寅恪案：依上引资料，可知长孺与亭林及徐、潘二氏兄弟殊有关系，而诸人与天生尤为密切。长孺本与曹秋岳交好（可参《愚庵小集·补遗·一·献曹秋岳侍郎三十韵》诗并曹秋岳《溶静惕堂诗集·三六·朱长孺以尚书埤传见贻因伤右吉》诗，及同书同卷《李天生以修明史授简讨不拜请养归秦寄怀四首》），若不因曹氏，亦可由诸人间接请天生作序。至其所以不著“李太史”之名者，疑长孺不欲子德牵入注杜之纠纷也。牧斋《复吴江潘力田书》乃其平生所作文中妙品之一。盖钱、朱注杜公案错综复杂，牧斋叙述此事首尾曲折、明白晓畅，世之考论此问题者，苟取而细绎之，则知钱、朱两人及常熟、吴江两地文人之派别异同，可不须寅恪于此饶舌矣。故不避繁琐之讥，详尽录之，通人君子或不以为可厌可笑也。总而言之，上列三问题，皆为假设，实无确证，姑备一说于此云尔。
复有可附论者，《觚剩·一·吴觚·上》“力田遗诗”条云：
潘柽章著述甚富，悉于被系时遗亡，间有留之故人家者，因其罹法甚酷，辄废匿之。如《杜诗博议》一书，引据考证，纠讹辟舛，可谓少陵功臣。朱长孺笺诗，多所采取，竟讳而不著其姓氏矣。
寅恪案：长孺袭用力田之语而不著其名，不知所指何条。但长孺康熙间刻《杜诗辑注》时，牧斋尚非清廷之罪人，故其注中引用牧斋之语可不避忌。至若柽章，则先以预于庄氏史案，为清廷所杀害，其引潘说而不著其名，盖有所不得已。玉樵之说未免太苛而适合当时之情事也。
又《亭林余集·与潘次耕札五通》，其第三通云：
都中书至，言次耕奉母远行，不知所往。中孚即作书相庆。绵山之谷弗获介推，汶上之疆，堪容闵子，知必有以处此也。
《蒋山佣残稿·三·与次耕》云：
曲周接取中之报，颇为惜之。吾弟今日迎养都门，既必不可，菽水之供，谁能代之？宜托一亲人照管，无使有尸饔之叹。不记在太原时，相与读寅旭书中语乎？（寅恪案：王锡阐，字寅旭。江苏吴江人。事迹见《清史列传·六八》本传。）又既在京邸，当寻一的信与嫂侄相闻。即延津在系，亦须自往一看。此皆吾辈情事，亦清议所关，不可阙略也。（寅恪案：“嫂侄”二字可参《亭林文集·五·山阳王君墓志铭》“余友潘力田死于杭，系累其妻子以北”等语。）
寅恪案：亭林之不欲次耕得中博学鸿辞科，观此二札可知。但何以天生之举鸿博，亭林虽托友人代请清廷许其归家养母，并不如其对次耕之痛惜者，盖天生与次耕之情事有所不同。《晋书·八八·王裒传》略云：
王裒，字伟元。城阳营人也。父仪，高亮雅直，为文帝司马。东关之役，帝问于众曰：“近日之事，谁任其咎？”仪对曰：“责在元师。”帝怒曰：“司马欲委罪于孤邪？”遂引出斩之。裒少立操尚，行已以礼。痛父非命，未尝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于是隐居教授，三征七辟皆不就。
然则潘耒之兄柽章，以庄氏史案为清廷杀害。亭林之意，次耕亦应如伟元之三征七辟皆不就也。兹有一事，出于牧斋当日与长孺争论注杜时意料之外者，即牧斋不为南浔庄氏史案所牵累事也。牧斋与潘力田（柽章）、吴赤溟（炎）之撰述《明史记》极有关系。观牧斋著作中有关此类材料亦不少，今择录一二于下。
《牧斋外集·八·修史小引》云：
谦益白，盖往昔滥尘史局，窃有意昭代编年之事。事多牴牾勿就。中遭废弃，日夕键户，荟蕞所辑事略，颇可观览。天不悔祸，绛云一炬，靡有孑遗。居恒忽忽，念海内甚大，何无一人可属此事者。近得松陵吴子赤溟、潘子力田，奋然有《明史记》之役，所谓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一仿龙门，取材甚富，论断甚严。史家三长，二子盖不多让。数过余，索烬余及讯往时见闻。余老矣，耳聩目眊，无以佐二子，然私心幸二子旦夕成书，得一寓目。又惧二子以速成自愉快，与市肆所列诸书无大异也。乃二子不要名，不嗜利，不慕势，不附党。自矢必成，而不求速。曰：“终身以之。”然则此事舍二子，其又谁属？余因思海内藏书诸家，及与余讲世好者，不能一一记忆。要之，此书成，自关千秋不朽计。使各出所撰著及家藏本，授之二子，二子必不肯攘善且忘大德也。敢代二子布告同人，毋以我老髦而慭遗我，幸甚！幸甚！
《有学集·三八·与吴江潘力田书》略云：
春时枉顾，深慰契阔。老人衰病，头脑冬烘，不遑攀留信宿，扣击绪论，别后思之，重以为悔。伏读《国史考异》，援据周详，辨析详密，不偏主一家，不偏执一见。三复深惟，知史事之必有成，且成而必可信可传也。一官史局，半世编摩，头白汗青，迄无所就，不图老眼见此盛事。墙角残书，或尚可资长编者，当悉索以备搜采。《西洋朝贡典录》乞仍简还，偶欲一考西洋故事耳。赤溟同志，不复裁书，希道鄙意。
同书三九《复吴江潘力田书》（此札关于注杜事者，前已详引，可参阅）略云：
手教盈纸，详论《实录辨证》，此鄙人未成之书，亦国史未了之案。考异刊正，实获我心，何自有操戈入室之嫌？唱此论者，似非通人。吹万自已，不必又费分疏也。《东事记略》，东征信史也。人间无别本，幸慎重之。俞本《纪录》，作绛云灰烬。诸候陆续寄上，不能多奉。
《有学集补·答吴江吴赤溟书》（近承潘景郑君寄示牧斋《吴江吴母燕喜诗（七律）》一首，虽是寻常酬应之什，无甚关系。但其中有“野史亭前视膳余”句，亦可推知牧斋此书与此诗同为一时所作，并足见两人交谊之密切也）略云：
三十余年，留心史事，于古人之记事记言、发凡起例者，或可少窥其涯略。倘得布席函丈，明灯促席，相与讨论扬榷，下上其议论，安知无一言半辞，可以订史乘之疑误、补掌故之缺略者。言及于此，胸臆奕奕然，牙颊痒痒然，又唯恐会晤之不早、申写之不尽也。门下能无辗然一笑乎？所征书籍，可考者仅十之一二，残编啮翰，间出于焦烂之余，他日当悉索以佐网罗，不敢爱也。老病迂诞，放言裁复，并传示力田兄，共一捧腹。
《亭林文集·五·书吴（赤溟炎）潘（力田柽章）事》略云：
庄名廷砻，目双盲，不甚通晓古今，以史迁有左丘失明，乃著《国语》之说，奋欲著书。其居邻故阁辅朱公国桢家，朱公尝取国事及公卿志状疏草命《胥钞录》，凡数十帙，未成书而卒。廷砻得之，则招致宾客，日夜编辑为明书，书冗杂不足道也。廷砻死，无子，家资可万金。其父胤城遂梓行之。慕吴、潘盛名，引以为重，列诸参阅姓名中。书凡百余帙，颇有忌讳语，本前人诋斥之辞未经删削者。庄氏既巨富，浙人得其书，往往持而恐吓之，得所欲以去。归安令吴之荣告诸大吏，大吏右庄氏，不直之荣。之荣入京师，摘忌讳语密奏之，四大臣大怒，遣官至杭，执庄生之父及其兄廷钺及弟侄等，并列名于书者十八人，皆论死。其刻书、鬻书，并知府推官之不发觉者，亦坐之。发廷砻之墓，焚其骨，籍没其家产。所杀七十余人，而吴、潘二子与其难。方庄生作书时，属客延予一至其家，予薄其人不学，竟去，以是不列名，获免于难。二子所著书若干卷，未脱稿，又假予所蓄书千余卷尽亡。予不忍二子之好学笃行而不传于后也，故书之。且其人实史才，非庄生者流也。
寅恪案：当日风习，文士著作，其首多列显著名人“鉴定”“参阅”字样，借作宣传并引为自重。如《江左三大家诗钞》中之《牧斋诗钞》，卷目下所载参订姓氏，上卷为谈允谦等，中卷为季振宜等，下卷为张养重等，即是其例。揆以牧斋此时之声望及与力田、赤溟之交谊，庄氏明书刻行，当共潘、吴列名参阅无疑。然庄书竟不载钱氏之名，必因长孺注杜，牧斋坚不肯挂名简端，至举扬子云故事为比，辞旨激烈，潘、吴遂不敢借此老之名字，以为庄氏标榜也。噫！当郑延平率舟师入长江，牧斋实预其事。郑师退后，虽得苟免，然不久清世祖殂逝，幼主新立，东南人心震动，故清廷于江浙区域特加镇压。庄氏史案之主要原因，实在于此。今日观之，牧斋与长孺虽争无谓之闲气，非老皈空门者之所应为，终亦由此得免于庄案之牵累。否则河东君又有如在黄毓祺案时，代死从死之请矣。天下事前后因果，往往有出于意料之外者，钱、朱注杜公案，斯其一证耶？论牧斋编辑《列朝诗集》尤重修史事，因并附及之。
论《列朝诗集》既竟，请略述钱、柳复明之活动。今就所存材料观之，关于牧斋者不少，若多加考述，则非本文之主旨，故择其关于河东君者详言之，其他牧斋活动之主要者，亦稍稍涉及，聊见两人同心同志之梗概也。
河东君在崇祯甲申以前之作品，如陈卧子、汪然明及牧斋等所镌刻者，已传播一时，故声名藉甚。至弘光南都小朝廷时，河东君此期应有作品，但以关涉马、阮之故，疑为牧斋所删削不存。南都既倾覆，牧斋被黄毓祺案之牵累，赖河东君助力得以脱免，遂于顺治四年丁亥河东君三十生日时，特和东坡西台寄弟诗，遍示亲友，广事宣传。是后虽于《有学集》中间附有其篇什，如《和牧斋庚寅人日及赠黄若芷大家》等诗外，别无所见。此固由牧斋逝世，河东君即以身殉，赵管夫妇及孙爱等不能收拾遗稿所致，但亦因河东君志在复明，意存韬晦，与前此之情况迥异故也。
《牧斋尺牍·上·与王贻上四通》，其一云：
乱后撰述，不复编次，缘手散去，存者什一。荆妇近作当家老姥，米盐琐细，枕籍烟熏，掌薄十指如锥，不复料理研削矣。却拜尊命，惭惶无地。
其三略云：
八十老叟，余年几何。既已束身空门，归心胜谛，何暇复沉湎笔墨，与文人才子争目睫之短长哉？《秋柳》新篇，为传诵者攫去，伏生已老，岂能分兔园一席，分韵忘忧。白家老媪，刺促爨下，吟红咏絮，邈若隔生。无以仰副高情，思之殊惘惘也。
王士祯《感旧集·一》“钱谦益”条，《卢见曾补传》引《古夫于亭杂录》云：
余初以诗贽于虞山钱先生，时年二十有八。
《清史列传·九·王士祯传》略云：
王士祯，山东新城人。顺治十五年进士。十六年授扬州府推官。圣袓仁皇帝康熙三年总督郎廷佐巡抚张尚贤疏荐其品端才敏，奉职最勤。总河朱之锡亦以委盘河库，综核精详，协助堤工，剔除蠹弊，疏荐。下部叙录，内升礼部主事。（康熙）五十年五月卒于家，年七十有八。
寅恪案：渔洋初以诗贽于牧斋，乃在顺治十八年。故牧斋书有“八十老叟”之语。此时距郑延平率师入长江失败后不久，牧斋实参预大木此举。《白门秋柳》一题，钱、柳俱涉嫌疑，自不欲和韵，否则《秋柳》原诗即使为人攫去，亦可重抄传寄。其答渔洋之言，不过推托之辞耳。至河东君是否真如牧斋所谓“当家老姥”“十指如锥”“吟红咏絮，邈若隔生”，亦殊有疑问。盖此时固不免多少为家务所干扰，但以当日士大夫之生活状况言，绝不致无挥毫作字之余暇，然则所谓“白家老媪，刺促爨下”，仍是婉言辞谢，借以免却外间之招摇而已。呜呼！当河东君赋《金明池·咏寒柳》词时，谢象三目之为“白氏女郎”。当王贻上请其和《秋柳》诗时，牧斋目之为“白氏老媪”。二十余年间，人事之变迁如此。牧斋诗云：“杨柳风流烟草在，杜鹃春恨夕阳知。”（见《有学集·三·夏五诗集·留题湖舫二首》之二。第四章已引。）渔洋山人虽非旧朝遗老，然亦生于明季。钱、柳不肯和《秋柳》诗之微意，或能有所感悟欤？
夫明南都倾覆，牧斋随例北迁，据《有学集·十·红豆诗二集·后秋兴八首·八月初十日小舟夜渡惜别而作》，其五云：“水击风抟山外山，前期语尽一杯间。”（并见遵王《注》本《投笔集》。）当时牧斋迫于不得已而往北京，但河东君独留南中，仅逾一岁即顺治三年秋，牧斋遂返故里。可知钱、柳临别时必有预约。两人以后复明之志愿，即决定于离筵之际矣。丁亥春，黄毓祺之案，牧斋实预其事，距前此白门分手时亦不过一年有半也。
黄毓祺案牧斋虽得苟免，然复明之志仍不因此而挫折。今就牧斋作品中所能窥见者，即游说马进宝反清一事。（寅恪案：马氏于顺治十四年九月清廷诏改其名为“逢知”。见《清史列传·八十·马逢知传》。）关于牧斋本身之活动，兹可不详引。但涉及河东君者，则备论述之，以明本文宾主轻重之旨也。
今检《瞿忠宣公集·五·留守封事类》“奏为天意扶明可必，人心思汉方殷，谨据各路蜡书，具述情形，仰慰圣怀。更祈迅示方略，早成中兴伟业事”略云：
臣子壬午举人元锡，因臣孙于去腊离家，未知其到粤消息，遣家僮胡科探视。于（永历三年己丑）七月十五日自家起程，今月十六日抵臣桂林公署，赍带臣同邑旧礼臣钱谦益寄臣手书一通，累数百言，绝不道及寒温家常字句，唯有忠驱义感溢于楮墨之间。盖谦益身在（虏）中，未尝须臾不念本朝，而规画形势，了如指掌，绰有成算。据言：“难得而易失者时也。计定而集事者局也。人之当局，如弈棋然。楸枰小技，可以喻大。在今日有全著，有要著，有急著。善弈者，视势之所急而善救之。今之急著，即要著也。今之要著，即全著也。”（寅恪案：顾苓《塔影园集·一·东涧遗老钱公别传》云：“以隐语作楸枰三局，寄广西留守太保瞿公。”今《有学集》中，固多观棋之作，可称隐语，然与此书之明显陈述者，绝不相类。《投笔集·后秋兴之六》第四首云“腐儒未谙楸枰谱，三局深惭廑帝思”及《后秋兴之十二》第三首云“廿年薪胆心犹在，三局楸枰算已违”。牧斋诗语即指此致稼轩书言。岂云美虽间接获知其事，而未亲见原书，遂致有此误会耶？至其列此事于黄案之前，其时间先后之讹舛，更不待辨矣。）夫天下要害必争之地不过数四，中原根本自在江南。长淮汴京，莫非都会，则宜移楚南诸勋重兵，全力以恢荆襄。上扼汉沔，下撼武昌。大江以南，在吾指顾之间。江南既定，财赋渐充，根本已固，然后移荆汴之锋，扫清河朔。其次所谓要著者，两粤东有庾关之固，北有洞庭之险。道通滇黔，壤邻巴蜀。方今吴三桂休兵汉中，三川各郡数年来非熊（指王应熊）在彼，联络布置，声势大振。宜以重兵径由遵义入川。三川既定，上可以控扼关陇，下可以掇拾荆襄。倘以刍言为迂而无当，今惟急著是问。夫弈碁至于急著，则苟可以救败者，无所不用。迩者燕京特遣恭顺、致顺、怀顺三（逆？）进取两粤。（寅恪案：《清史列传·七八·尚可喜传》略云：“崇德元年四月封智顺王。顺治三年八月同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征湖南。”牧斋书中“智顺”作“致顺”，乃音近笔误。原阙一字，今以意补为“逆”字。盖此三人者，在清为顺，在明为逆也。）因怀顺至吉安忽然缢死，故三路之师未即渡洞庭，过庾岭。然其势终不可遏，其期谅不甚远。岂非两粤最急时乎？至彼中现在楚南之劲（敌），惟辰常马蛟麟为最。传闻此举将以蛟麟为先锋。幸蛟麟久有反正之心，与江浙（虏？）提镇张天禄、田雄、马进宝卜从善辈，皆平昔关通密约，各怀观望。此真为楚则楚胜，而为汉则汉胜也。蛟麟倘果翻然乐为我用，则王师亟先北下洞庭。但得一入长江，将处处必多响集。我得以完固根本，养精蓄锐，恢楚恢江，克复京阙。若谦益视息余生，奄奄垂毙，惟忍死盼望銮舆拜见孝陵之后，槃水加剑，席稿自裁等语。臣反覆披阅，虽谦益远隔万里，而彼身为异域之臣，犹知眷恋本朝，早夜筹维，思一得以图报效，岂非上苍悔祸，默牖其衷，亦以见天下人心未尽澌灭，真祖宗三百年恩养之报。臣敢不据实奏闻，伏祈皇上留意详阅，特赐鉴裁。臣缮疏方毕，适原任川湖督臣万年策自平溪卫取路黎靖来至桂林。具述虏镇马回子驻兵常德，实有反正之心。回子即名蛟麟者也。以情事度之，钱谦益楸枰三局揣摩之语，确相吻合，似非无据。岂非楚南拨云见日之时，而中兴之一大机会耶？
永历三年九月□□日具奏。
据此，牧斋《致稼轩书》作于顺治六年己丑之秋。其中已言及马进宝。故次年庚寅即有往金华游说马氏之事。更可注意者，即说马之举实与黄梨洲有关。黄宗羲《思旧录》“钱谦益”条（此条第四章已引，兹为便利论述，故重录之）云：
一夜余将睡，公提灯至榻前，袖七金赠余曰，此内人（自注：“即柳夫人。”）意也。盖恐余之不来耳。是年（指顺治七年庚寅），十月绛云楼毁，是余之无读书缘也。
《鲒埼亭集·一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略云：
公既自桑海中来，杜门匿景，东迁西徙，靡有宁居。又有上变于大帅者，以公为首，而公犹挟帛书，欲招婺中镇将以南援。
黄炳垕编《黄梨洲先生年谱》中“顺治七年庚寅”条云：
三月，公至常熟，馆钱氏绛云楼下，因得尽翻其书籍。
寅恪案：太冲三月至常熟，牧斋五月往金华。然则受之此次游说马进宝，实梨洲所促成无疑。观河东君特殷勤款待黄氏如此，则河东君之参预劝马反清之政治活动，尤可证明也。
又金氏《牧斋年谱》“（顺治八年）辛卯”条云：
为黄晦木（宗炎）作书绍介见马进宝于金华。（原注：“尺牍。”）
金氏未言出于《尺牍》何通，但检《牧斋尺牍》中《致□□□》略云：
余姚黄晦木奉访，裁数行附候，计已达铃阁矣。友人陈昆良赴温处万道尊之约，取道金华，慨慕龙门，愿一投分。介恃道谊之雅，辄为绍介。晦木知必荷眄睐，先为遥谢。
寅恪案：此札乃致马进宝者。细玩其语气，介绍晦木与介绍昆良，时间相距至近，且足知两人俱是初次介绍。今检《浙江通志·一二一·职官表》“分巡温处道”栏云：
陈圣治，辽东锦州人。顺治十年任。
万代尚，辽东铁岭人。顺治十四年任。
孟泰，辽东辽阳人。贡士。顺治十六年任。
及《清史列传·八十·马逢知传》略云：
（顺治）三年，从端亲王博洛南征，克金华，即令镇守。六年，命加都督佥事，授金华总兵，管辖金衢严处四府。七年九月，奏言臣家口九十余人，从征时即领家丁三十名星赴浙东，此外俱在旗下，距金华四千余里，关山迢递，不无内顾之忧。恳准搬取。下部知之。十三年迁苏松常镇提督。
并《有学集·七·高会堂诗集》有：
丙申重九海上作。
一题及《高会堂酒阑杂咏序》末署：
（顺治十三年）丙申阳月十有一日书于青浦舟中。
故综合推计牧斋之介绍晦木见马进宝于金华，实在顺治十三年丙申秋季以前，马氏尚未离金华赴松江之时。至《浙江通志》列万代尚之任温处台道，始于顺治十四年者，不过因排次便利，只书年而不书月。否则，绝无元旦上任除夕解职之理也。
又徐孚远《钓璜堂存稿·一二·怀陈昆良》（原注：“时闻瞿稼轩之变。”）云：
嗟君万里赴行都，桂岭云深入望迂。岂意张公双剑去，却令伍子一箫孤。粤西驻辇当通塞，湖北扬旌定有无。分手三年鸿雁断，如余今日正穷途。
可见陈氏同是当时参预复明运动之人。牧斋介绍之于马进宝，必非寻常干进以求衣食者之比。惜光绪修《常昭合志稿·三一·义行门·陈璧传》仅云：
陈璧，字昆良。崇祯末尝三上书论事。不报。归隐。
寥寥数语，殊为简略。今读闇公此诗，则陈氏平生志事更可证知矣。
兹仅录牧斋作品中，庚寅夏往返金华游说马进宝之作品，并略加释证于下。《有学集·三·庚寅夏五集序》云：
岁庚寅之五月，访伏波将军于婺州。以初一日渡罗刹江，自睦之婺，憩于杭。往返将匝月，漫兴口占，得七言长句三十余首，题之曰《夏五集》。《春秋》书“夏五”，传疑也。疑之而曰“夏五”，不成乎其为月也。不成乎其为月，则亦不成乎其为诗。系诗于夏五，所以成乎其为疑也。《易》曰：“或之者，疑之也。”作诗者其有忧患乎？
寅恪案：此《夏五集》可称为第一次游说马进宝反清复明之专集。河东君参预此活动，尤为显著。读者应特加注意也。
《早发七里滩》云：
欲哭西台还未忍，唳空朱啄响云端。（遵王《注》本此句下有牧斋自注云：“谢皋羽《西台恸哭记》，即钓台也。其招魂之词曰：化为朱鸟兮，有啄焉食？”）
寅恪案：“未忍”者，即未忍视明室今已亡之意。前论牧斋《次韵答盛集陶见赠》诗“终然商颂归玄鸟，麦秀残歌讵忍删”句及牧斋编《列朝诗集》终于“丁集”事，俱详言之，兹不更赘。涵芬楼本“忍”作“得”，殊失牧斋本旨，故从遵王《注》本作“忍”。
《五日钓台舟中》云：
纬划江山气未开，扁舟天地独沿洄。空哀故鬼投湘水，谁伴新魂哭钓台？五日缠丝仍汉缕，三年灼艾有秦灰。吴昌此际痴儿女，竞渡讙呶尽室回。
寅恪案：此诗第七、第八两句颇不易解。以恒情论，牧斋独往金华，河东君及其女应在常熟家中，殊与“吴昌”之语不合。岂河东君及其女虽不同牧斋至金华，但仅送之至苏州，留居于拙政园耶？俟考。检刘继庄（献廷）《广阳杂记·三》“涵斋又言海澄公黄梧既据海澄以降即条陈‘平海五策’”条，其第二策云：
郑氏有五大商在京师苏杭山东等处，经营财货，以济其用。当察出收拿。
《清史列传·九·黄梧传》云：
顺治十三年七月梧斩伪总兵华栋等，率众以海澄县投诚。
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永历十一年丁酉五月”条云：
藩行令对居守户官郑宫傅察算，裕国库张恢，利民库林义等稽算东西二洋船本利息，并仁义礼智信，金木水火土各行出入银两。
《明清史料·丁编·三·五大商曾定老等私通郑成功残揭帖》云：
（上缺。）万两，前往苏杭二州置买绫绸湖丝洋货，将货尽交伪国姓讫。一，顺治十二年五月初三、四等日，曾定老就伪国姓管库伍宇舍手内领出银五万两，商贩日本，随经算还讫。又十一月十一、二等日，又就伍宇舍处领出银十万两，每两每月供利一分三厘。十三年四月内，将银及湖丝缎匹等货搬运下海，折还母利银六万两，仍留四万两付定老等作本接济。
牧斋赋此诗时，郑氏之五大商尚未被清廷察出收拿。河东君之送牧斋至苏，或与此有关。夫郑氏之兴起，虽由海盗，但其后即改为经营中国南洋日本间之物产贸易。苏杭为丝织品出产地，郑氏之设有行店，自是当然之事。况河东君以贵妇人之资格，以购买物品为名，与绸缎店肆往来，暗作通海之举，可免为外人所觉察也。此说未敢自信，姑记于此，以俟更考。
《五日泊睦州》云：
客子那禁节物催，孤篷欲发转徘徊。晨装警罢谁驱去，暮角飘残自悔来。千里江山殊故国，一抔天地在西台。遥怜弱女香闺里，解泼蒲觞祝我回。
寅恪案：第四句盖与第七、第八两句相关，谓不与家人同作金华之行也。或疑“自悔来”之语，乃此行不成功之意。但据前引《马逢知传》，顺治七年庚寅九月，进宝奏请搬取在旗下之家口，可知进宝实已受牧斋游说之影响。然则牧斋此次婺州之行，亦不可谓无所成就矣。
《桐庐道中》云：
涉江无事但寻花。（自注：“兰溪载花盈舟，越人笑之。”）
寅恪案：此句并自注可参下引《东归漫兴六首》之五。牧斋此行明是有事而曰“无事”，《与尺二书》中“一宿无话”之“无话”，遣辞用意正复相同，可发一笑也。
《留题湖舫（自注：“舫名不系园。”）二首》之二云：
湖上堤边舣棹时，菱花镜里去迟迟。分将小艇迎桃叶，徧采新歌谱竹枝。（《江左三大家诗画合卷》芝麓所写“新”作“长”。）杨柳风流烟草在，杜鹃春恨夕阳知。凭阑莫漫多回首，水色山光自古悲。
寅恪案：此题二首，第四章已全引。第二首第二联亦特加论释。兹复移录第二首全文，借见牧斋此时之情感。今《江左三大家诗画合卷》，除牧斋《西湖杂感二十首》及梅村所绘图外，并有芝麓所书此诗，末署：
癸卯三月十又二日芝麓弟龚鼎孳拜题。
据此，孝升题字乃在牧斋卒前一年。若非赝作，则龚氏深赏牧斋此诗可以想见也。
《西湖杂感序》（此题序及诗皆依《江左三大家诗画合卷》牧斋自写本。其他诸本间有不同，而意义亦佳者，并附注于下，以供参考）云：
浪迹山东，系舟湖上。漏天半雨，夏月如秋。登登版筑，地断吴根。攘攘烟尘，天分越角。岳于双表，绿字犹存。南北两峰，青霞如削。想湖山之繁华，数都会之佳丽。旧梦依然，新吾安在。况复彼都人士，痛绝黍禾。今此下民，甘忘桑椹。侮食相矜，左言若性。何以谓之，嘻其甚矣。昔者南渡行都，慭遗南士。（“士”涵芬楼本及《注》本作“市”。）西湖隐迹，返抗西山。（涵芬楼本及《注》本“返”作“追”。）嗟地是而人非，忍凭今而吊古。丛残长句，凄绝短章，酒阑灯灺，隔江唱越女之歌。风急雨淋，度峡落巴人之泪。敬告同人，勿遗下体，敢附采风，聊资剪烛云尔。庚寅夏五憩湖舫凡六日，得诗二十首。（诸本此句下有“是月晦日，记于塘栖道中”十字。）特倩梅村祭酒作图以为缘起，今并录之。
寅恪案：此序中“侮食相矜，左言若性”之句，出《文选·四六》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遵王已引，不待更释。牧斋用此典以骂当日降清之老汉奸辈，虽己身亦不免在其中，然尚肯明白言之是天良犹存，殊可哀矣。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七三·别集类》“朱鹤龄愚庵小集”条云：
（鹤龄）与钱谦益为同郡，初亦以其词场宿老，颇与倡酬。既而见其首鼠两端，居心反覆，薄其为人，遂与之绝。所作《元裕之集后》一篇，称裕之举金进士，历官左司员外郎，及金亡不仕，隐居秀容，诗文无一语指斥者。裕之于元，既足践其土，口茹其毛，即无反詈之理。非独免咎，亦谊当然。乃今之讪辞诋语，曾不少避，若欲掩其失身之事，以诳国人者，非徒悖也，其愚亦甚云云。其言盖指谦益辈而发，尤可谓能知大义者矣。
寅恪案：牧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点。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使然。若谓其必须始终心悦诚服，则甚不近情理。夫牧斋所践之土，乃禹贡九州相承之土；所茹之毛，非女真八部所种之毛，馆臣阿媚世主之言，抑何可笑。回忆五六十年前，清廷公文往往有“食毛践土，具有天良”之语。今读提要，又不胜桑海之感也。
《西湖杂感二十首》，其二云：
潋滟西湖水一方，吴根越角两茫茫。孤山鹤去花如雪，葛岭鹃啼月似霜。油壁轻车来北里，梨园小部奏西厢。而今纵与空王法（“与”诸本作“会”），知是前尘也断肠。
寅恪案：此首可与第四章引河东君《湖上草·西泠十首》之一“小苑有香皆冉冉，新花无梦不蒙蒙。金鞭油壁朝来见，玉佩灵衣夜半逢”两联相证发。柳赋诗在崇祯十二年己卯，钱赋诗在顺治七年庚寅。相去十二载，湖山一隅，人事变迁，已复如此，真可令人肠断也。
其八云：
西泠云树六桥东，月姊曾闻下碧空。杨柳长条人绰约，桃花得气句玲珑。（诸本此句下自注云：“‘桃花得气美人中’。西泠佳句。为孟阳所呤赏。”）笔床研匣芳华里，翠袖香车丽日中。今日一来方丈室（“一来”诸本作“一灯”），散花长侍净名翁。
寅恪案：此首为河东君而作，自不待言。第七句牧斋自写本作“一来”，不作“一灯”，盖用佛典“四向”之一以指河东君。牧斋于崇祯十三年《庚辰冬答河东君半野堂初赠诗》云：“沾花丈室何曾染。”竟在十年之前作此预言矣。
其十六云：
建业余杭古帝丘，六朝南渡尽风流。白公妓可如安石，苏小坟应并莫愁。戎马南来皆故国，江山北望总神州。行都宫阙荒烟里，禾黍丛残似石头。（诸本此句下有自注云：“有人问建业。云吴宫晋殿亦是宋行都矣。感此而赋。”）
寅恪案：此首自伤其弘光元年五月迎降清兵之事。夫南宋都临安，犹可保存半壁江山，岂意明福王竟不能作宋高宗耶？“吴官晋殿”乃指明南都宫阙而言，不过诡称前代之名为隐语耳。
其十七云：
珠衣宝髻燕湖滨，翟茀貂蝉一样新。南国元戎皆使相，上厅行首作夫人。红灯玉殿催旌节，画鼓金山压战尘。粉黛至今惊毳帐，可知豪杰不谋身。（诸本此句下有自注云：“见周公谨、罗大经诸书，亦南渡西湖盛事。”）
寅恪案：此首以梁红玉比河东君，甚为恰当。牧斋赋诗以梁比柳者甚多。此首作于游说马进宝反清之际，其期望河东君者，更与他作泛指者不同。可惜河东君固能为梁红玉，而牧斋则不足比韩世忠。此乃人间之悲剧也。
《东归漫兴六首》，其一云：
经旬悔别绛云楼，衣带真成日缓忧。入梦数惊娇女大，看囊长替老妻愁。碧香茗叶青磁碗，红烂杨梅白定瓯。此福天公知吝与，绿章陈乞莫悠悠。
寅恪案：此首可与第四章所引《东山酬和集·二》牧翁《二月十二春分日横山晚归作》及河东君次韵诗参照。钱、柳两诗作于崇祯十四年辛巳。牧斋此诗则为顺治七年庚寅所赋，就牧斋方面言之，则地是人是而时世则非。故赋此首时，与当日只限于私人情感者，更复不同矣。
其三云：
棨戟森严礼数宽，辕门风静鼓声寒。据鞍老将三遗矢，分阃元戎一弹丸。戏海鱼龙呈变怪，登山烟火报平安。腐儒箧有英雄传，细雨孤舟永夜看。
寅恪案：《牧斋外集·十·马总戎四十序》略云：
今伏波犹古伏波也。予读史好观马文渊行事。
故牧斋所作关于马进宝之诗文，皆用马援之典。此首亦是其一。玩此诗之辞旨，盖怀疑进宝是否果能从己之游说以叛清复明。《花笑庼杂笔·一》“黄梨洲先生批钱诗残本”条《东归漫兴》批云：
牧斋意欲有所为，故往访伏波，及观其所为，而废然返櫂。
可供参证也。
其四云：
林木池鱼灰烬寒，鸳湖恨水去漫漫。西华葛帔仍梁代，（自注：“《南史》，任昉子西华，流离不能自振，冬月着葛帔练裙。”）东市朝衣尚汉官。白鹤遄归无石表（“石表”遵王《注》本作“表柱”），金鸡旋放少纶竿。旧棋解覆唯王粲，东阁西园一罫看。（自注：“过南湖，望勺园，悼延陵君而作。其子贫薄，故有任西华之叹。”寅恪案：来之有子名祖锡，字佩远。徐闇公《钓璜堂存稿·一三·吴佩远郊居（七律）》首句云：“雅游季子已家贫。”张玄箸（煌言）《张苍水集》第二篇《奇零草·送吴佩远职方南访行在兼会师郧阳四首》之四结语云：“凭君驰蜡表，蚤晚听铙歌。”祖锡本末详见徐俟斋（枋）《居易堂集·一四·吴子墓志铭》及《吴子元配徐硕人墓志铭》并《苍水集》所附王慈撰《张忠烈公诗文题中人物考略》及陈乃乾、陈洙撰《徐闇公先生年谱》“顺治三年丙戌”条。牧斋此诗自注所指来之之子，即是佩远也。）
寅恪案：此首与下一题《感叹勺园再作》，同是为吴昌时而赋，俟于下题论之。
其五云：
水迹云踪少滞留，拖烟抹雨一归舟。虽无桃叶迎双桨（自注：“妇嘱买婢不得。”），恰有兰花载两头。古锦裹将唐百衲（自注：“买得张老颂琴，盖唐斫也。”），行宫拾得宋罗?。（自注：“宋景灵宫以七夕设摩罗?。今市上犹鬻之。”）孺人稚子相劳苦，一握欢声万事休。
寅恪案：此首第一联可与前引《桐庐道中》诗“涉江无事且寻花”句并注参读。河东君嘱牧斋买婢，而牧斋不能完成使命。揆以当日情势，江浙地域乱离之后，岂有买婢不得之理，盖旧时婢妾之界画本不甚分明。牧斋于此嫌疑之际最知谨慎。第四章引河东君依韵和牧斋《中秋日携内出游二首》之二“夫君本自期安桨”句，自注云：“有美诗云，‘迎汝双安桨。’”今牧斋诗既用王献之故事，然则买婢不得，非不得也，乃不敢也。买琴乃为河东君，买摩罗?乃为赵管妻。牧斋此等举动，真不愧贤夫慈父矣。
其六云：
不因落薄滞江干，那得归来尽室欢。巷口家人呼解带，墙头邻姥问加餐。候门栗里天将晚，秉烛羌村夜向阑。檐鹊噪干灯穗结，笑凭儿女话团圞。
寅恪案：此首写小别归来家人团聚之情事，殊为佳妙。牧斋性本怯懦，此行乃梨洲及河东君所促成。惴惴而往，施施而归，故庆幸之情溢于言表也。检《清史列传·八十·马逢知传》略云：
（顺治七年）十一月，土贼何兆隆啸聚山林，外联海贼，为进宝擒获，随于贼营得伪疏稿，谓进宝与兆隆通往来，疏请明鲁王颁给敕印。又得伪示，称进宝已从鲁王。进宝以遭谤无因，白之督臣陈锦，以明心迹。锦疏奏闻。得旨，设诈离间，狡贼常情。马进宝安心供职，不必惊惧。
据此，马氏为人反覆叵测，可以推知。何兆隆一案与牧斋金华之行，时间相距至近，两者或有关系，亦未可知。然则牧斋此行，实是冒险，河东君送之至苏，殆欲壮其胆而坚其志欤？
《感叹勺园再作》云：
曲池高馆望中赊，灯火迎门笑语哗。今旧人情都论雨，暮朝天意总如霞。（寅恪案：此联下句遵王《注》引范石湖《占雨》诗“朝霞不出门，暮霞行千里”为释，甚是。但牧斋意则以“朝霞”比建州，以“暮霞”比永历，亦即左太冲《魏都赋》“彼桑榆之末光，逾长庚之初晖”之旨，谓天意将复明也。至上句遵王已引《杜工部集·一九·秋述》一文“旧雨来，今雨不来”为释，固昔人所习知。唯今日游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者，恐未必尽知耳。一笑。）园荒金谷花无主，巷改鸟衣燕少家。惆怅夷门老宾客，停舟应不是天涯。
寅恪案：牧斋此行过嘉兴，感叹勺园，一再赋诗，兼寓朝政得失、民族兴亡之感，不待赘论。其实牧斋之微旨尚不止此，盖勺园者，即河东君于崇祯十三年春由杭至禾养病之地。是年冬，牧斋至嘉兴遇惠香（当即卞玉京），河东君之访半野堂，亦预定于此时。职是之由，勺园一地乃钱、柳因缘得以成就之枢纽。牧斋不惮一再赋诗，殊非偶然。今《梅村集》中关于勺园之诗，《鸳湖曲》一首最为世所传诵。读者谓其追伤旧朝亡友而已，但不知其中实隐藏与卞玉京之关系。其微旨可从原诗辞句中揣知之也。特记于此，以告世之读骏公诗者。
《婺归以酒炙饷韩兄古洲口占为侑》云：
好事何人问子云，一甘逸少与谁分。酒甜差可称欢伯，炙美真堪遗细君。大嚼底须回白首，浅斟犹忆醉红裙。（自注：“兄高年好谈风怀旧事。”）晴窗饭罢摩双眼，硬纸黄庭向夕曛。（自注：“兄家藏杨许《黄庭》楷书，日抚数纸。”）
寅恪案：《有学集·二四·韩古洲太守八十寿序》云：
岁在旃蒙协洽，雷州太守古洲韩兄，春秋八十。余曰：“是吾年家长兄也。是吾吴之佳公子，良二千石，国之老成人也。是闳览博物之君子，海内收藏赏鉴专门名家也。”
嘉庆修《雷州府志·九·职官表》“明知府”栏载：
韩逢禧，长洲人。官生。天启元年任。
李之华。
丁纬。
范得志。七年任。
容庚君藏《兰雪斋刻定武兰亭帖》附韩氏《跋》云：
余先宗伯（寅恪案：逢禧父世能，曾任礼部侍郎。事迹见《明史·二一六·黄凤翔传》附《世能传》、《明诗综·五一》“韩世能”条及同治修《苏州府志·八七·长洲县·韩世能传》等）于万历甲戌曾得韩侂胄所藏《定武兰亭》，时余尚未生。及余既长，笃好法书，遂蒙见赐。临玩最久，寝食与俱。崇祯庚午又购得荣芑所藏本，二卷皆严氏物。“荣芑本”有项子京印识。今阅此本，与余所藏荣芑旧本同一手拓出，纸墨奇古，神采勃发。卷内有朱文公手题，前后亦有项子京印识，可见项氏藏物之富如此。（天启四年）甲子，解组归田，心厌烦嚣，复得睹此，合余藏二卷，同校于半山草庐。三卷同是定武真刻，六百余年神物，今得并来同聚一室，大是奇缘，眼福良厚矣。喜书其后。半山老人韩逢禧。（下钤有“朝延氏”印。）
又容君藏《钟繇荐季直表帖》附秋囿老民《跋》云：
韩跋各看款题志皆俗手揭去。黑纸白字名曰“黑老虎”，非降龙伏虎，不能得也。
及翁同龢题诗二首，其二云：
满口娑婆不识佛，天台山鸟劝君归。何如一切都捐弃，黑老虎来为解围。（自注：“韩逢禧尝学佛，再髡而再发。入天台遇樵者，诃之曰‘满口娑婆哄度日’云云。册有韩印，戏及之。黑老虎乃前跋中语也。”）
又容君藏《安素轩石刻中唐人书七宝转轮圣王经》附韩氏《跋》云：
此为唐相钟（绍京）手迹。书法悉宗右军《乐毅论》，时兼有欧、虞、褚体，正见其集大成也。纸为硬黄，烂漫七千余言，神釆烨然，真世之罕物。相传鲜于困学公珍藏此卷于室中，夜有神光烛人者，非此其何物耶？长洲韩逢禧识。
唐蕉庵（翰题）《唯自勉斋长物志·中·书画名迹类》云：
南海吴学士荣光所刻藏宋玉石本《定武兰亭》，后有明崇正间韩太守逢禧跋云，明成国公朱箑庵旧物，与虑鸿草堂图永兴庙堂真迹九件，同时售于项氏天籁阁。此卷项氏藏印累累，凡《兰亭》所用之印，卷中无不有。其为一时所押可知。传之有绪，足为吾斋中书迹甲观。
韩氏事迹虽未能详知，但依上所引资料亦可得其涯略。牧斋此诗自表面观之，辞旨与游说马进宝之事无涉。又非汪氏游舫与湖山盛衰、家国兴亡有关者之比，似甚奇特。细思之，《夏五》一集乃赴婺说马之专集，牧斋由金华还，即以酒炙饷韩，侑以此诗。若说马之事与韩氏无关，则牧斋不应插入此题。颇疑古洲既多藏彝器字画，牧斋或取其一二与马伏波有关之假古董，以为谒见进宝之贽。及其归也，自应以酒炙相饷。又韩氏好谈风怀旧事，牧斋此次经过苏州嘉兴，韩氏必与之谈及昔年柳、卞在临顿里勺园之艳迹，故牧斋诗语戏及之。翁叔平谓古洲“再髡再发”，足见韩氏亦是欲“老皈空门”而不能实行者，其人正与牧斋相类。《有学集·病榻消寒杂咏》云：“蒲团历历前尘事，好梦何曾逐水流。”不仅自咏，亦可兼咏韩氏也。
《书〈夏五集〉后示河东君》云：
帽檐欹侧漉囊新，乞食吹箫笑此身。南国今年仍甲子，西台昔日亦庚寅。（自注：“皋羽西台恸哭，亦庚寅岁也。”）闻鸡伴侣知谁是，画虎英雄恐未真。诗卷丛残芒角在，绿窗剪烛与君论。
寅恪案：此首为《夏五集》全集之结论。第二句寓复明之意。第三句谓永历正朔犹存。第五句目河东君为同心同志之人。第六句用《后汉书·列传·十四·马援传》援《诫兄子严敦书》中“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之语，牧斋盖疑马进宝之不可恃也。总而言之，牧斋此次金华之行，河东君为暗中之主持人，细绎此诗辞旨，更无疑义矣。
牧斋《庚寅夏五集》后一年所赋之诗，最佳最长者应推《哭瞿式耜（五言排律）》一题。本文以范围限制之故，不能全引，惟择其中有关诸句，并牧斋自注，略论述之于下。
《有学集诗注·四·哭稼轩留守相公诗一百十韵用一千一百字》略云：
（自注：“已下叙闻讣为位之事。”）伤心寝门外，为位佛灯前。一恸营魂逝，三号涕泗涟。脩门归漠漠，故国望姗姗。庚寅征览揆，辛卯应灾躔。（自注：“君生于庚寅，甲子一周而终，故引庚寅以降之词。其闻讣辛卯夏也，故引朔日辛卯之诗。皆假借使之也。”）剑去梧宫冷，刀投桂水煎。（自注：“已下叙其戊辰后归田燕游之事。”）拊心看迸裂，弹指省轰阗。攀附龙门迥，追陪鹤盖连。园林归绿水，屋宇带红泉。一饭常留客，千金不问田。以忙消块垒，及暇领芳妍。日落邀宾从，舟移沸管弦。丹青搜白石，杖履撰松圆。（自注：“君好藏白石翁画。于程又有师资之敬。”）
寅恪案：关于钱、瞿之交谊及当日明清兴亡诸端，兹不具论。所可注意者，即河东君于崇祯十三年庚辰冬初访牧斋于半野堂。次年即崇祯十四年辛巳夏钱、柳结缡于茸城舟中两大事。牧斋此诗中“舟移沸管弦”句或间接有关涉，尚难确定。若就稼轩方面言之，则《东山酬和集》中不载瞿氏篇什，此或因稼轩虽曾赋诗，但未被牧斋收录所致。今日瞿氏作品遗佚颇多，殊不易决言，揆以稼轩与牧斋及河东君之关系，如第四章论述绛云楼落成诗所引《牧斋尺牍》例之，稼轩似非如黄陶庵之不以河东君为然者，何故于钱、柳因缘之韵事绝无一语道及，甚不可解。姑记此疑，以俟更考。
又，此年牧斋所赋诗当亦不少。今所存者，排列先后恐有错乱。诗题有关诸人，可考见者殊不多，故只择数题列之于下。
《寄怀岭外四君四首》，其一《金道隐使君》（自注：“金投曹溪为僧。”）云：
（诗略。）
其二《刘客生詹端》云：
（诗略。）
其三《姚以式侍御》云：
（诗略。）
其四《咏东皋新竹寄留守孙翰简》云：
笋根苞粉尚离离，裂石穿云岭外知。祖干雪霜催老节，孙篁烟霭护新枝。紫泥汗简连编缀，青社分符奕叶垂。昨夜春雷喧北户，老夫欣赋萚龙诗。
寅恪案：前论牧斋《庚寅人日示内》诗及河东君和诗，已略及金、刘、姚三人，惟瞿翰简未及，故特录此诗全文。“翰简”者，指稼轩孙昌文而言。永历特任昌文为翰林院检讨，稼轩两疏恳辞，原文见《瞿忠宣公集·六》，兹不具引。鄙意此时牧斋与永历政权暗中联络。其寄此四诗，必有往来之便邮无疑也。《赠卢子繇》云：
云物关河报岁更，寒梅逼坐见平生。眉间白发垂垂下，巾上青天故故明。老去闲门聊种菜，朋来参语似班荆。楞严第十应参遍，已悟东方鸡后鸣。
寅恪案：杭大宗（世骏）《道古堂集·二九·名医卢之颐传》略云：
之颐，字子繇，生明熹宗时，号晋公，又自称芦中人。父复，字不远，精于医理。《旧史》曰：陈曾藙传论之颐云，岁丙戌监国者在山阴，之颐杖策往谒，大为亲信，授职方郎。事败，跳身归里间，与旧相识者往来。门庭杂沓，踪迹不测。性又简傲，虽以医术起家，轻忽同党，好自矜贵，出入乘轩车，盛傔从，广座中伸眉抵掌，论议无所忌。识者谓必中奇祸。顷之，两目皆盲，??成废人，不出户庭，而曩所交游皆断绝，诧叹一室，竟以愤懑卒。此殆天之所以保全之也。
?可见牧斋此时相与往来之人，其酬赠诗章见于《有学集》者，大抵为年少尚未有盛名而志在复明之人。如晋公即是一例。其他诸人，皆可以此类推之也。
《七十答人见寿》（涵芬楼本题下有“辛卯”二字）云：
七十余生底自嗟，有何鳞爪向人夸。惊闻窸窣床头蚁，羞见彭亨道上蛙。著眼空花多似絮，撑肠大字少于瓜。三生悔不投胎处，罩饭僧家卖饼家。
寅恪案：葛万里《牧斋先生年谱》“顺治八年辛卯”条（参《有学集·六·秋槐别集·乙未小至日宿白塔寺与介立师兄夜话辛卯秋憩友苍石门院扣问八识规矩屈指又五年矣感而有作二首》）云：
春游武林，夏有《哭稼轩》长篇。自记：九月避喧却贺，扁舟诣白下怀东（自注：“佟中丞。”）寓。朱雀桁市嚣聒耳，乃出城，栖止长干大报恩寺，与二三禅侣优游浃月，论三宗而理八识云云。
牧斋此年秋避寿却贺，往金陵寓佟国器家。据上引《福建通志》此年佟氏任福建左布政使。至牧斋之诣金陵，怀东是否在家，尚难确知。即使在家，为时亦必不久。似此情况，牧斋与外人往还，较为便利。然终嫌其嚣聒，乃迁居大报恩寺。颇疑此中尚有待发之覆。盖当日志怀复明诸人，往往托迹方外，若此辈谒牧斋于怀东寓所者过多，则不免惹起外间惊怪，转不如竟栖止于佛寺，更为妥慎。其言与禅侣研讨内典，恐不过掩饰之辞。后来牧斋再往金陵，亦尝栖止于报恩寺，仍是为顺治十六年己亥郑延平大举攻取南都之准备也。又检许谷人（浩基）编《郑延平年谱》“永历七年癸巳三月张名振张煌言请师入长江”条附《按语》云：
浩基按，名振与煌言凡三入长江，而未知初入长江为何年？又不知题诗祭陵为何年？各书纪载纷岐，莫知所据。《鲁春秋》《东南纪事》俱作壬辰。《海东逸史》作癸巳。《小腆纪年》作癸巳初入长江，而甲午题诗祭陵。《台湾外纪》《海上见闻录》亦作癸巳，而未言祭陵事。《南疆绎史》《明季南略》则俱作甲午。尤有不可解者，全氏撰《苍水碑》云，癸巳冬入吴淞，明年军于吴淞，会名振之师入长江，遥祭孝陵。甲午再入长江。盖癸巳之明年即甲午也。既书明年，下复系甲午，误甚。谢山犹恍惚其词，后人更难推测矣。
假定张名振、张煌言此次率师入长江至京口之年果为壬辰者，则其前一年辛卯秋牧斋避寿至金陵似与之有关。而此年秋间牧斋所赋《京口观棋六绝句》，其六云：
金山战罢鼓桴停，传酒争夸金凤瓶。此日江山纡白发，一枰残局两函经。
尤可注意矣。夫牧斋不在家作生日，避往金陵，其故河东君必知之。然则牧斋此次复明之活动，河东君亦曾参预其事，可无疑也。
今检《有学集》顺治九年壬辰十年癸巳两年间皆无诗什。金氏《牧斋先生年谱》“癸巳”条云：
季春，游武林，复往金华。先生《伏波弄璋歌》有“百万婺民齐合掌，浴儿仍用五铢钱”等句。按：此盖劝伏波复汉也。（原注：“壬辰、癸巳奔走国事，无诗。《武林观棋》及《伏波弄璋歌》，当是癸巳所作，并入《敬他老人集》者。又按：（李）定国退师，先生仍事联络，其志弥苦已。”）
寅恪案：金氏因此两年不见牧斋之诗，因以意取顺治十一年甲午所作《伏波弄璋歌》为癸巳年所赋，实非有确据。但牧斋于此两年间《有学集》中未录存其诗，亦必有待发之覆。据《塔影园集·一·东涧遗老钱公别传》云：
安西将军李定国以永历六年七月克复桂林，承制以蜡书命公及前兵部主事严栻联络东南。公乃日夜结客，运筹部勒，而定国师还。于是一意学佛，殚心教典，凡十年而卒。
《有学集·三七·严宜人文氏哀辞序》云：
宜人姓文氏，东阁大学士谥文肃震孟之长女。嫁兵部主事严栻，少保谥文靖讳讷之孙也。文肃忠果正直，耿然如秋霜夏日，爱其女，以为类己。文肃参大政，百日而罢。归里，逾年而卒。宜人从夫官信阳，哭其父，过时而毁，忽忽如不欲生。越九年而卒，崇祯甲申之十一月也。年四十有六。日月有时，卜葬于虞山袓茔之侧，哀子熊属其舅氏秉撰述行状来请为志，伏地哭不能起。余为感而泣下。往文肃辍讲筵归，改葬陆夫人，以丘嫂之谊，谒余为铭。今老居此世，忍复执笔而铭其女乎？宫邻金虎，感倚伏于前；左带沸唇，悼横流于后。弦么徽急，墀叹壑盈，俯仰三世，于余心有戚戚焉！弹毫缀思，百端交集，聊为哀辞一通，以写余怀。
《常昭合志稿·二五·人物门·严栻传》（参郏抡逵《虞山画志·二》“严栻”条）略云：
严栻，字子张，号髻珠，泽子。少颖悟，工书画篆刻，兼善骑射。登进士（寅恪案：本志二十《选举表》“进士”栏载：“严栻，崇祯（七年）甲戌科进士。”“举人”栏载：“严栻，崇祯（三年）庚午科举人。”），知信阳州。丁艰服阕，起为兵部主事，未赴。顺治初，大吏交荐，自以衰废固辞。卒年七十有九。
夫顾云美所记，自非虚构，可不待言。然今尚未发现他种材料可以证实顾氏之说者。检《明史·二七九·堵允（胤）锡传》略云：
时（桂）王在武冈，加胤锡东阁大学士，封光化伯，赐剑，便宜从事。胤锡疏请，得给空敕铸印，颁赐秦中举兵者。时颇议其专。
则李定国承制，以蜡书命钱、严联络东南，亦是可能。盖胤锡当日地位权势远不及定国，尚能作如是举动，何况李氏复取桂林，孔有德自杀，声威正盛之时乎？沈佳《存信编》（据朱希祖君《明季史料题跋·钞本存信编跋》所引）云：
永历六年（壬辰）冬，谦益迎姚志卓、朱全古祀神于其家。（寅恪案：《有学集·四·绛云余烬集·上》有《朱五兄藏名酒肆自号陶然余为更之曰逃禅戏作四小诗》一题及同书四二《戏作朱逃禅小影赞》有“朝扶鸾，夕降乩”之语。未知朱逃禅是否即朱全古？附记于此，以俟更考。）定入黔请命之举。七年（癸巳）七月，姚志卓入贵筑行营，上疏安隆，召见慰劳赐宴，遣志卓东还，招集义兵海上。冢宰范矿以朱全古万里赴义，题授仪制司主事。八年七月，遣内臣至厦门，册封漳国公郑成功为延平王。九年三月，简封朱全古兼兵科给事中，视师海上。先是甲午秋文安之密与全古曰：“刘（文秀）李（定国）之交必合，众志皆与孙（可望）离，但未知事机得失如何也。我当以冬还蜀，君可以春还（吴），吴楚上下流观察形势，各靖其志。”是年春，海上有警，行营吏部尚书范矿请遣使宣谕姚志卓，遂命全古。全古还吴，转渡江，由海门至前山洲。志卓已卒。全古宣敕拜奠。丁酉入楚报命。十三年六月，延平王郑成功率师围南京。
《南疆逸史·三六·姚志卓传》云：
乙未冬，入海攻崇明，殁于阵。浙东封仁武伯。
假定沈氏之言可信，姚志卓、朱全古曾于壬辰年亲至牧斋家，则钱、柳复明之举动若是活跃，其诗篇后来以避忌讳删弃，殊不足怪。《投笔集·小舟惜别》云：
北斗垣墙暗赤晖，谁占朱鸟一星微？破除服珥装罗汉（自注：“姚神武有先装五百罗汉之议，内子尽橐以资之，始成一军。”），灭损齑盐饷佽飞。娘子绣旗营垒倒（自注：“张定西谓阮姑娘，‘吾当派汝捉刀侍柳夫人。’阮喜而受命。舟山之役，中流矢而殒。惜哉！”），将军铁槊鼓音违。（自注：“乙未八月，神武血战，死崇明城下。”）须眉男子皆臣子，秦越何人视瘠肥？（自注：“夷陵文（安之）相国来书云云。”）
据牧齐所言，河东君捐资以助姚军，应在甲午及乙未两年间事，而牧斋以姚氏战死于顺治十二年乙未与《南疆逸史》同，唯秋冬季节稍异。是志卓之死在九、十月间，故传闻微有参差耳。至诸本列姚氏之死于前一年，鄙意牧斋为亲预此举之人，此诗又涉及河东君，其所记之年必非误记。观前论黄毓祺案牧斋被逮之年，可以推知也。至阮姑娘者，当实是女性。汪光复《明季续闻》略云：
己丑秋，晋阮进太子少傅。进侄浚英义将军。阮美、阮辟、阮骥俱左都督。
又云：
甲午春正六日，再入京口，至观音门仪真一带，擒斩参将阮姑娘。
阮姑娘究为何人，尚待考证。但其为阮进之女或侄女，似无可疑。若非然者，张名振绝不致派一男子侍柳夫人，岂不成为河东君之面首，而牧斋亦不应以定西此语相夸也。金氏《牧斋年谱》“丙申”条以牧斋《秋兴》诗自注中之阮姑娘为阮骏，而以甲午年死于京口之阮姑娘别为一人，误矣。又牧斋“娘子绣旗营垒倒”句，自是指阮姑娘。遵王《注》引唐平阳公主事为释，此世人习知之古典，尚不足了解当日之今典也。检《钓璜堂存稿·二十·北伐命偏裨皆携室行因歌之》云：
浪激风帆高入云，相看一半石榴裙。箫声宛转鼓声起，江左人称娘子军。长江铁锁一时开，旌旆飞扬羯鼓催。既喜将军挥羽入，更看素女舞霓来。挥戈筑垒雨花台，左狎夫人右酒杯。笑指金陵佳丽地，只愁难带荔枝来。
《徐闇公先生年谱》“弘光元年（自注：“顺治二年。”）乙酉”条云：
冬在闽娶戴氏。
《年谱》后附录黄仲友（定文）《东井文钞·书〈鲒埼亭集·徐闇公传〉后》云：
戴氏者，从亡总兵戴某女也。与闇公善，谓闇公文弱，风涛戎马，难以自全，而其女有文武才，以妻闇公。戴戎装握刀上阵，艰危奔走，卒赖其力以免。闇公卒于潮，戴上书州守，乞负骨归葬，许之。乃与其仲子永贞扶榇归松江，与闇公前妻姚，同志相守以死。至今松江人传其戎服遗像。
寅恪案：闇公之诗似讥当日复明舟师偏裨携带眷属，致妨军事之进行者。但复据黄氏所记闇公后室戴夫人事，则知当时海上复明诸军实有能戎装握刀上阵之女性，故牧斋诗自注中之阮姑娘乃女子，而非阮骏之托名，更得一旁证矣。又牧斋诗自注引文氏书语，此书疑是永历九年即顺治十二年乙未由朱全古转致者。姚氏封号，似以温书作“仁武”者为是，若“神武”则恐因吴音相近致讹也。至金氏《牧斋年谱》谓“定国退师，先生仍事联络，其志弥苦已”，所言甚是。顾氏所谓“定国师还，于是一意学佛，殚心教典，凡十年而卒”，则殊与事实不符。云美非不知牧斋在定国师还以后之复明活动，但不欲显言之，恐招致不便耳。
顺治十一年甲午牧斋集中有二作品与马进宝有关，亦即与复明之活动有关也。《牧斋外集·十·马总戎四十寿序》略云：
大元戎马，公专征秉钺，开府婺州者七载余，而春秋方四十。四月十有三日，为悬弧之辰。予以衰老，辱知于公，礼之以函丈，申之以盟好，其能不叙次一言，以效封人之祝？
寅恪案：《清史列传·二·和硕端重亲王博洛传》云：
（顺治三年）六月围金华，七月克之。
及同书八十《马逢知传》云：
（顺治）三年，从端重亲王博洛南征，克金华，即令镇守。故牧斋谓马氏“开府婺州者七载余”，应指自顺治三年七月至十一年四月而言也。
《有学集·五·绛云余烬集·下·伏波弄璋歌六首》，其五云：
龙旗交曳矢频悬，绣褓金盆笑胁骈。百福千祥铭汉字，浴儿仍用五铢钱。
其六云：
充闾佳气溢长筵，孔释分明抱送年。授记不须寻宝志，老夫摩顶是彭篯。
寅恪案：依“摸顶”句，可知马进宝生子，牧斋亲往金华致贺。其时间当在甲午秋间，观此歌前第六题为《甲午春观吴园次怀人诗卷》及同书一七《季沧苇诗序》云“甲午中秋余过兰江”句可证。又此歌前第二题为《武陵观棋六绝句》，其第一首有“初桐清露又前期”句，其第六首有“太白芒寒秋气澄”句，是牧斋此次往金华，秋间经过杭州之一旁证也。牧斋“五铢钱”句，复明之意甚显，遵王不敢注一字。检《后汉书·列传·十四·马援传》云：
初，援在陇西，上书言，宜如旧铸五铢钱。事下三府，三府奏以为未可许，事遂寝。及援还，从公府求得前奏难十余条，乃随牒解释，更具表言，帝从之。
则牧斋之诗，不仅表示复明之微旨，实亦采用马文渊故事也。但马氏虽“爱结纳名流”，实不通文墨，牧斋之深意，彼自不能了解也。（参阮葵生《茶余客话·八》“马进宝”条。）
复次，《有学集诗注》五顺治十一年甲午，十二年乙未，两年所赋之诗，与苏州有关者甚多。如《甲午十月二十夜宿假我堂梦谒吴相五君延坐前席享以鱼羹感而有述》《（叶）圣野（襄）携伎夜饮绿水园戏题四绝句》《冬夜假我堂文宴诗有序》《归自吴门（袁）重其复来征诗小至日止宿剧谈喜而有作》《甲午仲冬六日吴门舟中饮罢放歌为朱生维章六十称寿》《虎丘舟中戏为张五穉昭题扇得绝句八首穉昭少年未娶不肯席帽北游故诗及之》《乙未秋日许更生扶侍太公邀侯月鹭翁于止路安卿登高莫厘峰口占二首》（寅恪案：此题可参《牧斋外集·七·翁季霖诗序》）《游东山雨花台次许起文韵》《路易公安卿置酒包山官舍即席有作二首》等题，可为例证。夫牧斋家居常熟，苏州乃省会所在，其往来经过原不足怪。但牧斋此两年间复明之活动正在暗中进行，其频繁往来于常熟、苏州，终不能使人无疑。前引《广阳杂记》谓郑成功设有商店于苏州。在顺治十三年七月黄梧降清以前，尚未被清廷觉察。牧斋之屡游苏州，或与通海之举动有关。若更取与路安卿有关之两题四律证之，益为明显矣。兹录《路易公（寅恪案：涵芬楼本亦作“易公”疑“易”乃“长”字之误）安卿置酒包山官舍即席有作二首》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