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可知仲含、霖寰之成事及牧斋之企图。但郑氏与二曾真正交谊密切，与牧斋之仅以文字酬应者大有不同。假使牧斋果得任登莱巡抚，恐亦不得如二曾之能指挥郑氏之水军也。一为南都与全局之关系。盖当时长江以北受困于李、张及建州，已成糜烂之势。江左士大夫颇欲保全南方，以留都南京为中心，聚兵力借图偏安之局。观石斋《与郑将军书》第二通云“李大司马，方今伟人，所号召豪杰立应，拟与南都诸绅击牛酾酒，以俟麾下”及《与张鲵渊书》云“南都名贤所聚，熊坛老诸公提挈于内，刘良佐诸将匡襄于外。借漕捐资，尚支岁月”等语，是其明证。熊坛老即熊明遇。《明史·二五七·熊明遇传》略云：
熊明遇，字良孺，进贤人。崇祯元年，起兵部右侍郎。明年进左，迁南京刑部尚书。四年，召拜兵部尚书。五年，以故官致仕。久之，用荐起南京兵部尚书。
并参以上论侯方域代其父恂作书致左良玉，阻其拥兵至南京事，所引诸史料，足见崇祯十六年春间至初夏，熊氏亦在南京遥为牧斋共谋王室群公之一人也。一为关于左良玉之为人，石斋《致郑飞黄书》中所论，与牧斋撰《李邦华神道碑》中所言，颇不相同。盖石斋深知良玉之为人不可信赖，故欲借郑氏军力以防制之也。夫左氏固不可信赖，郑氏亦略相似。石斋当日或亦有所感觉，但此时所以取郑而舍左者，其关键实在左氏军糈不能自筹，动以索饷要挟官吏，残害人民。前述其拥兵东下，欲寄孥南京之事，可为一例，不必多论。至若郑氏所统之兵，军饷既能自给，故纪律亦较严肃。此点尤为当时所罕见，非他军所可企及也。
《明季北略·一一》“郑芝龙击刘香老”条略云：
初，芝龙为海盗。崇祯元年五月，招之。九月，芝龙降于巡抚熊文灿，授以游击。十三年八月，加芝龙总兵。芝龙既俘刘香，海氛颇息。因以海利交通朝贵，浸以大显。
芝龙幼习海，知海情。凡海盗皆故盟，或出门下。自就抚后，海船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船例入三千金。岁入年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自筑城于安平海梢，直通卧内，可泊船径达海。其守城兵自给饷，不取于官。旗帜鲜明，戈甲坚利。凡贼遁入海者，檄付芝龙，取之如寄。
同书同卷《郑芝龙小传》略云：
海盗有十寨，寨各有主。飞黄之主有疾，疾且痼，九主为之宰牲疗祭。飞黄乃泣求其主：“明日祭后必会饮，乞众力为我放一洋，获之有无多寡，皆我之命。烦缓颊恳之。”主如其言，众各欣然。劫四艘，货物皆自暹逻来者，每艘约二十余万。九主重信义，尽畀飞黄。飞黄之富逾十寨矣。海中以富为尊，其主亦就殂，飞黄遂为十主中之一。时则通家耗，辇金还家。置苏杭细软，两京大内宝玩，兴贩琉球、朝鲜、真腊、占城、三佛齐等国，兼掠犯东粤、潮惠、广肇、福游、汀闽、台绍等处。此天启初年事也。刘香既没，余皆跪拜投降，海上从此太平。往来各国皆飞黄旗号，沧海大洋如内地矣。抚按又为报功，因升漳潮两府副总兵。后至崇祯末年百计营求，欲得福闽全省正总兵，赍银十万至京师，大小司马手长胆怯，不敢也。至十七年三月，此银为流贼所得。
《小腆纪年·一三》“顺治三年十一月丁巳明郑芝龙降于我大清”条略云：
王师进逼安平镇，芝龙军容烜赫，炮声震天地。（将降于贝勒），其子成功谏曰：“闽粤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驰驱。若凭险设伏，收人心以固其本。兴贩各港，以足其饷。选将练兵，号召不难矣。”芝龙拂袖起。成功出告（其叔）鸿逵，逵壮之，入语芝龙曰：“兄尚带甲数十万，舳舻塞海，粮饷充足。辅其君以号召天下，豪杰自当响应，何委身于人？”
据上引史料观之，郑氏父子之兴起，非仅由武力，而经济方面，即当时中国与外洋通商贸易之关系有以致之。明南都倾覆，延平一系犹能继续朱氏之残余，几达四十年之久，绝非偶然。自飞黄、大木父子之后，闽海东南之地，至今三百余年，虽累经人事之迁易，然实以一隅系全国之轻重。治史之君子，溯源追始，究世变之所由，不可不于此点注意及之也。兹不避枝蔓之嫌，稍详论述之，以俟通人之教正。
至石斋《致张鲵渊书》所谓黎总戎延庆者，当是芝龙部下之将领。张鲵渊者，当日福建巡抚张肯堂之号。见黄宗羲《思旧录》“张肯堂”条。其事迹详见《明史·二七六·张肯堂传》。唯《明史》传书字不书号。今同治修《福建通志·一二九·张肯堂传》载其字鲵渊，实则鲵渊乃其号，非其字也。熊明遇，《明史》本传及《明诗综·五九·熊氏小传》皆言其字子良。光绪修《江西通志·一三八》及《小腆纪传·五七·遗臣·二·熊氏传》则谓其字良孺，微有不同。但《陈忠裕全集·一八·白云草·赠熊坛石大司马（五言排律）》附考证，引《明史》熊明遇本传以实之。又谈迁《北游录·纪闻类·上》“熊明遇”条云：“进贤故大司马熊坛石隐山中。”故知石斋所谓“坛老”即明遇。《明史》诸传例仅书字而不书号，实则名与字尚有相互关系，可以推寻。至于别号，则与其名之关系颇难揣测。如此节中所论黄、李、张、熊诸人，苟仅就《明史》证之，殊不能得其联系。此亦读史者不可不知也。
牧斋《癸未四月吉水公总宪诣阙》诗题中，所谓“辇下知己”者，当指郑三俊、范景文、冯元飚、龚鼎孳等而言。此题第四首自注云“上命精择大帅，冢宰建德公以衰晚姓名列上”可以为证。《明史·二五四·郑三俊传》云：“郑三俊，字用章，池州建德人。”故称“建德公”。同书一一二《七卿年表》“吏部尚书”栏载：崇祯十五年壬午“郑三俊八月任”；十六年癸未“三俊五月免”。故云“冢宰”。范质公与牧斋之关系，见前论《题〈将相谈兵图〉为范司马蔡将军作》诗。《明史·一一二·七卿年表》“工部尚书”栏载：崇祯十五年壬午“范景文十月任”；十六年癸未，景文仍任原职；十七年甲申二月入阁，三月殉难。至牧斋与冯元飏、元飚兄弟关系尤密，见前论《（癸未）元日杂题长句八首》之五，及《有学集·二八·慈溪冯公墓志铭》所述牧斋因张汉儒告讦被逮北行，时尔赓任苏松兵备参议，特加营护事。《明史·二五七·冯元飚传》略云：
（崇祯）十五年六月，召拜兵部右侍郎，转左。元飚多智数，尚权谲。与兄元飏并好结纳，一时翕然称“二冯”。然故与冯铨通普谊，初在言路，诋周延儒。及为侍郎，延儒方再相，元飚因与善。延儒欲以振饥为铨功，复其冠带。惮众议，元飚令引吴甡入阁助之。既而甡背延儒议。熊开元欲尽发延儒罪，元飚沮止之。开元以是获重谴。兵部尚书陈新甲弃市，元飚署部事。一日，帝召诸大臣游西苑，赐宴明德殿，因论兵事良久。帝曰：“大司马缺久，无逾卿者。”元飚以多病辞，乃用张国维。十六年五月，国维下狱，遂以元飚为尚书。至八月，以病剧乞休，帝慰留之。请益坚，乃允其去。将归，荐李邦华、史可法自代。帝不用。用兵科都给事中张缙彦，都城遂不守。
及同书《七卿年表》“兵部尚书”栏载：
十六年癸未，（张）国维五月免。冯元飚五月任，十一月告病。张缙彦十月任。（寅恪案：谈迁《国榷·部院表·下》“兵部尚书”栏，“崇祯癸未，慈溪冯元飚五月任，十月罢。□□张缙彦十月任”。与《明史》略异。岂元飚久病，十月尚虚留原阙，缙彦代任职务，至十一月元飚始正式开去原阙，而缙彦遂真除本兵耶？俟考。）
可知牧斋与冯铨、周延儒诸人之复杂关系，尔弢实有牵涉。牧斋所指“辇下知己”，尔弢应为其中一人，自无疑义也。又龚鼎孳《定山堂集》载其门人孝感严正矩所撰《大宗伯龚端毅公传》略云：
莅蕲七载，抚按交章累荐，举卓异，行取陛见。上注视嘉悦，拜兵科给事中。居兵垣十阅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于人才士气，尤为谆谆致意云。于司寇徐公石麒之去国，特疏请留，极论言官章公正宸、惠公世扬、宪臣刘公宗周、金公光宸等皆当赐环。因及钱公谦益、杨公廷麟、忤珰同难之方公震孺，俱不宜终老岩穴。
寅恪案：芝麓时任兵科给事中，请起用自命知兵之牧斋，则不仅能尽本身之职责，亦可称牧斋知己之一矣。至作芝麓传之严正矩，其人与顾横波三十九岁生日金陵市隐园中林堂盛会有关。《板桥杂记·中·丽品门》“顾媚”条纪其事略云：
岁丁酉（顺治十四年），尚书挈（横波）夫人重游金陵，寓市隐园中林堂。（寅恪案：园在南京武定桥油坊巷。见嘉庆修《江宁府志·九·古迹门》，并可参吴应箕《留都见闻录·上·园亭门》关于市隐园条。）值夫人生辰（寅恪案：横波生辰为十一月三日。此年三十九岁。详孟森《心史丛刊二集·横波夫人考》），张灯开宴，请召宾客数十百辈，命老梨园郭长春等演剧，酒客丁继之、张燕筑及二王郎（原注：“中翰王式之，水部王桓之。”）串王母瑶池宴。夫人垂珠帘召旧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与宴。李六（大？）娘、十娘、王节娘皆在焉。（寅恪案：三人事迹见余书中《丽品门》及同卷《珠市名妓附见》，并同书下《轶事门》。）时尚书门人楚严某赴浙监司任，逗遛居樽下，褰帘长跪，捧卮称“贱子上寿”，坐者皆离席伏。夫人欣然为罄三爵，尚书意甚得也。余与吴园次、邓孝威作长歌纪其事。嗣后还京师，以病死。尚书有《白门柳传奇》行于世。（可参《定山堂诗集》附《诗余·一》。）
寅恪案：澹心所言芝麓门人赴浙江监司任之“楚严某”，今检严氏所作《芝麓传》云：
（崇祯九年）丙子，分校楚闱，总裁为娄东吴骏公（伟业）、宋九青（玫），两先生称文坛名宿，与公气谊甚合，藻鉴相同，所拔皆奇俊，得士周寿明等七人，中甲科者五，不肖矩与焉。
及光绪修《孝感县志·一四·严正矩传》略云：
严正矩，字方公，号絜庵。癸未成进士，未仕。国初授嘉禾司理。以贤能升杭州守，代摄学政。寻简饬兵备温处。
故澹心所指，即絜庵无疑。兹以余氏所述涉及善持君事，颇饶趣味，因附记于此。
依上引诸资料，最可注意者，牧斋此诗作于崇祯十六年四月，其时正欲以知兵起用，故目当日管领铨曹并此时前后主持戎政之人，皆为知己，斯又势所必然。今日思之，甚为可笑。至牧斋京华旧友，可称知己者，恐尚不止此数人，仍当详检史籍也。诗题中“二三及门”者，当指张国维等。检商务重印本《浙江通志·一百四十·选举门·举人表》载：“天启元年辛酉科。张国维。东阳人。壬戌会魁。”及《明史·一一二·七卿年表》“兵部尚书”栏载：崇祯十五年壬午“张国维九月任”；十六年癸未“国维五月免”。故牧斋所指“二三及门”，玉笥必是其中最重要之人。若熊汝霖，则《浙江通志·举人表》载：“天启元年辛酉科。熊汝霖。余姚人。辛未进士。”是雨殷之为牧斋门人，固不待言。《明史·二七六》、《浙江通志·一六三》、乾隆修《绍兴府志·五六》、光绪修《余姚县志·二三》、温睿临《南疆绎史·二二》及《小腆纪传·四十·熊汝霖传》并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九·移史馆熊公雨殷行状》等所载雨殷历官年月，皆颇笼统。惟《国榷·九九》“崇祯十六年癸未二月壬申（初八日）”载：
户科右给事中熊汝霖谪福建按察司照磨。
官职时间最为明确。牧斋赋诗在是年四月，当已知雨殷谪闽之事，故诗题所指“二三及门”中，熊氏似不能在内。至夏燮《明通鉴·八九》“崇祯十六年四月辛卯大清兵北归”条载：
谪给事中熊汝霖为福建按察使照磨。
则不过因记述之便利，始终其事言之耳。未必别有依据。盖熊氏既奉严旨谪外，恐不能在都迁延过久也。
更检《浙江通志·举人表》载：“天启元年辛酉科。王道焜。杭州人。”《明史·七六·朱大典传》附《王道焜传》、《浙江通志·一六三》及光绪修《杭州府志·一百三十·王道焜传》等所载年月，殊为含混，惟《南疆绎史·一七·王道焜传》（参《小腆纪传·四九·王道焜传》）略云：
王道焜，字少平，仁和人。天启辛酉举于乡。庄烈帝破格求才，尽征天下廉能吏，临轩亲试，不次用。抚按以道焜名上，铨曹谓郡丞例不与选，授兵部职方主事。道焜不平，按疏言（之）。寻得温旨，许候考。会都城陷，微服南归。
据此，则少平似有为牧斋所谓“二三及门”中一人之可能。然王氏之入京，究在十六年四月以前或以后，未能考知，故不敢确定也。其余牧斋浙闱所取之士，此时在北京者，或尚有他人，更俟详考。
以上论诗题已竟，兹续论此四律于下。其一略云：
青镜霜毛叹白纷，东华尘土懒知闻。绝交莫笑嵇康懒，即是先生誓墓文。
寅恪案：此首乃谢绝中朝寝阁启事之总述。“绝交莫笑嵇康懒，即是先生誓墓文”乃指《初学集·八十·寄长安诸公书》。此书题下署“癸未四月”，可知牧斋当时手交此书与懋明带至北京者。揆之牧斋此时热中之心理，言不由衷，竟至是耶？
其二略云：
三眠柳解支憔悴，九锡花能破寂寥。信是子公多气力，帝城无梦莫相招。
寅恪案：关于此首所用典故，钱遵王《注》中已详者，不须多赘。惟有可注意者，即“三眠柳”“九锡花”两句，此联实指河东君而言。遵王虽引陶穀《清异录》中罗虬九锡文以释下句，但于上句则不著一语。因“柳”字太明显，故避去不注耳。第七、第八两句，自是用《汉书·六六·陈万年传》附《子咸传》中所云：
王音辅政，信用陈汤。咸数赂遗汤，予书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颜师古注曰：“子公，汤之字。”）
遵王《注》已言之矣。但牧斋《杜工部集笺注·一五·秋兴八首》之四“闻道长安似弈棋”一律《笺》云：
曰“平居有所思”，殆欲以沧江遗老，奋袖屈指，覆定百年举棋之局，非徒悲伤晼晚，如昔人愿得入帝城而已。
检牧翁《读杜寄卢小笺》及《读杜二笺》，俱无此语。据季振宜《钱蒙叟杜工部集笺注序》云：
一日，（遵王）指《杜诗》数帙，泣谓予曰：“此我牧翁笺注《杜诗》也。年四五十，即随笔记录，极年八十，书始成。”
夫牧斋之读《杜诗》，“年四五十即随笔记录”，则崇祯七年九月以前，《读杜笺》中，既未用《汉书》陈咸之成语。可知季氏所刻《蒙叟笺注》中所用陈咸之言，乃牧斋于崇祯七年秋后加入者。《初学集·八十·（崇祯十六年癸未）复阳羡相公书》云：
两年频奉翰教，裁候阙然，屏废日久。生平耻为陈子康。愿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此阁下之所知也。
据此，岂加入之时，即崇祯十六年癸未作此书及赋《吉水公总宪诣阙》诗之际耶？若此揣测不误，未免以退为进。明言不欲“入帝城”，而实甚愿“蒙子公力”也。措辞固甚妙，用心则殊可笑矣。
其三略云：
仕路揶揄诚有鬼，相门洒扫岂无人。云皴北岭山如黛，月浸西湖水似银。东阁故人金谷友，肯将心迹信沉沦。
寅恪案：此首之旨与第二首相同，皆言不欲入帝城之意。所不同之点，前者之辞，以保有“支憔悴”“破寂寥”之河东君为言，而后者则以管领“北岭”“西湖”之拂水山庄为说耳。刘本沛《虞书》“虞山”条云：“虞山即吴之乌目山也。在县治西北一里。”及“尚湖”条云：“尚湖即今西湖。在县治西南四里。”又光绪修《常昭合志稿·三·水道门》“尚湖”条云：
尚湖在常熟县西南四里，长十五里，广九里，亦曰“西湖”。卢镇《琴川志》：《旧经》曰，上湖昔人以虞山横列于北，亦称“照山湖”，而相沿多称“尚湖”。
牧斋之拂水山庄实据虞山、尚湖之胜境。周玉绳亦尝亲至其地。前论《（癸未）元日杂题长句八首》之六时，已言及之。此《癸未元日诗》第六首第二句自注云：“阳羡公语所知曰，‘虞山正堪领袖山林耳。’”牧翁于周氏此语，深恶痛恨，至死不忘，属笔遣辞，多及此意。“东阁故人金谷友”句，实用两出处，而指一类之人。遵王引《西京杂记·二》“公孙弘起家徒步为丞相”条以释“东阁故人”之语，甚是。但于“金谷友”则阙而不注。检《晋书·五五·潘岳传》略云：
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买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孙）秀诬岳及石崇、欧阳建谋奉淮南王允、齐王冏为乱，诛之。初被收，俱不相知。石崇已送在市，岳后至，崇谓之曰：“安仁，卿亦复尔耶？”岳曰：“可谓白首同所归。”岳《金谷诗》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乃成其谶。（寅恪案：《晋书·三三·石苞传》附《子崇传》云，“崇有别馆在河阳之金谷。”）
可与前引牧斋《癸未元日诗八首》之七“潘岳已从槐柳列”及此首“相门洒扫岂无人”句相参证，皆谓周玉绳幕客顾玉书（麟生）及谋主吴来之（昌时）辈。关于顾氏泄漏牧斋请玉绳起用冯铨事，前已述及，但玉书非甚有名之文士，至若吴来之，则是当日词人，其本末颇与安仁类似。牧斋作诗之际，周、吴俱尚未败，乃以“白首同所归”为言，可谓预言竟中者矣。
其四云：
虚堂长日对空枰，择帅流闻及外兵。（自注：“上命精择大帅，冢宰建德公以衰晚姓名列上。”）玉帐更番饶节钺，金瓯断送几书生。骊山旧匣埋荒草，谯国新书废短檠。多谢群公慎推举，莫令人笑李元平。
寅恪案：此首乃牧斋自谓己身知兵，堪任大帅，而崇祯帝弃置不用，转用周玉绳，所以致其怨望之意，故此首实为此题之全部主旨也。诗中典故遵王已注释者，可不复述。兹唯就诗中旨意，略证释之。
《明史·二四·庄烈帝本纪》略云：
崇祯十五年十一月壬申，大清兵分道入塞，京师戒严，命勋臣分守九门。诏举堪督师大将者。闰（十一）月癸卯，下诏罪己，求直言。壬寅，大清兵南下畿南，郡邑多不守。十二月，大清兵趋曹、濮，山东州县相继下。十六年夏四月丁卯，周延儒自请督师。许之。
同书二七六《熊汝霖传》云：
（庄烈帝）尝召对，（汝霖）言：“将不任战，敌南北往返，谨随其后，如厮隶之于贵官，负弩前驱，望尘莫及，何名为将？何名为督师？”帝深然之。已言：“有司察举者，不得滥举边才；监司察处者，不得遽躐巡抚。庶封疆重任，不为匪人借途。”
检夏燮《明通鉴·八九》“崇祯十六年夏四月辛卯大清兵北归”条，述雨殷召对之语，于周延儒自请督师之后，特加“因言”二字，盖谓熊氏所称“何名为将？何名为督师？”之语，乃指玉绳而发，颇合当日情势。然则雨殷所奏，疑即阴为排周起钱之地。牧斋赋诗之前，或亦远道与谋，未可知也。
又，“金瓯断送几书生”句之“几书生”，自是指温体仁、周延儒言。长卿以翰林起家，玉绳以状头出身，俱跻位首辅，其为“书生”，固不待言。但牧斋诗中之“书生”，实偏重玉绳，盖用吴均《续齐谐记》所述阳羡许彦于绥安山行，遇一书生，求寄鹅笼中之事。遵王《有学集诗注·一·鹅笼曲四首》之一，已详引之矣。其余他诗，如此诗前一题《金陵客座逢水榭故姬感叹而作四首》，每首皆有“鹅笼”二字。及同书一三《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之十三自注云“壬午五日，鹅笼公有龙舟御席之宠”等，亦用此典。推其所以累用此典者，实有原因。盖牧斋深恶玉绳，故于明人所通称之“阳羡”二字，亦避而不用，特取“鹅笼”二字以目之。怨毒之于人，可畏也已。“骊山”“谯国”一联之典故，遵王《注》已解释，不须重论。牧斋以“知兵”自许，此联之旨即前论《初学集·二十·上·东山诗集·三·秋夕燕誉堂话旧事有感（七律）》“洞房清夜秋灯里，共简庄周说剑篇”之意也。“多谢群公慎推举，莫令人笑李元平”二句，表面观之，虽似自谦之语，实则以李元平指周延儒，读者幸勿误解也。综合言之，牧斋所谓此次与群公共谋王室之事，乃钩结在朝在野之徒党，排周延儒，而自以知兵为借口，欲取而代之之阴谋。牧斋应有自知之明，揣其本人，于李元平所差无几，故欲联络当日领兵诸将帅为之效用，尤注意郑芝龙之实力。此点虽极可笑，但亦是彼时之情势所致，读者不可因轻笑牧斋之故，而忽视此明季史事中重要之关键也。前言当“白首老人”世路驰驱之日，正“红颜小妇”病榻呻吟之时。（《初学集·二十·上·东山诗集·三·冬至后京江舟中感怀八首》之一云：“白首老人徒种菜，红颜小妇尚飘蓬。”）河东君适牧斋后，不久即患病。其病始于崇祯十四年辛巳秋冬之际，至十六年癸未秋冬之间方告痊愈，凡越三甲子之时日，经过情事之可考见于牧斋诗文中者，依次移写，而论释之于下。但上已引者，仅列题目及有关数语。又上虽未引，因其题目有关，则止录题目。读者可取原集参之也。
《初学集·二十·上·东山诗集·三·小至日京口舟中》云：
病色依然镜里霜，眉间旋喜发新黄。
河东君和诗云：
首比飞蓬鬓有霜，香奁累月废丹黄。
寅恪案：“小至”为冬至前一日（郑氏《近世中西史日表》载：“崇祯十四年辛巳十一月十九日冬至。”虽未必与当时所用之历切合，然所差亦不甚大也），检《初学集·二十·上·东山诗集·三》有《（辛巳）中秋日携内出游次冬日泛舟韵二首》，并附河东君和作。两人诗中未见河东君患病痕迹，则自小至日上溯至中秋日，共越三月，而中秋时尚未发病，故依河东君“累月”之语推之，知其病开始于九十月间也。牧斋诗“病色依然镜里霜”之句，乃面有病容，呈霜白色之意。至河东君“首比飞蓬鬓有霜”句，则早兴潘安仁二毛之叹。但此时其年仅二十四，纵有白发，当亦甚少，盖自形其憔悴之态耳。且顺治十三年丙申河东君年三十九时，牧斋赋《茸城惜别》诗，有“徐娘发未宣”句（见钱曾《有学集诗注·七》。余详下论），岂有年四十发尚未斑白，而年二十四鬓反有霜乎？此为诗人夸辞趁韵之言明矣。牧斋“发新黄”之语，用《花间集·五》张泌《浣溪沙词十首》之四“依约残眉理旧黄”句。故河东君和诗以“废丹黄”答之。此处“丹黄”二字，乃指妇女装饰用品，非指文士校点用品。因恐读者误会，故并及之。
抑更有可论者，前言牧斋不多作词，今观牧斋“发新黄”之语，既出《花间集》，《有学集·三·夏五集·留题湖舫（七律）二首》之二“杜鹃春恨夕阳知”句亦用秦少游《淮海词·〈踏莎行·郴州旅舍〉》词“杜鹃声里斜阳暮”之语（可参上论），则知牧斋于诗余一道，未尝不研治，其为博学通才，益可证明矣。
又，靳荣藩《吴诗集览·四·上·永和宫》词“巫阳莫救仓舒恨，金锁雕残玉箸红。”其释“玉箸”固当，但其解“金锁雕残”，则无着落。颇疑梅村“金锁雕残”四字，即从张泌“依约残眉理旧黄”句而来。盖谓双眉愁锁，不加描画也。梅村易“黄”为“金”，与“玉”相配，尤为工切。斯为一时之臆说，未必能得骏公真意。姑记于此，以俟更考。
兹复有一事附论于此。偶检近日影印《归庄手写诗稿·辛巳稿》中载《感事寄二受翁二首》之二“病闻妙道加餐稳，乡入温柔娱老宜”句下自注云：
娄东受老方卧病，虞山受老初纳河东君。
《明史·二八八·张溥传》略云：
张溥，字天如，太仓人。与同里张采共学齐名。号“娄东二张”。采字受先。知临川，移疾归。
故玄恭所谓“二受翁”，一即太仓张受先，一即常熟钱受之也。至恒轩赋此题之时日，亦有可考者，此题前《日食（七古）》一首，其诗云：
十月朔日昼如晦，青天无云欲见沬。仰望中天知日食，日食之余如月朏。
眉端有批语云：
丙子秋七月朔，日食，丁丑正朔食，是年十二月朔又食，并今为四。（寅恪案：谈迁《国榷·九五》载：“崇祯九年丙子七月癸卯朔，日食”；“十年丁丑正月辛丑朔，日食”；“同年十二月乙未朔，日食”；“十四年辛巳十月癸卯朔，丙午日食”。与归氏批语除十四年十月“癸卯”作“丙午”外，其余全同。《明史·二三·庄烈帝纪》崇祯九年秋七月不书日食，十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同年十二月不书日食。同书二四同纪十四年十月癸卯朔，日有食之。夏燮《明通鉴·庄烈帝纪》所书日食，及陈鹤《明纪》中其孙克家所补崇祯元年以后之记载，皆与《明史》同。夫《明史·庄烈帝纪》本多遗漏，其阙书日食，原不足异。夏、陈之书，依据《明史》，亦可不论。所可怪者，孺木与玄恭同为崇祯时人，独于崇祯十四年十月癸卯朔之日食，书作“丙午”，竟相差三日之久，殊不合理。故谈氏之书，虽称详确，然读者亦不可不慎也。）
玄恭此题后第二题为《十月四日复就医娄东夜雨宿舟中》，依是推计，可知《寄二受翁》诗乃作于崇祯十四年十月初一日至初四日之间也。今据恒轩作诗时日，附录于此，以备参证。又恒轩手稿此题第一首眉端有“存前首”三字。第二首眉端有朱笔“丿”之删去符号。然则恒轩本意不欲存第二首者，岂以此首涉及河东君之故耶？复检恒轩此稿辛巳年所作《虎丘即事》诗“拍肩思断袖，游目更褰裳”一联旁有朱笔批云：“此等不雅，且不韵。”颇似师长语气。更取国光社影印《东涧手校李商隐诗》中牧斋笔迹对勘，颇有类似之处。或疑《寄二受翁》诗第二首眉端朱笔符号，即出之牧斋之手。夫牧斋保有卢家莫愁，乃黄梨洲所谓“牧老生平极得意事”（见范锴《花笑庼杂笔·一》“黄梨洲批钱诗残本茸城惜别诗”条）。故此端不仅不应隐讳，且更宜借他人诗词，作扩大之宣传，安有使其门生删去此首之理。据是推论，此删去之符号，果东涧所加者，实因玄恭诗语，亦嫌“不雅不韵”所致，非由涉及河东君也。
《初学集·二十·上·东山诗集·三·寄榆林杜韬武总戎》云：
（诗略。结语前已论。）
同书同卷《冬至后京江舟中感怀八首》（寅恪案：此题第七首前已移录。第八首结语亦征引论及。兹更录第五首，与此题后诸诗，迄于崇祯十四年《辛巳除夕》共五题，综合论之于下。所以如是分并者，盖欲发河东君适牧斋后，曾一度留苏养疴未发之覆也），其五云：
人情物论总相关，何似西陵松柏间。敢倚前期论白首，断将末契结朱颜。缘情词赋推团扇，慢世风怀托远山。恋别烛花浑未灺，宵来红泪正斓斑。
《贺泉州孙太守得子四绝句》云：
（诗略。）
《半塘雪中戏成次东坡韵》，其一云：
千林晃耀失藏鸦，萦席回帘拥钿车。匝地杨枝联玉树，漫天柳絮搅琪花。薰炉昵枕梁王赋，然烛裁书学士家。却笑词人多白战，腰间十韵手频叉。
其二云：
方璧玄珪密又纤，霜娥月姊斗清严。从教镜里看增粉，不分空中拟撒盐。铺作瑶台妆色界，结成玉箸照冰檐。高山岁晚偏头白，只许青松露一尖。
《次韵戈三庄乐六十自寿诗兼简李大孟芳二君与余皆壬午》诗云：
（诗略。）
《辛巳除夕》云：
风吹漏滴共萧然，画尽寒灰拥被眠。昵枕熏香如昨日，小窗宿火又新年。愁心爆竹难将去，永夕缸花只自圆。凄断鳏鱼浑不寐，梦魂那得到君边。
寅恪案：前论牧斋《冬日嘉兴舟中戏示惠香》诗谓惠香与苏、禾两地有关。又论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牍》第二十五通时，亦言及河东君曾在嘉兴养病事。今细绎钱、柳两人《小至日京口舟中》之诗，牧斋《冬至后京江舟中感怀》诗第五首及《半塘雪中戏成次东坡韵》诗并《次韵戈三庄乐六十自寿》诗及《辛巳除夕》诗等，始恍然知河东君此次患病出游京口，因病转剧，遂留居苏州养病，而牧斋独自归常熟度岁也。
《京江舟中感怀》第五首，其为河东君而作，固不待言。初读之，见第七、第八两句，乃用杜牧之诗“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见《全唐诗·第八函·杜牧·四·赠别二首》之二）及晏叔原词“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见晏几道《小山词·蝶恋花》）之典。“夜寒”二字与冬至后气候切合，深服此老使事之精当，但不解何以此时忽有离别之感。后取《半塘雪中戏成次东坡韵》诗及《辛巳除夕》诗，并次年壬午春间与惠香有关诸诗，参合证之，方悟牧斋《京江舟中感怀》诗第五首，实因河东君不随同归家度岁，独留苏养疴，牧斋遂赋此首惜别也。此首全部皆佳妙，读者自能得知。兹所欲指出者，即“人情物论总相关，何似西陵松柏间”两句。此言当时舆论共推己身应作宰相，如河东君《半野堂初赠诗》所谓“江左风流物论雄”之意。但仍不及西陵松柏下之同心人也。“敢倚前期论白首，断将末契结朱颜”一联，上句用潘安仁《金谷诗》“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之典（见《晋书·五五·潘岳传》），下句用陆士衡《叹逝赋》“托末契于后生，余将老而为客”之典（见《文选·一六》）。牧斋之意以为己身长于河东君三十六岁，自当先死，不敢有“白首同归”之望，但欲以死后未竟之志业托之于河东君也。岂料后来牧斋为黄毓祺之案所牵累，河东君虽欲从死，然竟俱得生，而不能从死。（见《有学集·一·秋槐诗集·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序》。）迨牧斋逝后三十四日，河东君卒自杀相殉（见钱孺贻《河东君殉家难事实》）。然则牧斋诗语，亦终成预谶矣。奇哉！悲哉！
《贺泉州孙太守得子》诗在《冬至京江舟中感怀》诗后，《半塘雪中戏成》诗前。依排列次序言，似当作于牧斋此游未归常熟以前，但《半塘雪诗》乃牧斋极意经营之作，欲与东坡半山竞胜者，恐非一时所能完就，更须加以修改。岂此和苏两律之写定，实在归常熟，得闻孙氏生子以后，遂致如此排列耶？俟考。孙太守即常熟孙林之子朝让。牧斋与孙氏父子兄弟为乡里交好。《初学集·五六·诰封中大夫广东按察司按察使孙君墓志铭》略云：
孙氏世居中州，胜国时，千一公官平江路录事司主事，遂家常熟。府君讳林，字子乔，与其弟讳森，字子桑，羁贯成童，爽朗玉立。子桑与君之伯子恭甫相继举于乡。又十年，少子光甫亦举进士。君既辱与先人游，而余与子桑同举，交在纪群之间。恭甫既第，光甫始见知于余。君之丧，光甫自泉来奔。君卒于崇祯十年四月，享年七十有四。娶陈氏，赠淑人。子三人：朝肃，广东布政司右布政；朝谐，国子生；朝让，福建泉州府知府。今余离（罹？）告讦之祸，幽于请室，而光甫之乞铭也哀。故不辞而为之铭。
及光绪修《常昭合志稿·二五·孙朝肃传》附弟《朝让传》略云：
朝让，字光甫，一号木芝。登崇祯四年进士，历官刑部郎，出知泉州府。内艰服阕，再补泉州。升建南兵巡副使。旋晋按察使，转江西布政使，不赴。年方逾艾，林居终老。年九十而终。
故知牧斋赋《贺孙太守得子》诗，乃在光甫再任泉州知府之时。《常昭合志稿》谓“内艰服阕，再补泉州”，但据《初学集·孙林墓志铭》，子乔卒于崇祯十年四月，光甫请铭在牧斋以张汉儒告讦被逮至北京，即崇祯十年闰四月廿五日入狱，次年五月廿五日出狱之间。（参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可证光甫第一次实因丁父忧解任。《常昭合志稿》传文中之“内艰”，恐是“外艰”之误也。
寅恪初视牧斋此《贺得子》诗，以为寻常酬应之作，但揆以牧斋此际公私交迫、忙碌至极之情况，岂肯费如许时间及心思，作此通常酬应之举？故疑其别有作用。检《有学集·五·绛云余烬集·下》，即钱曾《注》本《敬他老人集·上·伏波弄璋歌六首》及《牧斋外集·一》原删诗“越吟憔悴”中《伏波弄璋歌二首》（原注：“即《敬他老人集》中删余。”），始知牧斋当时甚欲利用马进宝之兵力，以复明室，故不惮烦为此谄语。孙氏父子兄弟本是牧斋同里旧交，固与马氏不同。然中年得子，亦为常事，何乃远道寄贺，谀词累牍，一至如是耶？意者此际牧斋颇思借资郑芝龙、鸿逵兄弟水军，以达其楼船征东之策。前论沈廷扬上书请任牧斋为登莱巡抚事及牧斋《调用闽帅议》时，已言及之。考谈孺木《国榷·九七》载：“崇祯十四年辛巳二月辛酉，曾樱为副都御史，巡抚登莱。”同书九八载：“崇祯十五年壬午十月丁巳，曾樱为南京工部右侍郎。”《明史·二七六·曾樱传》云：“明年（崇祯十五年），迁南京工部右侍郎。”及吴廷燮《明督抚年表·六》“明季增置巡抚”栏载：
巡抚登莱地方赞理军务
（崇祯）十四年。徐人龙。
曾樱。《明史》本传：“迁山东右布政使，分守登莱。十四年春，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其地。”《山东志》：“代徐人龙。”
十五年。曾樱。《万历丙辰进士题名》：“曾樱。江西峡江民籍。”
曾化龙。（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六）》：“十五年十一月以曾化龙巡抚登莱。”
十六年。曾化龙。《山东志》：“晋江进士。代曾樱。”《万历己未进士题名》：“曾化龙。福建晋江军籍。”
故牧斋于崇祯十四年末赋诗贺孙朝让有子之时，恐已揣知仲含未必能甚久其位，己身倘能继任，则郑氏兄弟之兵力，必须争取。孙氏与郑氏兄弟之关系如何，今难详考。但既为泉州知府，则应有借以交通之可能。岂知受之所觊觎之官，乃为与郑氏兄弟同里之曾霖寰所得。霖寰与郑氏关系自较牧斋直接。牧斋于此亦可谓不自量者欤？由是言之，牧斋平生赋诗，其中颇多为己身政治服务之作，读者不察其隐秘，往往以集中滥杂酬应之作相讥诮，亦未免过于肤浅，转为牧斋所笑矣。
关于《半塘雪诗》颇有可论者，检《牧斋外集·五·薛行屋诗序》略云：
介甫谓子瞻《雪诗》有少陵气象，形神俱肖少陵复生者，在宋惟子瞻。
牧斋此序本为敷衍薛所蕴而作。酬应之文，殊不足道。但牧斋赋诗，宗尚少陵，于杜诗著有专书。此文引“介甫谓子瞻《雪诗》有少陵气象”之语，可见受之于子瞻《雪诗》尤所用心。牧斋《雪诗》之工妙，固不敢谓胜于介甫，然必不逊于子由，可以断言也。至牧斋诗中诸问题，兹不能详论。唯有可注意者，即牧斋与河东君出游京口，归途至苏州，何以有此《戏作雪诗》一题。细绎诗后第二题为《辛巳除夕（七律）》，其结语云：“凄断鳏鱼浑不寐，梦魂那得到君边。”并参以《雪诗》第一首第二句“萦席回帘拥钿车”及第一联“匝地杨枝联玉树，漫天柳絮搅琪花”之指河东君等句，然后豁然通解牧斋《半塘雪诗》，实与惠香有关。因惠香寓苏州（此点可参前引牧斋《永遇乐词·十七夜》“隔船窗，暗笑低颦，一缕歌喉如发”及“生公石上，周遭云树，遮掩一分残阙”，并《初学集·二十·上·东山诗集·三·效欧阳詹玩月诗》“谁家玩月无歌版，若个中秋不举觞。虎山桥浸水精域，生公石上琉璃场。酒旗正临天驷动，歌扇恰倚月魄凉”等句），河东君或又曾在其嘉兴之寓所养疴，此寓所恐即是吴来之（昌时）鸳湖别业所谓勺园者（见前论牧斋《冬日嘉兴舟中戏示惠香》诗），此次京江之游病势已剧，似可依前例留居惠香苏寓疗疾也。是时惠香究寓苏州何处？是否在半塘，抑或在他处？今未能确悉。假使牧斋适在半塘途中遇雪，因而乘兴赋诗，则殊不成问题。若不然者，则河东君留苏州养疴之寓所，必与半塘有关。但惠香斯际是否寓半塘，又无以考知。此点尚须详检。
兹复有一事可以注意者，即顾公燮《消夏闲记选存》“拙政园”条（参《嘉庆一统志·七八·苏州府·二·津梁门》“临顿桥”条及《吴诗集览·七·上·咏拙政园山茶花（并引）》。又阮葵生《茶余客话·八》“拙政园”条及吴槎客（骞）《尖阳丛笔·一》“徐夫人灿”条，所记颇详，足资考证。至张霞房《红兰逸乘·咫述类》“拙政园在齐门内迎春坊”条云：“吴三桂婿王长安别业也。吴败，为海盐陈相国之遴得。”则所述名园之易主，先后颠倒，殊为舛误也）云：
海宁相陈之遴荐吴梅村祭酒至京，盖将虚左以待。比至，海宁已败，尽室迁谪塞外。梅村作《拙政园山茶歌》，感慨惋惜，盖有不能明言之隐。拙政园在娄、齐二门之间，地名北街。嘉靖中，御史王献臣因大宏寺遗址营别墅，以自托于潘岳“拙者之为政也”。文衡山《图记》以志其胜。后其子以樗蒲一掷，偿里中徐氏。国初海宁得之，复加修葺，烜赫一时。中有宝珠山茶三四株，交枝连理，钜丽鲜妍。海宁贬谪，而此园籍没入官。顺治末年，为驻防将军寓居。康熙初又为吴三桂婿王永宁所有，益复崇高雕镂，备极华侈。滇黔作逆，永宁惧而先死，其园入官。内有斑竹厅一座，即三桂女起居处也。康熙十七年，改为苏松道署，道台祖道立葺而新之，缺裁，散为民居，有王皋闻、顾璧斗两富室分售焉。其后总戎严公伟亦居于此。今属蒋氏，西首易叶、程二氏矣。
及同治修《苏州府志·四六·第宅园林门》长洲县“拙政园”条，“康熙十八年，改苏常新署”句下原注云：
徐乾学记云：“始虞山钱宗伯谦益尝构曲房其中，以娱所嬖河东君，而海宁相公继之，门施行马。海宁得祸，入官。”（吴槎客（骞）《尖阳丛笔·一》“拙政园”条略云：“柳蘼芜亦尝寓此，曲房乃其所构。陈其年诗云：‘堆来马粪齐妆阁。’其荒凉又可想见矣。”可供参证。）
寅恪案：健庵生于崇祯四年，与钱、柳为同时人，所言当非虚构。但牧斋于顺治四、五两年，因黄毓祺案，曾居拙政园，见第五章所论。颇疑原一所言，乃指崇祯时事，与后来黄案无关。若所推测者不误，则当是指十四年末、十五年初而言。盖河东君自崇祯十四年六月适牧斋后，迄于明南都倾覆，唯此短时间曾居吴苑养疴也。姑记于此，更俟详考。或谓十四年末、十五年初，河东君居苏州养疴之地，乃是张异度（世伟）之泌园，即旧时陈惟寅之渌水园。盖异度及其子绥、子奕，皆与牧斋交谊甚笃，故河东君可因牧斋之故，暂借其地养疴。但此说尚未发现证据，姑录之，以俟详考。（可参《初学集·五四·张异度墓志铭》及《有学集·五·假我堂文宴诗》等。）
又《梅村家藏稿·三·诗前集·三·圆圆曲》云：
家本姑苏浣花里，圆圆小字娇罗绮。梦向夫差苑里游，宫娥拥入君王起。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
自是以西施比畹芬，与此曲下文：
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径尘生鸟自啼，屟廊人去苔空绿。
及“为君别唱吴宫曲”等语，皆用同一典故。“浣花里”者，辛文房《唐才子传·六·薛涛传》云：
涛字洪度，成都乐妓也。性辨惠，调翰墨。居浣花里，种菖蒲满门。傍即东北走长安道也。
可知梅村所用乃薛涛故事。靳荣藩《吴诗集览·七·上》引宋人刘诜《题罗稚川小景》诗“江村颇类浣花里”以释此句。殊不知刘诗此句下接以“人品兼似陶渊明”之语。足征刘诗之“浣花里”实指杜少陵，始可与陶渊明并举。梅村赋诗，岂得取杜、陶以比畹芬，致贻拟人不于其伦之讥耶？盖靳氏漫检《佩文韵府》作注，并未深究骏公用意之所在也。至于“横塘”与越来溪有关，而越来溪与越王勾践及西施间接有关（见《嘉庆一统志·七七·苏州府·一·山川门》“横塘”及“越来溪”等条），故又与“馆娃宫”“响屟廊”“吴宫”等语互相联系，不待详论。由是言之，颇疑梅村意中“浣花里”即指“临顿里”。叶圣野赠姜如斯诗云：“酒垆寻卞赛，花底出陈圆。”（见下引。）或者当崇祯中河东君早与卞云装、陈畹芬等居于临顿里，迨崇祯十四年复在云装处，即拙政园养疴欤？牧斋赋诗往往以河东君比西施。此点恐由河东君早在崇祯十四年以前即与畹芬、云装同寓临顿里之故。若所推测不误，则一代名姝，此短时间内，群集于此里，洵可称嘉话。惜尚难详确证明，甚愿当世及后来之通人有以赐教。寅恪追忆旧朝光绪己亥之岁旅居南昌，随先君夜访书肆，购得尚存牧斋序文之《梅村集》。是后遂习诵《圆圆曲》，已历六十余载之久，犹未敢自信能通解其旨趣，可知读书之难若此。际今以废疾之颓龄，既如仲公之健忘，而欲效务观之老学，日暮途远，将何所成，可伤也已。
又鄙意河东君所以留苏养疴，不偕牧斋归家度岁，当更有其他理由。考《后汉书·列传·八三·梁鸿传》略云：
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人也。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于嬴博之间，不归乡里。慎勿令我子持丧归去。”及卒，（高）伯通等为求葬地于吴要离冢傍。咸曰：“要离烈士，而伯鸾清高，可令相近。”
河东君者，以美人而兼烈女，企慕宋代之梁红玉，观其扶病出游京口，访吊安国夫人之古战场一事，可以证知。韩、梁墓在苏州灵岩山，河东君当时自料其必死，死而葬于苏州，即陆放翁“死当穿冢伴要离”及“死有要离与卜邻”之意也。（见《剑南诗稿·七·月下醉题》及二七《书叹》。）
复次，《白氏长庆集·一二·真娘墓》（自注：“墓在虎丘寺。”）云：
真娘墓，虎丘道。不识真娘镜中面，唯见真娘墓头草。霜摧桃李风折莲，真娘死时犹少年。脂肤荑手不牢固，世间尤物难留连。难留连，易销歇。塞北花，江南雪。
《吴地记》云：
虎丘山有贞娘墓，吴国之佳丽也。行客才子，多题诗墓上。
范锴《花笑庼杂笔》本顾云美《河东君传》末署：
甲辰七月七日书于真娘墓下。
据此，云美之意殆拘执地方名胜古迹，以为河东君愿死葬苏州之故，仅由于欲与唐之贞娘相比并，则犹未尽窥见河东君平生壮志之所在也。尤有可注意者，即顾公燮《消夏闲记选存》“柳如是”条云：
甲辰七月七日，东海徐宾为葬于贞娘墓下。（寅恪案：徐宾事迹见《松江府志·五六·徐冕传》附长子《宾传》及张应昌《国朝诗铎》卷首《名氏爵里著作目》。）
夫河东君葬于常熟牧斋墓西数十步秋水阁之后（详见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康熙三年甲辰”条后附载），至今犹在，不解公燮何以有此语？岂徐宾曾有此议，未成事实，公燮遂误认为真事耶？若徐氏果有此议者，则其意亦与云美相似矣。
抑更有可论者，即关于《半塘雪诗》两首之内容是也。牧斋为文赋诗，韩、杜之外，兼崇欧、苏。《半塘雪诗》一题，既是和苏，自必与东坡诗集有密切关系。牧斋平生虽习读苏诗，然拈题咏物，仍当以分类之本为便。寅恪昔年笺证白香山《新乐府》，以为《七德舞》一篇，乃用吴兢《贞观政要》为骨干。其理由已详证释之矣。东坡之诗，今古流传，版本甚多，牧斋富有藏书，所见旧本自必不少。检钱遵王《述古堂书目·二·诗集类》载“《东坡集》王梅溪注二十卷”（参瞿凤起君编《虞山钱遵王藏书目录汇编·七·集部·诗集类》）。《天禄琳琅书目·六·元版集部》载：
《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宋苏轼著，王十朋集注，刘会孟批点，二十五卷。元柯九思藏本，明项元汴、本朝季振宜俱经收藏。
近年涵芬楼影印之宋务本堂刊本，即同此分类之本。但天禄琳琅本既经季沧苇收藏，季氏之书与遵王、牧斋直接间接相涉，则牧斋赋《半塘雪诗》曾取用此本，颇有可能。《绛云楼书目》中未载此书，牧斋殆以其为坊贾编撰，殊有脱误，弃不收录耶？牧斋固是博闻强记之人，但赋《半塘雪诗》时，究以分类之本较为省力。吾国类书之多，与此甚有关系。兹以轶出范围，可置不论。此题两首，虽同为咏雪之诗，然细绎之，其主旨所在，实有分别。前首指河东君与己身之关系，后首指周延儒与己身之关系。兹请依次略论之。
《半塘雪诗》前者第二句“萦席回帘拥钿车”出谢惠连《雪赋》“末萦盈于帷席”。又，“萦”字与后引《次韵晏殊壬午元日雪诗》第五句“试妆破晓萦香粉”之“萦”字有关。“钿车”又与后引《再次晏韵》诗第二句“油壁车应想玉珂”之“油壁车”及后引《献岁书怀》第一首第一句“香车帘阁思葱茏”之“香车”相涉。第一联“匝地杨枝联玉树，漫天柳絮搅琪花”，“杨柳”为河东君之姓，下句可参《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七·雨雪类·癸丑春分后雪》诗“却作漫天柳絮飞”及《有学集·十·红豆诗二集·后秋兴八首》之二“漫天离恨搅杨花”，其指河东君而言，辞语明显，实此首之主旨也。第二联“薰炉昵枕梁王赋，然烛裁书学士家”，上句钱遵王《注》已引《文选·一三》谢惠连《雪赋》“愿低帷以昵枕，念解佩而褫绅”，可不赘释。下句似用宋祁修《唐书》事。魏泰《东轩笔录·一一》云：
嘉佑中，禁林诸公皆入两府。是时，包孝肃公拯为三司使，宋景公祁守益州。二公风力名次最著人望，而不见用。京师谚语曰：“拨队为参政，成群作副枢。亏他包省主，闷杀宋尚书。”明年，包亦为枢密副使，而宋以翰林学士承旨召。景文道长安，以诗寄梁丞相，略曰：“梁王赋罢相如至，宣室釐残贾谊归。”盖谓差除两府，足方被召也。
同书一五云：
宋子京博学能文章，天资蕴藉，好游宴，以矜持自喜。晚年知成都府，带《唐书》于本任刊修，每宴罢，盥漱毕，开寝门，垂帘，燃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远近观者，皆知尚书修《唐书》矣。望之如神仙焉。
盖牧斋平生自负修史之才，又曾分撰《神宗实录》，并著有《太祖实录辨证》五卷。（详见《初学集》首程嘉燧《序》及同书一百零一至一百零五《太祖实录辨证》，并葛万里编《牧斋先生年谱》“天启元年辛酉”条，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天启元年辛酉”条及“五年乙丑”条等。）其以宋景文修《唐书》为比，颇为适合。又宋诗“梁王赋罢相如至”亦于牧斋有所启发。所以有此推测者，一因上句用谢惠连《雪赋》“低帷昵枕”之典。此赋首有：
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云繁。梁王不悦，游于兔园。乃置旨酒，命宾友，召邹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风于《卫诗》，咏南山于《周雅》，授简于司马大夫曰：“抽子秘思，骋子妍辞，侔色揣称，为寡人赋之。”
二因魏氏引景文诗有“梁王赋罢相如至”之句，与雪事间接相关。三因牧斋此首七、八两句用欧阳永叔咏雪故事，而欧、宋同是学士，又同为修《唐书》之人。（除《宋史》欧、宋两人本传外，可参涵芬楼百衲本《新唐书·一·高祖纪》及七六《后妃传》等所署欧、宋官衔。）四因宋子京在当时负宰相之望，而未入两府，与牧斋身世遭遇相类。五因景文修《唐书》时垂帘燃烛，媵婢夹侍，河东君亦文亦史，为共同修书最适当之女学士。《初学集》卷首载萧士玮《读牧翁集七则》之五云：
钱牧老语余言，每诗文成，举以示柳夫人，当得意处，夫人辄凝睇注视，赏咏终日。其于寸心得失之际，铢两不失毫发。余尝以李易安同赵德甫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则举杯大笑，或至茶覆怀中，不得饮而起。每思闺阁之内，安得有此快友，而夫人文心慧目，妙有识鉴似此，易安犹当让出一头地。惟朝云谓子瞻一肚皮不合时宜，此语真为知己。然则公与柳夫人，故当相视而笑也。
可以为证。虞山受老（此归恒轩恭上其师之尊号。今从之，盖所以见即在当日，老而不死之老，已不胜其多矣）拈笔时据此五因，遂不觉联想揉合构成此联下句“然烛裁书学士家”之辞欤？或谓《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四·妇女类·赵成伯家有丽人仆忝乡人不肯开樽徒吟春雪美句次韵一笑》诗：“试问高吟三十韵，何如低唱两三杯”句下自注云：
世言检死秀才，衣带上有《雪诗》三十韵。又云，陶穀学士买得党太尉家妓（寅恪案：党太尉即党进，事迹见《宋史·二百六十》本传），遇雪，陶取雪水烹团茶，谓妓曰：“党家应不识此。”妓曰：“彼粗人，安有此？但能于红绡暖帐中，浅斟低唱，吃羊羔儿酒。”陶嘿然惭其言。
据此，则牧斋所谓学士，指陶穀，或即东坡。但寅恪以陶、苏典故中，俱无“然烛裁书”之事，此说未必有当也。
第七句“却笑词人多白战”出《六一居士外集·雪（七古）》题下自注：
时在颍州作。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银等字，皆请勿用。
并《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七·雨雪类·聚星堂雪序》云：
元祐六年十一月一日，祷雨张龙公，得小雪，与客会饮聚星堂。忽忆欧阳文忠公作守时，雪中约客赋诗，禁体物语，于艰难中特出奇丽。尔来四十余年，莫有继者。仆以老门生继公后，虽不足追配先生，而宾客之美，殆不减当时。公之二子，又适在郡，故辄举前令，各赋一篇。
其诗云：
（上略。）当时号令君听取，白战不许持寸铁。
及同书同卷《江上值雪效欧阳体限不以盐玉鹤鹭絮蝶飞舞之类为比仍不使皓白洁素等字次子由韵》云：
（诗略。）
第八句“腰间十韵手频叉”，“十韵”之出处，恐是指《六一居士集·一三·对雪十韵》诗，至“腰间”一语，或即用上引东坡诗“试问高吟三十韵”句自注中“世言检死秀才，衣带上有《雪诗》三十韵”之典也。俟考。
《半塘雪诗》后首第一句“方璧玄珪密又纤”当出《文选·一三》谢惠连《雪赋》“既因方而为珪，亦遇圆而成璧”，但牧斋诗语殊难通解。岂由《尚书·禹贡》有“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及此首第七句“高山岁晚偏头白”，用刘禹锡诗“雪里高山头白早”语，因而牵混，误“圆”为“玄”。并仿《文选·一六》江文通《别赋》“心折骨惊”之例，造成此句耶？揆以牧斋平日记忆力之强，似不应健忘如此，颇疑此首第一联“从教镜里看增粉，不分空中拟撒盐”，表面用闺阁典故及东坡《癸丑春分后雪》诗“不分东君专节物”句（见《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七·雨雪类》），实际指己身与周延儒之关系。故下句暗用《尚书（伪古文）·说命·下》“若作和羹，尔惟盐梅”之语，意谓从教玉绳作相，而己身不分入阁也。当赋诗之时，心情激动，遂致成此难解之句欤？此首第七句及第八句“只许青松露一尖”，用《论语·子罕篇》“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语。盖以己身与阳羡相对照，意旨亦明显矣。
关于戈庄乐事迹，可参《初学集·四三·保砚斋记》及同书八二《庄乐居士命工采画阿弥陀佛偈》等，并前论牧斋《致李孟芳札》欲绝卖《汉书》与毛子晋事，及光绪修《常昭合志稿·三二·画家门》云：
戈汕，字庄乐。画法钩染细密，虽巨幅长卷，石纹松针，了了可辨。尝造蝶几，长短方圆，惟意所裁。叠则无多，张则满室。自二三客至数十，皆可用。亦善吟。
并郏兰坡（抡逵）《虞山画志·二》云：
戈汕，字庄乐，能诗，善篆籀。
等条。总之，戈氏此时当留居常熟，故牧斋赋诗亦在崇祯十四年冬季，出游归家度岁之时也。
又《辛巳除夕》诗，前已据其七、八两句，谓牧斋别河东君于苏州，独还家度岁。此诗第一联“昵枕薰香如昨夜，小窗宿火又新年”，乃追忆庚辰除夜偕河东君守岁我闻室中之事。上句指《辛巳元日》诗“茗碗薰炉殢曲房”之句。第二联“愁心爆竹难将去，永夕缸花只自圆”，下句指《（辛巳）上元夜泊舟虎丘西溪小饮沈璧甫斋中》柳诗“银缸当夕为君圆”，钱诗“烛花如月向人圆”。至此诗第二句“画尽寒灰拥被眠”，亦指辛巳上元夜钱诗“微雪疏帘炉火前”句。总而言之，《辛巳除夕》诗为今昔对比之作。景物不殊，人事顿异。牧斋拈笔时，其离合悲欢之感，可以想见矣。
兹移录《初学集·二十·上·东山诗集·三》崇祯十五年壬午元日至清明牧斋所作诗于下。盖以释证牧斋此时期内由常熟至苏州迎河东君返家，并略述与惠香一段故事也。
《壬午元日雨雪读晏元献公壬午岁元日雪诗次韵》云：
九天冻雨合银河，一夜飞霙照玉珂。扬絮柳催幡胜早，薄花梅入剪刀多。寒威尽扫黄巾垒，杀气平填黑水波。漫忆屯边饶铁甲，西园钟鼓意如何？
《次前韵》云：
玉尘侵夜断星河，油璧车应想玉珂。历乱梅魂辞树早，迷离柳眼著花多。试妆破晓萦香粉，恨别先春罩绿波。一曲幽兰正相俪，薰炉明烛奈君何。
《献岁书怀二首》，其一云：
香车帘阁思葱茏，旋喜新年乐事同。兰叶俏将回淑气，柳条刚欲泛春风。封题酒瓮拈重碧，嘱累花幡护小红。几树官梅禁冷蕊，待君佳句发芳丛。
其二云：
香残漏永梦依稀，网户疏窗待汝归。四壁图书谁料理，满庭兰蕙欲芳菲。梅花曲里催游骑，杨柳风前试夹衣。传语雕笼好鹦鹉，莫随啁哳羡群飞。
寅恪案：上列四诗，第一首指周延儒，其余三首则为河东君而作。牧斋此时憎鹅笼公而爱河东君。其在明南都未倾覆以前，虽不必以老归空门为烟幕弹，然早已博通内典，于释氏“冤亲平等”之说，必所习闻。寅恪尝怪玉谿生徘徊牛、李两党之间，赋咏《柳枝》《燕台》诸句。但检其《集》中又有“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之语（见《李义山诗集·下·北青萝》），可见能知而不能行者，匪独牧斋一人，此古今所同慨也。
前论牧斋《半塘雪诗》，前首指河东君与己身之关系，后首指周延儒与己身之关系。《次韵晏同叔壬午元日雪》诗指鹅笼公，《次前韵》诗，则为河东君而作。由是言之，此两首即补充《半塘雪诗》之所未备者，《壬午元日》诗七、八两句“漫忆屯边饶铁甲，西园钟鼓意如何”，钱遵王《注》已引魏泰《东轩笔录》以释之，自可不赘。第二句“一夜飞霙照玉珂”之“玉珂”，用岑嘉州《和祠部王员外雪后早期即事》诗“色借玉珂迷晓骑，光添银烛晃朝衣”之典（见《全唐诗·第三函·岑参·四》），乃指京师百官早朝而言，玉绳时为首辅，应居班首。与《次前韵》第二句“油璧车应想玉珂”之“玉珂”，用《李娃传》“自平康东门入，将访友于西南，至鸣珂曲”之典，乃指如汧国夫人身份之河东君言，且暗以坠鞭之人自许。故“玉珂”二字，虽两诗同用，然所指之人各殊。牧斋赋诗精切，于此可证。第二联上句“黄巾”指李、张，下句“黑水”指建州，盖谓玉绳无安内攘外之才，今居首辅之位，亦即《病榻消寒杂咏》第十三首“都将柱地擎天事，付与搔头拭舌人”之意也。