日，以当时水道交通言之，其归程之迅速，与平日游赏湖山、随处停留者大不相同。牧斋返虞山家中，当在四月上旬。计至六月七日，约为二月之时间。此二月之时间，当即顾云美《河东君传》所云“宗伯使客构之乃出”者。推测河东君所以顾虑迟疑之故，当为嫡庶之分。此问题一在社会礼节，若稍通融，可逃纠察；一在国家法律，不容含混，致违制度。其实两者之间，互有关系。检《明史·二六五·倪元璐传》云：
（崇祯）八年，迁国子祭酒。元璐雅负时望，位渐通显，帝意向之，深为（温）体仁所忌。一日，帝手书其名下阁，令以履历进，体仁益恐。会诚意伯刘孔昭谋掌戎政，体仁饵孔昭，使攻元璐，言其妻陈尚存，而妾王冒继配复封，败礼乱法。诏下吏部核奏。其同里尚书姜逢元，侍郎王业浩、刘宗周及其从兄御史元珙，咸言陈氏以过被出，继娶王，非妾。体仁意沮。会部议行抚按勘奏，即拟旨云：“《登科录》二氏并列，罪迹显然，何待行勘？”遂落职闲住。（寅恪案：黄宗羲《思旧录》“倪元璐”条云：“（先生）又请毁《（三朝）要典》，以为魏氏之私书。孙之獬抱《要典》而哭于朝，不能夺也。未几而许重熙之《五陵注略》出，其中有碍于诚意伯刘孔昭之祖父。时先生为司成，孔昭嘱毁其板，先生不听。孔昭遂以出妇诘先生去位。”可供参考。）
谈迁《枣林杂俎仁集·逸典》“阮大铖”条云：
（福王朝，大铖）日同（马）士英及抚宁侯、诚意伯狎饮。后常熟钱侍郎谦益附焉。钱宠姬柳如是，故倡也。大铖请见，遗玉带曰：“为若觅恩封。”（寅恪案：计六奇《明季北略·二四·五朝大事总论》中谓阮赠柳者为珠冠，而非玉带。所赠之物虽异，而觅封之旨则同也。详见第五章所引。）自是诸公互见其室，恬不为耻。
同书同集“王氏夺封”条云：
尚书上虞倪元璐（玉汝）少娶余姚陈氏，失欢。既登第，嬖妾王氏篡封命。同邑丁庶子进，以故隙嗾诚意伯刘孔昭讦其事，可坐总京营也。倪适除祭酒，奏辨，陈氏失母意，遣归外氏，命娶王，宜封。而陈所生女字王司马业浩子贻栻，司马揭引海瑞前妻许氏、潘氏弗封，封继妻王氏为例。幸上不问。倪自免归。陈氏实同母夫人居，非遣归者。甲申末，陈氏诉于朝。时孔昭在事，夺王氏，改封。白璧微瑕，君子惜之。
倪会鼎撰《倪文正公年谱·三》“崇祯九年夏四月勋臣刘孔昭疏讦府君罢归”条略云：
乌程衔府君侵议，每思所以中之。顾言路无可喻意。会诚意伯刘孔昭觊戎政，遂以啖之。出袖中弹文，使越职讦奏府君冒封诰。下吏部议覆。于是同里朝士尚书姜公逢元、侍郎王公业浩、刘公宗周等，及从父御史公（指倪元珙）揭辨分合之故。府君亦上章自理。乌程意沮。及吏部覆，行抚按覆奏。鸟程虑勘报之得实也，即拟旨：“《登科录》二氏并载，朦溷显然，何待行勘？”于是部议冠带闲住。乌程票革职。上从部议，而封典如故。（寅恪案：倪会鼎所编其父《年谱》，辞语含混，自是为其父讳。若会鼎为王氏所生，则兼为其母讳也。《年谱》中“封典如故”一语，甚可注意。盖鸿宝虽因此案冠带闲住，而王氏封典如故，及刘孔昭南都当权时，王氏之封诰始被夺，而改封陈氏。会鼎不著其事，可谓得《春秋》之旨矣。）
夫玉汝与牧斋俱为乌程所深恶，幸温氏早死于崇祯十一年戊寅，已不及闻知牧斋与河东君结缡之事，否则当嗾使刘孔昭或张汉儒之流告讦牧斋，科以“败礼乱法”之罪。且崇祯十四年六月牧斋嫡妻陈夫人尚安居牧斋家中，未尝被出（可参葛万里《钱牧斋先生年谱》“顺治十五年戊戌”条“夫人陈氏卒”之记载）。则与谈氏所言玉汝嫡妻陈氏之情事略同，而非如玉汝己身及其乡里亲朋所称陈、王关系之比。倘牧斋果以“败理乱法”被处分，则其罪应加倪氏一等。钱、柳结缡之时，牧斋固以玉汝为前车之鉴，不敢触犯国家法制，然亦因其崇祯二年己巳阁讼终结，坐杖论赎，黜职归里，即嫡妻陈夫人之封诰，当被追夺。（可参《初学集·五·崇祯诗集·一》“喜复官诰赠内戏效乐天作”“闻新命未下再赠”两题及同书七四《请诰命事略》“妻陈氏”条。）本不能效法倪氏，为河东君请封。唯有在社会礼节方面，铺张扬厉，聊慰河东君之奢望而已。（寅恪案：谈迁《枣林杂俎和集·丛赘》“都谏娶娼”条云：“云间许都谏誉卿娶王修微，常熟钱侍郎谦益娶柳如是，并落籍章台，礼同正嫡。先进家范，未之或闻。”可供参证。）后来钱、柳共赴南京翊戴弘光。虽时移事变，似有为河东君请封之可能，但是时刘孔昭炙手可热，竟能推翻倪王之旧案，钱、柳自必有所警惕，遂不得不待“还期共覆金山谱，桴鼓亲提慰我思”（见《投笔集·上·后秋兴之三》第四首）之实现也。又圆海代河东君“觅恩封”之言，若真成事实者，想此小朝廷之大司马，或以钱谦益妻柳氏能如韩世忠妻梁氏之知兵为说耶？一笑！复观《投笔集·上·后秋兴之三·八月初十日小舟夜渡惜别而作》之五，有“衣朱曳绮留都女，羞杀当年翟茀班”之句（寅恪案：一隅草堂钞本《有学集·十》“朱”作“珠”，恐非），则牧斋诗旨，以为河东君当时虽未受封诰，实远胜于其他在南都之诸命妇。其所以温慰河东君之微意，抑又可推见矣。
又，《板桥杂记·中·丽品门》云：
龚（芝麓鼎孳）竟以顾（眉生媚）为亚妻。元配童氏明两封孺人。龚入仕本朝，历官大宗伯。童夫人高尚居合肥，不肯随宦京师。且曰：“我经两受明封，以后本朝恩典，让顾太太可也。”顾遂专宠受封。呜呼！童夫人贤节过须眉男子多矣。
谈迁《北游录·纪闻·上》“冯铨”条云：
癸巳，涿州次妾氏没，铭旌题诰封一品夫人。丧归，大内遗赙。时元配尚在，岂受封先朝竟以次妾膺新典乎？
据此更可证建州入关之初，汉族降臣，自可以妾为妻，不若其在明代受法律之制裁。但牧斋仕清时，亦未尝为河东君请封。此盖出于河东君之意与龚芝麓夫人童氏同一心理。澹心之书，其范围限于金陵乐籍，固不能述及河东君。（余氏书附录《群芳萎道旁者三则》，其中二则，虽俱不属金陵范围，但河东君本末，其性质与此迥异。）否则亦应于此点与童夫人并举，称扬其贤节也。至冯振鹭人品卑下，尤不及芝麓。其所为更无论矣。
关于社会礼节问题，兹择录旧籍记载此事者两条于下。
《蘼芜纪闻·上》引沈虬《河东君传》云：
辛巳六月，虞山于茸城舟中与如是结缡。学士冠带皤发，合卺花烛，仪礼备具。赋《催妆诗》，前后八首。云间缙绅哗然攻讨，以为亵朝廷之名器，伤士大夫之体统，几不免老拳，满船载瓦砾而归，虞山怡然自得也。称为继室，号河东君。
《虞阳说苑》本《牧斋遗事》云：
辛巳初夏，牧斋以柳才色无双，小星不足以相辱，乃行结缡礼于芙蓉舫中。箫鼓遏云，兰麝袭岸。齐牢合卺，九十其仪。于是琴川绅士沸焉腾议。至有轻薄子掷砖彩鹢、投砾香车者。牧翁吮毫濡墨，笑对镜台，赋《催妆诗》自若。称之曰“河东君”，家人称之曰“柳夫人”。
寅恪案：沈氏乃亲见河东君之人，其言“云间缙绅，哗然攻讨”与《牧斋遗事》所言“琴川绅士沸焉腾议”者，“云间”“琴川”地名各异。夫钱、柳本在茸城结缡，似以沈氏所言为合。其实钱、柳同舟由松江抵常熟，则《牧斋遗事》所言，亦自可通。总之，挥拳投砾，或言之过甚。至牧斋以匹嫡之礼待河东君，殊违反当时社会风习，招来多数士大夫之不满，乃必致之情势。此点牧斋岂有不知之理，但舍是不能求得河东君之同意。在他人如宋辕文、陈卧子辈，早已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为之，今牧斋则悍然不顾，作此破例之事。盖其平日之心理及行动，本有异于宋、陈之徒。当日阉党仿《水浒》所撰之《东林点将录》指为“天巧星浪子”者（参见澄海高氏玉笥山楼藏稿本），固由于此。名流推为“广大风流教主”者，亦由于此。故河东君与宋、陈之关系，所以大异于其与牧斋之关系，实在嫡庶分别之问题。观茸城结缡之记载，可以推知矣。
牧斋自述此事之诗，前论宋让木《秋塘曲》及钱、柳《陌上花》诗时，各引其两句。又论宋辕文上牧斋书时，已考定牧斋在松江所作高会堂诸诗之年月。此诗即高会堂诸诗之一也。此自述诗为千字五言排律。历叙家国今昔之变迁，排比铺张，哀感顽艳，乃牧斋集中佳作之一。其中使用元代故实，以比拟建州。吾人今日观之，虽不足为异，但就当时一般文士学问程度言之，则牧斋之淹通博雅，盖有云间几社诸子所不能企及者矣。兹唯录此诗中关于茸城结缡一节，其他部分俟后录而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