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回首，筠管榴笺依旧。裂却紫箫愁最陡，颠倒鸾钗久。

羡杀枝头豆蔻，闷杀风前杨柳。一夜金沟催叶走，细腰空自守。

今绎其词意，与《金明池·咏寒柳》词略同，恐是河东君离去卧子以后所赋，似非《鸳鸯楼词》中原有之作，殆为徐钱两氏从他本补入者。总而言之，无论《鸳鸯楼词》是否别有刊本，兹可推定者，《戊寅草》中所收之词，必包括《鸳鸯楼词》全部，或绝大部分在内。因《戊寅草》中诸词，皆是与卧子关系密切时所作。卧子于崇祯八年所赋诸诗，目为《属玉堂集》，河东君之以“鸳鸯楼”名其词，正是两人此时情景之反映也。

复次，考卧子平生文学，本属李、王一派，故深鄙宋诗。但于词则宗尚五代、北宋。兹不欲辨其是非，仅择录其有关论词之文，略见梗概。

陈卧子先生《安雅堂稿·二·三子诗余序》云：

诗余始于唐末，而婉畅秾逸极于北宋。然斯时也，并律诗亦亡。是则诗余者，匪独庄士之所当疾，抑亦风人之所宜戒也。然亦有不可废者，夫《风》《骚》之旨皆本言情，言情之作，必托于闺襜之际。代有新声，而想穷拟议。于是以温厚之篇，含蓄之旨，未足以写哀而宣志也。思极于追琢，而纤刻之辞来；情深于柔靡，而婉娈之趣合；志溺于燕媠，而妍绮之境出；态趋于**逸，而流畅之调生。是以镂裁至巧，而若出自然，警露已深，而意含未尽，虽曰小道，工之实难。不然，何以世之才人，每濡首而不辞也？

同书同卷《王介人诗余序》（寅恪案：王翃，字介人。见《明诗综·二二》及《明词综·九·小传》。此序可参沈雄、江尚质编辑《古今词话·词品上·原起门》所引陈大樽语）云：

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终宋之世无诗焉。然宋人亦不免于有情也。故凡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非后世可及。盖以沉至之思而出之必浅近，使读之者骤遇如在耳目之表，久诵而得沉永之趣，则用意难也。以嬛利之词，而制之实工炼，使篇无累句，句无累字，圆润明密，言如贯珠，则铸调难也。其为体也纤弱，所谓明珠翠羽，尚嫌其重，何况龙鸾？必有鲜妍之姿，而不藉粉泽，则设色难也。其为境也婉媚，虽以警露取妍，实贵含蓄，有余不尽，时在低回唱叹之际，则命篇难也。惟宋人专力事之，篇什既多，触景皆会，天机所启，若出自然。虽高谈大雅，而亦觉其不可废。何则？物有独至，小道可观也。

同书三《幽兰草词序》云：

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秾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澹逸，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伧武，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以视周、李诸君，即有“彼都人士”之叹。元滥填辞，兹无论已。

寅恪案：所可注意者，一为卧子言“北宋律诗亦亡”及“终宋之世无诗焉”，可见其鄙薄北宋之诗，至于此极。二为《幽兰草》乃集录李舒章、宋辕文及卧子三人唱和之词。颇疑几社诸名士为河东君而作之小令，即载是集中，惜今日未得见也。

又，今检《陈忠裕全集》及陈卧子《安雅堂稿》，不见有《戊寅草序》或《鸳鸯楼词序》。此殆为收辑卧子著作之人，如王沄辈早已删弃不录，遂使此两书皆未载。若今日吾人不得见《戊寅草》者，则卧子此序天壤间竟致失传矣。故全录之。

卧子《戊寅草序》云：

余览诗上自汉魏，放乎六季，下猎三唐。其间铭烟萝土之奇，湖雁芙蓉之藻，固已人人殊，而其翼虚以造景，缘情以趋质，则未尝不叹神明之均也。故读《石城》《京岘》《采菱》《秋散》之篇，与《宁墅》《麻源》《富春》之咏，是致莫长于鲍、谢矣。观《白马》《浮萍》《瑟调》《怨歌》之作，是情莫深于陈、思矣。至巉岩骏发，波动云委，有君父之思，具黯怨之志，是文莫盛于杜矣。后之作者，或短于言情之绮靡，或浅于咏物之窅昧，惟其惑于形似也。故外易而内伤，惟其务于侈靡也。故貌丽而神竭，此无论唐山班蔡之所不逮，即河朔汉南之才，雕思而多蒙密之失，深谋而益拟议之病，亦罕有兼者焉。故有媛远之略，而失在于整栗，此其流逸之患矣。有割曳之姿，而失在于壮溟，此其轻脱之患矣。夫言必诡以肆，气必傲以骋，文必奔腾而涌浏，义必澄泓而取寂，此皆非其至也。然可语于学士大夫之作，不可论于闺襟之什焉。乃今柳子之诗，（寅恪案：影宋本《白氏文集·三五》及《全唐诗·第七含·白居易三五·春尽日宴罢感事独吟》云：“春随樊子一时归。”卧子称河东君为“柳子”，盖本于此。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三八·朝云诗引》，亦作“樊子”。其他白集或他书所引，有作“樊素”者，误也。）抑何其凌清而瞷远，宏达而微恣与？夫柳子非有雄妙窅丽之观，修灵浩**之事，可以发其超旷冥搜之好者也。其所见不过草木之华，眺望亦不出百里之内，若鱼鸟之冲照，驳霞之明瑟，严花肃月之绣染，与夫凌波盘涡，轻岚昼日，蒹葭菰米，冻浦岩庵烟火之袅袅，此则柳子居山之所得者耳。然余读其诸诗，远而恻荣枯之变，悼萧壮之势，则有旻（曼）衍漓槭之思，细而饰情于潴者蜿者，林木之芜**，山雪之修阻，则有寒澹高凉之趣，大都备沉雄之致，进乎华骋之作者焉。盖余自髫年，即好作诗，其所见于天下之变亦多矣。要皆屑屑，未必有远旨也。至若北地创其室，济南诸君子入其奥，温雅之义盛，而入神之制始作，然未有放情暄妍，即房帷亦能之矣。迨至我地，人不逾数家，而作者或取要妙，柳子遂一起青琐之中，（寅恪案：《世说新语·惑溺篇》“韩寿美姿容”条云：“贾女于青琐中看见寿。”卧子以“青琐”代“青楼”，藉以掩饰河东君之社会地位。遣辞巧妙，用心良苦，特标出之，以告读者。余详第四章《论有美》诗节引《戊寅草》序文中鄙注。）不谋而与我辈之诗，竟深有合者，是岂非难哉？是岂非难哉？因是而欲以水竹之渺蒙，庭阶之荟蘙，遂可以伏匿其声援，而震怵其意气，此实非矣。庶几石林淙舍之寂，桂栋药房之艳，天姥玉女，海上诸神山之侈以巨，使柳子游而不出焉者可也。夫灵矫绝世之人，非有以束之，固不可。苟天下有以束之，亦非处子最高之致也。则意者挟沧溟之奇，而坚孤栖之气乎？夫道之不兼，斯遇之不两得者也。故舍飙驰而就淡漠，亦取其善者而已。使繇是焉，寰中之趣，其亦可眇然而不睹也夫。陈子龙题。

寅恪案：卧子推重河东君之诗，举北地济南诸家为说，引之以为同调。可知河东君之诗，其初本属明代前后七子之宗派，应亦同于卧子深鄙宋代之诗者。但后来赋《寒柳》词，实用东坡七律之语。至其《与汪然明尺牍》，亦引用苏诗，皆属北宋诗之范围，更无论矣。据此推之，足征河东君虽先深受卧子之影响，后来亦渐能脱离其宗派教条主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